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青年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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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青年的良师益友
——在北京知识分子纪念于光远同志会上的发言
盛禹九  
刚才李锐老朗读了他写给于光远的两首诗，其中谈到“光明远道求真理，无时无刻不笔耕”。是的。光远同志的一生，是光明磊落、追求真理的一生，正如刚才大家所说的，他在科学和文化许多领域里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我这里想补充一点：于老在青年工作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于光远曾经说过：“我是一个老青年工作者，对青年工作十分熟悉，也很有感情，而且，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作风也比较‘青年化’。”据他在“自述”中回忆：他1937年7月在清华入党后，这年9月中旬，南下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先在“民先”总队（即中华民族先锋队）武汉办事处，12月至1938年2月,担任长江局青年工委帘卷西风书记，当时正是抗日、国共合作时期。光远同志在武汉工作期间，认识了东南局青年部部长陈丕显，并从陈丕显那里听说了胡耀邦在苏区任中央青年局秘书长的一些情况，对胡耀邦的人品和才能有着好的印象。两年后，1939年9月，在延安纪念国际青年节的大会上，经人介绍，他见到了胡耀邦，耀邦也开始认识了于光远。1953年胡耀邦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几次召开团的工作会议，都邀请光远同志参加、请他对团的工作提意见。当时，他们两人不过是一般的同志关系；两人成为真正志同道合、彼此“惺惺相惜”的亲密战友，那是在文瑞脑消金兽革结束之后。1975年，胡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期间，特别邀请于光远和他一同起草“科学院汇报提纲”，随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两人受到批判，成为“难兄难弟”。1978年，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于光远又和他走到一起，成为共同起草和修改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的重要人物。
1939年，于光远从北平调往延安，虽然离开了青年工作岗位，但和青年工作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延安期间，和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清华老同学，如李昌、杨述、韦君宜等一起相聚，特别是1948年和他们一同来到河北平山，《中国青年》杂志第二次复刊，杨述、韦君宜担任社长、总编辑，于光远很自然地成为这个刊物的撰稿人。从1948年到1953年，他为《中国青年》写了20多篇文章，是这个刊物写稿最多、在读者中影响很大的专家学者。
我1949年在中央团校学习时，曾听过于光远给我们上大课；近距离接近光远同志，是在1950年参加《中国青年》编辑工作之后。那时的《中国青年》是双周刊，周期较短。编辑部有什么紧急的重头文章，总是找于光远来写。于光远在清华是学物理的，参加革莫道不消魂命后，主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他的知识渊博，韦君宜称他是“杂家”，龚育之说他“学贯‘两科’”，即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更多的人称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大思想家”。五十年代初期，他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是《中国青年》的特约作者。我清楚地记得，上午韦君宜出了个题目，给于光远打电话，他吃过晚饭，就从中南海来到编辑部。当时我们编辑部在东城区正义路3号团中央大院，和中南海相距不算太远，于光远下班后有时找不到车，就独自骑着自行车来了。他在编辑部开“夜车”，需要什么呢？一杯茶，一包饼干，就够了。他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先写一遍草稿，找个秘书誊抄一遍，他再改一遍，就可以送工厂发排了。于光远天资聪慧，是写文章的快手、高手，真正做到了“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五十年代初期，从1950年到53年，于光远先后为《中国青年》写了10篇文章。这些文章突出地宣传了三个主题：爱国，科学、革莫道不消魂命的英雄主义，三者是紧密相连的。他在刊物上“一谈”、“二谈”、“三谈”爱国主义，大声疾呼：“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青年，应该把这种爱祖国的热情化为实际行动”，这个实际行动是什么呢？就是“用高度热忱，革莫道不消魂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来完成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工作”。当时《中国青年》曾连续发表一批宣传爱国主义的文章，包括于光远的文章，《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青年》在爱国主义宣传中做出了表率”。于光远的文章最受青年读者欢迎的，是1950年10月发表的《青年和革莫道不消魂命英雄主义》一文。他说：“革莫道不消魂命英雄主义不仅表现在青年们要立志将来做出一番英雄事业，更重要的是要马上下决心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中表现出自己的热烈情绪，表现出自己的创造精神”；而要“表现出自己的创造精神，就必须精通业务和学习科学知识”。于光远的这些文章，对当时传统的、“左”的政治思想教育，强调所谓“政治第一”，要“听话”，做“驯服工具”和“革莫道不消魂命的螺丝钉”，反对一切“个人主义”等等，无疑是一种启蒙和突破，他为青年成才之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亲眼看于光远写文章，读他的文章，对他的学问、智慧和才气十分钦佩。有时我们和他一起闲聊，向他求教，光远同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富有幽默感，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愉悦和享受。
1954年以后，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革莫道不消魂命”时期，“灭资兴无”成为宣传中的主旋律，各种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如批胡风，反右莫道不消魂派，接连不断。对此，光远同志有着自己的思考，从此不再为《中国青年》写“紧跟形势”的应景文章了，但他和编辑部的联系没有中断，我们仍不时地向他请教，从中受到教益。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件事是：1956年，国家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之后，《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当时社会上、政府机关中，“左”的思潮依然严重。例如，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年轻的研究员吴敬琏、周叔连、董辅礽等，刻苦深研经济学，受到该所领佳节又重阳导狄超白、林里夫的批判，说他们走“白专道路”。《中国青年》发表本刊记者《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一文，对此事加以公开的揭露和批判，得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支持。编辑部也向于光远反映了这一情况，前面说过，他当时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他立即把《中国青年》编辑部的文章转达科学院有关领佳节又重阳导，并表示对刊物的支持，很快地在该经济研究所制止了这种“左”的做法。今天，吴敬琏、董辅礽几位都已成为著名学者，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于光远当年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
还有一件事是：1959年“大跃进”和期间，《中国青年》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为了紧跟形势，在刊物上发表“火烧中游思想”的文章，说什么“应该与右倾机会主义割席而坐，彻底划清界限”，“反右倾机会主义应该大搞群众运动”，等等。胡耀邦见到后，对我们指出，以后不应该有这样“左”的宣传。此前，光远同志也向编辑部的同志指出：“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错误的，它不合乎科学发展规律，《中国青年》应该写文章批判这种错误观点。当时，在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中国青年》没有、也不可能发表这样的批判文章，这不能不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总之，于光远一生始终高举爱国、科学和民瑞脑消金兽主的火把，引导青年一代走富国、为民、创造、成才的光明大道。于光远是当代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楷模，也是青年的良师益友，我们永远怀念他。
这里，我还要代表两位于老生前的好友和学者：一位叫丁磐石，曾经是《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副总编辑。另一位叫吴宗煌，“主客体关系学”的主要创始人和这个研究院得院长，他们两位在自己的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曾多次受到于老的指导、支持和帮助，现在他们俩都已年过耄耋，一个身体欠佳，一个远在保定，不能前来参加这个追思会，特托我在此向于老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怀念。
——2013年10月1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