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教学中文章观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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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教学中文章观的演进

唐建新

       我们的写作教学，尽管都说重要，却难以形成写作教学的共识。主要原因在于其传统意义上的高不可攀的文章观以及难以与时俱进的当下的文章观。

       在农耕文明时代，断文识字是极少数贵族人士的特权，社会所需要的文化人也非常有限，不外乎主要是用于社会管理，因而，组文字成文章，自然就是了不得的大事，成为了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内容既然如此凝重，一般情况下是不敢贸然动笔行文的。这也是后来的文章所要求要有的顶天立地的道。再一发展，就是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就是模拟演习性质的科举考试，至少也得“代圣人立言”，这些观点无疑是非常适应于农耕时代的思想传播文章写作的要求的，其要求是极端圣神与极其崇高的。应该说这的确也是我国很多经典所追求所理想所达到的文章内容高度，在当代以及后世发生了思想传播与分享的积极作用。

       语言表达形式上则提倡“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一句三年得，拈断数茎须”。这样的“惊人”的语言表达标准，又有多少人能够达得到呢？虽然达不到，但是，追求语言的出人意料追求语言的文学性艺术化的潜意识，却深深植根在了写文章的人心底。

由于文章内容标准上的高不可攀，文章语言上的“惊人”出彩标准，使得文章的学习文章的写作教学就变得更加不可言说，于是，陆游的示儿诗中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鲁迅先生等明确表示不相信什么小说作法之类，这也给我国的写作教学的理论研究带来更加的不可知论的谜团。

       文章内容的宏大叙事，延续下来的结果，或者说进一步发酵的结果，就是文章内容的说大话，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高大全。没有这样的内容，写文章就觉得没有价值，没有意思，就忧心忡忡，了无兴致。语言表达上则生硬模仿故作惊人之谈，往往追求一种文艺腔，小文人语调。这也是我们很多学习和从事语言文字教育工作的人被旧有的文章观毒害，一说写文章就恐惧害怕，就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甚至多年不敢动笔写一篇文章的主要原因。

       尽管千百年来不少有志之士早就发出了“惟陈言之务去”提倡清新的文风，如宋代的古文运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在写作教学部分也反复重申不断强调文章要讲“真情实感”“要说真话实话心里话。”然而。教师们家长们乃至社会新闻媒传的骨子里，仍然用欣赏旧有文章经典的标准来期盼着今天的写作教学，来要求着指导着自己的学生以及孩子的文章发展。心知肚明那些标准是作家都难以达到的，仍然用来要求孩子，衡量着学生的写作，满以为“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没有想到的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学生越来越不会写，越来越不敢写，越来越不愿意写，越来越不写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也随着教育的转轨咨询的发达，我们的教育不再只是极少数人才享有的特权，而现在是人人都要接受九年的义务教育，大多数人都要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教育对象的大众化普及化，使得过去的教育观念，包括文章写作的观念必然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有必要再像农耕时代那样穷尽毕生精力皓首穷经专攻文章写作不再学习与接触其他现代科学技术文化了吗？何况现代资讯发达网络技术日渐成熟移动多终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很多思考表达以及信息交流的方式都来得更加海量快捷，非连续性文本充斥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对普通的国民而言，一年乃至一辈子，平均需要写多少成篇的文章？

       因此，本世纪初国家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及2011年版的正式稿，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总目标的第八条中，就明确提出21世纪的文章标准，即“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八个字。

       八字标准，可以说是我国当代社会对通用文章的最高标准，而不仅仅是只适用于初中写作教学。具体，体现的是储备的厚度与思考的深度，也很好体现着写作者的科学精神与务实态度；明确则是一种人本素质人文情怀的体现，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选择与外化，是有所判断的，也是容不得也不容许含混与模糊的。文从字顺，则是语言表达服务于与服从于文章内容表达的需要，切切不可喧宾夺主故作姿态故拿腔调，语句通顺文字通畅，不以辞害意，不影响内容的表达交流与分享。可以说，文从字顺，既是写作的基本要求，又是当代社会写作者语言修炼的最高境界。

        遗憾的是，国家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关于21世纪的文章观，至今还远远没有进入我们的考试命题者的视野，还远远没有进入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视野，绝大多数人还在沿着旧有文章的惯性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固执地行走着，还在那里高唱文章内容上的高大，文章语言上的优美，还在那里像祥林嫂一般絮叨着写作能力是与语文老师无关的“工夫在诗外”的不负责任的歪理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