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史料记事http://all.vic.sina.com.cn 2009年03月18日
新浪资讯
中国摄影写家，抢在新时期社会改革开放、思想活跃的时机，做成了一件对中国文化极具意义的大事--中国摄影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第一部《中国摄影史》，由马运增、陈申、胡志川、钱章表、彭永详编著。尽管这部书写到的只是1840--1937年间的断代史，然而这件事情的文化意义非同小可，它终于给那些不只局限于看图则止的中国摄影人，提供以一条追溯以往史迹的观念思路和学术线索。 读《中国摄影史》简短的《编后记》(编者写于该书出版前的1985年9月)，颇生感动。上一代的摄影文化人中，有专门务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者如吴群，至今尚念及他陆续发表的不少文章，是为我入摄影之途得以探寻来路的响导。我有一种求知欲望，凡是对感兴趣的事物，便要上心按其去脉寻其来龙。不得，则觉着有失对该事物整体的一份必要把握，便耿耿于怀。 史书一般皆按事物发生的时间顺序着笔。但是写史者必要从现今而回溯了解过去，在史书内容的结构过程中，思想与撰写的互动，必定要颠来倒去、辗转反复。所以写史绝不是桩容易事，往往更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因而我更对严肃的写史人深表敬重。 靠这本《中国摄影史》的阅读，引我深入了解着中国摄影文化的发展脉络。此书的作者们秉持较为冷静严谨的治史态度，将摄影术流传入中国以后由洋人起始，而终于令国人掌握的故事，贯串起来层层讲述。编写者显然查阅过大量历史资料，落笔文字的断章与取义大都经过沉著的考虑。尤其从《编后记》中获知?quot;编写组成员大都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难以在本单位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摄影史的编写"，却终于完成了这部开创性的中国摄影史撰写。实为中国摄影研究者传下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后来台湾还以繁体字再版了这部《中国摄影史》。 我在本节行文首句用了动词"抢"字，因为捧一卷迄今为止仍是独本的《中国摄影史》在手，深感此成果来之不易。对此艰辛而不赚钱的行当，若当年编写者错过了时机，此事还不知会迟到多久。我为编写者得以及时完成此项创举而庆幸，也为我们能够及时继承成果而庆幸。 出于文化感怀，我对史书的著述方式有所"苛求"，特别着意于感同身受的移情联想。这种宁可失之理、不肯忘其情的心态，出于我将阅读历史等同于感念与追怀的人生经历。以这种情调去领会摄影史上的名家和作品，才会有兴致。也许我的这份兴致，不该在史书中寻，而得去评传中拾。由此念及，中国的摄影史书终于有了，可摄影家的评传则仍不可期。 按《中国摄影史1480-1937》的线索查询下来，可供列入个人评传的摄影家有。评传不必写成大部头，可以是一篇长文，但是在评论传主的专业造诣之余，能够兼顾其人之志趣与性情以及生涯命运的质感披露，则会便于读者摸索到理解其人的感同身受之契机，因而对载入史册的人物与作品，自然会多一分了解、多一分感情。 如今中国的摄影理论和评论似乎有些热络起来，可是我知道必须靠坐冷板凳的功夫磨练的史论和评传类的研究和写作，不可能热得起来。如果理论和评论之热是催生史论和评传出世的良性条件，热一热也有好处。若是屡热之后，史论和评传仍然呼之不出，到底这般的摄影文化生态还是有问题。急不可耐地期待浏览新中国时期的摄影史篇章，虽然处在人物与作品大多健在的时代，然而由于什么政情世故的原因，使得拖到人物与作品两相折损的地步，或者必得使用"抢救"的字眼，迫得再去挖掘历史如同考古，则是多么大的遗憾和多么难以弥补的浪费。 这不仅是指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不断失去的生命，我指的是应当不从当代人手上失去的摄影文化资产。历史不能逆转，历史也不容弥补，这一代人可以不在意地推卸掉本该承担的文化责任，后果是后代的有志者必然得吃重且加倍艰难地从新做起。 做为"新中国时代"的摄影人，我们对"新中国摄影"的一批代表人物与作品，究竟有多少感性的认知?我们曾与这批人物，共同生活在一个时代与社会，却对他们所知何其有限。 我仅靠寥寥的若干信息了解他们，多半是他们显赫的履历成就、部分名作以及获奖清单。有时知其作之大名，却不知其作之影像。尤其是想从全面意义上感受某个人物及其创作，可供做学术参考的信息十分贫瘠。稍详的个人履历也不过是些人事档案里辉煌部分的缩写，关于其人的性情，只能从表彰文字和传说的言语中零散地拼凑印象，究竟与真实相差多远，也许永远都是迷。 依赖某些偶然的机缘，"新中国摄影"的若干老一辈人物，在我心目中概念化的平面印象稍显立体。 例如吴印咸，虽负盛名，却迟迟见不到他的摄影作品集出版。吴印咸在去年(2000年)逝世后，大批的文章追悼而出。而实际上对这位中国摄影史的重要人物，又有多少摄影人真正了解其人生经历与创作造诣?所见文章仿佛专为开送别会而写，送他走后，吴印咸在中国摄影领域仍然仅是个著名符号而已。我只有在岳母的零星旧照片中，见到一张吴印咸延安时期拍摄的照片，拍的是延安女士们纺线线的情景。岳母1960年代参观中国军事博物馆时，从展板上忽然发现当年的自己，记起那次延安摄影师吴印咸拍照的情形。军事博物馆赠送她一张普通尺寸的该照片，由这张照片做情景想象，我得以契入吴印咸代表作品《白求恩大夫》的时代情境。 例如徐肖冰、候波这对摄影家夫妇，我对他们的作品也所见有限。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蹲过日本鬼子监狱、又从造反派群众专政禁闭中释放的岳父讲故事，提起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工作时，与主办东北画报的徐肖冰夫妇相熟的往事，这个名字我在自学摄影过程中，从偷阅中国摄影杂志得过一点印象。 自家长辈偶然传递的这些零碎信息，竟然对我理解具体人物很有了一些表象文字之外的特殊作用。老一辈的摄影史人物正相继走向各自的生命终点，已经有人抢拍他们的容貌风采，这很有意义。然而对治摄影史和摄影人物评传更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访谈资料，却是十分罕见。 我认为由对摄影家的访谈，尤其是从那种广泛谈及个人生活和作品生成过程的散漫而不甚扣题的访谈文章中，更容易加深对特定的摄影文化现象和人物及其作品的全面理解。 最爱看作家和艺术家的自传回忆录。作家和艺术家的人生往往就是一件精彩作品，足以传世。将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放在其人生的实际背景上体会，倍有看头。作家和艺术家的自传回忆录里，蕴藏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潜意识，从传主的言谈话语和字里行间无形流露出来，成为理解其人其作之深入内涵的重要契机。 比较中外摄影媒体对摄影家的评论，国外相关文章在谈及其人其作的时候，总会涉及到具体的个人生活背景，并有充分的当事人对具体事物的原话引录，不论作品再抽象再荒诞，其人总还象个具体的人。国内相关文章对同类人物的评论，则紧扣宣扬套路的主题意识，字字句句卡在特定命题上不松口。全文读下来，枯燥无味强撑到底，往往如同被塞给一张冲压出来的模型，像样的拎起来是个平面的样板，差的则不等提起便成碎片。 评论是相关写一个人物及其创作实际，还是将相关内容笼统为一套概念定义，这是不同的出发点也是终点。即如同摄影当然离不开光影，谁都知道人像摄影的用光甚有讲究，光用得好，拍摄出来的人像就有精神。这番人与影之间的关系与区别，做摄影评论者要认真想想，走笔写出的如果是影子，看似比真人高大，却无法立体。有摄影者不屑于摄影评论者刻意的牵强附会，斥之言论为不通摄影，不是没有道理。 上篇的文字写于1995年间。之后，又有一批中国摄影史论的专著相继面世。系列史书《中国摄影史·1937-1949》，续由中国摄影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由蒋齐生、舒宗侨、顾棣编著。在此特别提及，新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吴群著《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一书，以专题文章串联结构记史，是很有学术成绩的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先驱文献。作者吴群之学术作为与其著述本身，也将会成为中国摄影史学研究的重要文本。 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一册迄今最为大部头的精装本专著《崇高美的历史再现》，由蔡子谔、顾棣著。此书内容与《中国摄影史1937-1949》的第一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摄影事业"涵盖相同。专著由蔡子谔的"正编"与顾棣的"副编"结构，正编以论"崇高美"立论，举证该时期的摄影人物与作品之美学意味。这一写法，做为史论的一家之言，当然不成问题。然而作者对那场被称为"人民战争"的摄影史迹，在注重"崇高美"的拨高之余，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人道意义。此为几十年间理论与史论研究领域颇有教训的一个观念误区，当"崇高"被"神圣"化了，人性和人民性则极易随之流失。故蔡子谔的"正编"论说因而流于空洞，而"副编"作者顾棣以具体摄影史现象所牵系的史料钩沉，则相当具有对特定事物进行明细梳理的重要学术价值。顾棣几十年如一日，专攻"解放区摄影事业"一门，是与吴群志向相同之为数不多的以史实做凭据的严谨治学者。 两册《中国摄影史》，由1840-1937年间写到1937-1949年间。此后的时期，则以《当代中国摄影艺术史1949-1989》标题书名，此书继续由中国摄影出版社于1996年末出版，佟树珩、袁毅平、胡志川、陈昌谦、张家琪、任一权撰写。从出版时间来看，它抢到《中国摄影史1937-1949》之前去了。且此书不再按照历史年代分编章节，而是以艺术创作、艺术理论和摄影艺术教育、国际交流等分项内容结构成书。此《当代中国摄影艺术史》的写作，不复有两册《中国摄影史》那般简炼沉着的学术态度，反而显得成文匆促潦草。其中第九章"停滞和干扰时期(1966-1976)"，竟然以两页为一章，流于点到为止。 无论如何，中国摄影出版社的中国摄影史书，以三册著述维系下从1840-1989年的一套摄影史记书写，总算填补了中国摄影领域长期无自身史书可鉴的学术空白。虽然后两册的初版印数仅3千册，(第一册印数不明)，但是做为文献专著，其开创之举的学术作为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并不在其印数少，此类学术书籍本也无须多。遗憾的是该系列史书自出版至今，尚鲜见有相关的学术议论。可知在偌大的中国摄影界，摄影史论仍是冷门的摄影文论研究领域之冷门。此现象倒是应了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治学名言："坐得冷板凳，才吃得冷猪肉。" 好在应当被视为寻找摄影自身之研究的摄影史论学术作为，自1980年代起，在中国摄影社会里，日益广泛生动地延展开来，并且不拘一格地自为生成起来。 1980年代中期的《艰巨历程》摄影展及其成书，必为中国当代摄影史历程的一块里程碑。可惜我至今尚未能与此书谋面，故无缘置喙。 摄影正史之余的野史篇章，乃是不可轻视、不容忽略的重要文化环节。《大众摄影》杂志为纪念创刊30周年和35周年，连续两度举办《我和摄影》征文活动并选集成书。这乃是我至今饶有兴趣屡读不止的中国摄影文化田野调查的原始资料集。它们从普通摄影人的经历中，再现了中国摄影文化史的即时场景与草根细节。犹如标本切片一般，展呈出中国摄影文化生态的实际缘由，可与正史的纲目要领互应补充。《大众摄影》杂志创刊40周年时节，又征文出了一册《照片背后的故事》，图文搭配，又是一种新颖的尝试。我殷切期待在今后的岁月里，还会有类似的民间摄影文献持续面世，源源不绝。 山东画报出版社自1990年代开启的《老照片》图文对照丛书，乃是对中国摄影史研究的殷实资源汇编。这个举措，等于是调动了整个中国文化社会，来进行相关影像的钩沉开发。影像不期然地切入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史的实据探索，也给中国摄影自身的研究，辟开了一面深邃浩瀚的视野。此前由民间组织自发策划的几起"知青摄影展"及其图文资料，曾经激发了由影及史的思维方式，同时也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开启了定向模式之外的另类发掘线索。可以肯定的是，全面的中国摄影史，并不只是中国摄影界与专业摄影者的单方面摄影活动史。 《永远的四月》由中国书局出版于1999年，该书由当事者的各种原始回忆和评论文章，维系再现当代中国摄影史上"四月影会"这一事物的史迹，乃是就重要转折关头特定事件的摄影史书写与史论研究的厚实文献。已有以此书的史料文本作为参考论据的摄影史论文章，跃上中国摄影文化学术研究的台面。 《陈复礼传》是由丁遵新著作，湖北美术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首部中国摄影家传记。可以与其配套阅读的是中国摄影家出版社1995年版的《陈复礼摄影艺术研究》，该书汇集中国摄影协会诸多会员人士书写的评论与回忆文字。如此对一位当代摄影家的综合评议，具有罕见的空前规模。遗憾的是对此现象，尚缺少优质水平的学术评论出现，几与史书具有同等学术价值的人物评传，至今仍属阙如。《陈复礼传》一书也只达编年传记的成色，尚未及专业评传的学术实质。 候波、徐肖冰的口述回忆录《带翅膀的摄影机》，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做为系列"口述传记丛书"之一出版，该书同时也是中国摄影史和摄影家人物传记的参照文本。此类独特视角的摄影史籍，还有由顾保孜撰文、杜修贤摄影的《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此图书同时又是以摄影镜头印证中国共产党史的图像史料版本。 《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应为2000年之后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因未见其书，故不知除了将一份中国摄影史的重要影献出土见日之余，对方大曾这个摄影人物的史论评价做到何等学术程度。显然如方大增这样的重要摄影家，是要由优质的评传来总结的。 有一个很好的迹象已经悄悄地在新近的摄影媒体上展现，那就是对摄影人物的直接访谈。其中做得较好的有杰出的摄影文化人李媚，她近来对若干崭露头角的年青摄影家所做的访谈，相继发表在《大众摄影》、《人民摄影》等摄影媒体上。优秀摄影记者和新闻摄影理论研究者曾璜，则在对同行摄影记者的访谈和本人接受访谈两方面，都有上乘的学术表现。访谈这种由灵活且深入的问答方式所形成的鲜活的多义性开放文本，对及时从实践摸索、观念探讨和学术议论等方面参透现下发生的重要摄影文化现象，具有特别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史料记录意义。从而证明对摄影实践与观念的理论性研讨，已经逐步摆脱旧有的固定范式，逐渐发挥出犀利且质疑的评论方法。我视此类事物为中国摄影学术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成果。 对老一辈摄影家和当代摄影家生平事迹的访谈工作，想必已经有人切实地做将起来。 从以上诸般迹象来看，不拘一格与渐具规模的访谈、回忆、钩沉、抢救与留存等相关中国摄影文化史料搜集、整理、研究等烦琐工作，皆已由一些有心人士以只问耕耘、不事声张的文化姿态默默地进行着。这一切，皆已成为中国摄影史论研究拓荒者，留给后世学者的一份穿越艰巨历程的文化遗产。 | 
|联系我们|手机版|Archiver|教师之友网
( [沪ICP备13022119号] ) 
IP卡
狗仔卡
楼主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