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谈书院

管季超0712

谈书院

                                               张炜

灿烂的星空

    自2002年到现在，许多文化人士来过书院游学讲学。有一位学者给书院题了四个字：“世外桃源”。
    那时候他们可能很惊喜，有了这种感受。因为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里一点嘈杂的市声都没有。风来了有林涛呼鸣，再就是各种动物的声音。如果住在一研部的三楼，从窗子往北看，就是无边无际的松林和海湾，再就是从渔港码头到桑岛——这之间有一艘白色的交通船来来往往，大约每个小时一趟。人每天处在这种环境里，真的恍恍惚惚会觉得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冬夜有几天海风稍大一点，海浪就像打在枕头边上，哗哗巨响。那种感觉给人很多想象，就像接受一种强大的脉冲、一种从大自然深处注入的力量。
    在这种感觉中，人可以写下很多不同的文字，展开另一种构思和想象。因为受到了无法言说的推动力。的确是这样，人不仅是生理状态与置身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还有思索力及其他。
    有些人心里从来不装大事，而有些人心里常怀大事。这在写作者思想者那里，就成为致命的区别了。灵魂是不同的，一些人天生心里就装了大事，而大多数人只是有时候才泛起大事，更多的时候被具体的琐屑充满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复杂，但肯定与身处何种环境有关，人在闹市拥挤中或孤身寂野里，当然心情和思维都要有所不同了，所以环境的改变将引起人的很大变化。
    人的心里汇集着各种各样的思绪，但是有的会泛上来，有的会压到底部。我们优先处理的部分是什么，这很重要。从较大的城市坐车来到这里也就是三四个小时，这段距离的改变，这点时空的移动，却让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变得大大不一样了。尽管我们现在有网络和电视，有无线和有线等联络方式，似乎跑到哪里都跟整个世界联系着，那是由无数根看不见的线相连，就是它们让一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但是尽管这样，人的躯体置于何处，也就是说他站在了哪里，心灵状态也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
    可以想象，人在较少人工痕迹的地方，容易考虑一些悠远的问题。抬头就是大海星空，想不考虑永恒都不可能。反过来如果出门就是人流车辆，那就必须面对、必须处理这些眼前的问题。
    当年这片海滩丛林没有什么现代污染，看星空会觉得很亮，星星很密很大，人会觉得离它们很近。所以在这里，大家仰起脸时会有一种讶异感――那是城市人久违了的一种感受。人们在这里受到了夜空的强烈提醒和强调，会不由得想起了康德那句话，就是他对两种东西的惊异――一是心中的道德律，二是头顶的这片星空。
    在这里，星空让人讶异，心里产生敬畏。这种感受或许是思想者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大事的起点，或者还有终点。一些朴素的然而却是巨大的问题，会一点点走近我们――会回到原来，会追溯一些本源的问题。这就是人性与神性接通的时刻。
    在商业主义物质主义时代，我们身陷其中，为了生存，也就不得不使用浅近的心机，结果变得精明而又庸俗。艺术品的创造离神性越来越远，诗意也就逐步萎缩以至于没有。一切越来越世俗化，实用化，人在物质欲望中沉迷下去，渐渐不能探出头来，再也看不到灿烂的星空。

一辆精神之车

    万松浦书院有许多照片，中国的外国的，当代的和逝去的；泰斗级的人物，或者平凡而亲切的各界朋友。但是整个大院里的人物雕塑只有一个，就是鲁迅先生。大厅里的人物肖像都是中国的贤人君子和学问家，算是主题鲜明。登堂入室以后，就知道这里要继承什么了。肖像中既有学术人物，也有诗人。书院把浪漫的想象和缜密的学术紧密结合，视为一体。
    现在的大学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中国古代就未必了。孔子就是道德和学问的结合，没有这种结合，严格讲就没有学问。但是学问作为一种形式和传递工具，让道德存在下去。道德运行于学问之中，学问又为道德所牵引。这儿有孔子、孟子、荀子等，还有屈原，李白，杜甫。这可以看出书院是怎么看待诗性的浪漫，怎么看待创作和学术的――它们应该结为一体。可能没有一种纯粹的学术不是诗，也没有一种诗不包含着深刻的学术，很高的感性和理性总是相亲和的。
    一开始有人说书院只需挂孔孟这一类圣贤，怎么还挂了诗人？这就是我们理解感性和理性的关系，这就是学问的总体。很高的感性笼罩了一切学问，可以无数次地诠释而不显得匮乏；而深邃的理性总是闪烁着诗性之光。
    当我们阅读孔孟的时候，觉得这些道德文章情感丰沛，总是被弥漫其中的强大诗性击中。没有诗性的学问是干瘪、枯燥甚至是虚假的。只有让学问在感性的氧气里自由呼吸，学问才是活的，才能够不断生长。
    在鲁迅先生的注视之下，人们会想到置身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挑战性和批判性，会向往一种深沉的理性。书院不是一处文学院，它应该顽强地继承中国古代书院的那些传统。有人讲了过多的“扬弃中的继承”，其实时下只需要多讲继承，继承是第一位的。中国著名的书院有多么好的气息，它们的精神支持了一个民族。它们至今还拥有强大的感召力。说到扬弃，那暂时还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大概得好好想一想再做。
    至于继承中的发展，当是做现代书院的必须，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肯定都要发展变化，因为此刻立足于当代，必然要面临很多最新的问题，这是古人不曾遇到也不曾解决的。比如说数字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古人没有遇到；一个民族的物质主义和全球金融经济的结合，古人也没有遇到。这些新问题逼迫我们不得不作以回答和应对，这个过程肯定要伴随了新的探索。
    但是现代书院还是紧紧拴在中国传统书院的这驾马车上，这是一辆精神之车。一旦断掉了精神之绠，书院很可能就是即兴和冲动的，是极其无聊的场所。现代书院必须是一个稳重的、深沉的、思索的地场，是判断和追索的所在。对于古代圣贤，应该敬畏在先。
    谈到书院的成长，缓慢一些不要紧，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总是追求速度，追求虚荣，必会彻底毁掉我们。书院到现在十年了，似乎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它只是在不停地做下去。这里没有好大喜功，没有那些声名显赫的大活动，起码没有轰轰隆隆，动辄天上悬起了气球，露天歌台通宵大唱，烟花爆竹噼啪不断。这里不接待“闻人”，只默默地务实做事。它的耐力和韧性有多长，中气有多足，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雄心有多么大，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多么纯粹，却是需要时刻注意、需要时间去检验和鉴别的。
    默默地做，稳稳地做，深沉地做，守住这种品质，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就这样，一点点接近着现代书院之道。

清寂

    世上许多的事情，一味追求速度就会做坏。我们的脑力跟速度是相匹配的，时间没有给予那么大的智慧，也就不该有那么大的速度。做事情不能靠几个聪明的头脑，靠一时冲动或豪情大发，靠灵感一闪就成了。大事情需要大时间。我们历史上犯的一些错误，有的就是因为大事情交给了小时间，结果只能做糟。大智慧的形成，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也不是一个天才的头脑机灵一动就可以解决的――当然也不是众多的头脑简单相加的结果。
    说到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我们有时候把物理能量和心智能量混为一谈，觉得既然一万个人可以在一天里完成那么大的劳动量，那么一万个人的思想在一天里的积累肯定也是不得了的。但事实上往往相反。因为物理能量的累积和叠加，绝不等同于思想和精神的能量。思想力许多时候靠个人，靠个体，靠他们在寂寞的时间里、灵慧的时刻里去逐步形成。
    一个伟大人物的思想力是难以预料的。
    书院必须有耐心把自己放到时间里去，在时间里走入冷静和接受孤独。必须孤独，必须清寂。光寂寞还不够，还得清寂。浑浊的寂寞也有，一堆混乱而没有头脑的人凑在一个地方寂寞，那就更糟。没有清寂的时间相加相叠，就没有万松浦书院的现在和未来。有信心守住 “清寂”，才能做些事情，才能健康地存在，才会有一点价值和意义。

“和蔼”与“安静”

    在今天，我们也许不必一味追求和展示尖音、发出尖音。许多尖音是可疑的。尖音有时候会传达远方，而传播得越远也就越是引人注意。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这里的大门书写了四个字：“和蔼”、“安静”。为什么要和蔼？和蔼表明我们面对学术论争的那种安定和从容，讨论问题的态度和心绪；安静就是力戒浮躁，保持一种清寂的环境。这既是一种主观的追求，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如果来了一些人和我们讨论问题，动不动就吵架，一切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整个环境搞得很喧哗很浮躁，不得安稳，也很难拆解思绪的纠缠。所以在这个时代里，和蔼和安静并不易做，但它确非常重要。
    剧烈的批判和反抗就蕴含在和蔼与安静之中。如果能有这样的蕴含力，力量肯定是很大的。安静与和蔼者也会是更为激烈者。仅仅是尖叫，是表演欲，是闹动静，虚荣的东西就会趁虚而入。个人做学问如此做事业如此，一个单位如一个书院一个机构，也是如此。
    这些深沉下来的道理古人很懂，但是当代的欲望社会中，人的屁股都是很热的，结果自己把自己烧坏了。现在必须强调价值观，包括追求的格调、操守、准则。也许这一切在今天的书院里还没有全部清晰严整，但它一定会逐步形成并深入人心。也许这样的环境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十万八千里，但我们追求的精神却会通过行动、语言文字，默默无察地扩大和感染。有价值的东西必要保留下来。

往前跑

    书院这种事业要做下去，往往给人很大的压力。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就想这可能是一种人生的错误――参与建设一座书院。因为逆风而上之难，这种感受如何，非要置身其中的人才能明白。凡是潮流总是非常强大的。有意义的工作总是相当晦涩的，无论这个事物多么明朗地摆在面前，也不可能让众多的人全都理解。
    当然这些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感受了那种痛苦：确立了那样一个崇高和遥远的目标，却没有与完成这个目标相匹配的个人素质，比如坚定的品格，学术的能力，这些要求都是相当高的。还必须有一拨志同道合者在一起，这些人有知识、有学养、有人格的力量，并且有始终坚持下去的毅力。
    到哪里去找这样一拨人？尽管无比需要，无比重要。“山长”本人就不合格――过去不叫“院长”，叫“山长”――他尚且如此，又怎么能使一座现代书院屹立并且一直存在下去？想一想都是让人畏惧的事情。这才是最大的困难和挑战。
    书院这种事业要一个人付出多少，大概比想象的还要多出十倍。它到今天已经接近十周年了，围绕它的生存和发展，旁观者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付出。如果有过一百次让它毁灭，我们就有过一百次的奋斗，一百次的挽救和捍卫。每一寸土，每一盆花，每一棵树，都有我们的心血和汗水。不要认为这是语言的夸张，一点都没有。如果有人伴随万松浦书院走到今天，一定会同意这种说法。
    一个人笔耕几十年，一个一个字落实到格子里，需要付出多少劳动和时间。而书院更是需要付出劳动和时间的地方。这里面有快乐，有承受，也有坚守和希望。
    书院像一匹马，一旦在大路上疾驰，马背上的人想跳下来都很困难。于是只能贴紧了，与它一起往前跑。

大不易

    做事业不求求轰轰烈烈，只想怎样扎实、少出一些偏差。书院一开始就警惕了虚荣这种东西，不愿意太喧哗。也就是默默地做些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能够把有别于社会大教育的那些声音发出一点点，也就很有价值。没有书院，谁来做这个事情？有人可能想，到大学里演讲也会起到这样的作用。但那还是有许多不同。书院的立场，书院的话题，书院的精神，是这一切总和的力量。
    书院常搞一些小范围的、极具个性的学术活动。这些项目都是经过严格挑剔的，因为方向非常重要。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方向对，做事不怕慢。一味求快，也就快出大问题了。
    书院的最大弱项，让人痛苦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还没有更多的人手――完成的目标越大越高远，相匹配的这些人就越是需要强壮。要有强大的个体，这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尽自己所能坚持下来了，一边坚持一边提升，能够比过去有所进步，这就有了希望。
    它的未来只有到时候再说，现在还无法预知。总之它存在一天，就要好好做一天。万一它没有了，但是曾经做过的事情，形成的精神，还会存在，还要影响别人，这样也是很好的。
    它刚刚开坛的时候我们说：书院的创办经历了很多困难，但这些还算容易，上百年后书院仍然存在，那才是大不易。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和传统，如果仅仅把一个壳子保存下来，那或许还会有害。
    如果假书院之名推行庸俗和可恶的东西，那将是一大害物。比如现在有一些历史上的名校还在，地址和名称一样没变，可就是传统和内容已经改变了，于是也就十分有害。这才是非常悲惨的事情。所以关键是要不厌其烦地确立、探索和巩固一开始就追求的书院精神。这些东西巩固了确立了，那些未来的混子利用书院做坏事就难了，也会有所忌惮。
    现在谈到的某些名校名府，那些堂皇之地，当年都是有训示的，可是那些历史人物说的话今天完全是不兑现的。所以我们就有理由去厌恶。总之，凡是只把一个外壳保存下去的，都没有多少意义。
    很多人为书院忧虑的只是它外壳的存废。但是比外壳更重要的，是以我们现在的努力，形成它确定无疑的卓越的精神内容――它在什么样的逆境下做出了一些什么事情，产生了什么意义，这很重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这是书院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不是文学院

    有人很推崇古代的书院制度。大约在清代末期，有人就书院的题目给朝廷上了帖子，建议废除书院，改成学堂。当时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说改成学堂书院还同样是办教育，真是多此一举。但是尽管反对，清政府还是下了一道命令，结果全国的书院都改成了学堂。
    这样改变名称有没有道理？从某些方面看是有道理的，因为那个时期全国到处都是书院，书院已经被庸俗化了，大多有名无实。一些县里搞的考八股文的地方，甚至大一点的私塾，都叫成书院――因为这个名字堂皇，有气派，很像我们今天所有的师专和学院纷纷改称“大学”一样，求名不求实。
    后来把“书院”改成“学堂”，也是求名不求实，因为“学堂”两个字在清朝末期很洋气，派头更大。
    真正意义上的书院靠思想、精神、学术来建立和传承。这里面要靠精神的文化的个性的支撑，主持人是第一重要的。失去了这些根本的要求，也就遍地都是“书院”了。我们从哪里找那么多杰出的个体？哪里会有那么多思想者治学者？现在不仅是足以彪炳辉映一个时代的大人物没有了，就是学问夯实人品端正的人物也并不好找。所以到处都叫“书院”，那还了得。
    书院被庸俗化了，书院的精神不在，思维力不在，那也就到了完结的时候了。有人写文章说，万松浦作为一个现代书院，标志着中国传统书院的复兴，这样说既是极大的肯定，又包含了不好承受的过誉，甚至还有些误解。因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大教育环境中，传统的复兴谈何容易；再就是，仅仅是复兴也还不够，现代书院一定要有精神上的开拓力，要有发展。
    首先是缺少那样的人物。这里是一个极不合格的人在主持，勉为其难。曾经到处延揽高端，可惜至今没有结果。这里没有忘记张载那几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由此可见要找一个安于寂寞之地，在海边这没有一户人家的林子里做这个事情，真是难极了。
    但是我们仍然在寻找，也仍然在做。
    从来不想把书院办成文学院，因为它要继承中国古代书院的传统，按照那个流脉下来，一定不能偏向某一方面。至于更高的精神归宿，时代的探求力，立场和思想，这更需要一步步确立和巩固下来。文学是一种综合，一种载体，它的专业属性很弱，是大包容――尽管这样，书院仍旧还不是文学院。

个体的力量

    书院应该强调个体的力量，而不是集体的力量。因为一人之力是重要的，培植一个人也是重要的。
    现在的大学教育过分地强调了普及和程式的观念，比如在思想方法和倾向上，在实行人海战术、集约化和体系化的同时，已经完全不能充分地恰如实际地肯定个体。这多少就表明了对个体的不信任，表明了不相信个体的创造力。
    在思想的意义上，众人有时候也可以是弱小的代名词。人一旦扎成了堆，在思想上就变得软弱无力。两三个人可以商量事情，四五个人也勉强，到了几十个人上百个人，就无法商量和研究深入的思想了。世界上所有大思想的发生，足以改变一段历史一个世界的思想，都是来自个体。这些例子多到不胜枚举。这些个体的力量才是强大的。
    历史上，谁能发现由群众创造了一种了不起的思想体系？大概没有。
    有人可能将这种说法作为简单的“英雄史观”而给予批驳。他们会指出那些了不起的个体，他们的全部思想与智慧都来自人民群众，要从群众的实践里汲取和总结等等――既然承认是个体的总结和汲取，那么最终还得承认个体的力量。
    不要说伟大的思想体系了，就是一部艺术作品，由某一个组织和某一个创作班子来做，都是不能实现的。
    书院推崇个体、强调个体，就因为个体的力量无限强大。
    孔子、孟子，多么有力量。当年的白鹿洞书院多么有力量，影响了那么多人。还有岳麓书院，力量仍然来源于卓越的个体。
    可是我们多年来越来越不重视个体，只笼统地强调“民众”。因为推崇大多数人，这永远不会有错，既好听又安全。个别时候要利用群体，就会无限地矮化个体。这样的语言贿赂是不费一分钱的，其实说白了不过是一种愚民政策。要愚民必先崇民。
    真正推崇民众，就要从肯定和尊重个体开始。这才是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一切也就走向了虚伪。群众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集体是由一个一个的活生生的个体组成的。否认了个体，哪来集体和群体？再就是，思想和物质的力量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的，比如一个群体，必然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而思想的力量，却并不是以群体的特征呈现出来的。将物理学的统计方式运用到精神和思想方面，是十分粗陋和错误的。
    所以我们对于长期以来批判的“英雄史观”之类，还要有具体的分析和打量，有新的包容。包容就是尊重各种看问题的角度，追求理性。
    书院寻找和培育的，就是个体的力量。

一台机车

    在现代化城市化浪潮里，在这么一片楼群里要保存这样一个书院，难度可想而知，一切不言而喻。书院的地理位置和目前所处的状态，正是时代潮流的一个缩影。看过这里一个航拍的资料图片，那上面的书院是那么孤独，又是那么醒目和独立，简直是个性毕露。这也逼真地描述了书院的性格和存在。
    无论什么样的事业，开头运作都要有更大的顽强性。就像一台机车，一台巨大的机车，它准备走远路，发动机燃料储备应该是强韧和充足的。它已经预计要一路翻山越岭，走向遥远。而后来的接力也应该是这样。如果动力及燃料不足，遇到一点点困难就会拐弯，就会妥协和改变。
    好在书院现在处于第一阶段，做事的全是第一拨人，是发起者，对各种各样的困难经历得比较多。也许它的危险在于以后，考验留给了未来。这里的人一旦麻痹了，疲惫了，各种危机就会乘虚而入――或者我们自己开始变质，不像刚刚上路时那样清醒，那样要求严格。不知不觉的变质是很可怕的。　　
    就像院长本身就不合格一样，我们并不把这里看得有多么高。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外部环境，而是自己的知识储备、意志力等各个方面的欠缺。如果这些弱项解决了，那么对任何不良环境的抵抗就会加强，书院的力量就会更大。当我们历数种种弊端和险境时，与之对应的这一方则需要十分强大。作为书院有这样的力量吗？

鲁迅和胡适

    在时下，当然已经是很长时间的事了，对鲁迅和胡适的阅读极度不同，可以说有些失衡。他们是两个不同向度的大师，对我们的历史来说都是最为难得的人。他们都是难得的觉醒者和宝贵的提醒者。后来的人慢慢地寻到了胡适，就像慢慢地寻到了民国时期被遮蔽的其他思想和学术人物一样。现在是一个冷静的结果，有可能稍稍公允地谈论那个时期的学术和一些人物，这自然是了不起的进步。
    就大多数人而言，对鲁迅更熟悉，这也与几十年来单边书写的思想史文化史有关。我们过去不可能更多地接触胡适，没有机会。人们开始接触胡适，这才发现胡适和鲁迅是互补的：一个偏重批判，一个偏重建设；一个充满质疑，一个清晰肯定。作为一个批判者，如果说鲁迅有时候很是偏激，那么胡适也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性情之语。看他的文集，会发现他常常说一些很容易被人抓到把柄、受到抨击的话，这或许不像一个四平八稳的君子那样严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诗性令我们得到了满足，他的单纯和质朴有着表面上的严谨者所不具备的深刻性。从一个局部看很可能是偏颇和偏激的，但是综合整个学术，从全局看又是立论公允的。所以说胡适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理解都很深刻，身上体现着一心向往的自由、民主和宽容。鲁迅则是一个偏激的绝望者，对诸多事物只说出自己实在的感知，特别理性，留有余地，不像胡适那么肯定地指出一条通路。但鲁迅与胡适也有许多内在的相通之处。
    不是讲他们个人的关系，而是说他们学术方面的内在的隧道，是能够相互交通的。就像一些发达地区的岛国，看起来这些岛一个个很独立，但地下通道把它们相联一起了，成为一个交流衔接的世界。鲁迅和胡适绝对不是完全绝缘的，更不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进入中国的当代问题和历史问题。
    胡适对鲁迅也是很喜欢的。鲁迅去世以后，有人对于纪念鲁迅之隆重，对于那么多人推崇鲁迅，愤愤不平，写了一封措辞刻薄甚至恶毒的信给胡适。当年的胡适一言九鼎，怎么说很重要。他在给那个人的回信中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适的胸怀、客观性，充分表现了一个大学者的高水准和大气度，在这一方面真是让人尊重。
    一个人能让人尊重，必有原因，这就是人格的力量。任何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所抵达的高度，总也没法和人格剥离，它们肯定是一致的。
    所谓的“邪恶的天才”是不多的，即便有，也常常被我们夸大了。天才中总体上还是贤人君子居多。这里有西方贺拉斯的一段话，这话说得真好：“我静静地走在一片树林里，想着那些贤人君子们能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静静地走在树林里”的那种经历，但我们也曾像贺拉斯那样，在想那些“贤人君子们”能做些什么事情吗？人与人就是这样地不同。我们古语讲“见贤思齐”，也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里说到胡适和鲁迅这两位精神文化的巨人，再一次深刻地阅读他们的时候到了，靠近他们的时候到了。这个时代尤其需要这样。
    书院里只有鲁迅的塑像，因为我们对鲁迅更有情感、更为熟悉和离得更近――我们觉得现在对国民性的批判，对绝望感的重新理解，那种勇气，那种理性，那种力度，鲁迅也就更适合书院。如果再塑一个现代思想者，那大概就应该是胡适。但总的感觉来说，鲁迅的批判和绝望这种苍凉的人生，与胡适的丰富达观谅解的人生相比较，或许更具有悲剧意味。
    有些海外声音不停地传达另一些现代作家，把现代文学史忽略的一个又一个人物挖掘出来，指出单边话语造成的缺失和荒谬。自然要倾听这些声音，但是要冷静地听――既不能使性子，又不能物极必反和矫枉过正。忽略了另一些作家是肚量狭小或心存偏见；但是说他们几乎个个超过了鲁迅，似乎也不必听信。
    这里面有做学问最忌讳的东西，就是成见和使性。一个好的学术人物首先是一个大读者，否则其他的就谈不上了。而且写作者也应该首先是一个大读者，而后才有可能是一个好的创作者。

儒和道

    梁漱溟当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让人感动。他大致是这样说的：我这个人国学不好，西学也不好，不过是有感情。这位老人说得多么质朴和实在。他的一生真的很能牵挂事情，对这个世界有感情。
    感情很重要，感情是气，是决定力和推动力。人有学问当然很好，因为这样用来做事情的工具就强大了。可是如果没有感情，就没有做事的动力，工具也就多半闲置起来了。人有了一副热辣辣的心肠，有了激情，才能做些事情，有些作为。有些人似乎很深刻，懂的事情多极了，看透的事情也多极了，但就是没有感情，结果最终还是一事无成，对世界没有什么用处。他们不做事情，还嘲笑做事情的人浅薄，在他们看来，冷漠就是最大的价值和深刻了――这其实是无足轻重的、不足取的人生。
    比较孔孟和老庄，我们喜欢的同时总要带点偏重。许多人还是格外偏爱孔孟。老子是了不起的东方智慧；庄子那种智慧达到极致之后，让人产生一种多多少少的恐慌感。事事那样想得开那样机智和通透，几乎可以通向宇宙笼罩四极，那种极度的出世，也真的有些可怕。我们感觉不到庄子的感情――也许它是更内在的、变形的？但儒家的感情和入世的温度却是很容易就感觉得到的。
    现在一般总是说“老庄”，但是老子和庄子似乎应该分开来谈。他们之间仍然有极大的不同。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与现实世界达成妥协和谅解，歪曲和不得当地使用一些超然的智慧、利用这种智慧，结果也会让庸俗社会学盛行起来。
    孔孟儒学那样的入世和清醒，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勇气，现在似乎更为需要。书院门厅的墙上挂了孔子和孟子的像，没挂老子和庄子的像。但这不是说老子和庄子不伟大不深刻。这里强调的是学问和思想的另一种严整性，是入世的精神和情怀。
    老子作为一种哲学，深刻性彻底性都是很难超越的。庄子则更加增多了一些圆通妥协的智慧――不过在我们这样一个族群里，通透和超越洒脱的智慧总是更容易被人接受，久而久之也就让人担心了，担心这样的思想会使做学问、包括做人走向精明的畸形，会使品格发生问题。老子比孔孟更深奥也更晦涩一点，它会在这种令人难以接近中进一步被误解和误用。当谈到庄子的一些倾向并有所忌惮的时候，有人会遗憾地长叹，认为还是没有读懂――是的，一种通透圆融的大学问，怎么使用怎么理解都可以，已经走到了极致，也就近乎无用或可怕了。
    太深奥了往往就不实用。民众很难理解的事物，影响却又很大，这就更容易形成一种庸常的误解。民众对佛教的误解也很厉害，但是它所讲的仁慈向善，不杀生不妄念，却是很通俗的指向。道教就远不是这样直观通俗了，好像要曲折复杂得多。民众对佛教的曲解，顶多认为它是有神论，甚至发展到抬着猪头进庙上香，这跟佛教精神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民众误解道教就更严重了，他们只认为它是得道成仙的奇方，有许多奇怪的法术，其他则很少知道。

出处：
http://www.wansongpu.com/bbs/dispbbs.asp?boardid=2&id=114180&star=1#114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