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迟到了几十年祭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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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迟到了几十年祭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魏建宽

梁启超先生辞世于1929年1月19日，作为梁启超的学生，梁实秋为什么当时没有于第一时间写作与发表祭文纪念梁启超，而是于事隔几十年之后的流落台湾之时才写出《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而且悼文中避而不谈梁启超的政治家一面，仅追记其作为学者的一面？对于梁实秋来说，其中实有无数的难言之隐，其中藏着一个个历史的秘密！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最初收入台湾文星书店出版的梁实秋文集《秋室杂文》，出版时间为一九六三年，当代学者、梁启超研究专家夏晓虹于其《寂寞身后事——时人眼中的梁启超》（《阅读梁启超》第23-24页，夏晓虹著，三联书店2006年版）一文中写道——

“梁启超1月19日病逝，第二天，其晚年‘最爱护的学生’（胡适语）徐志摩即寄快信给胡适，商量《新月》杂志出梁任公先生纪念专号事；三日后又追加一信，仍谈此话题，并确定专号为第二卷第一期，‘三月十日须出版’……已经答应作文的有徐新六（曾随梁游欧）、梁实秋（原清华学校学生），徐并向陈西滢、闻一多约稿，新月派的主力都被动员起来……而其结果，除了梁实秋留下赴台湾后写作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等文，余者尽付阙如，甚至连热心操办纪念专号的徐氏也交了白卷。”


由此可见《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是一篇迟到了几十年的祭文。梁实秋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为何如此薄情，几十年后才写出一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是否有难言之隐？
历史有很多问号，也有不少感叹号！
近读当代学人夏晓虹汇编的《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刘宗永、纪崑汇编的梁实秋文集《清华八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及当代作家韩石山所著《徐志摩传》，终于解开《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的一个个谜团。
梁启超逝世时，国民党实际上已完全掌控全国，梁启超与国民党在历史上过节使得梁的弟子们在纪念梁启超时心存不少顾忌。
梁启超当然是一位伟人，但伟人也有历史“污点”！梁漱溟于《纪念梁任公先生》中提及梁启超历史上“污点”——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行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合符。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大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败……（张勋）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几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只有替他老人家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于此告终。（转引自夏晓虹《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9-220页。）


在梁漱溟看来，梁启超一生有两大污点：一是客观上存在着“助纣为虐”的过错，在袁世凯解散中华民国国会的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二是“护法运动”之所以引发，国家之所以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梁启超不可推卸责任。
读梁启超1915年写给袁世凯的信，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

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磬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坚萑苻之志？

在梁启超的笔下，“敌党”即指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萑苻”指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解释见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黄伯易此文见夏晓虹《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2页。）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袁世凯告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袁世凯窃国之后，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梁启超竟屈身事袁，并先后任袁世凯政府中司法总长与制币局长，这在世人看来已经避不开政治投机之嫌，而在《上袁大总统书》中又诋毁国民党为“敌党”，国民党人怎能不将这笔历史的旧账铭刻于心？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梁启超在他所控制的《晨报》上竟撰文感叹孙中山“为目的不择手段”，当时就引起了青年们的反感。梁容若（1923年在北京高师听过梁启超演讲）1959年于台湾写作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记》一文对梁启超非议孙中山之事的社会反应也曾有追忆——
“一位前辈告诉我：‘政治上为目的不择手段，发挥最尽致的是梁任公一派。宣统年间，为了反对袁世凯，就结连比袁更落伍的载涛、载泽一派亲贵；民国二、三年，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议会多数，就协助袁世凯解散国会；民国六年，为了他的对德参战案，国会不能通过，就再度促成代议政体的毁灭。’当时并不知道这种这种说法的详细根据，也不敢判断对不对，只是觉得护国战役以后，任公先生的政治主张，逐渐灰色，他的同派政客的活动，有纵横捭阖，因利乘便的倾向罢了。”（转引自夏晓虹主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87页。）


因此，当1929年梁启超逝世时，蔡元培先生提议明令褒扬梁启超时，国民政府就“有人反对，搁置下来”（见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直到“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三日，国民政府还是明令褒扬了梁启超”
（见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不过，这已经是时隔十八年之后的1947年了。这显然是一个迟到的褒扬！
对于这件事，现在我们应当明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原来徐志摩也好，梁实秋也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表追悼梁启超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
如果读者仍不了解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梁启超“研究系”这一政治团体的厌嫌程度，还有两例可资说明，一例出自梁容若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记》，一例即出自梁实秋的《悼余上沅》。
“北伐军进至京沪，上海市党部派何鲁强制接受中国公学，以世传先生及董事长熊希龄先生皆所谓研究系领袖也。”（转引自夏晓虹主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8页。）
“民国十五年秋，我返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十六年春……北伐军至，烽火连天……北伐胜利，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上沅、欣海、登恪与我皆在不予续聘之列。”（转引自刘宗永、纪崑汇编的梁实秋文集《清华八年》第142页。）


细心的读者，至于应该明白梁实秋作为梁启超的弟子，在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占领了南京之后，连在国民党的中央大学的“饭碗”都保不住，由此难道不足以见出国民党政府对梁启超的厌恨程度已经到了“恨屋及乌”的地步！
细述至此，我们当然能体谅梁实秋1929的苦衷，他能在报纸上对恩师梁启超高唱颂扬的挽歌吗？
对于梁实秋当时的尴尬心态，我们还可以从当代作家韩石山所著《徐志摩传》中的一段文字窥见一斑——
梁实秋是新月派的一根支柱。从1929年春天第二卷第二期起，直接参与《新月》的编辑，排名居五人之首，其它四人是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先前徐志摩主编时，以发文学作品为主，他一接手，就加大了政治批评文章的分量。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胡适的《人权与约法》，罗隆基的《专家政治》，第三期发了他的《论思想统一》，第四期发表了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由于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很快便掀起了一个批评国民党无视人权，要求法制，要求思想言论自由的人权运动。这一举措，成为新月派历史上极为光彩的一笔。（韩石山《徐志摩传》第42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正是想于《新月》1929年春天第一卷刊发“纪念梁启超逝世的专号”而不得，第二卷梁实秋就编辑了一系列的文稿抨击国民党实行思想专制，其中的玄奥不言而喻！尽管1938年梁实秋曾一度担任国民党政府参政院参政员，但1929年他抨击国民党无视人权、思想专制的那笔账国民党政府是不会遗忘的。
人们不禁要问，1929年的梁启超出于政治环境的特殊而不能公开撰文表达对梁启超的悼念之情，漂泊至台湾后的梁实秋能否痛快地追忆恩师梁启超呢？答案也是“不能”二字！
1949年6月，梁实秋漂零至台湾，先在台湾“国立编译馆”人文科学委员会任主任委员，第二年就主动辞去这一官方赏赐的职务，从此绝意仕途。只做一位纯粹的学者，于1955年应邀出任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英文系主任直至退休。
飘泊至台湾的梁实秋像他晚年的恩师梁启超一样，对政治已现厌倦之意，因此不想再因文字贾祸了！梁实秋于台湾写下了不少怀念故旧的文章，其中《谈闻一多》一篇中的文字就能显出他当时的心境——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位‘斗士’……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是诗人学者之闻一多。我现在所要谈的亦以此为限。‘闻一多在昆明’那精彩的一段，应该由更有资格的人来写。”（转引自刘宗永、纪崑汇编的梁实秋文集《清华八年》第111页。）


梁实秋于文章中一面称闻一多之死是“轰动中外”的事件，一方面又说不知道闻一多“与谁斗”，这分明是矛盾的！梁实秋难道真的不知道闻一多昆明期间“与谁斗”吗？他十分清楚，只是不敢说罢了，因为一说又涉及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独裁这一历史问题了，这就与他晚年的人生抉择相背离了，但他又不能不怀念闻一多，那可是他的挚友知交！因此，梁实秋只能替挚友闻一多惋惜——我的好友闻一多你“斗出什么名堂”！因此，为了避嫌，梁实秋只好声明自己的悼文仅以怀念诗人学者的闻一多为限！
梁实秋有着不尽的难言之隐啊！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再来阅读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第一段吧——
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清华学校请他作第一次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于这一段文字，我们读者必须反着读，读出梁实秋文字中的隐衷——
我真想谈政治家与学者的梁启超，为我的恩师塑一尊全身像啊，但“‘政治家梁任公先生’那精彩的一段，应该由更有资格的人来写”，我是想写而不敢写啊。
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之所以怀着无限的景仰，主要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主角及蔡锷云南起义讨伐袁世凯的策动者啊，是恩师人生中最闪光的两段啊，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啊，我有必要写吗？但是，如果要写政治家的梁任公，我又必须涉及他“附袁”及“助段”那两段，这是恩师人生的败笔，中国向来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我绝不能写！那就回避吧，只写学者梁任公！
如今飘零天涯的梁实秋，其处境难道不与我恩师梁任公1922年来清华演讲时一样吗？那就借写恩师来一浇我心中的块垒吧，同时也一表我的心迹！


知我心的读者啊，你们一定会读懂我梁实秋的苦心，这不仅是一篇迟到了三十年的悼念我恩师的祭文，还是一篇梁实秋的自我伤悼之作啊！





2011年10月21日零时十七分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