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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桃花源里采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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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6 20:41:5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我们是在桃花源里采菊吗?
—— 个人化写作在当下时境
作者:刘烨园
刘烨园,男,生于1954年,山东滕州人。1978年毕业于山东师院中文系。1969年赴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滕县衡器厂工人,济南铁路二中教师,《作家信息报》记者,《山东文学》杂志编辑,山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副编审。山东省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山东散文学会副会长。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散文集《忆简》、《途中的根》、《栈一冬的片断》,散文随笔《领地》、《脉的影》、《精神收藏》、《中年的地址》等。
  写作的本质,原本就是个人的。如果我们追溯写作诞生之源的话,它可能就像一个刚会爬动的婴儿,正在用一根不知从哪儿捡拾来的小树枝,在地上”胡乱”地划拉--它来源于一种本能,一种冲动,一种天性,一种感觉。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只有”表达”是他(她)此时此境的个人生命需求,和他(她)的身心一致。他(她)非写不可,非这样写、这样行动不可。只能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没有”理由”,没有束缚,也没有功利。他(她)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了,否则就感到不快活、不舒畅,就像玫瑰开花没有缘由,她开花是她要开花一样。到时候了--这是生命在启示……
  于是写作诞生了。
  写作诞生之时,人类尚在远古大自然无边无际的威力与恐惧里,要完全依赖集体的相濡以沫才能生存。于是当写作的功利被发现以后,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集体(社会)的工具。集体的工具(社会化)不可能不是它的功利之一。因为即使是在经济发达的当下,人也不可能离开社会独自生存。社会是人与人所构成的,其利弊也就永远相连着每一个个体。即使谁隐遁山林或沉入佛门,也不可能在绝对的意义上完全断绝与社会的联系(极偶然、极个别的现象除外,如上个世纪的二战士兵在失踪多年之后,成为深山的”野人”。但那样的他是没有写作的)。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任何写作都是离不开时境的,无论是个人化写作,还是社会化写作。
  时境决定着二者的共生、共存。不仅从整个写作的范畴来看是如此,就是在”化”的性质内部也是如此。只不过或隐或现,或直接或间接罢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是一种必然(能说王维的山水诗没有表现当时的社会心态么)。就像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身体里都有雌激素和雄激素一样。时境是时间和空间的总和,人不可能不在其中。因此由人来从事的写作--无认个人化还是社会化,都不可能绝然地(纯粹地)分离。人们以什么什么”化”来定义某类写作,只是就其质量、内涵、比例的相对性而言罢了。
  因此,无论什么”化”写作,其本质都应是个人的,这是由它的本源决定的,不以任何时境的变迁为转移。即使是在人们已经健忘的在意识形态的强制下,所有写作都被逼迫着只能社会化的畸型年代(姑且也算它是社会化罢),它也是由一个个的个人去操作的。但从非得相濡以沫不可的远古开始,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还算相对正常的话,其写作生态就只能是个人化与社会化互相竞争、互相交织的,而不会仅仅表现在操作上。因为写作首先是个人的生命需要,而社会则只是一个个个人的总和,并为活生生的一个个生命而存在--它不能离开他(她)们而抽象。否则,抽象就十有八九会被歪曲、被利用、被教唆,成为扼杀个人、扼杀生命、扼杀自由和公正的罪恶工具。因此,写作生态的如何,也就同时成为了检验一个社会正常多少的重要试金石。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中国的诸子百家、唐诗宋词、满清文狱,以及”五四”前后等等不同时境的文化现象得失中,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与自《圣经》以来的人类另一文明的发展历程,进行发人深省的对比,并藉此洞若观火。就像当下有着精神新因子意义的个人化写作概念,也只能是从西方文明那里引进的一样。
  既然是引进,概念所生长的时境肯定有所不同,这也是必然的。而时境不同,也就必然决定了概念在实践中的差异--因为它之所以被急急引进,就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现实很需要它发挥作用。因此从根本上来讲,这时的概念绝非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只能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只有被用秃了才有可能仅仅是词库的标本。而实践--任何实践,皆不可能离开它所处的时境。时境这时几乎就决定着一切(甚至包括实践者的天赋、才能)。因此,做为精神活动,即使是同一概念,也有可能由于文明积累、族群素质、社会的前提、条件等等的时境不同,而最终导致由此所生发的状态与内涵、任务与效果,命运与角色也悬殊迥然,前景难卜--就像”人民”、”祖国”这些词汇,在某些时境下被强力所独霸、歪曲、利用和”特指”,因而它的真实涵义早已荡然无存一样。
  先来看西方。由于个人化写作的前提和条件--个人,无论是在社会原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早已不是一个淤塞重重、晦霾如磐的问题,也早已不存在多少阻挠个人生长、发展的障碍和束缚,因此那儿的个人化写作,也早就伴随着尊重个人、崇尚自由的文明大环境而发达,伴随着族群素质的积累、提高而成熟,不再需要直接向着时境去清浚、烧垦、深翻和播种了。个人这时已是”福中之人”(相对而言)。而福中之人之所以还要重申个人化写作,若仅从彼此都是人和人类这个实质来讲,西方与东方没有什么需求不同,都是为着探索人性,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为着社会的合理、进步而努力。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答案只有一个:实质相同,但时境不同。自由与不自由、强大与羸弱、富翁(精神的、物质的)与穷汉的现实需要与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地位、拥有、条件等等的阶段差异,也必然导致彼此步骤、任务、目标、状态等等的迥然有别。阶段也是时境,这是谁也绕不过去的。在西方,由于上述种种缘由,个人化写作的角色相对单一:你写就是了,一切都是现成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于是一个”更”字也就似可为其定义了--他们本来就在个人之中,只不过是为了更进一步地明确,更上一层楼地强调,从而使方向更清晰,思路更开阔,手法更蓬勃,状态更自由,内涵更深刻,收获也更丰富罢了。也就是说,他们的个人化写作,不是”回归”而是”再发现”,不是”重建”而是”继续深入”,不是因为早已丧失而痛苦求索,而是因为充分享有了还想进一步开掘和牢固。一句话,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少、深与浅的问题--更不是前提与条件的质疑,而是自由与创造、内容与视角等等的信马由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多更好地向深处探寻个人底蕴,并藉此对人类精神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已--这样的时境,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当下,它并不存在。所以,无论西方的个人化的姿态如何,使命多重,社会化含量多高,皆不能成为我们一边引进一边盲目效仿的口实--道理也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因为各自在各自的时境之中。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之所以引进个人化写作,是因为必需,是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实的、正确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仅肯定了正确与真实的本源,同时肯定了它与时境的切合关系(同样是西方,当年的伏尔泰、华盛顿们的所做所为,亦与现在的人们大不一样)。认同价值和作用,是无法同时回避价值和作用应该如何实践的真谛的。
  于是,在面对概念,面对实践的同时,深刻反省自身的时境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古至今,我们有过西方那样”个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文明进程么(它甚至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在历史的山道上,我们几时确立、深植过尊重个人、崇尚自由的社会公理呢?如同几千年、几十年的许许多多悲哀一样,在别人那里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我们这里依然还是积重难返的、桎梏沉沉的天大问题(一代又一代人在如此弯路上白白牺牲了多少光阴和才华呵)!我们个人化写作的前提和条件真是太微乎其微了。在传统和现实的峰峦叠嶂里,我们至少--至今还在以个人为罪恶,不将个人置之死地、扫进什么垃圾堆就”绝不收兵”的全民”文革””流毒”里挣扎;我们的历史还在被遮蔽,罪恶也尚未清理,人权、自由并未启智,更莫说道路之开辟了--我们连生存、生活里有没有个人都还谈不上,个人化写作岂非一厢情愿?!
  昔日,在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的年代,由于经济的私有和分散,以及专制触角的不全面、不彻底,个人相对还是有一点儿的--正是这相对有一点儿的个人萌芽,曾几何时,为族群文化带来了多么不可替代的,后人似乎只能望其项背的”辉煌”呵。然而,每每念及至此,不是也令每一个多少还未糊涂的人,心情随即更沉痛么?何以同样的个人萌芽,在我们的历史时境里就没有也怎么长皆长不成参天的大树呢?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呢?多年以后,在萌芽久久地被葬送、遗忘、覆盖之际,又何以总是那么心安理得、习以为常、不求甚解、随波逐流,甚至还自以为是呢--也许只有上天知道,一代又一代数不清的优秀生命和惨痛代价哪儿去了!原因何在,时光何在,奋斗与牺牲又何在?在讲究实用、讲究经验、讲究实践是如何如何检验什么标准的无数世人面前,不是明明白白地摆着已经被实践证实的奇怪现象吗--那么一点儿旧版的个人萌芽,在尔后越来越没文化越来越自卑的时境里,曾被多少人一轮又一轮地阿Q又阿Q,吹擂又吹擂,麻醉又麻醉呵--既然如此,既然以此为荣,却又为何不能早早终止自甘沦丧,愈益退缩呢?努力去将萌芽理性提升、发扬光大或重新清浚、烧垦、深翻、播种不是更好吗?不是更能闪烁五千年文明的爱国主义光环吗?……等等,等等。历史的轨道肯定是在最关键的部位出了大问题,否则不会一次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且总是到了这样的时候),才不得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总是万不得已了才引进什么,总是不能喘息了才企望还我生存,”重整河山”;于是又总是在危险期似过非过之际,在堆积如山的劣根尚未动摇之时,就狂欢”胜利”地将其弃之如敝了(”文革”的”遗忘”就是触手可及的铁证)!我们似乎被注定要恶性循环了,东方的宿命深深笼罩着觉醒的个人,在如此不幸如此淤积重重的文化骨髓里,似乎除了要多可悲就有多可悲的阿Q、吹擂和麻醉之外,香火绵衍的族群似乎已经无路可走了……这样的结局,不幸也证实了昔日东方的个人萌芽,与人类另一文明里的个人法则、自由原理是绝对没有可比性的,就像”人权”与人权,民主制度下的左派与专制制度下的左派不可同日而语一样。因此,理性地来看,我们其实是没有资本也没有理由怀旧和弘扬什么传统的,更莫说阿Q、吹擂和麻醉了。


出处:http://www.wansongpu.com/wsp/show.asp?id=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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