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个逝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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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一个逝去的时代






■胡伟希

　　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繁荣的时代，以至于到今天，人们仍对这个时期为何学术大师一时云集，辉煌的学术著作出现如此之多而惊讶不已。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被公认为中国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大师，几无不在这个时期集中显示光芒。人们在怀念之余，不由得又发出叹息：为何到后来，中国学术界难以再现往昔的辉煌？这些学术大师的造诣，后人为何难以企及？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为曾经历过这一时代，并且也在这个时期成名的钱穆，历时五载，以88岁高龄，完成了《师友杂忆》一书的撰写。如他所言，这本书不只是他过往一生的记录，而且是想使他那个时代学界的“前世风范犹有存留”，给后人提供他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界的一种“存照”。故此书不仅对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变动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画，而且记录了20~40年代作者与之交往过的许多学术精英人物的言谈事迹，乃至于身世背景。因而，此书无疑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资料，而何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会出现学术“高峰”，从中也可以获得某种启示。
　　此书作者钱穆是世所公认的国学大师。提起国学大师，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饱读“四书五经”之类。的确，假如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不熟悉的话，一个人要成为国学大师是根本不可能的。20世纪20～40年代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这批人，几无不在“旧学”方面有相当的根底，而且从小就受到“国学”的熏染。此不独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的钱穆等人如此，即便是以“反传统”和“西化”著称的学术人物，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亦如此。因此，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中，自小饮“国学”之母乳长大，几乎是20~40年代成名的这批学术人物的共同经历。这方面，《师友杂忆》记录了许许多多学术人物的出身经历及治学背景，可作为这种看法之明证。
　　然而，对于成就为现代国学大师来说，仅仅有传统文化的背景与国学素养还不够。20世纪20~40年代的这些国学大师，他们之所以有在许多学术问题上超越了前人，包括乾嘉学派，就在于他们不仅具有传统学术的根底，而且又经受了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于“西学”相当重视。这点，胡适在其“自述”中曾一再指出。而《师友杂忆》更是以相当多的篇幅，向世人展示了20~40年代这批学人，如陈寅恪、王国维等人的西学背景与西学渊源。即便未能读上现代型大学，完全是“自学成才”的钱穆，也无法自外于这种时代潮流。此书讲述了他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那些接受“新学”洗礼的老师；直到中年以后，他自己还继续自修英文，通读英文《世界通史》等著作。钱穆自述：他后来写成文字的许多学术文章，其思想的胚胎其实很早就受孕于他读小学和中学时所受老师的影响，而这些中、小学老师，不仅于旧学有很好的功底，而且善于向学生们传授“新知”与“西学”。这方面，当然也包括他小时候通过读梁启超的书而间接接受了西学的启蒙与熏陶。
　　但通读全书，我发现：学人们对于学术的执著与忘我精神，以及在这种基础上相互“问道”，乃至于不同学术观点、思想立场的相互驳难而又宽容，恐怕才是20~40年代学术得以繁荣的最重要原因。《师友杂忆》中最感人的地方，是记述了当时学人们如何为追求学问而废寝忘餐，以及因为学术而相知、相遇的故事。这中间，既有钱穆本人经历过的，也有他通过听说而记录下来的。书中有这么一个细节：章太炎来北平作学术演讲，尽管他的早期弟子钱玄同、刘半农已改宗“今文经学”，与乃师的“古文经学”不合，但“太炎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第174页)而台上此二人，即当时在学术上主张“全盘西化”甚烈，且狂妄不可一世的钱玄同与刘半农。可见，对于学术的投入与执著，是已经超越了学术立场的。书中还记载：1930年代初，钱穆任教北大时，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因学术得以相识，成为好朋友，时时相聚，然“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第171页)正是通过这种既相争又相让的学术争论，学人们各自的学术思想观点才得以发展和受到检验。
　　对学术的兴趣与挚爱，在当时不仅仅是学界中人之事，而且有着社会的广泛基础。作者生长在江浙一带，从小就感受到这里有浓厚的“诗礼传家”的人文气息，以及家乡人们对于教师的尊重与热爱。作者对国学的兴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的。在他读小学的“果育学校”，延聘的老师中就有不少是宿学硕儒，其中包括像紫翔这样对于古文词娴熟于胸的传统文人。作者自述说：他晚年始深知人才原于风俗，风俗可起于一己之心向；而这个观点，则是紫翔老师在他童年读书时给他的启发。(第51页)这些乡间的读书人不仅旧学功底深，对于国学向来有一种发自本然的爱好；而乡下不识字的人，对于读书人也有一种本能的爱戴与尊重。书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荡口是离县城四十里外一个小镇，在果育小学任教的一名有名望的老师倩朔师每周从苏州城一中学兼课都要从此往返，“当其归舟在镇南端新桥进口，到黄石拱停泊，几驶过全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第54页)作者不由得发出感慨：“然今日农村及僻远小镇之小学教师姑不论，即在商业都市中，小学教师能遘此异遇者有几。宜乎位为小学教师者皆自菲薄，不安于位，求去如弗及也。”(第54页)看来，至少在20世纪30~40年代以前，在中国乡村小镇，在尚未完全“工商化”、不崇尚“竞争”的时代，有一些饱读诗书之士，是以安于少年儿童教育为己业的。而作者本人，也曾以当一名小学教师作为他的人生目标。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重视基础教育与底层教育的旧学传统，才最终为20~40年代造就了一批国学人才。
　　由此观之，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新旧文化递变之时；这个时期是旧学未去，新学已来，种种的新旧冲突、中西文化冲突不仅未导致中国文化的断层，反倒造就出一个“国学”复兴的时代。而今，数十年的历史沉浮已成过去，人们在反思之后，又缅怀起那国学大师辈出的时代，于是，有人又提出“国学复兴”的口号，并且有所谋划，希望在“国学复兴”上有一番大的作为。但是，“国学”仅仅是提出某种口号，或者经过人力的试验就可以成就的么？读罢《师友杂忆》，不由得掩卷叹息：

　　这是一个逝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