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责任是提供长远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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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责任是提供长远眼界

作者：李怀宇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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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钱永祥先生第一次见面约在台北紫藤庐，甫一坐定，钱先生就带我到一张照片前，指点一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饮茶时，钱先生介绍店主周渝家学渊源，紫藤庐是台北文化人聚会点。当晚，钱先生请我到家中饮酒，一瓶红酒喝完了，再开威士忌，酒酣耳热之时，笑谈两岸江山。
　　
　　殷海光有爱憎分明的魅力
　　
　　钱先生的太太王丽美是《联合报》副总主笔兼副总编辑，夫妇未生小孩，视家中猫咪为小宝宝。王丽美女士说，二十年来，夫妇不曾同行远游，因为必须留一个人在家里照顾猫咪。钱先生举杯道：“我的生活有一部分就是照顾家里的老猫。猫在家里的位置很重要，不是一个家具，而是一个成员。”
　　
　　钱永祥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中级干部。1965年，钱永祥入读台湾最好的男子高中—建国中学。学校附近就是牯岭街，有很多旧书摊，钱永祥会买一些鲁迅、巴金、老舍的着作，当年的书价对中学生而言是天价。
　　
　　1968年，钱永祥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此时殷海光已经不能教书了，钱永祥由几个学长带领，到过殷海光家一次，一年后殷海光便去世了。在台大，钱永祥发现殷海光影响了哲学系一大批年轻的老师。“殷先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爱憎分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很难碰到这样一位有性格的老师。学问方面，殷先生主要介绍逻辑实证论。在当时的台湾，逻辑实证论具有革命意义。现在回首这套哲学肯定现代化、科学、民主，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在上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心目中，国民党是非常保守、腐朽的政权。殷先生是威权时代自由主义的代表，这大概一直影响到1985年。在1975年到1985年台湾民主运动中，殷先生的影响很重要。在落后的地方，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感召力比他的知识、理论感召力更大。”上世纪90年代初，殷海光基金会成立后，钱永祥先任执行长，后任董事长，至今仍然担任董事。
　　
　　流得最多的是动物的血
　　
　　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钱永祥曾因积极参加保钓运动而入狱一周。1975年，钱永祥到英国利兹大学留学，一读就是七年。钱永祥读了许多在台湾无法接触到的书籍，对马克思、黑格尔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着作有较深的研究。钱永祥课余勤工俭学送报纸。1976年10月的某一天，他打开报纸一看：“四人帮”被捕！他猛地坐在路边：“怎么回事啊？我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昨是今非地转变这么剧烈。我没有能力去判断。”
　　
　　1982年，钱永祥从英国回到台湾，任职中央研究院。除了从事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钱永祥也乐于翻译西方经典着作，希望为台湾思想界打开新的窗户。他不甘于做书斋式的学者，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被称为南港的公共知识分子。由他主编的《思想》，力求突破台湾学界的局限。
　　
　　钱永祥十分关心动物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在做动物伦理学的研究。他说：“在我们社会，流得最多的血是动物的血。我觉得一个社会容许这么多动物受折磨，一定有问题。台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流浪狗的问题很严重，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常会见到狗的尸体。后来我参加了帮助流浪动物的团体，翻译《动物解放》，写文章呼吁保护动物。我是从西方学来的，人对待动物的方式也有是非对错可言，这是伦理学的问题。”
　　
　　逃避到英文小说里
　　
　　1996年，钱永祥第一次到山东曲阜开会，心情很紧张，怕看到太令人难过的场面，结果，山东人挺让人舒服的，这才常有大陆之行。作为旁观者，钱永祥对大陆抱持着一般台湾人少有的热忱：“大陆是很复杂的：有最先进的太空科技，有最落后的山沟农村，作为外人很难理解。这几年我跟大陆朋友见面总想到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强国？大陆的朋友不晓得周围的地方已经充满了疑惑。我希望大陆的知识分子里面觉得自己开明的人，对中国的前途，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要有开明的想法。”对《中国不高兴》一书，钱永祥说：“一听书名就觉得很可笑，像是小孩子耍性子，我不会买。”
　　
　　谈到最近的研究课题，钱永祥说：“我手上有两个问题很想做，第一个是自由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自由主义跟左派思想的关系；第二个是为什么要坚持普世主义。我在英国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了解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直关注自由主义。日本和德国都曾经有强烈反普世主义的传统，结局最为悲惨。我想说明普世主义在什么意义下是一个正确的东西，普世主义为什么不等于西方霸权。”
　　
　　钱永祥平时的消遣是读英文畅销小说：“我家积了一大堆英文小说。我每天都看这种一本可以卖几百万册的小说，就像很多人喜欢看好莱坞电影一样。大概是逃避吧，因为很脱离现实。我不太看中文小说，英文小说就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技巧很高明，内容乏善可陈，看这种书不太费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