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立文坛的批评旗帜

管季超0712

挺立文坛的批评旗帜陈歆耕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0月14日   03 版）

    这个时代，貌似贾政假正经者多，有趣的人少；心如槁木者多，有真性情者少。人如此，各类媒体更是如此。能够兼具两者：有趣而又有真性情，《文学自由谈》当属其一。
    我说“其一”，没有说“唯一”，是因为说“其一”，我不需要对有无“其二、其三”负责；说了“唯一”，我就得对“各类媒体”进行量化的数据分析。这活儿，在下干不了。是不是“唯一”？还是留给那些见仁见智的“仁者”“智者”去作判断吧。
    一个偶然的场合，听说某个核心期刊的评选部门，把《文学自由谈》踢出了“核心期刊圈”，就曾为之愤愤不平。转而一想，《文学自由谈》离开“核心期刊圈”，不是《文学自由谈》的损失，而是“核心期刊圈”的损失。大多核心期刊，是高校教授们挣工分评职级的平台，那里塞满了符合“标准”的垃圾。君不见，大多核心期刊已经边缘化为极少数人自慰的器具，而《文学自由谈》则仍在读者的“核心”之中。
    《文学自由谈》最吸引我的是两点：一是坦诚犀利的批评精神；二是幽默、机智、泼辣的文风。坚硬的石头，常常是用羽绒包裹着的；或者说炮弹外常常包裹着一层糖衣，简称“糖衣炮弹”。当你陶醉地舔着糖衣时，一不小心火药会迸得你一脸乌青。当然也有不绕弯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从个人阅读兴趣，我更喜欢富有弹性的包裹着羽绒的石头：嬉笑怒骂、含沙射影、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声东击西、打打揉揉、刚柔兼具、笑里藏刀，这类文字更需要智慧和自信才写得出。
    曾听到有人批评该刊每期都把李国文先生的文章安排在头条，意为应不拘一格选头条才是。但我倒要为刊物申辩一句，论为刊物撰稿的总体数量和质量，谁也比不过李先生。论嬉笑怒骂、针砭时弊的功夫，能与他匹敌的作者也不多。因此，即使作为一种“奖励”，把李先生放在一个重要的固定位置，也无可非议。
    《文学自由谈》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三十年。其中甘苦，我作为同业者，感同身受。在表示衷心祝贺的同时，更愿它在当今复杂的媒体环境中继续挺立津门，成为批评界不倒的旗帜。刊物评选重要作者，承蒙抬爱邀我担任评委，令我诚惶诚恐。面对那些武功高强的作者群，哪轮得吾辈来评头论足？如果刊物评选“重要读者”，我就忍不住要毛遂自荐了。
    我与这份刊物结缘于10年前。2004年6月到《文学报》供职时，在编辑部第一次看到它，便相见恨晚，从此不离不弃。后来有缘结识主编任芙康先生，获得一份赠阅，但我仍然从邮局订一份至家中。如此，我就拥有两份刊物，办公室和家中各一份。可以随时翻阅。这样是不是有点“奢侈”？非也，一本刊物全年订费才48元，摆一桌饭招待朋友的花费起码可以订阅20份。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我对刊物的痴爱。自诩“重要读者”，也是言之有据的。
    我从这份刊物所获得的营养，也是三言两语难以道尽的。记得，某年在北戴河一个理论评论研讨会上，坐我边上的《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先生小声嘀咕了一句：“没有《文学自由谈》，哪来的《文学报·新批评》？”对此，我未作应答。不是我的思维迟钝，也不是我心胸狭隘到讳言《文学自由谈》对《文学报·新批评》的影响。因为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不是简单用“是”或“否”就可以做答案的。其实，《文学自由谈》岂止对《文学报·新批评》有影响，可以说对《文学报》的整个办报理念都有影响。自从拜读该刊后,在报社的编前会上,我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我们需要学习该刊的批评精神和诙谐有趣的文风。甚至曾不自量力地提出，作为面向广大文学爱好者的报纸，影响力应该超越这份偏小众的文学理论评论刊物。2008年《文学报》改版第一期，给人留下点烙印的就是一篇批评某名家的文章。至于《文学报·新批评》的作者，有很多原本就是《文学自由谈》的“常客”。那么，《文学自由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近年的《文学报》呢？这问题需要请有兴趣的媒体研究专家来作考证。
    近几年，我与任芙康主编有了较多的交往，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才知，向《文学自由谈》学习、借鉴可以，至于“超越”，就免了吧！只要看看任先生在李美皆《余秋雨事件分析》文前写的“按语”，就知道编者的眼光和老辣智慧的文字风格，非一日练就。某些独门拳道、剑术，也不是想练就能练出来的。那种从骨子里发散出来的幽默感和字字珠玑的文字功力，吾辈只能自叹弗如。于是，才知当年的“超越”之念，只是一时的妄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