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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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图：1939年秋在香港。左起：陈小彭、陈寅恪、唐筼、陈美延（前小童）、陈流求。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图）
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作者：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前途未卜
1945秋至1946年春，父亲在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诊治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视力略有改善，但未能复明。就医期间，父亲时常与Duke-Elder大夫交谈，相互十分投缘，后来主刀大夫主动提出不收手术费，令父亲非常感动。在英国治疗期间，邵循正、熊式一等多位友人常来探视并帮助写信、念报、读小说及做种种杂事。由于目疾未愈，父亲正式辞去牛津大学教职，候船归国。
1946年春天，父亲搭乘Priam轮横越大西洋绕道美国，是因为当时对美国医师能否进一步治疗自己的眼疾，还抱有一丝希望。本年1月，在纽约的胡适，曾建议父亲到纽约哥伦比亚眼科中心诊治，并要了Duke-Elder所写的寅恪在英国治眼的最后意见书，征询哥大专家有无挽救之方。哥大眼科中心的Mc.Nic大夫与同院专家研究后答复说，Duke-Elder尚且无法，我们如何能补救？4月16日，航抵美国东海岸纽约，停泊在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胡适请全汉升带一信送到船上，告知这个坏消息，左眼复明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父亲很觉悲哀。故船抵纽约，便留在船舱休息，没有上岸。4月19日，老朋友赵元任夫妇和周一良、杨联升听说父亲到了纽约，登舟相会。
父亲国外游学十余年，不只一次航行经过酷热的苏伊士运河，而乘海轮通过巴拿马运河－－全球最长的水闸式运河，由大西洋到太平洋，平生唯有此次。由于两大洋水平面有差异，轮船在运河中需上升三个“台阶”，然后再降三级，才到彼洋。父亲在感受船身升降“台阶”的同时，听船上人描述过闸，饶有兴趣。父亲所乘的轮船经美国西海岸，横渡太平洋，于5月末抵达上海。而此时母亲及我们姊妹尚滞留四川，等待交通工具，未能出川。
同年6月，王锺翰老师与我们家四口人，一同乘敞篷卡车由成都到重庆。将要到达时，卡车与对面来车错车，一个急刹车，流求的头部被碰撞，短暂丧失意识。到重庆的医院急诊，诊断为脑震荡，医嘱卧床休息观察。王老师同路到重庆后，旋即回湖南老家探望母亲，不久赴美留学。母亲和我们暂住九姑原在重庆观音岩的家，等候江轮东下南京。复员人数众多，交通拥挤，船票难求。在等船票的过程中，小彭、美延接连出麻疹，母亲又是一番辛苦。此时俞家三舅婆心杏老人、九姑及表兄弟已先行去南京安顿新家，大维姑父因公务有时在渝。八叔登恪一家也从乐山武汉大学来到重庆，候船回武汉。大家好不容易才得到船票，高高兴兴地挤上一艘首次下水的新木轮，船刚起锚，可能由于严重超载，即倾斜进水，不能航行，乘客只得重回码头上岸。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去中央研究院驻渝办事处开具证明，购买飞机票。母亲在渝每日频繁上下山坡，旧病发作。流求天天到售票处问讯，等候购买机票。排了许多天“号”，才买到8月6日、7日分两天飞的三张全票一张半票，流求送小彭、美延登机时和美延同乘一辆人力车，向珊瑚坝机场行进。下坡途中，突然被一辆同方向行驶的吉普车擦碰了一下，人力车向路边侧翻，拉车及乘车人都甩了出去，摔在长满乱草的泥地上，吓得不轻，幸而没有大碍；次日母亲、流求始飞抵南京。这是我们第一次坐飞机，心里有些紧张，生怕患有心脏病的母亲不能适应高空环境，因当时飞机舱内未提供氧气服务，也无空气调节设备，听说患心脏病及高血压者乘坐飞机有风险。复员途中的磕磕绊绊，是还乡人群常遇到的情况，多数人的心情比逃难时平和，但我们家因父亲疗治眼疾彻底失败，成为盲人的一家之长前途未卜，孩子们皆未成年，家中气氛并不轻松。
在清华校园，父亲是一名盲人教授
母亲及我们姐妹，在与父亲离别一年之后，又在南京萨家湾南祖师庵七号九姑寓所团聚了。此时我们的父辈陈家兄弟姐妹六人中，康晦姑随新午姑出川至宁不久，父亲寅恪刚由英伦返国，七叔方恪早在南京居住，远在庐山的五伯隆恪、武汉的八叔登恪也都赶来南京相会，这是抗战胜利后的一次大团圆。每天晚餐后，父亲总邀大家到自己暂住之室“煮粥”，即共话家常，这个房间比较僻静，也不干扰别人。六兄妹商议尽快将祖父灵榇南运，与祖母合葬杭州。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此后我们的父辈又天各一方。

图：1946年于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宅，抗战胜利后陈家兄妹大团聚合影。后排左起陈方恪、陈登恪、孔紫萸、陈隆恪、陈寅恪、陈康晦；前排左起唐筼、陈新午、陈美延、陈双枝。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图）
到南京后，父亲须要决定行止，是留在南京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还是北上清华任教。最后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书，重回老朋友众多且熟悉的清华园。未在南京工作，是否与父亲一贯不愿生活在政治中心（首都），有些关系？
重返清华园，父亲已是一名盲人教授，11月又开始授课，讲堂设在家中最西边的狭长大房间内，校方搬来一块较大的木制黑板及若干张课桌椅，父亲坐在黑板旁一张藤椅上讲授。开课前，原“助理教學工作所聘徐高阮君”，因故未能按时到任，父亲写信给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请求支持，“暫請北京大學研究助教王永興君代理至徐君就職時止”。不久，郑天挺主任又派北大教师汪篯君来帮助工作，清华再派陈庆华君来任助手。三位助手分工大致为：王先生主要负责授课有关工作；汪先生重点在研究方面；陈先生则管涉及外语部分。早上王先生先到，离去后，陈先生来工作，由于工作结束已过食堂开饭时间，所以须在我家午膳后才回去。而汪先生的工作时间只能排在下午和傍晚了，下午汪先生常陪父亲散步，边散步边讨论业务，工作散步两不误。由于王、汪二位均非清华教员，不能在清华参加分配住房，后来学校替王先生租赁了离我家较近的校外居所，便于早上赶到（那时由城内到西郊清华的交通极不方便）；汪先生则住我家教室黑板后面，用布帘隔开的小间里。父亲仍继续担任燕京大学研究生刘适的导师，刘先生隔两天下午来一次。另外，父亲还指导清华大学研究生王忠，及1947年考入清华的研究生艾天秩。父亲仍如既往，要了解世界学术动态，除陈庆华先生要读西文杂志外，周一良教授也有时来家叙谈并译读日文杂志、论文。
父亲备课、上课发给学生的讲义主要是讲授时援引的史料原文，这些史料都是从常见史书中所摘取，至于如何考证史料真伪，如何层层剖析讲解这些材料，而不断章取义、歪曲武断，做到水到渠成地提出他的论点，则全装在自己脑中，未见他写过讲稿。若写，就是有“引文（数据、论据）”有“寅恪案（本人观点）”的论文。关于他的著述，石泉（原名刘适）、李涵（原名缪希相）教授在怀念文章中写道：陈师治学态度十分谨严，既有开拓性的学术眼光，又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极普通的史料中，发现别人所未发现的问题，而不靠掌握珍稀罕见的材料取胜。考证极精，又绝非烦琐；所考问题小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他厌烦繁复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师虽掌握极丰富材料，但绝不广征博引以自炫，只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简练。
父亲对研究生的学业及论文撰写，一贯亲自指导、严格要求，目盲后仍然如此，不假借助手。父亲指导刘适在1948年夏完成了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论文五十年后得以出版，刘适在自序中述及论文写作的过程：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看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节、章，则读与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必须先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论文时，力求精炼。尤注意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记载有出入者，须认真鉴定，确证为史实者，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解答，至澄清各种可能的歧见，始同意此部分定稿。
这样，父亲双目失明后近两年，在同事、朋友协助下，依靠耳听（他人读资料）、口述（由他人记录）的方式，继续安排全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们常听父亲说，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尽力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万绳楠教授，在他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前言中也谈到：陈老师治学，能将文、史、哲、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研究，互相发明，因而能不断提出新问题、新见解、新发现。每一个新见解、新发现，都有众多史料作根据，科学性、说服力很强，不断把史学推向前进。
胡适帮助父亲卖书换美金买煤取暖
父亲年轻时就喜欢京剧和外国歌剧，失明后全靠耳听，家中没有能放唱片的留声机，但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它成了父亲工作之余的宠儿。无奈收音机的收听效果不佳，于是请一位工学院的年轻老师来帮助调试，美延已忘记他的姓名，只记得他湖南口音重，将“铜”说成“teng”。他加装了一条天线，是用长铜线在室内沿壁环绕后再伸向室外，从此声音清晰许多，父亲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北平的鼠患不如成都猖狂，父亲一如既往地宠爱猫咪，成为猫的“保护伞”。每逢将近中午时，陈庆华先生正在念读外文资料时，猫饿了就吵闹，父亲必定唤家人赶快喂猫，因为父亲从来不准虐待家禽家畜，更不允许打猫，于是猫就养成习惯，一饿了就只对着父亲喵喵地叫。我们家有只纯白金银眼的猫也很“有名”，一次母亲到离家一里多路的杂货铺买东西，店里人竟对母亲说：你们家的猫刚才来过这里啦。
北平的冬天寒冷，室内需要生煤炉取暖，学校恢复后经费支绌，各家自行筹措解决取暖。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得知我家经济困窘，而父亲又最畏寒，购煤款无从筹措，便想法帮助老友渡此难关，于是商定，父亲将自己所有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方面极为珍贵的书籍，如《圣彼德堡梵德大词典》“巴利文藏经、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胡适伯父要北大以美金支付书款，免得我们拿到法币，瞬间贬值。这笔钱除买煤外，还贴补了家用。母亲对我们讲过：父亲在国外省吃俭用购回的这批珍贵书籍，目盲后无法再阅读，而父亲以前的一位学生，当时已可以自立门户，就把有关内容的书籍交付给他了。北大复员后新成立东方语言学系，有研究东方语言的青年学者，能让这些书发挥作用，所以并不计较书款多少，售价是否抵值。
图：1947年陈寅恪穿棉袍立于新林院52号院内大阳台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图）
丙戌年除夕（1947年1月21日），让美延很开心的是除夕团年饭吃了一顿白米饭！在北平日常每顿都吃粗粮做的丝糕、小米粥、窝头，当然按现今营养观点，皆属佳品。这是抗战胜利后重返故园的第一个旧历年，对父母而言，心中忧多于喜，可是美延当时并不体会父母的心情。父亲曾用东坡韵记这年的上元节：
丁亥元夕用東坡韻
萬里烽煙慘澹天，照人明月為誰妍。
觀兵已抉城門目，求藥空回海國船。
階上魚龍迷戲舞，詞中梅柳泣華年。
光緒庚子元夕，先母授以姜白石詞“柳慳梅小未教知”之句。
舊京節物承平夢，未忍怱怱過上元。
1948年的上元节（1948年2月24日），母亲特地买了几筒烟花在前院门口燃放，增加了不少传统节日气氛。还叫上邻近小朋友、美延同学一起来观看助兴，小孩子都很开心。父亲用东坡韵作诗纪念这个上元节：
戊子元夕放燄火呼鄰舍兒童聚觀用東坡韻作詩紀之
火樹銀花映碧天，可憐只博片時妍。羣兒正賭長安社，舉國如乘下瀨船。
坡老詩篇懷舊俗，杜陵鼙鼓厭衰年。新春不在人間世，夢覓殘梅作上元。
交通部长俞大维带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机离开北平
1948年12月，战火逼近北平。13日星期一上午，清华大学及附属成志小学各年级的师生正在上课，流求、美延分别在自己教室里听课。大约10点到11点钟时，隆隆炮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老师宣布停课，叫小学生们回家去别乱跑。流求骑车回家，见母亲、美延正忙着收捡几件随身换洗内衣，以及父亲的文稿箱等。父母告知，听说傅作义军队将要在清华驻防，这里难免有炮火，父亲是盲人，不像正常人行动灵便，我们得赶快进城，到大伯母家暂避。母亲找来一辆汽车，匆忙吃点东西，汪篯原住在我们家中未离开，父亲在他搀扶下上了车，并托他暂时照看几天这个家，待时局稳定，我们就马上回来，汪先生目送我们的车子开走。虽然父亲不久前有去南方的想法，但在这一天如此仓促地离开清华园，纯属临时决定。前一天12日是星期天，流求、美延都在家，全家没有说起也未作任何离开的准备，这次也只是打算去城里大伯母家暂住几天，所以每人只有身上穿的一套冬衣，其他衣物都没有带。车快到旧校门，遇上陈庆华，他正骑着自行车往我家来，于是告诉他，我们现在进城避几天炮火。此次，汪篯、陈庆华两位先生看见我们离开。当日在大伯母家过夜。
第二天，胡适伯父请邓广铭先生寻找我们。邓先生通过俞大缜表姑才问到大伯母家地址，找到我们，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胡适等，交通部长俞大维带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机离开战火中的北平。父母与新午姑、大维姑父向来关系至为密切，相知笃深，听闻邓先生此话，稍作考虑后便随邓先生往胡适寓所，愿与胡先生同机飞离。据说飞机已降落南苑军用机场，遂驱车至宣武门，守军不让出城，于是仍折回胡宅。胡伯母招待我们吃晚饭并住下，胡伯父则忙得不可开交，不是电话便是有人来找或是安排事情。这时，流求表示不愿离开北平，同学们都留校迎接解放，而且考上清华不容易，走了恐怕很难再回清华读书，非常可惜。母亲对她说：现在是烽烟四起的紧急时刻，父亲失明、母亲有心脏病，美延年龄还小又瘦弱，如果你不和我们在一起走，连个提文稿箱、搀扶父亲的人都没有，何况这次是大维姑父传话来接我们离开北平，也是亲人的一番好意。流求本来执意不走，后经母亲反复劝说，觉得母亲的话确是道出家中实际困难，很有道理，自己有责任替母亲分忧，九姑和姑父一贯待自己如同亲生，想到这些，决定和父母一起登机。这天夜里，父亲与郑天挺、邓广铭两位伯父彻夜长谈，几乎没有睡觉。
15日上午，胡伯父、伯母与我们再往南苑机场，上了一架机舱两侧各有一排座位的飞机，我们的行李很少，仅有仓促离开清华时带的那一点点。同机还有一些不相识的乘客，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南京明故宫机场。父亲匆匆离平，自忖将与故都永诀，心绪万千，有诗记此次变故：
戊子陽曆十二月十五日於北平中南海公園勤政殿門前登車至南苑乘飛機途中作並寄親友
臨老三回值亂離，北平蘆溝橋事變、香港太平洋戰爭及此次蔡威淚盡血猶垂。
衆生顛倒誠何説，殘命維持轉自疑。去眼池臺成永訣，銷魂巷陌記當時。
北歸一夢原知短，如此怱怱更可悲。
最后二十年，父亲定居广州
1949年1月16日，父母带着小彭、美延登上招商局海轮秋瑾号出吴淞口，海上航行三天，19日先暂泊珠江口虎门附近，海中错落点缀着苍翠小岛，成群白色海鸥低飞鸣叫，开阔的江口与大海融为一体。秋瑾号最后驶入珠江口黄埔港靠岸。温暖如春的气候，令人忘却三天前离开上海时的严寒。岭南大学陈序经校长派办公室的卢华焕先生，坐学校的小轮船（那时广州话称“电船”）到海轮边来接，因卢先生曾见过父亲，故而相识。与卢先生同来的陈津师傅身材高大，年轻力壮，将父亲从秋瑾号背到电船上，溯江至岭南大学北门码头。一上岸，但见路旁浓绿枝叶衬托的大红花迎风怒放，使我们几个离别香港七年的北客惊诧不已。再往前行，头顶榕树密荫遮阳，景色犹如北方的夏天。走到校内西南区52号，即“九家村仰光屋”楼下，安顿下来。父亲有诗赋记此行，题为：《丙戌春旅居英倫療治目疾無效取海道東歸戊子冬復由上海乘輪至廣州感賦陽曆一月十六日由滬發十九日抵穗》。
1949年1月29日，抵达广州十天后，于岭南过了第一个旧历新年，父亲无限感慨赋诗纪念：
己丑元旦作時居廣州康樂九家村
無端來作嶺南人，朱菊黃蕉鬭歲新。食蛤那知今日事，買花追惜少年春。
一生心苦誰同喻，數卷書存任更貧。獨臥荒村驚節物，可憐空負病殘身。
旧历年刚过，九姑夫妇从上海飞往广州，流求到机场送别。在广州，父亲与姑父母经常见面、深谈。这是他们兄妹、表兄弟一生最后的聚会。姑父决定离开大陆，而父亲留在广州的心意已定，两人在穗也曾多次分析局势，详谈各人行止、今后考虑。那年春季姑父姑母到香港，与我们家偶尔还有联系。他们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后往台湾，从此音讯阻隔。
父亲中年后目盲体衰，尤其在逃难期间贫病交加，遇到“大难”时，新午姑、大维姑父就会主动伸出援手，尽量帮助。这固然是因由于亲情，更是出于他们夫妇对中华数千年历史文明的爱戴，认为父亲的学术研究对于传承发扬我国悠久文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给予支持。1969年10月父亲在广州去世，消息传到台湾，1970年3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行悼念活动，李济所长邀请姑父参加，会上他作了感人至深的发言（详见本书附录，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据小济相告，姑父在台上讲述时泣不成声，台下父亲的老友也泪流满面。我们姊妹感到，新午姑、大维姑父在大家庭同辈中，与父亲最为知心。新午姑1981年10月9日病逝，大维姑父1993年7月8日亦病逝于台北。我们的心愿是今生能去金门俞大维先生纪念馆拜祭，谨表一份感恩之情。
双亲寓居岭南二十载，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年月，父亲依旧教学、撰文，直至被迫停止讲课。父亲已经适应了目盲的生活和工作，不幸刚过古稀之后，又遭股骨颈骨折的厄运，目盲、体残后仍坚持著述，并在学术上继续有所贡献。在两老年事益高，身体愈衰的垂暮之岁，父亲能做到伤残老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母亲的功劳绝不可没，尤其在晚年更为突出。随着日月流逝，我们姐妹对母亲的作为，有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对母亲更加崇敬。－－选自 《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将出版。限于版面，有部分删节。文章标题、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应作者要求，文中凡涉及陈寅恪著作篇名及引文的部分均用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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