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伊明：魏碑书法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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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伊明：魏碑书法的魅力

当下的书坛是碑帖共存相映成辉的时代，以“二王”一系秀健雅逸的帖学占有相当的分量。但不可否认，北朝魏碑风格的书法作品仍以其无穷的魅力被众多书家所青睐。

        魏碑是指南北朝、北魏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石刻书法作品。从书法风格上来讲，其概念体系运用又包括北齐、北周、东魏等石刻书法，甚至向上可延伸到东晋的一些石刻书法作品。

魏碑，上承汉晋，下启唐宋，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尤殊。其笔法浑穆、点画峻厚、意态奇逸、骨法洞达。清康有为曾誉魏碑：血肉丰美，结构天成。举凡墓志、造像、碑版、塔铭、刻经等，其数量之多或以千万计，其结构之奇、气势之强、变化之大是其他书体所不能比拟的。

        北魏时期，特别是迁都洛阳以来，尚武之风渐衰，转而崇尚儒业，王公子弟，多文人才士。尤其是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喜润色金石，于是刻碑之风继东汉之后愈演愈烈。当时人死后若无人树碑立传，对于一个高门大族出身，而又显赫一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即使是一个小官吏死后亦有人替他撰文刻石，歌功颂德，以期名垂后世，这就是北魏墓志众多的原因。正如《书林藻鉴》所说:“北朝之书，魏为最盛，享国既永，艺业日臻，竽以孝文，好文润色金石，故其时隶楷错变，无体不备。”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讲，南北朝是我国文字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特别是楷书刚从隶书蜕化而来，处于一种不成熟的初创时期，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使魏碑书法同时蕴涵了隶书、楷书两种不同书体的特征，反而使它的艺术风格更加多变，信息含量更加丰富，也许这正是魏碑书法的魅力所在。

        北魏楷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宣武帝为界，以前的楷书仍有两晋时保留下来的隶书遗风，笔调劲健朴实，率意生动。因笔方圆兼之，结体攲侧而不失重心平稳，整体艺术效果粗而不野，厚而不臃，颇具天真烂漫之趣。第二阶段是从宣武帝开始，楷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减弱隶书影响的同时，另一方面其作为一种新兴书体的各种本体特征正在不断完善。隶书的笔画特征被整合进了楷书的笔画改造中，体势也朝平正宽博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一点在南北两大地域的书风表现中还是有差异的，北方作品取势多活泼自然，以攲侧雄强为基调。第三阶段约于孝明帝时开始，书法体势复归平正的倾向更趋明显，用笔上更加细腻周致，俊美俏逸之风取代了雄悍自然的表现形式，典型的楷书用笔及结体法则渐渐形成。
　　

从书体形制上细分，魏碑书法大体上可分为碑版、摩崖、造像、墓志四大类。其中墓志与造像书法尤其值得关注。墓志书法不仅出土数量壮观，且风格种类繁多，写刻亦良莠混杂，书者都是名不见经传处于社会较低层的属吏，行款不整，或稚拙古朴，趣味盎然;或方笔峻利，体势雄强;或浑劲姿媚，精到细腻。北魏造像记的绝妙之处在于其不可端倪的千变万化。你无法找到这些民间写手与刻工书刻的规律性，他们信手写来、随意刻下，人的真性情也就在这毫无遮蔽的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北魏的造像记中，我们几乎可以窥见他们无拘无束的浪漫情怀。巨大的风格差异使我们无法用一种范式去规范，去整合，也正是因为此，我们才更加感受到创作的自然和可贵。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艺术的真谛所在。从这中间，我们感到了书写的快乐，也正是因为北魏造像记的这种变幻莫测、自然妙趣，至今让人醉心不已，流连忘返。
　　

北魏石刻不乏书法精美的作品，但更多的是书风稚拙、刻工“粗劣”的作品，其刻手大都是文化水平较低或没有文化的工匠。他们的“误读”、“误刻”，导致了总体风格上的“粗率”、“拙劣”，因而往往被清朝以前的书家所不重。清乾嘉以后，随着艺术思想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人们惊奇地发现，正是这些被“误读”、“误刻”的碑石文字恰恰有着无拘无束的天趣和勃勃生机。今天北魏石刻无疑已成为人们创造新的表现语言的一种源泉。
　　

北魏书法种类繁多，举不胜举，这些数以万计的墓志刻石作品，给我们研习魏碑书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康有为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肉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可见南海先生对魏碑的推崇。对魏碑的学习，首先要宁拙毋巧，但对一些朴陋、荒率、生犷、支离、稚拙的作品则只可取其意而不可徒以貌似为尚，亦可结合一些魏晋六朝时的写经、残纸等墨迹来研究六朝人的笔法并恢复原来的笔意，在表现金石趣味的同时，还要强调“写”的作用，即透过刀锋看笔锋，把古人刀刻的作品用毛笔写出笔墨情趣。也就是说我们学习魏碑书法有个去粗取精、纯化雅化的文本转换过程。前辈大家都是从这种文本转换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由于魏碑书法自隶书演化而来，其中蕴涵了大量的隶书笔意，因此学习魏碑如果有汉隶的基础，必定事半而功倍。
　　

以下列举三种魏碑书法，并将此三种魏碑书法风格及用笔特征做简要分析。
　　

一、北魏《吐谷浑墓志》
　　

《武昌王妃吐谷浑墓志》原志题《魏故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墓志铭》。北魏建义元年（公元528年）八月十一日刻。1921年于河南洛阳城北前海资村出土。志高49厘米，宽47.7厘米，正书。《吐谷浑墓志》线条质朴自然，结体飘逸开张。它不像唐楷那样凭借着平平稳稳的四方形的四个角的伸展意识及点线到位来获取对称的平衡，而是通过各部位适度的移位来构成各种三角形或不规则的四方形，以求取重心的稳定。相对唐楷，它具备更多的动势，显得跳宕舒展，也更为恣肆纵远，因此对《吐谷浑》的学习主要就是对其动势的掌握，或是针对它的伸张扩展，或是针对它的减弱收敛。它在空间构架规律上不以四方形来作为基本体势，而是以长、方、扁的相互糅合来求取行气与总体上的呼应。在单字的取势上，它也不以中轴线的水平来决定各笔画间的均匀布局，而是在倾斜的中轴线上通过各笔画的伸缩来协调重心上的平衡。从整个墓志上看，几乎无一水平横线，竖线也多作不同的斜势。神奇的是它们都能在不水平和不同的倾斜之间穿插错落、离合聚散从而获得新的平衡方式。学习此志，必须首先识辨每个字的动势，并要注意各字外廓线的位置及所构成的形状。当然在我们临习的同时还要注意刀刻对其文字线条产生的作用和线条所表现出来的效果。
　　

二、《鲜于仲儿墓志》
　　

《鲜于仲儿墓志》全称《太尉府功曹参军丘哲妻鲜于仲儿墓志》。北魏孝昌二年八月十八日刻。志高50.8厘米，宽55.5厘米，正书，十八行，行二十字，1927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城东子沟。
　　

这是一方具有典形意义的北魏墓志。观其书法，我们几乎无法谈论书手。因为从中看到刻手的那种用刀习惯，已经泯灭了书手书写的原貌。笔笔断开，流畅连贯的书写之美被短促的刀触所替代，用刀的习惯非常强烈，以致于下刀时连原来书丹的间架结构也全然可以任意改变。在这一墓志中我们不难看到破坏了笔法节奏的横画，这种横画的不和谐，在一般掌握笔法的书手笔下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鲜于仲儿墓志》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刻而不是写。正是因为刻的缘故，或者说刻工已形成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刻字的定式，所以也就形成这样的风格特征:点成了三角形，横画变成了不规则的平行四边形。装饰的趣味也正是来自刻工的刀凿。也就是说，这件石刻作品的风格很大成分来自刻工的定式，书手作用被模糊了。民间工匠的这种用刀定式和工艺制作过程是形成这类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这类作品的学习，我们要通过其刀痕，神会其笔迹，去领会它原来的风貌。
　　

三、《元腾墓志》
　　

《元腾墓志》原志题《大魏故城门校尉元腾墓志铭》，刻于北魏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十一月九日，1925年于河南洛阳城北徐家沟出土。志高51.3厘米，宽55厘米，正书，十八行，行十八字。
　　

元氏系北魏王室贵族，元氏墓志大都出土于当时的首都洛阳。此时的南北书艺交融日益频繁。在相互借鉴、彼此影响之下，北方的“雄奇角出”与南方的精美秀致日趋融合。《元腾墓志》正是体现出了这一时代的审美认识。
　　

“元氏”书风，在众多的墓志中又有着独特的个性风格。因墓主大多是当朝重臣，所以书手、刻手一般都是诚惶诚恐，落笔森严。其笔法之完备，结字之严整，技能之高超，足以令人称叹，从出土的《元怀墓志》、《元祐墓志》、《元日韦 墓志》等众多的元氏墓志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元腾墓志》在这些墓志中又独具一格，秀态中不乏雄劲，拘巧中又能潇洒，灵妙中透出朴重。书刻并佳，是《元腾墓志》的另一特色。一件石刻书法的成功，当然首先取决于书丹者，但刻手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的是最终效果。初看此字，有些点画似乎处理粗率，但细细品味，你会惊奇地发现：这种“粗率”正是刻手在情感的驱使之下，无暇于细节周全的结果，而局部的“粗率”，换取的正是整体把握的精确和鲜活的气息。
　　

北魏时期，上自国君，下至众生，自上而下的造像行为使当时的人们沉溺于狂热的宗教活动之中，所造之像以释迦、弥勒像为多，以求福多，题记有丽辞华章，有乡言俗语，有文字误漏的，有只刻姓名的，但毕竟造像是主要的，刻工往往偏重于造像而疏于文字，用刀简略，甚至单刀随意刻就，故草草之笔时时可见。而碑志自然重在文字，则镌刻也相对精致，这是两者的差别。
　　

在北魏造像记中，有些基本以圆笔而较少刀刻之方角意味。如《赵烱造像记》，与后期之造像记的刀法森严相去甚远，其中仍保留着许多隶书的痕迹。其中宫紧缩，四处开张，乍看仿佛童稚所作，天真烂漫，充满喜悦之情，它通过点画与结构的夸张使个性得到充分发挥。如全字捺画下垂，“人”字左右延伸，“弥”字左右的不平衡等。正是在这攲攲侧侧、长长短短、歪歪斜斜的自然书写中，我们感到了不用恪守成规的快乐，以及书写的无限乐趣。对这类作品进行临习时，应善于发现其内在美，体会那种原始的本真与质朴。
　　

人们曾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来比喻北朝墓志、造像书法。其书法风格随意自然，富有天趣。这种天真烂漫之情，无拘无束之态，不正是古今许多书家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