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缘何害怕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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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平缘何害怕写作？


思郁

　　黄子平出版的书书名定为《害怕写作》，翻阅其中却发现了一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喜欢阅读》，真是相映成趣。在喜欢与害怕之间，我偷窥到了作者夹杂在阅读和写作之间无以言语的苦楚。喜欢阅读倒是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说害怕写作呢？难道是要延续中国自孔子起的述而不作的传统么？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就容易猜透的，携着满腹的疑窦，我开始迷失在沉重的阅读旅程当中……
　　阅读与写作通常构成了一位学者学问生涯中无可替代的两极，衔接它们的是思考。阅读、思考、写作本来是一气呵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作者的学问生涯中，作为结果或者说成果的最后集大成阶段——写作阶段，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一个“害怕”二字旁人可以说看出了作者某种意义上的调侃意味，但是我却看出了作者在面对写作时犹豫不决的心态。这种“害怕”不是因为自己学识、学养的不足，更不是自己阅读的迷失和思考的困顿，而是出于一种对写作完成之后抛向公共领域不确定的恐惧。比如，它出版后会有什么意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的受众将会是什么样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不确定。其实，在阅读、思考和写作过程当中，那个阶段的作品还是私人性质意义上的影响，所以作为写作者是可以掌控的，而一旦写作完成并发表出版的话，就意味着由私人领域进入了公共讨论的领域，它参与其中使性质大变。最可怕的是就是流通到公共领域的这个阶段，写作的性质已经面目全非，由写作到讨论，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力之争，而这种权力之争最终无法由写作者控制。这时候的写作就是一种失控的写作，它的意义和影响无从得知，写作者也只有听天由命的份儿。
　　这样说好像有些危言耸听的宿命论的味道。但是不得不承认，进入公共领域的写作，确实由一支看不见的手掌控。它纳入何种话语讨论，参与何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公众会对此作出何等千奇百怪的解释，无论作者、公众还是写作完成的文本都无从得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子平说老老实实的说“害怕写作”比那些对此问题视而不见的学者都要值得我的尊敬。毕竟这是一个基本存在的事实，也是写作者无时无刻都要面对的问题。借用一句经典语录，提出问题永远都比解决问题重要的多。“害怕写作”是一种审慎的写作态度，也是一种对文本和公众负责的态度。“害怕写作”不是放弃写作，恰恰相反，正如黄子平书中所言，害怕和喜欢是需要一起论说的。因为害怕所以喜欢，也因为喜欢所以害怕。害怕写作是对公众而言，喜欢写作是对文本而言，两者并不矛盾。
　　事实上，对已经完成的写作而言，写作者都有一种期待的心理作祟，但是这种期待并不坦然反而有些忐忑不安。完成的写作，即是一个自足的文本。文本进入公共领域参与一种话语权力的建构或者争夺。这个时候自足的文本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文本，吸纳、遗弃、丰满、接近完美就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文本，承载了话语权力场域搏斗痕迹的文本。这样的文本不是由原来的写作者完成的，而是由公众重新书就的面目全非的文本。单纯的写作和话语权力之间注定要有一场生死搏斗，而结果注定是写作臣服于权力话语。这种无奈的惨淡结局是写作者的宿命，福柯关于权力无处不在的论述在写作与话语权力之争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黄子平在《害怕写作》中已经为写作臣服于权力的论题提供了更切实际的论据。尽管那些论述颇有调侃的意味，但是那种所谓的“我一不晕车二不晕船三不晕飞机，就是晕表格”的描述恰恰是当代学院派学人面临的真实尴尬境域。记得和作者同在香港教书的甘阳在一篇访谈中也曾有此抱怨，说现在大学中学者的评价标准并不是看你的研究成果而是看是否你能找来钱拉来关系，能承担国家级项目资金的人才是好学者，这样以来真正做出的学问倒是没有人注意了。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根深蒂固的弊病，也是写作臣服权力的最好的证明，不过这种权力已经不单单是话语权力了，而是现实中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和自己的实际利益相关的权力。学问沦为了权力争夺的工具，阅读的意义在哪里，思考的意义在哪里，最重要的写作的目的在哪里，这些问题解答不出，也就难怪说喜欢阅读的人都开始害怕写作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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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平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士及文学硕士。曾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曾分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芝加哥社会心理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及浙江大学文学院作访问研究。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要著作：

　　《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及《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等。参与编著的有《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中国小说》年选及《中国小说与宗教》等。

　　我去年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害怕写作》。学生都笑说，黄老师害怕写作，又写了一本出来，要是不害怕不知会怎样。其实，要是不害怕，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害怕得跟喜欢一块儿说，正因为喜欢，所以会害怕，没包含了害怕的喜欢，不是真喜欢。
　　读书有好习惯，有坏习惯，我读书的好习惯和坏习惯很小就养成了。

读书的好习惯和坏习惯

　　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组织上批准母亲带着我们哥俩儿，到粤东深山的一个林场去探访四年未见面的父亲。那是一个饥馑的年头。晚上见面的时候，父亲介绍他的场友说，这位姚伯伯前些天煮赖蛤蟆充饥没把毒腺挑干净，差点中毒送命，昨天才缓过气来。这些在大茅屋里打通铺，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四肢浮肿的汉子，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有帽”之人，右派分子。他们白天干活，晚上却都在油灯下各自看书。姚伯伯当年曾在这山中打过游击，没想到旧地重游是来接受“改造”。他看我这12岁小孩对他正在读的书感兴趣，就说白天可以拿去翻翻。可能因为姚伯伯的威信高，后来所有的场友都允许我白天随便翻读他们稻草通铺上的枕边书。
　　那是我囫囵吞枣读书最多的一个暑假。先找小说读，我记得有《堂吉诃德》和《悲惨世界》，接着读了几本“很像”小说的书，《爱弥儿》《波斯人信札》。外国诗歌有《普希金诗选》，不过觉得书中的“别尔金小说”要好看得多。长诗《唐璜》翻了翻就算了，不过插图真的很吸引，我第一次见识了宫廷舞会和海盗船之类。古书我专找白话的或有“今译”的，我记得读了《水浒后传》《四游记》和《屈原赋今译》。《小逻辑》一早就放弃了，小学毕业生读不懂的书太多了，我也没觉得气馁。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一群最好的老师就在自己的面前：因为直言犯上而沦落深山的革命前辈、教师、学者、工程师……父亲不让我用太多愚蠢的问题打扰白天已经累得半死的大人们，我被迫采取的读书方法很简单：不懂就跳过去。后来我才知道陶渊明早就这么干了，“好读书，不求甚解。”
　　好习惯就是那时候形成的，我读别人的书特别小心，真的是“捧读”，捧着读，不涂不划不折页。到现在我从图书馆借到的书，看到有人在书上乱划，还是特别生气，何况划的往往又不是地方！当然读书的坏习惯也是那时候给养成的，除了不求甚解，还有就是同时翻开几本不同门类的书交替着读，这本读几页，那本读一章，有时把不同的书的内容混在了一起，煮成一锅粥。用现在的话说，在脑子里“跨科际整合”了。再就是读得很快，总觉得暑假快完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一跳一跳的真能一目十行。很多年以后我才读到有关“速读法”的书，发现我小时候的读法有点无师自通。读得快的好处其实受用无穷。我在海南岛插队八年，到处找书读。星期天走几十里山路到隔邻的农场借到一本书，通常要用好书去交换，我有一本磨破封皮的《牛虻》，用它换到不少好书来看，后来终于不知去向。书借回来后一帮场友就轮流请病假在蚊帐里接力读，到了星期天还得再走几十里山路去还书。我因为读得快，一般请个半天假也就够了，队长从来也没有起疑心。如今我常跟学生说要学会“速读法”，他们总是用将信将疑的眼光望着我。不光是因为知识爆炸的年代读慢了读不过来，更重要的是读书要是没有“快”感，那是自找罪受。当然，有不少书需要精读，那就细细地精读。

一本书总是通向另一本书

　　80年代《读书》杂志在北京创刊，第一期的重头文章叫《读书无禁区》。这在现在是常识了，当年据说发这稿子还都捏着一把汗。一本书总是通向另一本书，读书怎么可能有禁区呢？插队那会儿只让读“老三篇”，可是《为人民服务》一开始就提到司马迁和《史记》，《愚公移山》直接从《列子》那里用典，《纪念白求恩》，你总得让人家知道“加拿大”不等于“大家拿”吧。70年代开始开了几个口子让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读点书，不用躲在蚊帐里读。一是可以读马列，我那几年还真啃了不少马列经典，最喜欢的篇章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气势如虹，文采斐然呵。但是队里的支书跟别人说，这人马列读得多，思想还是很落后，不求上进。多年以后，我听说隔邻农场有几个知青成立了马列读书小组，被打成反革命给抓起来了，关了几年才平反。真是有点后怕！读马列的结果是通向西方古典哲学，黑格尔、康德、杜林、马赫，一条线可以一直推到古希腊。另一个口子是“批林批孔”和“批水浒”，趁机读了多少中国古典文史著作啊。记得1977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第一堂“中国文学史”，系里老师先来了个“摸底考试”，怕这些人荒废了十年基础太差了。题目有点难，没想到成绩都还不错。我看80年代以后冒出来的文史哲专家学者，没准都是当年读马列和批这批那打下的底子。

积习难移：读百家书

　　在北大读书，图书馆很不好用。那年月还没有计算机系统，查书号得站在卡片柜那里一张一张翻找。本科生一次借十本。你填好十张书单递进去，馆员到书库里帮你取书。等了半天，运气好，十本里能出来两本。运气不好，一本也没有。连查书号带等人取书，浪费很多时间。我住的宿舍是个大间，一屋子摆了六张双层床住了十一位同学。我读书的坏习惯又发挥了作用，干脆，读另外十位同学借回来摆在个人桌上的书好了。每个同学读书的兴趣不同，论文题目不同，反正我是兼容并包，什么书都能开卷就读，而且读得比真正的借书人本人还快。上铺的老宋做郁达夫，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基本上他看过的我也看过了。邻床的梁左是我们班的“小红学家”，我的“红学”知识全从他借的几十本书中来。积习难移读百家书，好处是知识面比较广，视野不那么狭窄。坏处当然是什么都浅。大四那年做毕业论文，同屋的哥们儿的题目我都能参谋几句，可他们也没把跟我的讨论当真。
　　真的有系统地读书，还是研究生阶段才开始。我跟季红真、张志忠是谢冕教授的三位“开山弟子”，谢老师的见面礼是一张两百本书的必读书单，不光要一本一本读，还要定期交读书报告。好在两百本里大部分是现当代的诗集，“诗是浪费纸张的文体”，可以读得飞快。王瑶先生的研究生也是两百本，可大部分是小说，一本一本老厚的，就特别羡慕我们。那年头朦胧诗正红火，谢老师被算在“三个崛起”里头狠挨批，做学生的都替他担心。他倒一直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对中国新诗的前景充满信心。最奇怪的是，当年批他最凶的论敌，他们的诗集都一视同仁列在那两百本里让学生好好读哩。
　　不知现在怎样了，当年在北大念书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旁听所有的课。哪个系的哪门课讲得好，学生自有口碑，于是蜂拥而至，不求学分，但求耳福。我听过哲学系、历史系、东方语言文学系、国际政治系、法律系的课，不一定听到底，总是领略过了。读研究生的第二年，俄语系的彭克巽教授开了一门专题课“陀斯妥耶夫斯基研究”，他一定很奇怪，只有中文系谢冕教授的这三个研究生来修读。那门课让我弄明白了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而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现代主义，两者的区别是19世纪与20世纪的区别。更重要的当然是巴赫金的“长篇小说诗学”“复调理论”的介绍，让我一下子开了窍。最感动的当然是巴赫金这个连连遭难的残疾人，一辈子在被孤立被隔离的状态中生活，却毕生致力于阐明一种“对话哲学”。

“灰阑”中的叙述

　　研究生毕业，老师们都想留我在中文系任教，但碰到了某种阻力。后来他们很巧妙地安排我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当了两年编辑，等“阻力”自然消失了才把我调回系里。多年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似乎跟老师们有默契，无论调进调出都非常爽快。在中文系教了四年“中国当代文学”，正好有机会到芝加哥大学访问进修，就出国了。在芝加哥我做的题目是“革命·历史·小说”，站在图书馆里，我非常吃惊地第一次看到，海峡两岸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民国史小说”亲兄弟一样肩并肩插在同一个书架上。说它们是“亲兄弟”一点也没夸张，立场虽然相反，情节、人物、修辞却同出一辙。交替着重读这些小说是一次难得的阅读经验，战争、革命、历史、百姓、苦难，这些抽象的名词突然血肉饱满地“立”了起来。这研究的成果后来在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国内版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书名叫《灰阑中的叙述》。“灰阑”用的是包公案里的典故，就是石灰圈子的意思。这个典故源远流长，弄比较文学的人都很熟悉，从《旧约》所罗门王一直到20世纪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我用这个典故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几百年了，圈子外边的人都滔滔不绝，什么时候轮到“灰阑”中人发声呢？有朋友曾经担心我这书名起得不好影响销路，后来好像是说已经绝版不容易买到了。
　　在香港教书、写作，转眼12年了。现在发愁的是书越买越多，读书的速度却越来越慢了。历史真会开我们这一代人的玩笑。就像长身体最能吃的年代没有东西吃，如今满桌琳琅，遵医嘱，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尝。读书也是这样，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一书难求，如今坐拥书城，却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来读书，连惯用的“速读”也对付不了。最近还得上网，我发现“读网”的方法倒与我少年时代的坏习惯有某种相通之处，一跳一跳的，从一个主题奔向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主题，交替阅读，关键就看你是不是善于“科际整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