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方颐老师，晚生管季超恭候您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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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方颐 又名李珍煜，号浥庵，平阳客，河南豫北武陟人。195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附中，1964年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师从王霞宙、张振铎、唐醉石、曹立庵诸先生。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华中师大美术系教授。        
     作品曾入选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首届中国花鸟画展（特邀）；当代著名花鸟画家作品展；全国牡丹竞选国花展；武汉国际水墨画展；当代百家扇画精品展；第三、五、八、十二届当代花鸟画邀请展；建国六十周年中国美协会员作品展等，获奖并由国内外艺术陈列馆、美术馆收藏。作品曾被“美术”、“国画家”、“书法报”、“书画世界”“收藏与鉴赏”等专业学术刊物发表。
    已出版专著《写意花鸟画技法》、《当代中国画名家丛谱——郭方颐画紫藤》、《郭方颐画集》、《郭方颐花鸟画集》。 2003年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办个展。 深圳电视台“人物”栏目、澳亚卫视“水墨视界”曾作专题访谈。
      据悉，郭方颐先生将于2014年由深圳迁居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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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传统的生命机制》 ——兼谈郭方颐的画  
                                         鲁慕迅  



       如何对待中国绘画传统，是一个讨论了几十年的老问题了。我认为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创造的活生生的生命过程。它的生命机制就在于：每个时代的有创造力的画家，都以自己的新的感悟，新的观念和新的形式语言的创造，为以往的传统注入生命的活力，从而使这个传统在当代得到延续和发展。因此，发展传统就成了艺术家的历史使命。又因此，传统就活在历代有创造力的画家身上，活在他们的作品中，而不仅是保存在博物馆里的前人的遗迹。就绘画本体而言，中国画的生命特质：一是意象造形，一是笔墨的表现性。这两点又都是和主体的创造意识分不开的。一些对传统绘画浸淫较深的画家，在现代绘画观念的启迪下，逐渐走向现代，日益显示出创造的活力和时代的风貌。 我的这一认识从郭方颐的作品中再一次得到印证。郭方颐是已故老画家王霞宙先生的高足，是全面继承了王霞宙先生的衣钵传人。他的功力深厚，修养全面，善于从观察自然中获得灵感，摄取画材。他通过王霞宙先生继承了中国画传统中最有生命活力的那些部分，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师古人之心而不师古人之迹；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笔墨当随时代等等。他从传统走来，但又受到现代绘画观念的熏陶，不断探求新的形式语言，在画中融入现代审美情趣，画风趋向现代。他在造形观念上，继承中国画意象造形的写意传统，跳出写实的畦町，以情化物，随意成形，显示出创造的自由。与此相应的，是他对于笔墨的认识和理解。他不是把笔墨仅仅作为造形的手段，而是把笔墨主要地作为感情的载体，充分突显其独立的审美价值。 宋代黄庭坚曾说：凡书画当观韵。韵是生命的律动，也是美的节律。是对艺术作品的总体把握和最高要求。郭方颐在画中通过笔墨的节奏变化，章法的整体气势和造形的意象性，而使画幅中呈现出流动不息的气韵，并由此上升为一种如乐如诗的境界。在他的一部分泼墨大写意作品中，其造形的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和笔墨的表现性，透露出走向现代的某种契机。据作者说，今后中他的画风还会进一步向现代倾斜，而笔墨这一中国画所物有的审美要素却是不会丢掉的。他的这种由传统出发、通过渐进式的积累而走向现代的艺术道路，无疑是更能适应中国社会现实和观众的审美要求的。因此他的经验也是一份对于中国画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问题的较好的答卷。 通过郭方颐以及与他的艺术道路相近的一些画家的实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创造必有所继承；继承是为了创造；而创造又是最好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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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露无声 —— 沈伟

            天地间有百卉众木，卷舒阴阳，自形自色，其跳跃生机，协和气息，为人所娱心悦目者，不一而足。所以《宣和画谱》称花木能具五行之精，得天地之气。花鸟画之兴，即是极绘事之妙，写尽春色秋容。
      明人题画有诗云：“清露无声万木中”。自古中国文人水墨画的理想境界，是在写形状物之外，别寄幽微；又是借丹青游戏之兴，取类诗、书的优渥品评，开辟感知与精神升华的途径。所以两宋以降，写意花鸟一门，初由窠木竹石，继而，畹兰篱菊，乃至广谱诸卉，悉备翎毛，莫不以花木岁寒磊落，扶疏风雅的意象，喻人生诗意的想象。花鸟“意”、“趣”之中，实则包容了笔墨与性情两方面的丰富涵量。
      郭方颐先生创作与教学数十年，其花鸟画接续了传统文人笔墨气格，既得旧法，亦富新意，尤其在大写意一格，融炼书学、印学修养于画境，温文尔雅。如作藤本，则见洒脱，用笔滋润沉厚，纵势而写，其意连绵相属，亦书亦画，别有一笔而成的气韵。清人张式《画谭》所述极是：“全幅局势先罗胸中者，下笔是笔笔生出，不是笔笔装去，至结底一笔，亦便是第一笔，古所称一笔画也”。
      紫藤一科，南北有殊，然皆经春历夏，繁花次第盛开成球，串连不断，灿烂可观。昔人写生，唯写其生意，随手勾染点簇，莫不求其俯仰精神之妙。白石老人说：“画藤若真，不成藤矣”，又说：“画藤愁不乱，能乱即有神”。而郭方颐先生所画此册紫藤课稿，似乱非乱，灵活错综，颇得藤本形势之妙，既于画礼探究规律与门径，也于画法示范知常善变之道。
      画谱之用，立法虽精，然而也须读者善悟融通而求新貌，诚所谓“若无新变，何以代雄”。
      是为序。

2000年6月于湖北省美术院
沈伟，中美协会员、湖北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艺术史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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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今何在，其艺永清新——忆恩师王霞宙先生
                   郭方颐


     自从1959年艺术学院附中华业升入大学，我就跟随王霞宙、张振铎二位老师学画直到1964年毕业，当时正直“唯成分论”的年代，毕业后，这年国画花鸟专业的同学都被分配到一座小城市的工厂工作，颠簸坎坷数十年。但即使在那最困苦的日子里，先生的殷殷教诲永远如春雨润物般影响和启迪着我安贫乐道，永不放弃，逐渐成熟，真可谓“仰沾时雨之化”。多年来，虽有地域阻隔，与先生短短的几次接触却使我终身难忘。本文仅将我与先生过往的生活片断和整体感触概括如下：
    坚持“师古人、师造化”的传统教学思想

    20世纪50年代末，潘天寿先生首先将浙美的花鸟画专业独立分科，这是中国画教学具有开拓性的举措。随即，湖北艺术院校积极响应，将国画专业分为“人物”、“花鸟”两科，王先生和张先生为主导教授。王先生说：“美术史证明：画科的细化是艺术发展的必然和进步。”此前，我们画了多年的西方素描、水彩和油画，反而对自己民族的绘画不甚了解。王先生根据同学们的基础安排了系统的教学大纲和计划。大致顺序是：宋画花鸟团扇，“簪花仕女图”，“五牛图”，周之冕、沈周山水，恽南田没骨花卉，黄宾虹山水，赵之谦、华喦、八大山人花鸟，关良戏曲人物，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人作品，人物、山水、花鸟相互交替，广泛涉猎：工笔、小写、大写由工到写，循序渐进。新单元开始则结合画家的技法特点及在画史上的地位、影响作详细评介，且都有先生自己的见解。同时也介绍和学习于非闇、陈之佛、潘天寿。李若禅等同时代大家的技法，不立门户之见，是一种博大、开放的教学思路。先生曾对着一副吴昌硕的立轴“紫藤”说：“你们看，吴昌硕的画幅画不大但气象大，势子向外冲，画面都容纳不下”（此为“境界”，远非今日所谓“张力”所能比拟）。又说齐白石和关良的画“质朴而具童心，全是人格修养，常人学不来。”数年的严谨磨砺，我们对传统有了入门的认识。
      先生对中国文化有全面而深厚的修养。早年所作仕女人物风靡画坛。我曾在先生的画室看到壁上挂了先生早年所作的衣服菩萨坐像，全以没骨赭墨写生，技法娴熟，气格高古。山水师从肖厔泉等，极具传统功底。同时，非常重视“行万里路”，除了在家中着一双方口布鞋外，常年都穿一双“解放鞋”。当年交通十分不便，深入到山区和农村都要徒步跋涉，生活十分艰苦。年近花甲的先生还在鄂西的长阳，恩施，省外的庐山，黄山、峨眉山等地写生。每次归来，画稿盈笥,且都是毛笔、宣纸所作。他说：“出外写生也不准用铅笔钢笔，只准用毛笔，毛笔写生稿与创作最接近，画家要尽量多地接触毛笔。”先生带我们去公园画牡丹、杜鹃也都用毛笔。1962年冬，武汉天寒地冻，百花凋谢，王先生与广州美院取得联系后，带整个花鸟专业去广州写生。我们乘火车于1963年春节那天一大早抵达广州美院。次日即去越秀山等公园写生，天天早出晚归，收获颇丰。期间我们拜访了关山月院长，关院长与先生也是老友重逢，畅叙别情，喜不自胜。关院长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那栋独门独院的小楼上，展示他50年代创作的“武汉抗洪图”和一些小品给我们讲解。还为我们组织了一次广美同届的国画系同学们友好联欢与进餐，校际间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1971年我画了一张“油橄榄”参加湖北省美展。随后被文化部提名为中国画赴东欧巡展作品。于是，省委宣传部门将我抽调到武汉加工修改，省美院则指定王先生与张先生进行指导。当时俩位先生还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随时接受批判。正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才不得不“重用”他们。两位先生对于这一“殊荣”并没有“受宠若惊”，而是淡然处之，但对我的指导却是尽心尽力。“达人顺逆一视，休戚两忘。”作为学生，在与先生阔别八年之后又能多日相处亲聆教诲，自然是无比幸运。对于油橄榄大家都很生疏（是从阿尔巴尼亚引进的优质油料树种），于是我与王先生相约去了省农科所写生。那天清晨，我们从华中村出发步行至汉阳门，先就近在一家餐馆过早，买好票后我为先生端上一碗热干面和一个大油饼，热腾腾喷着香气，先生吃得很香，古稀老人有这样好的胃口可见体质之强健。饭毕，即乘公交车直至卓刀泉（当时尚属郊区），下车后我帮先生背上写生袋，沿着高低不平窄窄的土路走向大片的橄榄林。武汉的五月有点热，在林中转悠了一阵，，先生就找到一个入画的角度，放好写生凳坐下，打开那深蓝色的大包，取出一方小石砚，一段墨锭，在砚中滴上水，一边磨墨一边抬头观察要画的对象，正如古人所谓“解衣磐礴”，心有所会立即下笔。执笔、行笔凝神无碍，其认真程度与创作无异。直到所里通知来通知我们吃午饭，我们才知道画了三个小时，回到办公室洗手毕，一位工人拿了两枚洗净的香瓜说：“这是我们自己中的，请王教授尝尝鲜。”先生高兴地接过来，拍作两半品尝着，不一会就将瓜吃完，一边擦手一边说：“苏东坡有两句诗写得好：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是先生对工人同志的谢意，好似还有更多的深意吧。


       重视全面修养
      国画专业开设了“诗文题跋”课（阮璞先生授课），“金石书法”（曹立庵先生授课），还不定期聘请武汉的书画名家徐松安、张肇铭、唐醉石、卢蔚泉、闻钧天等先生来校讲课和示范，甚至还曾邀请著名京剧演员高盛麟先生来讲表演之“美”。1960年，江苏国画院老画家一行23000里旅行写生从三峡东下途径武汉，学院诚请他们在汉作短暂停留来校讲课和示范，给同学们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老画家的写生新作在陈列室展出并供我们临摹。我选临的是最靠大门口的傅抱石先生的一张山水册页。满怀信心地开笔却怎么也临不像，把平时学的中锋侧锋、皴擦都用上也不奏效，正好这时王先生过来看见了，就接过我的画板坐在小凳上为我示范，只见他用力以毛笔在画面上连沟带皴，笔毛四面分岔，循环往复飒飒作响，不一会儿，纸上大为改观，形神并存，一片“抱石皴”呈现于眼前。数年间，还请来郭味蕖先生来国画系授课。也曾邀请上海老前辈汪声远先生来校教学，汪老在眼力不济和国家最困难的年代充满激情地为同学们讲授山水画创作，他的风格虽不及黄宾虹浑厚华滋，但在洒脱与豪放上又胜出一筹，款识书法风格有黄宾虹之遗风却又更加开张萧散，虽画名未及远播，其功力在当代山水画坛当占一席之地。这些美术交流活动丰富和开拓了同学们的视野，提高了审美能力。学校开放的教学思路和教授们的“文人相亲”的博大胸襟即是莘莘学子们的福祉。
      对于书法，王先生自有独到的见地。一天下午，同学们都在教室练字，王先生突然慢步踱进来，在同学中转了一周就出去了，刚迈出门有转身折了回来，站在门口说：“以后练字要写魏碑。”离开教室后又回来补了一句：“下次我来在看你们写唐楷，就把你们的字帖扔掉。”如果作为一个书法家，则应贯通古今，广收所取。但作为画家，则主要是学习书法的精神内涵，最终与画融会贯通，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也有更深刻的理解。黄宾虹题画曾言：“作画实处易，虚处难。”“实”尚好理解，而对“虚”的理解或是云里雾里。或是各执一端，最终难有定论。而魏碑书法中略可见其端倪。笔笔沉雄稳健可谓之“实”，笔与笔交界处的断续剥离痕应是“实”中之虚了。古人所言：“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意趣断续处难觅”即此。画中的“虚”与“实”尽在此中得以解悟。再者，魏碑书法是中国书法尚未成熟时的书体，如同人之幼年，稚拙、单纯、奇逸，其造型之意趣和用笔含蓄正是绘画所追求的营养。这种实践中的开悟正是从王先生的见解中得来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武汉文史、书画界有一位学养深厚、清高儒雅的学者和高人——薛楚凤先生，在我上附中的时候就听说他的大名，并道听途说此人清高和怪异，所以不敢前去拜访，然而心中的神秘总也抹不去。就在加工修改“油橄榄”期间听说了王先生与薛先生友情甚笃。一天，我向王先生询问薛老近况，先生说已经很久未曾谋面了。当得知我想去拜访之意后，先生毅然答应带我去作引荐。那是1972年的五六月间的一个上午，先生带我步行到薛家（涵三宫鼓架坡巷口），二老相见互致问候就进了书房，书房狭小而暗淡。先生先开口道：“薛老，今天带我的学生来看你，他对你的书法极有兴趣，你就跟他谈谈书法吧。”薛老转身将搁在书桌上一摞厚约五寸的材料纸托在手上，说：“哎呀！前天街道革委会要我写履历，要求从9岁写到今天（当时薛老已逾古稀之年），还命令我月内交卷，过去的事很多都想不起来了，唉！真是头疼。”一脸的困窘和无奈。王先生忙说：“不急，等以后有时间在写。”薛老惟恐我们扫兴，走到一个长长的古旧书架前在摆满书籍的空隙中抽出一卷册页大小的纸卷，递给我说：“同学，这是我平时瞎画的东西，有你看中的就送给你吧。”我与王先生展开画卷一张张欣赏，画的都是“柳岸系舟”“沙诸归渔”之类，黄灰的毛边纸又未着色，在当时的政治年代，心中喜爱却不敢收藏，王先生也默然，我只得忍痛割爱。其中有几张书法我捡出来对薛老表示我的爱意，薛老就送给我了。临分手时，王先生对薛老说：“薛老有时间要写就写一篇字多的，让学生多学点东西。”薛老说：“我写一张毛主席的‘沁园春·雪’给你，字最多，下次来取吧。”我们即依依不舍地揖别，怀着苦涩和惆怅的心情回到了美术院。回来打开薛老的墨迹细细欣赏和把玩，有一副联语：“海到无边天是崖，山登绝顶我为峰”行草，两行中隙钤一白文私印；另一纸书是：“相望中，花深鸟乱啼”大草，字幅虽不大而气势充盈，韵味极好，若与古代大家相较也毫不逊色，正所谓艺无新旧之异，惟有优劣之别。过了几天王先生要我写点东西去请薛老指点，我就写了鲁迅先生的“血沃中原肥劲土，寒凝大地发春华”去向薛老请教，快走到大门口时就看到薛老独自在过道乘凉，坐在一张竹床上，手执一把葵扇，着一领夏白短衫。鹤发银须，面庞清瘦白皙，两目炯炯，随着扇子的摆动，银须也有节律地飘动，俨然如古之隐者高士。他看见我就热情地起身让过一把木靠背椅，入座后我把作业打开奉上请老人指点。薛老看了一会连声说好，很好。我想，这应是对晚辈的褒奖，仰或是旧式文人的客套。出于诚心，我说：“以前学谭延闿，翁同龢，后来学郭沫若，最近还想变一变，尚不得要领。”薛老才说：“这张字写的不错，只是‘沃’字的草法我记不准了，你回去查查草字汇。”态度是如此平易，语气是如此和蔼，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多年以前我就听说薛老在湖北书画界和文史界倍受尊崇，武汉书画界同仁举行笔会在学术上争论得不可开交时，只要薛老一进门，即刻鸦雀无声。还传闻薛老策杖走在街上往往眼若垂帘，遇见相识也不打招呼，清高得似一尊仙一尊佛。上次师生造访大概是他与王先生情谊深厚才那样热情的吧？谁知道这次对一个晚辈竟如此慈详，将我过去多年对他的畏惧一扫而空。我回来即向王先生谈起我的感触，王先生淡然一笑说：“大学问家皆如此。薛老是个‘处下’而‘不争’的人。‘处下’材能用不自负，是自信的表现，同时也免得与人争执糟践时光。”(王先生口语中常用枣阳乡音说“糟践”二字)王先生的一席话，使我对二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还有一桩小事也有必要记述于此以备忘：大约大四时，一个上午我应约到先生画室看示范“紫牡丹”，一张画毕，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横披书法递给我同学们传阅。那是一封祝贺春节的长长贺信：“霞宙学兄近好！新年锣鼓喧天，爆竹声震耳欲聋····”后面落款是“马万里”，先生解释后得知马万里先生是王先生在南京艺专的同室兼班长。信文充满喜气如行云流水，书法瘦硬有神韵。我看完后送还给先生，哪知先生说：“送给你吧”。我连忙辞让不敢接受，先生说：“物归所好，放你那里比我留着更有用。”我知道先生之深意便欣然收好保存。这件事又从另一角度看出王先生对书法的重视。




             特立的技法体系与风格
      王先生的画以清新俊秀见长而卓立于世。这种风格是建立在他对传统的深层把握又自出机杼而形成的。画论云：“夫艺者也，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先生对宋代以降的周之冕、陈淳、华喦、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无限景仰外，同时对当代的潘天寿、李苦禅、郭味蕖等大家也经常赞誉，曾当着同学们说：“我要用五年时间追潘天寿，三年时间赶李苦禅。”这种对同时代画家的景仰与尊崇的同时也是一种对超越自我的自信，“君子和而不同”。因此，他始终与别人保持着距离，不蹈故辙，自立门户，形成清、新、俊、秀的花鸟画体系。20世纪60年代初始逐渐进入受法期。其表现是：一、题材开拓。他说：“我从不画梅兰竹菊，古人已经达到顶峰，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这一时期的“救兵粮”、“簇云图”、“橘颂”、“铁棕”、“岭南铁树”等不但题材新，而且都赋予作者的深意。有一次我们要求先生画鸟，先生说：“我极少写鸟，但只要画它就要让你它能飞起来，绝不能像标本。”不久之后，先生果然画了一副“小麦双燕”拿来挂在教室，那凌空飞翔的燕子极其生动：笔锋落纸如隧石，苍涧交融，然后略实弹石朱，笔触在朦胧中恰似燕子在半空掠过。若与任伯年的“燕子”相比，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意象的升华。如果说前期作品侧重写生的受题，那么这一时期则进入意象的表现阶段。即从“活本所有，画本所无”（先生题画句）进入“从心所欲”的“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的境界，这是一座可喜的里程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语）。先生在变法中同样十分严谨。他常常告诫我们：“内行看画，更注意画面边角不显眼处，这地方最易疏于草率而露出破绽，你们要特别注意。”并说：“一张画画的慢，人家就看的慢，两者是成正比的。”还有诸如:章法重 在势子，没有势子就谈不上章法：“前人单一强调中锋，然会用笔者侧锋也是中锋。”“国画用色难，用紫色至难，前人有窍门可循。”“画圆果切忌画圈，画圈则俗。画圆要用方笔，笔欲方，心欲圆，才能真圆，几种圆果，如枇杷、天竹、樱桃等用笔又各有不同的笔法”等等。这种严谨的治学作风和独到的经验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大凡一个人的成就，固然要靠自我的智慧，勤奋和坚韧，更需要时代和社会等客观条件促成，中外古今大量范例即是明证。王霞宙先生辛勤“耕耘”一生，其建树和成就实为画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佼佼者。正当先生精力尚健，艺术趋近巅峰的黄金岁月，突然陷入“文革”的逆风恶境之中。即便此时，我们仍然期盼着先生经霜弥茂、劫后芳华。然而，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在那“史无前例”的政治灾难中先生最终没能逃过厄运，从而湮灭无闻至今。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30余年间，人们对先生其人其艺随着时光的流逝已逐渐淡忘。鉴于此，我趋拙著《写意花鸟画技法》出版之机，将借到的数幅先生画作作为图例与吴昌硕、任伯年、李若禅等大师的作品一并刊入书中，借自己微薄之力彰显先生的艺术，为更多的人留下一瓣心香。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人们更需要社会和谐和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的回归，需要人本精神的重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因此，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肯定老一辈艺术家的卓越成就和教育上的贡献，甚至他们那种“吾道一以贯之”的精神力量，并且实发扬光大，唯如此，“惟楚有才”的千年豪言才能成美妙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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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方颐先生在中国美术家文化论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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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方颐先生在关山月美术馆画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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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方颐先生在关山月美术馆画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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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山师生展览会上，郭方颐先生即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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