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当官和“干部”的中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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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当官和“干部”的中国定义

徐 贲

   

有来自《华西都市报》的消息说，体育名人刘翔在微博上发了一张“新办公室”的照片。据了解，刘翔在今年6月就已开始担任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该职务为非行政职务，刘翔无需像公务员一样“坐办公室”。有网友评论道，“这相当于副处级干部咯”。

像刘翔这样，又是“干部”，又不需要像“公务员”那样上班，在一般人的眼里，大概是只有“离休干部”才可以享受的“干部”待遇。

人们每天都能看到不少关于“干部”的消息，干部又经常被称为“领导”或“官员”。在人们的头脑中，“干部”与“领导”早已形成了一种自动转换的关系，简直变成了同一个词，没了区别。这就像在小孩子的头脑里“爸爸”或“父亲”就是“家长”一样。这样的转换关系太自然、太平常了，我们从来也没想到要去问一下为什么。

有一次，我班上学生在读华裔美国女作家闵安琪的《红杜鹃》，问我，“干部”(cadre)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闵安琪小时候在上海住的那个里弄里会有“干部”。我随口回答，干部就是“官员”(official)，这个词是从日语传到汉语中的，现在中国人已经用习惯了。那学生也没再追问。但我回家一想，这个回答很不确切，大有误人子弟的可能。这是因为，在英文中，cadre （姑且就翻译成“干部”吧）这个字是有定义的。

在英语里，“干部”这个字是指“职业革命家”（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是一个“列宁主义的观念，用来指那些献身于共产主义革命的人，他们把大部分空余时间用于党组织建设，发动群众进行工人革命，党越大，干部也就越多。”在关于“干部”的词条中，还有这样的说明，在中国，“干部”相当于“有职位的人”（office holders）。

第二天，我把这个对“干部”一词的解释告诉了那位学生，没料到反而引来她更多的问题，诸如，干部就是美国人说的“公务员”（public servants, 要经过国家考试、招聘程序、品格调查才能录用）吗？相当于“政治人物”（politicians, 要经过民主选举才能得到职务）吗？是美国人说的“领导者”（leaders，一般是因为有政治成就而得到公众认可）吗？

在我的一生里，我见过无数不同的干部，但要我为他们下一个普遍的定义，实在是我办不到的事情。例如，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小学起就有“班干部”，他们是什么意义上的“干部”呢？在我居住过的地方，有“里弄干部”和“街道干部”，东家长西家短地管些闲事。要说明这些干部，很难为美国学生提供可以引起他们实际生活联想的类似例子。又例如，我插队的时候，村子里有好几个“干部”，一个是在一个农户家倒插门的队长，一点威信也没有，家里不当他是个人，不给他钱用，他就只好到社员家骗吃骗喝，还有一个副队长、会计和妇女队长，都是村里的人物。

队里的这些人物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领导”，更不是“政治家”，但都是“干部”，大队开“干部会议”也都是他们去的。我插队的时候，布票是很精贵的东西，农村用的化肥有的是进口的，尼龙袋子上印着“日本尿素”的字样，虽然有一股刺鼻的臭味，但很结实，可以做衣裤。农民都抢着要，因为数量太少，所以按“干部优先”来分配。农民就这么唱，“干部，干部，五毛钱一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虽然是“文革”时候唱的，但不能算是“红歌”。

几年前，国内有一个大学的朋友请我吃饭，席间有一位贵客，是社科院一个什么研究所的“副所长”。朋友们都很恭维他，请他上座。他告诉我们，他是“副处级”待遇，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有颜色封皮的本本（忘了什么颜色了），说凭这个本本上医院不用排队挂号，是一种“待遇”。看来，“干部”是与“待遇”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身份，现在有了刘翔这样的“干部”，解释干部一词的事情就更难办了，既然有不用上班的干部，那么，上了班也不用做事的干部，做了事也无益于人民的干部，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的干部，他们又都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干部”呢？要把这些关于“干部”的中国特色给美国学生解释清楚，那可不是提供一个“定义”或者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了。



刊《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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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使黄艺博“童年消逝”

徐 贲



湖北武汉一名叫黄艺博的13岁少年近日成为社会舆论的热议对象。网上有他佩戴五条杠臂章在“阅读文件”的照片。据报道：这位天才少年两岁起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七岁开始每天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至今已在 各级报纸发表100多篇文章，拥有“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全国百名优秀少年”、“湖北十佳少先队员”、“武汉少年形像大使”、“武汉市首届 十大孝星”等称号。报道还详细描述他作为政治天才的种种表现：上网只看时政新闻，从不打机玩游戏；十分关注时政和民生，不时向学校提出改善管理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参加官方活动，发表政论；在网上开博客写文章，用词造句十分豪气，犹如得如同成熟的政治家。

法国社会学家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在《古代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一书中提出，古代人是没有“童年”的，因为童年不只是指年纪小，童年是由属于童年的生活内容构成的。阿里耶斯运用的历史材料包括绘画、信件、私人日记，他发现，古代的儿童穿的像是小大人，玩的是大人的游戏，大人做什么，小孩就做什么，小孩的生活世界和大人的没有区别。因此“童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阿里耶斯说的不是年纪小的孩子以前不存在，从7岁到15岁的孩子当然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被视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儿童”。按照罗马天主教神学，7岁已经是懂道理的年龄，7岁的人已经可能犯下严重的罪了。阿里耶斯考虑的不是像这样的神学理解，而是孩子的实际生存环境。在古代，大多数的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习手艺（当学徒），在田里帮着干活，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则到工厂做工，因此很早就进入了成人世界。

阿里耶斯引述了一位名叫希尔拉德（Heorard）的医生的日记，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生于1601年）儿时的医生。这位王太子年幼的时候便已经是宫廷生活的一员，17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小提琴，2岁时就已经在餐桌上陪伴王后进餐，4岁时就已经学跳成人芭蕾舞，并且扮演爱神丘比特的角色当众表演。“他5岁时就已观赏滑稽戏，7岁时观赏戏剧。他能歌唱，还能演奏小提琴和鲁特琴。有摔跤比赛、投环赛、斗牛或斗鹿，或者走绳索表演，他也总是坐在前排观赏。”在这个小王子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的游戏活动和文化生活没有区别，儿童是被当作体型较小的大人来对待的。

路易十三的“童年”是由17世纪的宫廷文化所构建的，在阿里耶斯看来，那是过早的童年消逝，不是真正的童年。而这位武汉少年则是21世纪中国官场文化的产物，他的童年也是由这个特定文化所构建，同样是一种过早的童年消逝。然而，区别在于，路易十三生为王子，天生是候补国王，他虽然接受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成人教育，但那毕竟还是文化教养的教育；而这位武汉少年，他并非生下来就是候补干部，他言谈举止犹如一个小干部，完全是因为接受了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成人政治教育，如果非要说这与“文化”有关，那也就是官场文化了。

社会学家布勒那（Samantha Brenna）说，童年有一种“内在的善”，正是因为有“内在的善”，童年才值得挽留和维护，童年的逝去才成为一件令人惋惜的事。童年“内在的善”指的是无忧无虑（不包括儿童的那些小烦恼）、不必承受成人生活的沉重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与暴力有关的死亡、与性有关的疾病、与政治有关的勾心斗角。“童年之善”的构成因素还包括不需要被迫为生计工作操劳，身体不受药物或有毒物品的控制、有充裕的游戏玩耍闲暇，等等。每个有条件帮助儿童享受这些“童年之善”的社会和家庭，都应该积极承担起这个责任。

社会学家赫尔曼（Annie Hermann）指出，儿童担负起成人的责任，或者扮演成人的角色，并不表明他们成熟了。那些身为“童工”、“娃娃兵”、“童妓”的儿童,他们并不比在学校里学习的儿童更成熟。他们只是被剥夺了本该属于他们的童年。在这些并不成熟的儿童成人中，或许还可以添加以前作为“革命闯将”的“红小兵”和现在的这位黄艺博型“小干部”。儿童的生活是成人生活的镜子，儿童模仿的是成人，由于儿童的成熟程度有限，他们模仿的往往只是未成年的、并不充分成熟的成年人。就像儿童是成人的折射一样，少年黄艺博是成人黄艺博的镜像。少年黄艺博的不可爱映照的是成年黄艺博的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