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技术时代的时间意识

管季超0712

吴国盛：技术时代的时间意识



在流行的对技术的看法中，技术似乎不堪担负这个时代之标志的角色。因为在流俗的眼光看来，现代技术不过只是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比起来，现代科学才是更本质的，而现代科学可能又受制于更加本质的外在社会条件，比如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在体现现代文化的诸多特征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历史事件中，全都充满着技术本质的先行。



    被忽略的是，技术不只是人类创造的某种合用的工具，更是某种向着人类降临的东西，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历史性遭遇，是某种人类本身并不能真正左右的力量。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支配，并不象表面看起来那样，是人类的一种自主的选择，相反，倒是人类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将现代称做“技术时代”。



    刻画这一时代特征的时间观念，是精致化的测度时间与单向线性时间的某种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是，时间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大的自在之流而出现，成了人的异在力量，人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技术时代人的生活完全由时间控制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十分清晰而确定地展现在眼前。社会发展有远景规划和近期目标，个人生活也有时间进程中的理想和目标；日常生活中有作息时间表、课程表、日程表；速度、迅捷、准时既是新时代的特征，也是新时代的价值标准。时间自在的流逝，而人则在疲如奔命的生活节奏中创造了时间的威权，并使自己成为时间的奴隶。







    曼福德说：“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这句话道破了技术时代的真正本质：它不是技术时代之中的一件事情，而是使整个技术时代成为可能的东西──它是技术世界的组织者、维持者和控制者；它不是诸多机器中的一种机器，而是使一切机器成为可能的机器──一切机器都与效率有关，而效率必得由钟表来标度。



    日晷和滴漏这些计时装置，几千年来并非没有发展，但是它们没有带来人们时间观念上的改变，直到钟表出现，一切才变得完全不同。



    现代机械钟表与从前计时装置的本质区别不在它的精确性，而在于它所禀有的普适性。所有其他的计时装置由于脱离了与天象的联系，只与临时的、局域的实用性相关。



    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日月的运行也退隐于已调节好的时钟的后面，不再充当时间创造者(timemaker)的角色。曼福德说，“机械钟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帮助人类建立了独立的科学世界的信念。”时间的客体化与世界的客体化同时进行。



    早期的机械钟没有刻度，纯以敲钟报时。大钟先是出现在教堂上，接着由天国回到人间，也出现在市政厅的大楼上。时钟每日的鸣响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既调节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也显示社区生活的整齐划一。斯宾格勒形容说，“数不尽的钟塔，其声音回荡在西欧，日以继夜，成为其历史的世界感的一个最美的展示。”随着单摆被运用于时钟，时钟的精度越来越高，到了17世纪中叶，时钟的最小误差已由每天15分钟，减少到10秒钟。精确的时钟的出现，使各地区的时间协调统一起来。技术时代全球整齐划一的步伐正是从时间的统一开始迈出的。



    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钟表已经充分扮演了它在行将到来的技术时代的开拓者的角色：它是一切机器之母；它是机械自然观的模型；它是社会生活快节奏的创造者。



    钟表是一切机械的原型，钟表制造术是一切机械制造的基本技术。一切机械的目的不外乎为人类省时省力，齿轮和螺丝则是它们的基本部件。就在钟表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许多现代技术的体制被建立起来：为了批量生产而使用车床，为了提高质量和效率实用分工原则等等。钟表行业提前演习了大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



    为定经度而求助于钟表，使人们意识到地球的转动就是一只巨大的钟表。整个宇宙又当如何，它是否也是一只由上帝之手亲自上紧发条的大钟？开普勒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目的在于证明，天上的机械不是一种神圣的、有生命的东西，而是一种钟表那样的机械(凡相信钟表有灵魂的人应该把钟表匠的光荣给与钟表本身)，正如一座钟的所有运动都是由一个简单的摆锤造成的那样，几乎所有的多重运动都是由一个最简单的、磁力的和物质的动力造成的。我也要证明，何以应当用数字和几何来表达这些物理原因。”钟表是所有机械的典型象征，将宇宙比做钟表是机械自然观最生动形象的比喻。



    宇宙钟表的观念作为牛顿物理学中蕴涵的宇宙观，并非偶然。透过钟表发展的历史，我们能隐隐约约看见牛顿力学的降临。如果将伽利略所发现的摆的等时性看成一个原初的经验事实，那么，牛顿力学就是从这个事实上抽象出来的一般原理，而从逻辑上说，摆的等时性被作为一个“事实”，必以牛顿力学作为前提，如果不承认牛顿力学，“等时性”就不能成为一个事实。



    可携带的钟表的出现，使时间开始扑向人类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钟表精度的提高，使计时朝越来越精细的方向发展。比小时更小的时间单位开始出现，并出现在钟表的刻度盘上。最初的钟表只有一根时针，1550年左右增加了分针，1760年左右出现了秒针。在钟表将时间计量得越来越精细时，社会生活的节奏也随之被加速。从前某件事情被指定在某个时辰完成，现在则被指定在几点几分完成。社会活动的时间分割越来越细，社会生活的节奏在无形中被加快。“在欧洲，人为的钟点，即机械的钟点，取代了历法世界的计时，冲破了占星学的半阴影，进入明朗的日常生活。当蒸汽力、电力及人工照明使工厂昼夜不停进行工作的时候，当黑夜可以转化为白昼的时候，人为的钟点，亦即时钟上标明的钟点，对每个人都成为不变的生活规则。这样，时钟在西方兴起的历史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和扩展公众生活舞台的历史。”(布尔斯廷：《发现者》，第106页。)







    钟表同时提示着两种时间观。钟表的物理过程是循环运动，它是牛顿力学的模型化，因此，就其物理机制而言，它可以向人们提示万物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观念。然而，随风飘荡的钟音以及后来嘀嗒嘀嗒的指针的移动，却展现了另一个人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时间急若流星般地消逝在渺茫的过去，深不可测的未来骤然而至。随着人们逐步沉浸在这个人工的技术的世界里，时间就越来越清晰地被表象为一根无限长的数轴，它的刻度精确，各点处处相同。钟表的物理学支持循环观，而它的社会学却支持线性无限观。学者们因此倾向于循环观，而商人们则主张线性观。



    由时间支配的技术社会也展示了技术产品不断累积、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的景象，它显示了一切都在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历史延着上升的路线发展。启蒙思想家们教导说，人类社会经历着由原始的、低级的社会形态，向现代的、高级的形态发展，而且这一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一般模式。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认为，人类的知识也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化过程，即由神学、形而上学向实证科学的发展。历史的单向发展的观念，实际上是基督教单向时间观的新形态。



    钟表社会学的、单调乏味、线性推进的时间观念，与人类社会无限进步、不可逆转的单向时间观相结合，构成了技术时代典型的时间观，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时间观。这种时间观由于远离自然的生命节律，而受到怀旧思想家顽固的、坚持不懈的反对。



万物自然的生生不息、循环不已，唯有生命的循环才有生物圈的稳定，才有人类生存的家园。当代绿色思想家正在重新引入生命循环的概念，以对抗工业文明的单向线性增长的观念。“今天，我们越来越增长的未来厄运的飞快感觉，警醒我们西方技术可能在制造一个新的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下一代将为无休止的进步付出代价。”





    时间就是权力，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中国古代皇家对天文和历法的垄断，就显示了这一真理。对欧洲中世纪而言，这一点亦十分明显。



    中国皇帝和欧洲教会对时间体制的垄断，垄断的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上帝之关系的解释权。然而，这种情形在技术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垄断权不再由一个社会集团交给另一个社会集团，相反，所有的人全都丧失了时间的垄断权──钟表自己行走，越走越精确。工业时代创造了一个人工的世界，它的时间体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异在的力量。看起来某些人支配着另一些人的时间，可是支配者又受着时间的支配。不再是某些人垄断了时间体制，而是时间体制支配着所有的人。时间开始显示它的暴政(tyranny)。



    单向线性时间是异已的、冷漠的、无生命的、无意义的物理世界的代言人。这个世界脱离了自然环境的原始的制约，也脱离了直接的生活经验。“随着现代生活节奏持续的加快，我们开始越来越感觉到与地球上生命节律的脱节，我们不再能感到自己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人类的时间世界不再与潮起潮落、日出日落以及季节的变化相联系。相反，人类创造了一个由机械发明和电脉冲定时的人工的时间环境：一个量化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可以预见的时间平面。”这是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必然结果：农民天然的依赖自然界的周期节律，而工业创造的各种工具设备和机械装置，形成了一个独立于自然界而运行的人工世界，在大都市里，在工厂里，人们就生活和工作在这个人工世界中。时间不再是自然律动的象征，而是机器单调重复动作的象征，而人就被绑缚在这个单调的动作之上。



    时间的暴政体现在，时间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时间成了最高的价值标准。



    “定时”是技术时代的日常生活的一大突出特征。早起，上班，工作，下班，都被仔细地定时，你不能出差错。整个社会就好象一台庞大的机器，它在时间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的运转。如果有哪一个部件，哪一个环节不听指挥，则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因此，不守时间是技术时代的大忌。“守时”(punctuality)成了技术时代的美德，这一美德早在现代人的学生时代就开始培养。学校是技术时代实行时间体制的一个榜样。在学校里，所有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全都加入由铃声、作息时间表、课程表、校历等组成的交响曲中。这些各种各样的时间表，构成了我们教育体制的一个巨大的秘密：它培养学生技术时代的时间感。只有具有这种时间感，在技术时代生活才不感到别扭。因为在技术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时间。



    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时间，但时间又并不象传统社会那样天然地属于自己，因此时间被精心的分配和计算。上班时间不属于自己，每个人都不得不紧张地从事符合自己社会角色，但不一定是自己愿意干的事情，这就是“工作”。由于上班时间不属于自己，现代人对属于自己的“工余”、“业余”、“课余”、“8小时之外”等时间格外看重。时间被严格地分成“工作时间”与“娱乐时间”(家庭生活时间等等)。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多的娱乐方式，这样发达的娱乐业，因为人类自主的时间被压缩到娱乐时间之内。工作丧失了神圣性，因为工作时自由被剥夺。然而，紧张工作之余同样紧张、疯狂的娱乐，并不能使自己得到娱乐、解脱和自由。时间的划分和分配以时间的均一性为前提，工作时间和娱乐时间本质上是相同的，工作时对工作时间的消耗与休闲时对娱乐时间的消耗，本质上也是相同的。在技术时代的时间体制下，人们的自由被剥夺。各种时间安排策略、各种效率手册，还有什么新兴的时间管理学，都服务于对时间的分配，服务于对技术社会更好的适应。它们的目的均在于如何将一个人的真正的“闲瑕”剥夺殆尽，将他(或她)编进技术社会严密的时间控制网中。



    在时间的分配方案中，蕴涵着一个引为前提的观念，即时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渗透一切的观念。技术时代的社会生活一定让现代人发现，传统社会的人所持的时间在于活动的观念是不对的，并不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才有时间，时间实际上无处不在，即使你根本不干什么，时间也不会中止它的流逝。正是这种看法，使得现代人内心总是非常紧张，总是担心时间被白白浪费掉。决不能闲着，一定要有所作为。时间这时候就象一个高举着皮鞭的监工，驱使着人们奔波忙碌，只争朝夕。人们对过去充满了悔恨，对未来充满了恐惧，狠命的消耗此刻现在。因为时间是最有价值的，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是所有的浪费中最大的浪费。



    时间被赋予价值，这是技术时代固有的本质。“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提高速度。家庭日用器械、通信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如此，那些能够在小数秒的时间内完成用人工几代人才能完成的运算的计算机，也是如此，能量产出装置和军事装备无不如此。速度是到处受到尊崇的新的上帝，尽管以交通为例，它是以大量的事故和牺牲为代价的。”“迅捷”(promptness)是技术时代的又一价值标准，缺乏这个标准，技术社会便不可能存在。“功率”、“效率”是几乎所有的技术装置的基本技术指标，而它们都与是否能节约时间相关。



    时间这样的有价值，人们不得不万分珍惜时间。一方面，人们尽量节约时间，争取时间；另一方面，每一时间，哪怕一点一滴都必须花掉，消耗掉，不能浪费。这使现代人陷于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境地：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象技术时代那样，人类能够占有那么多的时间，以致于他需要发明和制造一些玩意儿来帮助他消磨时间(kill time)。这就是说，技术一方面帮人类挤时间、抢夺时间，另一方面又帮人类消磨时间。时间是这样一件奇怪的东西，如果你费力去争夺它来，你就得费力去将它用掉，否则你争夺时所花的力气就浪费了。技术时代培育了人与时间这样一种关系：人必须要对时间有所作为，不能闲着。“不能闲着”作为技术时代的一种绝对律令，就是时间之暴政的真相。



    技术时代创造了那么多的工具、装置、器械，以减轻人的劳动，可是，为什么人类到现在不是轻松了，反而更加忙碌，更加不得清闲呢？这是技术时代人类的命运，时间意识和时间观念从一个方面有力的揭示了这一可悲可叹的命运。

                                                         
来自《现代化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