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与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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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周作人身后别人为他编的书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我本人即受到影响，此处却无须多谈。却说《知堂书话》前后出过三种版本，编法有所不同，书名都是一个；编者在序里说：“《知堂书话》的书名是我取的。”知堂自己的确不曾用过“书话”这一说法。查《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均无“书话”条目。据说此乃阿英首创；成就一种文体，则应归功于唐弢。不过唐著甫面世时，只题《书话》，似乎并无“为天下法”之意；嗣后别有类似之作，才改为《晦庵书话》。目下此类作品甚多，大多沿袭该书写法。要而言之，不外乎唐氏所说，具备“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和“一点抒情”。但是这却不足以规范周作人。我曾称其为“书话大家”，现在想来并不妥当。或者说，“书话”本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即唐弢那类写法，广义则凡与书有关之作皆可称为“书话”。周氏自谓：“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夜读抄·后记》）如此，冠以这一名目亦无不可。对于此类文章，周氏另有说法。《书房一角·原序》云：“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夜读抄》以后各集，大率如此。以前引唐说对照周文，往往限于“事实”与“观点”，惟不止“一点”耳；所作别有文采，虽然正与“抒情”相反；至于“掌故”，或为“书话”最重要之因素，在周文中分量并不算大。此即“看书偶记”与狭义的“书话”区别所在。周氏1928年作《闭户读书论》，其中有云：“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十六年后作《灯下读书论》，则归结为：“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其间所撰大量“看书偶记”，乃是“吾道一以贯之”。凡此种种，求诸他人“书话”，几不可得。彼此本非一路，是以毋置高下；然而此书虽冠名“书话”，读者还当别具只眼。以“闲适”论，“书话”多半有些闲适，知堂文章却未必闲适也。     当然周氏所写“看书偶记”，也可分为两类。从前我写文章说，周氏之作，表述思想者固然很多，也有不少旨在单纯介绍。其中涉及外国文学或思想时，所举例子大都直接译自原文；谈到中国古代一些笔记，原著大家往往难得读到，作者特为披沙拣金，摘录若干。借用唐弢的话，或限于“事实”；或不限于“事实”，进而阐发“观点”。相对而言，似以后者价值更大。遍读这部《知堂书话》，即可知晓就中区别。此外还要强调一点，虽然此书前勒口文字称：“《知堂书话》将周氏三十多部文集和集外文、未刊稿中谈书的文章全部采辑起来，”其实也还是个选本。因为周氏毕生著作，与书相关者占十之七八。正如其所说：“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扯开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个主意要说，”（《立春以前·〈风雨后谈〉序》）譬如本书未收之《案山子》即从胡适《四十自述》引起，而《结缘豆》从范寅《越谚》引起，《论小说教育》从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引起，《无生老母的消息》从刘玉书《常谈》引起，似皆属于“看书偶记”也。     《知堂序跋》是《知堂书话》的姊妹篇。正如作者所说，这也是“小品”而非“大品”，而二者区别在于，其一“自己乱说”，其一“为圣贤立言”。盖思想上非正统，写法上不规矩，正是其当行本色。周氏从前曾自编《苦雨斋序跋文》一册行世；这本《知堂序跋》，属于“扩而编之”。编者在序里说：“周氏一生所写的序跋文，在这一册中，大约包罗无遗了。”该书初版于1987年；此后又有不少遗作，陆续揭载。譬如“苦雨斋译丛”之《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一书，收有周氏1952年4月20日所作《〈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译者序》，以及翻译的辛蒙兹与廷柏雷克《〈圆目巨人〉引言》、赫德《〈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引言》；《希腊神话》一书，收有1958年5月12日所作《〈希腊神话〉引言》；此外影印本《知堂遗存》两种，收有1958年4月所作《〈绍兴儿歌集〉小引》，以及1964年7月11日所作印谱题记，皆为此书所失收。又《知堂乙酉文编》中《关于竹枝词》和《关于近代散文》二文，系为当年编就但未能出版的《北京竹枝词集》和《近代散文》写的序或跋，似乎亦应阑入。周氏某些翻译作品，先前出版时曾被删改，近年则据手稿恢复原貌，重予刊行。《知堂书话》所收《关于卢奇安》一文，周作本为《关于路吉阿诺斯》；该篇第一句话“路吉阿诺斯（Loukianos）可以算是文苑中的一个奇异人物”，被改为“卢奇安（Loukianos），又译琉善，可以算是文苑中的一个奇异人物”。在“苦雨斋译丛”之《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中，都已经改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