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南区庆祝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管季超.

孝南区庆祝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作者：胡其欢 来源：孝南区团区委

5月4日晚，孝南团区委、区文体局在大礼堂联合举办了“全区青年喜迎五四、科学发展再谱华章暨庆祝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文艺晚会”，以此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八十七周年和“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区领导仇平贵、杨军安、龚少波、朱少平等亲临晚会现场观看演出并做了高度评价。     为了加强青年团员对“五四”精神的追忆延续，引导广大青年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五四”之际，孝南区各地团委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孝感一中团委和该校英语教研组联合举办的“挑战杯”英语演讲比赛，展现学校学生“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区实验中学举行预备团员理论知识的学习培训和庆“五四”团员歌咏比赛，提高了学生们的团务知识和爱国热情。区教育局组织以“扬五四精神，树文明新风，建和谐校园”为主题的小学生乒乓球友谊赛，来展示团员的青春风采，弘扬五四精神，在全区掀起庆祝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高潮，极大增强了青年的爱国热情。（责任编辑：杨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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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五四”运动
描述：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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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得到全国的响应。图为重庆川东救国会学生举行游行，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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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五四”运动中各地学生、青年团体散发的部分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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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1919年6月初，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斗争。商人也举行罢市，参加了运动。“五四”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青年为先锋队，有广大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革命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图为“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的游行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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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后，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五四”运动成为革命青年运动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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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五四”运动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许多中心城市相继成立。图为1919年秋，组织的有名进步社团之一──天津觉悟社。后排右一为周恩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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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五四运动时期的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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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五四运动时期的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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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飞扬的岁月

　　90年前的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吼声：“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这是救亡的呼声，民族的呐喊。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又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

　　“五四”时代是一个青年激情飞扬的时代，是一个青年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时代。列强侵凌，军阀跋扈，疮痍满目，民不聊生。面对黑暗现实，那些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奋斗，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死的也有，因志愿未达而急疯的也有。”（罗家伦语）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秋瑾“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的精神，是涌动在他们血管里的民族血脉。“新世纪的曙光”，是激励他们上下求索的精神动力，使他们不至为光怪陆离的物质的闪光所迷惑。90年前那些有志于振兴中华的青年，有的提倡教育救国，有的提倡文化救国，有的提倡实业救国，有的提倡人格救国，有的提倡革命救国，主张各异，宗旨则一：救国。正是沿着爱国主义的阶梯，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才最终找到了救国的指南，攀上了真理的高峰。

　　这是一个重估传统价值的时代，反对因袭、崇尚创新的时代，发展个性、不断进取的时代。“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笔下狂人的诘问，奏响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于是，启蒙者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发现了“吃人”，从“三纲”“五常”的说教里发现了“专制”和“奴性”。在批判旧道德的过程中产生了新道德的萌芽，在反对旧文学的过程中，绽开了新文学的蓓蕾。被守旧派斥为“驴鸣犬吠”的白话诗闯进了诗歌的神圣殿堂；被国学家讥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白话文成为了文坛的正宗。鲁迅不仅引进了为中国读者所陌生的短篇小说样式，而且他的小说每篇都在文体上有所创新，从不重复自己。他谆谆告诫读者：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真的新文艺的繁荣要靠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要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

　　这是一个博采众家、吸纳新潮的时代，“学术自由”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口号。1919年4月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教育总长傅增湘信中重申了他的重要主张：“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于是，文学领域出现了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平民文学与古典文学之争。史学界出现了质疑古史和经典的“疑古学派”。围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与梁启超展开了辩论。围绕东西文化问题，东方文化派与新文化派进行了交锋。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出现了问题与主义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正是在论辩中逐步澄清了谬论，不断发展了真理。也正是在这种活跃的氛围下，青年毛泽东才摆脱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影响，在1920年之后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在谈到“五四”运动的意义时，李大钊指出：“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因此，这一天被定为中国青年节。用今天的年龄观念来看，“五四”运动时期的很多前驱和骨干当时都是中青年：1919年，陈独秀40岁，鲁迅38岁，周作人34岁，钱玄同32岁，李大钊31岁，胡适28岁，刘半农28岁，傅斯年23岁，罗家伦22岁……他们同时也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于青年。

　　在“五四”运动90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前驱者的是：当今中国已经作为发展中国家崛起，那种任人侵凌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面对霸权政治，面对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做法，中国可以说不高兴，可以说不！但是，“五四”前驱者追求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五四”的根须是深植于爱国主义精神的沃土之中。我们纪念“五四”，就要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把先驱者的遗愿化为宏图！（作者陈漱渝为鲁迅研究专家）

管季超.

“五四”是一次伟大的文艺复兴

李敬泽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伟大的文艺复兴 　　“五四”是一次文艺复兴：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对人的发现，将士大夫所垄断的书写权利还给民众，让民众的语言成为全民族书写和思考的语言。 　　时至今日，“五四”的遗产仍然遭受着挑战：今年，反对简化字成为了公众话题，引起争议的绝不仅仅是上世纪50年代的简化字方案，而是肇端于“五四”的文字改革进程。文字改不改、如何改当然应该由所有写汉字的人充分讨论，但在讨论中，我们不应忘记“五四”先贤的初衷：让书写不再成为特权，让亿万国人成为文化的主人，成为觉醒的、能够自我表达的主体。 　　这一初衷没有错。当你说简化字或白话文造成了中国传统的断裂时，就等于说放弃拉丁文造成了欧洲文化的断裂，这其中隐含着文化上的惊人错谬和倒退。“五四”这场伟大的文艺复兴不能被简化为几个关键词，更不能仅仅在关键词的水平上做出理解和回应，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壮阔复杂的探索和实践中，涌动着对于建设现代中国，对于重塑民族精神的坚定承担。 　　所以，“五四”与欧洲文艺复兴一样，绝不仅仅事关文学和文化，在“五四”新潮中，一代知识分子“奋空拳，扬白手”（罗家伦语），与各阶层民众同声相应，为拯救中国，为在现代世界争我中华一席生存与发展之地而呼号奋斗，这是现代国家意识的确立过程，而国人的精神觉醒、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发展，正是这个过程的题中之义。 　　在晚近的一些学者那里，“五四”的“救亡”和“启蒙”这两个主题被描述为相互冲突的“东风”和“西风”，这种描述隐含着对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后设的想象：似乎事情有可能不是这样而是另一样。后设性的历史眼光或许颇具学理趣味，但会使我们失去基本的现实感、失去对历史设身处地的体察和理解：中国的启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念演进过程，它一开始就是在纷杂巨大的历史压力下的行动，它从各种紧迫的历史局面和事变中获得动力。 　　当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们立志建构“人”的文学时，他们表达了中国人从近代以来的大变中得到的最深刻的信念：去除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中的“跪拜”，成为“人”，成为站着的人，拒绝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屈膝，也拒绝在封建文化的压迫下屈膝。从“五四”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从未放弃这一信念，“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共和国的创立者的宣言，是深刻地根植于“五四”精神的声音。 　　站着，传统才是属于我们的传统，才谈得上继承和发展。当一些后来者指责五四的“断裂”，指责“五四”“打倒孔家店”的鲁莽时，他们大概忘了，如果没有“五四”先贤绝然为民族开新路的精神，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发出这样的指责；我们也应该深切体察“五四”遗产的丰富性——今天，人们也常常忘了，正是“五四”开启了对中国传统的现代认识和整理，今日被顶礼膜拜的“国学”，岂是乾嘉旧学，皆为“五四”之学，都是自“五四”一代开始对中国历史、典籍和文化重新整理、认识和估价的成果。没有“五四”，我们可能会一直认为《红楼梦》、《水浒》是不入流的偏稗之书，没有“古史辨”，我们可能依然沉迷于神话，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不会有确切的认识。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文艺复兴的“五四”，解放了人，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解放了我们的传统。或许文化保守主义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是一个必要的、有魅力的向度，或许我们已有足够的自信对我们的祖先取更具温情的理解，但“五四”教给我们的终究是在批判中继承和接续，在批判中求活力充沛的新生。（作者为《人民文学》主编、文艺评论家）

管季超.

                      陈平原：年轻的“五四”

　来源：人民日报

　　“五四”乃众声喧哗的时代，并非某一集团、思想、学说的“独唱”，这点，稍加论证，不难得到中外学界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追问谁的“五四”，很可能拉出一大笔左中右或红蓝绿的陈年旧账。其实，理解“五四”的复杂性，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比如，除了大家熟知的政治立场、学术背景、文化趣味的差异，还有南方与北方、都市与小镇、学生与市民等一系列区隔。其中有一个因素，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年龄及教养。就拿作为新文化策源地的北京大学来说，教授与学生，就有很不同的功能与定位。
　　在世人的记忆中，占据五四新文化运动舞台中心的，乃著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这自然没错。可有一点同样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标榜“新青年”的运动，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确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比肩；但日后的发展，则未可限量。大学期间“躬逢盛事”，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参与思想大潮的崛起，对其一生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此意义上，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好兼及其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学生。
　　谈思想启蒙，师长们确实占据中心位置；论文学革命，则师生各有专擅；至于政治抗争，唱主角的乃是大学生。否则，怎么叫“学生爱国运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日后关于“五四”的纪念、追忆与阐释，主要由学生辈来完成的。对他们来说，曾经参与“五四”这一经历，是生命的底色，是永恒的记忆，是不死的精神；毋须讳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
　　当年立场迥异的大学生，本就呈五光十色，日后更是分道扬镳。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时代，很难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谁是逆流。后人在褒奖那些站在舞台中央并收获大量掌声的学生的同时，请对那些处于边缘地带、在聚光灯之外苦苦挣扎的青年学生，给予“了解之同情”。
　　10年前，我与夏晓虹合作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勾勒了45名历史人物与“五四”相遇的生命历程，包括13位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杨振声、匡互生、闻一多、梁实秋、郑振铎、冰心)。5年前，我出版《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在讨论“回到‘五四’现场”时，曾开列10位当年北京学生的回忆文章，目的是让对“五四”感兴趣的读者，以当事人眼光来解读那场已成为重要话题及思想资源的伟大事件。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可能随时召唤出青春、理想与激情。而借助这些先辈们琐碎但真切的“追忆”，我们方才得以从容地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
　　从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起，北大学生就开始了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追怀与阐释。此后几十年间，因应海峡两岸政治风云变幻，南京、重庆、台北的傅斯年、罗家伦、杨亮功、毛子水、成舍我，与北京的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郑天挺、孙伏园等，就何为“五四真相”、谁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以及如何继承五四精神遗产等，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论争。这一论争背后，隐含着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好在这些“五四老人”，并没有完全屈从于任何政治权威，在一次次饱含激情与深情的追怀与叙述中，都多少延续了其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或多或少地挑战着其时的主流思想。观察这些“好事”的“同学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后，不时穿越历史时空，与“永远的五四”对话，可以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除此之外，我正主持编撰《回到现场——北大学生的“新文化”》，选择了几十位当年活跃的北大学生，利用档案、报刊、照片、日记、书札、回忆录等，钩稽其在“五四”期间的言论及作为，关注学生与教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市民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等。当然，更包括这些学生日后的事业与功过、追怀与阐释。在我看来，这构成一道特殊的“新文化”景观。
　　当今中国学界正处在一个转型期，需要我们打起精神，竖起脊梁，与“五四”展开认真深入的对话。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推崇教授们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需要呼唤大学生的理想主义及求索精神。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胡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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