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成为阅读者、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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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成为阅读者、思考者

——张文质先生与二甲中学“‘张文质之友’读书会”成员的对话实录



凌宗伟：各位同仁：晚上好！利用吃晚饭的时间，我们“张文质之友读书会”的全体成员与张老师交流一下，先请各位做个自我介绍，因为有的同仁张老师还不认识。随意一点！

刘进：张老师，你好，我叫刘进。我的网名叫流金岁月，张文质之友的话，我准备另外取一个名字，刘进这两个字呢，我发现跟“文”有关系，我准备取一个文一点的、文井。

季勇：文静，文津哦。

陆勇：文静、文津已有申请专利了人家。

刘进：我是“文井”不是“市井”，我就说这么多。

吕斌：张老师好，我是来自安徽的，我的网名叫处处天涯。我上次写了一篇博文，《花开花落两无声》,张老师当时还后面留了个言“哈哈，以后不吵你了。”呵呵，张老师蛮幽默的。

季勇：我就是上次发消息给你的，季勇。在我的博客上，我用的我儿子的照片，我觉得在你面前我就像小孩子一样。

陈雪连：张老师好，我呢，姓陈名雪连，这个名字可能给人感觉有点误会，我博客上的网名隐默，一开始我们凌校看到也比较惊讶，等看到我的照片传上去，说了一句，“原来是你！”（张文质：呵呵！）。

周林聪：我的“1+1”博客叫北耳风舟，本来我想起个豹子头的，以前一个同学经常叫我豹子头。

大家：呵呵，呵呵！

张文质：北耳风舟，什么意思？

周林聪：北耳风舟，风周的“周”是我的姓，北耳风，我取我的名的，表示在风雨当中跌宕一样。

张老师：风雨兼程吧。

曹乐旻：张老师好，我叫曹乐旻，乐是快乐的乐，旻是上面一个曰，下面一个文。我想，我妈妈给我取这个名字时候，希望我能做一个快乐人。

张文质：我手机里面，这个字就没有呵呵，比较奇怪。

曹乐旻：我身份证上的这个字是手写的。

大家：应该有的！

      现在有，电脑上有。

张文质：可我手机上没有，搞不清，我福建有个朋友用的也是这个名，我就在手机上用另一个字代替了。

曹乐旻：高旻是扬州那边一个很有名的祠，叫高旻祠。旻在字典里面是秋天天空的意思，希望我的生命能够象秋天天空一样的高远。

凌宗伟：我们这个“张文质读书会”里一共有三个女孩，还有两个女孩没让她们来。一个要去买车，还有一个刚加入的，我说就不要来了吧，来了我这坐不下。（张文质：哈哈！）

曹权：张老师你好，我姓曹名权，曹操的曹，孙权的权，（哈哈，哈哈）。网名叫那个“历史的天空”，上次就是写了你那个“课堂总结三部曲”，打错的那个，张老师有回帖的。

朱建：他还总结了一下，“要让张老师回帖，请写错别字！”

大家：哈哈，哈哈！

张文质：还有这么回事？

大家：呵呵！

曹铁军：我姓曹名铁军，我这个名字很好记，从幼儿班一直到大学，所有老师都记得我，我这名字太特殊了。

我的网名也很特殊，这个跟我工作也相关，我的网名叫“奔跑的蜗牛”，应该说我不是太聪明的人，说起来，有点脸红，我高考还复读了一年，原因是什么呢?英语太差了。所以做各种事情，我基本上一个原则是，笨鸟先飞，虽然不是十分聪明，但是做做其他事情的话，我感觉还可以的。我是搞信息技术的，其实“张文质之友读书会”的空间应该由我来管理，是吧，呵呵。但是我一般很少干这个事情，过去学校的网管基本都是我干，现在已经不做这个事情了。

我也在经常写一点文章，人家感到很怀疑，他们说信息技术老师怎么对这个感兴趣，感到很奇怪的事情。其实，我非常赞同我们教研员给我的一句话，因为我们这个科目在任何地方，应该说是一个地位比较低的科目，所以我们教研员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人家看得起你，首先你要看得起你的科目，你看得起你的科目，人家就看得起你了。

邱磊：张老师好，我姓邱名磊。

张老师：照片很帅的哦！

大家：呵呵，呵呵！

邱磊：我博客里面的名字，“truly”就是英文中真实的意思，我现在主要是负责“今天第二”这个博客圈的日常维护。

陆勇：张老师你好，我和在坐的不同的一个，我没有读过大学，主要的原因可能和铁军说的一样，英语差，现在作为英语老师，主要通过自学来的，然后又搞了一个中文的专科，前面搞了一个英语的本科，阅读的面相对比较广一些，网名搞了一个比较大的东西，“春秋教育”。（凌宗伟：文笔很好。）

因为这个经历比较特殊，一开始是在内蒙的满洲里打工，建筑工地小工。然后想想好像不好，想试着改变命运，然后开始自学英语，当时记得我们英语界的专家叫许国璋，他说，自学而以一门外国语言为基础，是你自己的居室打开一扇窗户，望见世界，望见星空。当时我记住了这句话，所以做一些尝试和努力，然后走到了今天。

朱建：我叫朱建，这是我师母（指指一旁的方老师），念高中时，我是凌校长骂大的，如果当时再骂得再凶一点，估计我还要好一点（大家：呵呵！），这个凌校长还负应领导责任。

张文质：他那个时候，看你这么瘦弱，本来想更重一点敲敲你。

大家：呵呵！

朱建：怜悯之心，生命在场。那天我把我的空间取个名字叫“生命的等待”，以前我的网名“紫楝花开”，我们这边有种树叫楝树，紫楝树，当时就想，就像苍茫大地上的一棵紫楝树守望在那里，树它是不好动的，所以我就要有这个精神。现在跟凌校长，积极推进学校的行为文化建设，推进这个读书活动。

凌宗伟：好吧，让我们就一起敬敬张老师。（碰杯声）

张文质：我早就建议大家在博客上给人家留言的时候还是署实名比较好。

凌校：空间可以用取的名字，最终留言显示的要真名，便于大家沟通，还有人家了解你。

张文质：更重要的是便于推广。我本来想写一篇文章建议大家留实名，为什么呢？随着网络人数的增加，有一些原来很熟悉的，比如他叫一个什么名字，叫“历史的天空”啊，我开始知道，但是久而久之，我就忘记了这是谁了，其实是我很熟悉的人，但是我忘了他是谁了，有很多是这样的，因为太多太多了。是你的名字我还能记得，但是“历史的天空”，然后别人又有“蔚蓝的天空”，有的是“晦暗的天空”，这哪个“天空”是那个“天空”，搞不清楚。我觉的，这个网络里面实名有助于推荐自己，有助于被人记住自己，这个很重要，被人记住。

凌宗伟：实名比较好，我们说的这个实名跟浙江的推行的实名是两个概念，我们一个方面就是要跟人家交流，另一方面为了推荐自己，不然的话人家不了解你。当你们进入“1+1”以后，还有事情要做，比如要交友，交友才可能跟交流互相交流换点，互相学习。我们这个“今天第二”博客里面，登陆的人数尽管大家还蛮满意的，但是朋友不多，到现在为止是40个，我看了一下。

我的那个博客，大概是做了两个月，现在有224个朋友（张文质：那你朋友很多了。），我们要在“1+1”上找朋友！一是能够学到人家的东西，另外就是要让人家熟悉你。“1+1”有许多很有名的人物，张老师的铁哥们，这是非加不可的。要先在网上浏览或浏览别人的留言，像胡一刀，像无痕啊，像明霞啊，象这个沈丽新啊，沈丽新已经加了，明霞好像也加了，彭荣辉也加了，其他的几个，“今天第二”上面加的不多，加的不多。

下面要做的事情，先要交友，交友以后，还是我上次讲的，不能老是发那些随想，既然是“读书会”，我还是这么个想法，博文要与与读书有关的为主。就好比我们现在搞的“教育行者”这个小圈圈，重心就是行为文化建设，所有的都围绕这个来，这样呢才容易有名，我们毕竟还是想要把事情做好。把空调开小点。（服务员去开小空调）

张文质：今天看大家穿长袖，还有穿的西装。这几天北京很热，这边是很凉，是啊？

凌宗伟：这边这两天稍微凉一点，前几天也蛮热的。还有一个，我们这边的教师也好，学生也好太苦太累！早上起的很早，晚上回去很晚，这也是一个原因。我呢（指着自己的短袖），是习惯，夏天的早早晚晚一般情况下时段袖上加一件单西服或便装。

张文质：你们看，他这脸色还好，你的脸色，你最好（指着周林聪）。

大家：哈哈！

周林聪：我不代表普遍现象。

张文质：你的看上去发青（指着季勇说）。

凌宗伟：（指着邱磊）他呢，可以理解，新婚燕尔，结婚请了半天假，还没请我们喝酒。我们祝贺他一下，我在他结婚那天在网上留言：祝邱磊老师新婚快乐！（碰杯声）我知道他那天结婚就在上面留言了。

张文质：就最近的事情？

凌宗伟：就最近，就这两天啊。

张文质：哎呦！祝贺一下！

朱建：张老师《教育是慢的艺术里面》有一段话，人家问了，新婚和新课程有什么共同之处？（呵呵声）然后那个老师想了想就说，用最初的心做永远的事。

凌宗伟：对的，这个话也有点道理。

朱建：呵呵，这是《教育是慢的艺术里面》的一段话。

凌宗伟：我昨天跟张老师打招呼的，我是“周扒皮”，您来了就不您的放松！我们抓紧。（示意大家与张老师交流）

张文质：我跟大家讲，这个“宗叔”（凌宗伟在新浪博客上的网名），太可怕了！（大家：呵呵！）我太太刚刚给我发了条短信说，晚上早点休息。我没给她回，本来想跟她回说，宗叔都安排好了（大家：呵呵！），后来想还是算了，不给她回了。

有一次，一个老师问我，我们教育工作这么苦，怎么办？我说你想办法调走吧。（大家：哈哈，哈哈！）凌校长，早上一大早就起来，让很多人感慨良多。我昨天晚上让他等我电话，因为我知道他晚上睡得比较早。

凌宗伟：也不早，一般到11点。

张文质：作为校长，起得这么早，学校的副校长，早上会几点到学校？

凌宗伟：(呵呵！)值班的基本跟我同时到学校，不值班我没有要求。

张文质：教育这个……

凌宗伟：我们希望春天能够来，我昨天电话里跟你讲的，江苏省正推进学校规范管理，但愿不是空话。

张文质：那天我在沈阳的时候想，大家现在，可以这么说对于教育的灾难有更多的共识。

（ 进餐）

张文质：上次你凌校送的那个大饼，吃了好多人。

凌宗伟：明天，我叫那边做几个。（张文质摇头：谢谢，不用了。）垫垫饥的，明天早上到那边去吃早饭。（张老师呵呵的笑）

张文质：说起来你们这边的与江南有区别，从这个大饼能看出来。

凌宗伟：（呵呵呵）相对来讲要实在一点。

张文质：你（询问凌宗伟）多久没去北京了？

凌宗伟：八年。

张文质：我在北京悟出了一个教育的道理。现在四环之内，本地的，北京的土著不到15%。北京街头看不到北京的老大妈啊（大家：哦、哦……），老大妈都到五环之外去了。

凌校：这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张老师：北京街头现在看到的全部都是外地的，新北京人（凌宗伟：新北京人），新北京人。

凌宗伟：文化的消失，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方云华：她们为什么到外面去啊？

凌宗伟：她们没钱啊，买不起新房子！

张文质：被淘汰了呗！

（呵呵，哈哈！）

张文质：北京人是在跟中国最优秀的人竞争，你怎么竞争得过呢？你那，还沉醉在京城，皇城的优越性，等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到五环之外去了。等你醒过来你已经到五环之外了，然后每天要坐二个多小时的车，到京城上班，上完班再回到五环之外！住五环以内的当地人很少。

（ 进餐）

陆勇：张老师，敬敬你！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读书的话，首先要读一下你这人，你的个人成长历程。能不能找个时间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 进餐）

张老师：在很多地方都是，当地人被淘汰出去了，很多地方都是。

凌宗伟：我们这里，繁华地段住的外地人也不少。昨天，我跟你一个福建老乡，吃饭，据说是香港的他是香港帽子大王的高层管理，在通州有产业，还是通州的政协委员。

（ 进餐）      

季勇：我有个问题。我们搞生命化教育，行为文化建设，我感觉行为文化这个词语很生硬，生命化教育，行为文化，感觉又有点向企业管理方面的靠拢。

凌宗伟：“行为文化”是由“行为心理学”、“行为学”、“行为教育学”等理论来的。我觉得跟生命化教育不矛盾，生命本身、生命存在就是一种行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当初搞这个“行为文化建设”，是考虑这所学校的发展方向，或者说切入点——文化发展学校，文化发展学校，说起来，谈学校的文化太多了，往往在理解上有偏颇，就认为文化建设就是活动，就是搞一些文化活动。而我思考的是，用文化改变学校。我觉得，文化管理，是学校最根本的，最高的境界，是我们管理的最终追求。行为文化建设，期待的是改变人的行为，改变人的行走方式。其实在进入生命化教育研究团队后，我觉得，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就是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命的方式，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二者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是不矛盾的。

另外一个，在我们通州打生命化教育的旗号，还要面对一个问题，通州实验小学一直在搞生命化校园建设，我们也大着生命化教育的旗号，在通州就没有个性。张老师也跟建议是不是考虑另外一个名称。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行为文化”建设还是“学教案”。我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后来有个朋友跟我说，你这个“行为文化”，突出“行为”，是有具体的东西可抓的，不像人家讲的文化建设比较泛化，你们的落脚点是行动上。

我们现在还处在边实践，边思考的过程中，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要完善，所以我就想借助张老师的研究。张老师的研究有三个层面，其中一个层面就是文化发展学校，第二个层面是生命化课堂，第三个层面是家庭教育。张老师也跟我提了一个建议，二甲中学的立足点还是放在文化发展学校上。我想来想去 “行为文化”这个名称到底改不改，有段时间我也想改，可反过来意向，如果现在轻易的把它改掉的话，也有难度。因为宣传的力度总体来讲，这个十个月以来各个层面的宣传报道比较多，人家已经认可了我们的“行为文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文化”建设，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该一个名称，也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季勇：就一个口径对行为文化的宣传，但总感觉对“行为文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达到一种很高层次的阐述，文化本来是对一种不同价值观的阐述。“行为

文化”还是从管理角度来说的。

凌宗伟：“行为文化”的“行为”，应该是有管理行为、教学行为、学习行为还有日常的生活行为，这个概念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后来下的定义是什么呢，是各种观念、理念和认识在行为上的反映。

刘进：也就是说，行为折射出来的是一种……

凌宗伟：是一种文化。

季勇：还少一点文气。

凌宗伟：我不懂我这阐述，这个理解是否准确。还需要认真探讨使这个表述更加准确，更加科学。

张文质：那天在钱利群老师家，他也谈到了他最近思考的一些问题，核心就是文化重建，价值啊，精神啊，生活啊。从文化的角度的来讲，行为的背后当然是一种文化，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又是一种行为，“行为文化”是文化的行文方式。

我们提出这个文化发展学校，思考的核心内容就是文化的鉴别，包括学校的教育的价值取向，包括学校的管理方式，生活方式，课堂方式等都是要思考的。怎么理解？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行为文化的内涵吧，哈维尔，捷克的前总统，思想家，提出存在的革命，生命存在的革命。他提出存在的革命意思是你要把对旧制度的批判，并不是跟它对峙，而是提出新的价值观。我不跟你对峙，我所努力的目标不是去推翻，而是立一种新的价值观，推翻，这是产生暴力的根源，文化重建，他说不是产生暴力，而是提出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个人的追求。当你在一个非对峙的状态，这些东西都可有生存的空间。在生存到一定的状况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价值的对峙。我不是跟你直接对峙，而是我这价值起来以后，形成了跟你的对峙。我想哈维尔这个思想比较有价值的。对原来的文化，社会结构，包括生活没有彻底的变化，不是彻底的改变，而是新价值生成。

其实，我也在想，学校这种行为文化的背后啊，它确实是一个价值的重建。你是没办法批判，没办法改变。比如说应试教育，我一直说，应试教育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充满敌意的仇恨的对象。它这样的存在你没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变革，可能你需要另外一种方式，我和你的精神一个地方，价值追求在一个地方，包括你的人际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地方，也就是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生活在一个地方。

我们要成为一个阅读者，阅读者通过阅读一定会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发现，就会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种追求吧。他从一种对峙状态，极力的批判着对峙的、有时候是逃避的这种文化，变成了另外一种建设，建自己的，建设我的价值观，我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这个土壤里边，我不是把你这个土壤给铲除掉，因为我没有能力铲除，但是我在这土壤里重建我的东西。

我觉得凌校长所思考的“行为文化”，这个“行为”是学校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变革。产生变化变革里面，其实你是用一种新的理念去审视它 ，比如说改善可改善的地方，调整可以调整的地方，新生可以新生的地方。有了这样一种新的文化，旧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治理了，有时候也被修改了，更重要的是还有的替代。这三个要素，就是被治理，被修改还有的被替代，其实就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新的行为方式。也许这种方式，它本身也是比较温和的。昨天我和北京的一个教育刊物的主编，特别强调了温和。我说，一个是温和，一个是专注。温和呢，就是教育本身。教育行为都跟人的生命有关系，而且是温和的方式。专注，主要指的是它的工作的方式，持之以恒吧。变化不是一下就到来的，变化是很缓慢的，变化是很微小的，变化是停顿的。

凌宗伟：张老师呢，其实把我一直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出来了。我到这二甲中学做校长，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能跟原来的制度和文化对着干。而有一点我的管理肯定和原来不一样。如果完全按照我的主张，一下子暴风骤雨式变革的，带来的后果怎样呢？我打一个很通俗的比方，我就等于是把自己贴到这个墙上（指着身后的墙壁）去了，把你们都推到我的对面上去了。所以，必需在认同的基础上改变大家对原来的管理模式的认同，来逐渐的认同我的管理方式。

当时提出这个方案，表面形式好像是我们通州市是要搞个“创特升格”，学校要办出特色，要缴个方案，表面上是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到二甲中学来管理不能够把原来的彻底推翻，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改善。上次河南油田来，我说文化建设要“甑别、传承”，首先要甑别，其次才传承。不能是先传承再甑别。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践行，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这个学校在不好改变的情况下有所改变，今天我在博客上写了三句话，不知同志们有没注意到，我说，我们现在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想自己能想的事情，尽量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我这三句话，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想自己能想的事情，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有的事情不是我们能想的，还有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做的，那么我们只能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做好。

我觉的可喜的是，经过这九个月的努力，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样，我们的文化构建还是有成效的。可以举例的是，我们整个学校的管理模式悄悄的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我们教师对这个管理模式的认同感还是很显著的。这次张老师发起的记下我的5月14日活动，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当时发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就没想到能有这么多人响应，我说有一二十个同志响应，我就很开心了。然后季勇向我建议，是不是学生也搞一下，搞个征文。我说好的，这也是创意。我就没想到学生能有500篇投稿，老师投稿的接近60个。

我想的是什么呢？就如我经常跟你们交流的，我们整理对话这个东西，不要追求完美，这也是张老师的观点，对话，少一点书面化的东西，就是要有闲言碎语，有闲言碎语它才真实。在整理的时候，季勇老师跟我讲他还要修改，我说，不要修改，为什么？这个是原生态的，它只要没有病句，没有错别字。同志们有没看到，我交给周林聪叫学生整理的那天张文质老师与学生的对话，在“1+1”上是好评最多的一篇的一篇对话。

我也告诉了张老师这个情况，张老师说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就出在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老师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叫另一位老师整理的张老师跟家长的对话，他就删掉了许多东西，删掉许多东西我看了我就不满意，然后我就叫他重弄。同样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整理好的张老师跟通州“名师之路”教研科研沙龙成员的对话，交给教科室的时候，教科室也做了很大的修改，然后叫我交给张老师。我跟张老师讲，张老师，教科室的这一篇，教科室他这么改了，你就让他去改，你不要管他。教科室是问题呢？一个我们这两个主任，本身比较严谨，再加上他这个《通州教育》杂志的二校，请的一个老先生，原督导室的主任，他是要看语言规不规范，有没有错别字，标点符号对不对，是书面语。但那样一来呢，它就不是对话了，它就变成了文章。同样，我认为，我们搞行为文化建设，不搞校园文化建设，也有它的道理。校园文化建设，一个已经喊了几十年，而且做来做去，无非就是制度文化、活动文化。但是我们这个行为文化的内涵不仅仅是制度文化，活动文化，更是教育文化，教学文化，学习文化，管理文化还有我们的生存的文化在里面。你说再找个什么其他的名词来替代，我要表达的是，一个你难找到更合适的，另外个我们搞研究有的时候也是很难的，你好要有理论依据。

我们现在的理论依据应该是什么，那天我跟季勇讲，我们现在的理论依据应该是生命化教育的理论，另外一个就是行为心理学，还有一个行为学，还有一个行为教育学。很遗憾的是，行为教学，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也就提出了那么几句话。那天，王灿明教授跟我讲，他也建议我把这个“行为文化”做下去的原因，是因为联合科教文组织推出行为教育学的观点以后，只在非洲流行，其他欧洲和我们国家就没有反应，做好了，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尽管我们不想了不起，但我们不能没有个性，教育如此，教学如此，研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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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宗伟：关于制度与人文，我建议你们可以看彭荣辉老师的一篇最近博客，他对女儿的教育应该说很人文，但不该迁就的地方就不迁就。比如，看电视就不迁就，到了时候说不看就是不看，毫不迁就。

我们的教育呢，孩子最终走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学校发展也是这样。我们所能起的作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还是回到我讲讲的那个话：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事情。

（吃，吃，抓紧吃，没吃饱的抓紧吃。）

邱 磊：张老师，我敬你一下。谢谢你对我们“今天第二”的关心！（张文质含笑示意。）

凌宗伟：说到“今天第二”，我写的“今天第二”四个字，好多人读成“今二第二”（注：篆书的“天”字与宋体“二”字看似相仿），我本来想写个正规的“天”的，但是想想，这一正规的写下来就没有味道了，想想还是写个篆书的吧，因为，天是变幻莫测的！

朱 建：后来又写了四个字，像“教育行者”四个字的风格，想想还是没用，省略号留住了。我概括一下，其实，今天和张老师谈了那么多，张老师先讲了一个北京人怎么到五环外的，就是我们学校凌校长讲的“行为文化”是对等的。

张文质：今天有个朋友说，北京人不排外，他和上海人不太一样。上海人原来比较排外，除外，或者歧视外来人。北京人开始不会的，因为他本身很开放，很积极；而现在北京人的心态改变了。因为，特别是这十年啊，从98年到2008年，十年时间，城市的大规模改造啊，改造完之后就是你可以在原处买房子，但是这些房子非常贵，所以你根本买不了，要住到五环。

当然，全国到北京去的都是精英，是吧？你在这种竞争上处于劣势；另外，我们国家这种房市的结构，怎么说呢，你想怎么拆就怎么拆吧。拆完以后你就再也会不回到那个地方了。看上去可以回来，其实大部分人都回不来了。

我这次到衡阳的时候才碰到这个问题，觉得你要思考几个问题：你以后在哪里生活？你以后在城市生活跟谁在一起？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要孩子早一点明白的，不要让孩子觉得我们老是还弄不好，最后，这个所付出的努力啊都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让孩子更早的去思考：在剧烈变化的时代、在非常广阔的背景之下，我们生存的位置，这非常重要！因为这里面也牵涉到素养，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说的“新兴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来的。他所从事的工作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在我看来有三个要素是要说的：

一个就是全球化，比如说我们从英语教学就可以看出来。小城里，一个小城只有一个老外在那里教英语，它这种竞争，有菲律宾的，什么印度的，我们也跟着老外这样，老外也跟着我们这样。比如说现在还有很多说反对“高考移民”的。其实，为了孩子满足更好的发展空间，移民啊什么的，它本身都是合理的。只是你不能满足它的需求说它是不合理的。现在是“全球高考”，是吧？我们许多初中、高中还不是都到世界各地去学习了，不是也可以看做“高考移民”吗，是吧？

所以，全球化成为中国的价值的一个特征呐！中国“非典”的时候，你还想按照旧的逻辑关起国门欺骗国人，然后欺骗全世界，不可能的！世界卫生组织说你如果再不宣布“非典”，它就要把中国宣布为“疫区”！就要限制世界各国的人来中国旅游啊，经商啊，从事任何的公务活动或者个人事务——那多可怕！

这其实就是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只要不是北朝鲜这样的国家，都不可能自绝于世界之外，所有的经济啊、政治啊，包括健康啊等很多东西都是这种思想。

另外一个就是数字化的时代，所以弗里德曼谈到一个观点，你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你的工作会不会被自动化和数字化所代替？

比如说我们的 高速公路，现在世界各国都没有什么——取个卡，交个钱，不需要啦！其实都不需要啦！你只要有个芯片，甚至连芯片都不要，它扫描一下——当然在中国还有特殊——芯片扫进去，然后交钱你自己去交了，哪里还有什么到站再交钱，这跟我们贷款的方式还不是一样的？到时候你不交，那它就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因为你要有诚信。上次我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它有些公路收费，你如果不知道，不要紧，他会提醒。他会通过网络发邮件告诉你，你什么地方没交。但是你超过这个时间的话，他会给你很重的惩罚。也就是说，这种数字化或者说这种制度化能够代替的，这种工作实际上是最容易被淘汰的。

还有一个就是“非个性化”。这里面很好玩的：一个银行的职员可能会被淘汰，但是一个理发师不会被淘汰——因为理发师的工作是个性化的。比如说你做头发是不是很长时间都是找一个人做的？找一家理发店去做？是吧？甚至你去做脚按摩都要找那个好像按得特别麻的人去做？哈哈……你如果习惯麻的可能一直找那个——“唉，什么？那个小弟不在，那我下次来吧！”他一定要找那个人！掏耳朵、剪指甲、画眉毛等等这些工作都是个性化的，这样的人不会被淘汰的，一直都不会被淘汰；但是从事能够被自动化、数字化所代替的那些人会被淘汰，啊，被淘汰！

有些道理要跟孩子说清楚啊，让他也一起思考这个时代啊！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多元化”。你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外资公司，它有很多文化的元素跟我们不一样。前天有个董事会的老总跟我开玩笑,他说，在我们公司无论你加入什么组织，希望不要公开的告诉别人。你可以加入某些组织，但我这里不倡导你公开的暴露自己的身份，公开的告诉别人。哈哈，他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是某某党，有政治意识，他不倡导，不倡导。（众人笑）

说是开玩笑，但是也看得出文化也开始发生变化。你比如对中国人来说，像邱磊这样的帅哥娶了个美国的女孩子，大家都觉得邱磊好，为我们通州争光（众人大笑）；但是我们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指曹乐旻老师) 嫁给一个美国人，心里就有点不平衡：我们这里也有很好的小伙子嘛，为什么要嫁给美国人？如果美国白人还好，结果她偏偏嫁的是美国黑人，心里就更不平衡了；结果嫁的还是五十几岁的美国黑人，哇，所有人都生气!这结果背后是什么问题？文化！比如说那个女孩子——翁帆，嫁给杨振宁，我们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文化不同——还好，要是嫁给美国一个八十几岁的黑人的话，全国人民都不答应！（全场大笑！）

实际上这个文化差异，我们必须面对、认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自由。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选择空间，当然，更重要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共识。大的共识要有，是法律意义上的、行为习惯上的这种人类的共识；但另方面就是个人的方式，比如说有人要喝酒，有人要喝茶——这种东西都是个人的事情。你说你真要嫁给美国人，我们真的是不能反对的哦（众人笑）！它是属于个人的事。   

所以这一切对孩子都非常重要，你怎么说我们二甲的孩子以后不是跟非洲的一个人在一起工作呢？真的很难讲！隔个20年以后，30年以后……包括我去盐城就发现韩国人特别多，你到餐厅里面都有韩文，招待都要说几句韩文。

这是时代真的是在剧烈的变化！这一切啊，都对我们学校的教育啊，意义深远。因为它不单是适应中国目前的现实，可能更重要的是为了孩子在未来20年之后，或者10年，15年之后的生活，我们是不是让孩子自己去思考，自己去理解，培养某种面向未来的能力。只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真正去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校长、老师太少！我们平时做的，也就是把孩子送出去，考完就是了。

凌宗伟：张老师讲的许多道理要及早告诉孩子，我有两点要说：一个是，我觉得呢，当初我们虽然没这个意识，但是我女儿上复旦，上新闻系，是从她懂事起就灌输的。我想没有这个灌输，她就不可能写一手好文章，也不可能后来考取复旦，也不可能现在成为记者，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要讲的，还是回到刚才季勇讲的“行为文化”建设问题上来，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我来二甲中学工作的难处：何校长在二甲做校长做了15年，工作了30多年，他的管理方式，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渗透在你们每一个人的思想当中，融化在血液里了。而我的管理方式，严格意义上讲，与他的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我一个人到二甲中学来，要把经过30多年，或者说15年经营的那种文化，那种管理改掉，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呢，才有“渐进式的”，或者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相当于什么？“和平演变”。其实这个当中呢，我也不是说得很妄言，我们的校训也好，我们的校风也好，教风也好，学风也好，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口号式的，它是缺乏文化的。而你要叫我到那边去把那些否定掉，很难的，也是不能的！——其实我是很难做的，是很难做的！

张文质：这里我要补充个难做的原因。你比如说在一个成熟的国家，它很可能校训就100年。它是个成熟的国家，也就是说，他这个视野啊，是站在一个教育共识上。

中国恰恰不是！中国往往就在这儿：这么十几二十年啊，它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你到学校去都可以看到一定要讲阶级斗争，是吧？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都是这一类的东西。你（指凌校）也从那时代过来，我也从那时代过来，都这样。然后到了邓小平时代，你看，“发展才是硬道理”！（凌宗伟：“三个面向！”）还有就是什么“不管白毛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我昨天跟朱永新老师谈到，我们的教育学界大概经过了三代人，朱永新算一代。我没有做过细致的甄别，我说，至少你的教育研究是借助了网络的方式，是吧？你产生于网络时代，网络时代它有很多基本的特征，比如说开放性，开放的，平等的，民主的，从唯权型转向这种平等对话的民主型。像朱永新你虽然身居高位，但是还有平民心态，他可能跟上一代的那些学者不一样。

在上一代的学者里面，不会太看重个人魅力，更强调更有权威。你在这样的环境里，比如说你受到“三论”的影响，他正好就是说处于文化转型的“三论”，所以这个痕迹啊，它是自然的，几乎在所有的学校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文化关系。你在这种形态上又会发现它可能又同时呈现在那一边：这一边的标语体现的是全球化的理念，那一边翻过去又是唯权时代，那个旧的痕迹你还可以看到阶级斗争。你要从哪里看？往前看，全球化；往后看，那边阶级斗争的痕迹还在。在中学呢，和小学还不同——小学的转型会更快一点。在小学里，像你（指凌校）这样年龄的校长现在都很少，三四十岁的校长居多。

（凌宗伟：边吃边聊，抓紧，要不然张老师对我有意见的，呵呵！）

凌宗伟：以后，我们写博文不要追求写大块大块的文章，这上次我就讲过。有什么感悟就写什么，能长就长，能短就短。短的就一句话，张老师的博文经常就一句话，可就这一句话，响应的就很多。而且，有的影响力也很大。

张文质：它有时候还有些内容，嗯，还没有充分的展开，去思考，然后就把某个命题提出来，让大家以自己的方式去研究。刚才凌校长抛出的这一话题，是对写作的这一块而言的。就是说，写作是要记录比较原生态的东西，教学，教育，生活。这个是你的一个很原生态的体验，经历和感想。还有一种，可以试着多做一些专题，小的专题，这个比较有意义。

    上一次，《中国教育报》报道了一个老师跟踪了某一个学生，跟踪了很长时间，一年啊，为某个学生写日记。浙江的有个叫王丽蓉的老师，当时她也是记录了她们班上的一个小胖子，叫做《小胖日记》。写了将近一年，每天为这个人写日记。这也是专题的一种。

    或者就是你整个教学过程中一些某个问题的一个专题。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跟你的教学有关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包括你上课怎么开场白啊，怎么表扬啊，对某一些学生怎么矫正啊，等等。这是一种课堂管理的方式。还有教学方式的……都可以。要形成这样一种研究的意识。

凌宗伟：刚才张老师讲了，我们除了记平时的日记，写平时的感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这读和写的过程中，要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个目标呢，不要大，就一个方面。比如说我曾经很得意的跟张老师讲，我的特长不在写论文，也不在演讲，在上课。为什么呢？因为上公开课多，人家听的多。人家听多了，下次我又要开课了，不能让张老师下一次来的时候，感觉我的课还是这样上的。我这一次上的总要跟上一次有一些不同。经常这样去想，所以我对这个课堂的研究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多一点。所以你们总有一种感觉，你们认为某篇课文不好上，总认为这帮学生差。然后我来上这篇课文，你们就觉得蛮好上的。因为我对教材和学生有自己的感觉还觉，我研究课堂，追求的是在课堂上不讲大道理，用大白话来讲述。

张文质：那一天，我看到凌校长上《孔乙己》的课堂实录，然后跟凌校长交流了一下。上半篇是比较好的。上半篇就是努力地去还课堂开放式的理解空间，还给孩子。让孩子独立的去理解面对孔乙己这个人物。这里也折射出时代一些精神的变化，和原来的孔乙己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更多还是从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冥顽不化的一个人物而谈现在更多的看到他是一个很值得同情，很值得同情，同时他身有很多固有的东西，还是很美好的。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读出某种的命运感出来。

    你看，这就像一个人，怎么说呢，练几十年的某一个剑。练好后却发现人家已经在玩手枪了(众人笑)。所以你不是白练了么？孔乙己就是这样，练剑练得人家不跟你玩剑了。所以他最后只能跟人家说“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剑法其实有好多种，但是那个伙计对旧时代的兵器已经不感兴趣了。所以，你看，实在没地方找到人说了就找小伙计，可人家也不感兴趣。那种一种多么惆怅的生活！

凌宗伟：最近，张老师问了我一个很真实在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只不过是老师，我们做这个，我们做的很好，假如叫我们做其他的事情，我们的命运可能会比孔乙己好吗？我想想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

    张老师也同我们谈下半场的课，下半场呢，实际上也有一部分呢还是把它回归到传统的理解上，他呢是可以理解的受害者，当然这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完全否认也是不对的。（张文质：我们不举例了。）但是，他确确实实是这样，他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的遭遇。

张文质：生活于当时的社会里面啊……

凌宗伟：哎，对，对，对。

张文质：在这里面，你不读出很深的命运感，就是在某种……我后来跟校长谈这一方面，你可以把它还原到--因为我们原来的语文教学很喜欢谈时代背景--我们把没有时代（背景）的，是不是这个人还是自己？他就有很多东西会变化。一个人啊，一个人啊的生存处境是很困难的。更多的让孩子去理解人的复杂性的教学要比简单的贴上一个标签的，这个教学要难得多。

    我们以前（完成）这样的教学它都是很简单的。你只要体现时代背景，好了，这个人，你要受难，那就是你倒霉--谁叫你生在这个时代？

    其实，鲁迅写这个孔乙己的时候满是怀同情。那天我也跟凌校长说，我说那天孩子谈得很深刻，孔乙己为什么很可怜？孔乙己是连名字都失掉的人！我们教参里肯定不会说到，连名字都失掉！身份、名字都失掉……我就说鲁迅小说里面最悲惨的是这些人--没有名字的：小D，阿Q，祥林嫂……（众人笑），没有名字，没有家人，没有故乡，没有土地，这是最最（悲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闰土啊，已经是比较幸运的，你看：有故乡、有家、有老婆、有孩子……还有呢，他还有具体的手艺：种地嘛。

    鲁迅先生有时候感慨过：迷信啊，也比无信要好一些。那么，我们看到孔乙己这个人，什么都没有。孔乙己，他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是一个没有来由，没有去处的人。也不知从何来，也不知……自己到哪里去，就是他活着已经没有生命的理由了，只是为活着而活着。他那么骄傲一下“茴香豆”的“茴”的四种写法，这么这种骄傲都不能得到满足。连《狐狸和乌鸦》里面的乌鸦还能得到赞美的声音。（众人笑）——孔乙己连这样的赞美都没有，就是连虚假的赞美都没有！

    所以那天我有个感慨：评价赞美一个真实的人物，有时候哪怕是虚假的赞美，也总比没有赞美的好！后来我跟凌校长建议哦，我们像这样的一篇课文，最重要的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开放的理念之中去，不要带着太多的、强加给孩子的东西。

    另外，作为小说，你真的很难说它最感动人心的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原来就是时间啊、地点啊、人物啊、事件啊……其实（最打动人的）都不是这些。你说这个小说最打动你的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就是让孩子自己去体验。我相信每一个孩子喜欢《孔乙己》这部小说，他各自的理由肯定不一样……从原来旧的教学模式中能够更为彻底一点的走出来。

    说实在的，像我们乡村教育资源是比较匮乏的。我现在发现乡村教育最可怕的东西啊，它是文化的（缺失），不单单是经济的（落后）。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学校，要使得它真正的变得，呃，更有自己的优势，更有自己的发展空间，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文化，增加文化的“财产”。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即使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也只有中产阶层的孩子的才能进入那种（好的院校）。乡村子弟基本上到本二之外的学校去念书。这样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一流的大学，农家子弟占的比例不到10%。还在减，还在减……

朱建：上次听人家说的“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说人家培养的“接班人”，我们培养的是“建设者”。

张文质：这样说还是不对的，不对的。为什说不对呢？它还是按照体制逻辑去理解这个词，你首先承认是“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实不是；是培养一个--我现在用的这个词叫做“新兴的中产阶级”。新兴的中产阶级既不是个财富概念，也不是意识形态概念，它是一个文化概念。

季勇：“阶级”这个词怎么理解？

张文质：哦，这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是个很复杂，很难表达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中产阶级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个政治概念，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概念。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说它拥有的财富，拥有的社会地位，拥有的生活方式，啊，拥有的文化背景，这一切都非常重要。我是说，它怎么思考我们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刚才我为什么会说这种现象引起我的思考。这样的生存处境对我们教育而言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途径：我们千辛万苦所做的努力很可能的结果是这些孩子都没有书念，都没有办法进入更好的阶层，都没有办法进入更好的发展空间。

    所以有时候阶层会被遗传，也就是说文化遗传的结果就是阶层被遗传，那你始终处于（那个阶层）。在这里我就感到文化包含在这里。

那你刚才说的英语考不好的没读大学，最后你英语取得了本科学历，是吧 ？（注：针对陆勇老师而言）它这里面就有点文化的意思：自我改变，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改变自己的文化素质。所谓的“文化贫困”，文化贫困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念，丧失了改变自己的这种自我认知，还有一个呢，对所有微小的改变、累积性的改变的信念的丧失。嗯，这样的一种文化贫困在我看来是导致现在农村大量辍学，还有学业失败的最核心的。

那么从形态上来说，这些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得不到鼓励，得不到帮助，同时呢，他也看不到前景。这些东西加起来以后，就是对他的发展很致命的地方，所以钱理群老师说了句很悲痛的话，他说在很多地方我们是要跟黑社会在争夺青少年。特别是在城市、乡村一些学业失败的。说实在的，在这样的黑社会里，我们的孩子还能（正常发展吗）?

(众人议论……)

张文质：他其实就是从，大部分都是从初高中开始加入这些黑社会。

凌宗伟：应该说二甲中学呢，这一点上还是令人欣慰的。我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中学就发现，初中生当中就有些类似于帮会的小团体，高中生也有。这些事情处理起来呢，也是比较棘手的。所以我觉得，下一步的工作干什么呢？我上一次好像在电话里告诉了张老师：我向全体教师提出了这么一个呼吁——我们每个老师看到地下的纸屑，能够捡一捡，远比我们大会小会宣传好的多。尽管可能我们在捡的时候，看到你在捡也跟着来捡的，有可能十个从前面走来的学生中只有一个来捡，但这就是效果。那你如果只是号召，这个一群当中可能一个都不会去捡！我们大家都捡了，那么乱丢乱扔的现象就可能不存在了。

    这只是一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平时所有的行为，尤其是教育的行为，把孩子当作人来看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该有的行为，比如说让学生站在教师外面，让学生站着上课，然后动不动就喊家长过来，这种现象呢，就会慢慢的减少。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把家长喊过来，过去我们也喊——你把家长喊过来实际上就等于把他推到你的对立面上去。学生心目当中总是认为你喊家长就是告状的，那么你在他心目当中是个向他父母告状的角色。你想：你的教育他还能接受吗？所以说，有的情况当中是不能把家长喊过来的。除非不得已，不得已也应该跟家长讲什么呢？讲清我们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应该怎么配合。我们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同时向家长提出一些建议，也许我们可以把一般的学生拉回来。

    我前天还跟人讲了个笑话，但也是个事实：我们考大学的，往往有精神病患者考取了，而不是精神病的，考不取；同样的我们现在在招师考试，辅导过的跟没有辅导过的是不一样的：很好素质的孩子没有接受过辅导，他就不得过；而那个差的，甚至弱智的他经过辅导，他知道怎么应付了，他就考得到。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要改变我们教育的行为：教育一定要把孩子放到平等的地位来看。他毕竟是孩子，孩子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宽容的，而且我们要明白，孩子犯了错误将来是能够改变的。

我今天到虹桥机场接张老师，我爱人跟着去的。我开玩笑，她有个学生啊，在虹桥机场做机械师，打个电话给他，反正要等两个小时呢，她说“不打！”这个孩子是个什么情况，这孩子原来就是我们这边一个小学主任的儿子。考了一次没有考取，他就是不要念书，就是要玩，然后没有办法找了我一个同学，我那时是教学副校长，找到我，让插在我们校里重读。那他最后考取了，考的学校也不大好，但是他的工作找得很好：在虹桥机场做个机械师。说老实话，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待遇……，都很好。

这个例子说明人是可以改变的。当然，方老师也讲了“我不打。”我说我知道：“你就是认为他应该告诉你一下，现在在哪里工作，对不对？”这其实就反映了我们的教育问题，但这不是他的责任，这是家庭教育的责任。像我家孩子每年暑假放假回来，从幼儿园老师到小学老师到中学老师都要拜访一下。什么原因？你要告诉她，你应该让她知道感恩。你只要告诉她一次，她就会记得。感恩、礼节，是家庭教育的责任，而不是学校教育的责任。当然，我们做教师的不要期待学生对自己有所感恩，而要让学生学会感恩。

    所以，今天我看到，不知是朱建发的，还是邱磊发的，讲的这个家庭教育——如果早期教育搞不好，后果是很难改变的。请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跟了个帖子：早期教育关键在引导，但是应是随机的教育，千万不能揠苗助长。这个揠苗助长，弄下来又是希望跟现实不一样的事情。顺其自然的教育是最可取的。





                               整理：邱  磊  吕  斌  曹乐旻  周林聪

                               核对：凌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