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我最担心的两件事

管季超0712

许锡良：我最担心的两件事


     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走向，一直担心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回到儒家政治框架里去，追求“圣人王”来统治我们；第二件就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是“文革”时的红色海洋里去。这两个走向都是在走回头路，而且都是死路。但是令人担忧的是，这两条路，中国人都轻车熟路，而且在感情上总是割舍不下，有时他们还可以形成联手合作，互相利用。现在中国的新儒家不但提出了复兴儒学，而且明确提出了儒家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那个蒋庆先生与甘阳先生一直躲在贵州的阳明精舍里策划儒家政治的框架与理念。甚至公开提出，中国早就过时的“三纲五常”要重新回归中国的政治，而且要成为中国社会秩序规则。另外，中国人对“文革”其实是没有在根本上作出过深刻的反思，因此“文革”其实只是仍然存留在许多人心中的，而且不时会出来干扰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干扰着人们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在“文革”经历者还健在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遗忘那段历史，并且表示了“青春无悔”，如果是以后呢？是我们的后代呢？因此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价值观里不时地发现与中国人选择计划经济有着天然的逻辑联系。不仅价值理念相似，而且思维方式也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的“中庸”，其实与后来的“辩证法”如出一辙。被这两个东西浸泡出来的中国人，其实无论在思想方式与感情倾向上都非常容易重新接纳这两个东西。儒家的轻商价值观，与中国人选择计划经济模式其实也是有内在联系的。儒家的圣王理想，与计划经济里的大同世界其实也是一致的。等级、专制、人作为工具的意识，还有唯权是图的价值追求，也是高度一致的。我们存在的问题不是一个方面的，而是一揽子的。



        中国的儒家政治理念，在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里，尚且将一个国家治理得不成样子，黑暗、战争、腐败、潜规则成了一个民族的杀手，在今天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时代，还能够靠儒家那一套治理得好吗？还能够找到可以托付性命的“圣人王”吗？其实中国的所谓的圣人王无不是由“王圣”所担任。先王而后圣，而不可能是什么先圣而后王。换句话说，就是权力在谁的手里，或者说，枪杆子在谁的手里，谁就有“圣”的资格，甚至也有杀人的资格。被杀的人自然也就是该死的。那些企图用“三纲”来规范中国人，重建中国等级社会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处于金字塔的底端。如果蒋庆先生的儒家政治理想在中国实现了，蒋庆先生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奴隶，被王圣请出贵州的阳明精舍后被关进了马棚，而不是梦中的“帝王师”与“圣人王”，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想。



          当然，我这样设想是不够厚道的，让人失去自由，被送进牛棚或者马圈，总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不过，我这样设想在制度上却是厚道的，也是人道的。设想一种制度的好坏，总不能够总是将自己放置到胜利者与成功者之列来思考，而且也要将自己放置到一个被压迫者与陷害者的角度来考虑才行的。当年中国那个写《论XXX员的修养》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自己制造出来的螺丝钉与红火砖头打死的。那时他就像一个掉到河里猛抓救命稻草的人，几乎绝望地拿起了自己亲自设计的宪法，可惜，这部只保护“人民”而不保护“敌人”的宪法，再也不会把他归为“人民”一类了。一个有权设计制度，改革社会的人，心中要有一个目标，也就是假如自己是这个社会中的最弱势的那个群体，你将怎么办？不要总是想到自己建的房子只是别人住的，因此就不那么关心质量，其实有一天，自己也可能住上自己建筑的房子。自己的粗心大意将可能使自己葬送在自己建设的房子里。自己设立的法律只是用来处罚别人的，不要对自己的命运太过于自信。当然即使自己侥幸地躲过了劫难，还有自己的子孙是否能够躲过劫难呢？

   

          如果一个制度的设计者自己都不愿意处于这个制度下的最底端，你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是一个好制度呢？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让处于社会最底端的人也仍然有做人的尊严。在日本与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与香港地区，如果你完全失业了，或者丧失了工作能力了，你也仍然有政府发给的救济金可以有人的尊严在过自己人样的生活，而你却不会因为别人的施舍而感觉到做人的尊严的丧失。如果不幸你被人诬告，甚至是当权者的诬告，你也不是必然有罪，你可从容地选择自己的律师为自己充分辩护，如果他们诬告成立，诬告者将进监狱，而不是你自己。如果你竞选失败了，也不必来一个鱼死网破，不必来一个“你死我活”的选择，而是从容而有尊严地退出竞选，去从事其他更有乐趣的工作，或者等待下次的机会，而不是必担心被污蔑为“卖国贼”、“工贼”或者其他什么“贼”而被迫害致死。我相信建立这样的“和谐”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要求，而且也应该是一个当权者的安全保险系数。一些人在台上时得意忘形，一旦失意便成“阶下囚”，爱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而这种游戏却数千年来绵延不断至今。

   

         人类其实经过了数千年后，其文明程度已经充分表明，人类的文明是有能力减少痛苦，减少危险，完全有能力过上比较安全、富裕、和谐的社会生活的。而且其榜样就在身边，如果我们不是故意视而不见的话。一个民族的路如果走对了，则努力就是有价值的；如果走错了，努力就变成了垂死挣扎，其实再努力也是没有价值的（努力就应该变成改变方向，才有意义）。



                                                                                2008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