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学简论
何九盈（执笔） 胡双宝 张猛
《中国汉字文化大观》是一部兼有学术研究和工具书作用的雅俗共赏的读物，力图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系统地、科学地展示汉字的文化功能、价值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又是建立汉字文化学的一项基础工程。汉字文化学的提出并非少数人心血来潮，刻意标新，而是汉字“时来运转”，是多年来汉字研究经验的总结、升华。如果说汉字学有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那么汉字文化学便是这大树分蘖出来的新枝。 一 我们现在还无法为汉字文化学下一个完整的、能得到大家广泛认可的定义，因为什么是“文化”，意见就相当分歧。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说：“文化，文化，言之固易，要正确地加以定义及完备地加以叙述，则并不是容易的事。”([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2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据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统计，从1871年到1951年，关于“文化”的定义已有164种之多(转引自张立文《传统学引论》22页注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那么，我们是怎样理解“文化”的呢？我们认为，文化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当我们谈汉字文化学的时候，就是从这四个方面对文化进行整体上、系统上的把握。这也可以说明：汉字文化学是一门以汉字为核心的多边缘交叉学科。尽管研究工作还有待于深入，但这门学科的总任务已非常明确。一是阐明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信息系统，它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二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 汉字文化学与汉字学关系最为密切，但它又不等于汉字学。汉字学，也叫中国文字学。唐兰在《中国文字学》里为中国文字学规定了一个范围。他说：“我的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研究汉字形体的发展、演变、结构类型，以及汉字的起源、性质等，是汉字学的主要任务。汉字文化学无疑要充分利用汉字学的研究成果，但更重视汉字作为一个文化系统与整个汉民族文化制度的关系，通过古代汉字和现代汉字了解汉民族的古今文化模式、习惯行为模式、思维模式。 汉字文化学与文化语言学也有密切关系，二者有一个共同关心的课题：文化。文化语言学，有些学者也称之为人类学语言学，罗常培写的《语言与文化》就属于这种性质的著作。我们列举该书若干章的标题，读者就可以大体上知道文化语言学的内容了。如：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这些标题所涉及的文化内容，汉字文化学也会涉及。不过，所依据的材料有别。前者以语言作为材料，后者以文字作为材料，且只以汉字为材料。文化语言学还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可以是研究语言和文化的一般性关系，也可以是研究某一种语言和某一种文化的关系，而汉字文化学只能是研究汉民族所使用的汉字与汉民族的文化以及与之有关的某些民族文化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语言和文字是两个不同领域，界限很清楚，具体材料的运用却很难绝然分开。本书所使用的汉字材料，既涉及文字方面，往往又涉及语言方面。这种交叉、重叠，在所难免。 概念来源于实践，“汉字文化学”这个概念也是实践的产物。既有古人的实践，也有今人的实践；既有成功的实践，也有不成功的实践。总之，经过了漫长的、甚至是很艰难、很痛苦的实践，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才较为普遍地对汉字与中国文化的积极关系，有了一个清醒的、科学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作为前提，《中国汉字文化大观》这样的读物才能在神州大地问世，并昂首阔步走向读者，显示汉字文化的古朴风姿和时代精神。 二 汉字是世界上寿命最长、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时髦的话题。其中有正确的认识，也有特定文化制度下产生的谬误，还有不同文化心态所产生的感情色彩，也包含着某些有待于在发展中证实的论题。如果我们从本质上来考察一下这种认识历程，就不难发现，古今关于汉字文化的认识，显然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崇拜阶段、否定阶段、多维反思阶段。 崇拜阶段，或曰前科学阶段。大概从汉字作为一个系统初步形成之日起，先民们就给它涂上了一层神秘的、尊严的色彩。在封建社会崩溃之前，汉字一直是人们崇拜的对象。 汉字的神秘性，可以有关仓颉（也作“苍颉”）的传说为证。《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本经训》卷八，81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仓颉何许人也？一说为黄帝史官，一说为远古帝王。我以为，也可能是一个部落名称或部落头领。传说他有四只眼睛。王充《论衡·骨相篇》说：“苍颉四目，为黄帝史。”（第一册卷三，33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立的仓颉碑说：“天生德于大圣，四目灵光，为百王作宪。”(转引自黄晖《论衡校释》卷三，104页注文，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鲁迅当年“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六，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我们姑且把仓颉看做是新石器时代一位伟大的文字学家，他在规范、统一原始汉字方面的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所谓“天雨粟，鬼夜哭”，表示汉字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有一种神奇功能，这是先民文化心态的反映。至于“四目灵光”，正是强调了文字与视觉的关系。恩斯特·卡西尔说：“神话遵循的是一条与科学思维全然不同的原则。……神话思维中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面相。”([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于晓等译《语言与神话》l52—153页，三联书店，1988年) 仓颉的“特殊的面相”，并非荒诞无稽之谈，这是神话思维所制造的特殊的概念结构。 文字的神秘性起源于以神话解释世界的时代，起源于以神权统治世界的时代。不独汉字如此，埃及圣书、印度婆罗迷文等都如此。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人们始终认为“汉字神圣，一点一画无非天经地义”（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即使敢于反传统的王安石，也认为汉字“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他说秦王朝“变古而为隶，盖天之丧斯文也。不然，则秦何力之能为!”而他那本《熙宁字说》的产生，“庸讵非天之将兴斯文也，而以余赞其始”(均见《熙宁字说》，《王临川集》534页，世界书局，民国二十五年)。 汉字既然属于天意，其地位之尊，面貌之严，可想而知矣。《史记·万石列传》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汉武帝时，万石君石奋的长子石建官居郎中令，有一次给皇上写了个奏章，皇帝将奏章批回之后，石建又读了一遍原文，发现“馬”字少写了一笔，于是惊恐万分，说道：“呵!写错了!馬字下面四点加上尾巴，共有五笔，现在只有四笔，缺了一笔，皇上一定会谴责我，我犯死罪了!”一笔之差，惊怖有如此者，这是因为汉字与王权结合在一起了。刘勰说：“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练字》卷八，10页，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至于因避讳而有意缺笔、改字，科场考试，“有因一点之误，半画之讹，竟遭勒帛”（王炳堃《王炳耀(拼音字谱)序》，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这都是王权思想在汉字文化问题上的表现。 自从神权让位于王权，汉字就处处受到王权思想的支配。子思引述厥祖孔丘的话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按：朱熹认为这是子思的话，见朱熹《四书集注·中庸》26页，巴蜀书社，1985年）旧注：“考是考究、裁正，文是字之点画音声。”（[明]邓退庵《四书补注备旨·中庸》16页，上海锦章书局，民国三十年）考正文字，权归天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天经地义”。苏联文字史学家伊斯特林认为：“国家对文字制定的规则对于表词文字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苏]B.A·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天子“考文”当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许慎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说文解字·叙》）这几句话概括了汉代人对汉字文化的认识。“垂后”、“识古”，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汉字有超时空的作用；“王政之始”即导源于天子“考文”；而“经艺之本”的观点，影响更为深远。后来顾炎武提倡“读九经自考文始”（《答李子德书》），戴震主张“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古经解钩沉序》，《戴震文集》146页,中华书局，1980年），都与“经艺之本”的观点一脉相承。从汉王朝开始，百家罢黜，经学成为显学。王权至上，经学至上，帝王有权考文，经学家必须考文，尽管“考文”的内容、含意略有不同，但都可证明汉字在中国古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物极必反，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汉字必然要遭受厄运，必然要面临长时间的极为严峻的挑战。果然。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经学的废黜，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文化的传入，汉字的神秘性、尊严性不复存在了。尤其是清末兴起了中外文化比较，许多热血青年、志士仁人开始怀疑：汉字究竟是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还是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从这时起，人们对汉字文化的认识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汉字被当作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挨骂受辱，遭到种种不公正的指责，岌岌可危，所以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否定阶段。 对于否定阶段我们是否也要来一个全盘否定呢？简单的否定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如果我们不想重犯否定阶段否定者的错误，我们就应该取科学分析态度。 去掉汉字的神秘性，把它由崇拜对象转变为科学研究对象，从“非天子不考文”转变为平民百姓也能“考文”(拟定种种汉字改革方案)，这难道不是一种飞跃性质的进步吗？！ 前人那种以汉字为耻、以汉字为罪的文化心态，那种片面偏执的思维方式，那种浮躁机械的文化比较方法，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清帝国的大门，中国人被迫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袍走向国际社会。真是“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白居易集·上阳白发人》第一册，卷三，59页，中华书局，1979年）有人说：“中外相形，中国不啻羲皇上人，最绌者文字一学。”（《时务分类文编》卷一，34页；又见倪海曙《清末拼音运动编年史》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一时间，汉字竟然和女人的小脚、男人的辫子一样，成了落后的象征。有人甚至在国外著文，丑诋汉字为“野蛮文字”。外国人，如黑格尔也认为中国“文字很不完善”，“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l77—178页，三联书店，1957年)。于是，汉字改革成为潮流。据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统计，清末二十年间，个人提出的汉字改革方案就有28种之多（27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汉字改革一直以运动的形式向前推进，至少是在舆论界，几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近百年的事实使我们获得这样一个认识：无论是维新派，还是旧民主主义者，或新民主主义者，乃至共产党人，尽管政见很不相同，而在汉字必须改革这一点上，意见大体上一致；尽管各人理想的国家模式迥然不同，而希望中国富强的人，几乎都想到了汉字改革。 卢戆章(1854—1928)是第一本切音字的作者。他说：“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而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为切音字。”又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编年史》21—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谭嗣同(1865—1898)在《仁学》中明确提出要改汉字为拼音文字。“由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若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仁学》二，62页，中华书局，1962年）他说的“象形字”即方块汉字，“谐声”即拼音文字。 钱玄同(1887—1939)的《汉字革命》列举了汉字的种种“罪恶”。他说： 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做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此外如字典非用“—、丿、丶、丨……”分部就没有办法，电报非用“0001、0002……”编号就没有办法，以及排版的麻烦，打字机的无法做得好，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 但我觉得这还不打紧，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 （原载《国语月刊》1923年第1卷“汉字改革专号”，收入《钱玄同文集》第三卷，62、76、7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钱玄同还认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解决。”（《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原载《新青年》1918年4月14日第四卷第四号，收入《钱玄同文集》第三卷，166—16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鲁迅(1881—1936)主张实行拉丁化新文字，他对方块汉字的判决是：“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关于新文字》，《鲁迅全集》六，1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汉字是否应该改为拼音文字，本来是个科学问题，学术问题。可一旦被纳入新思想、新文化、文化革命这样一些范畴，就成了新旧思想之争。钱玄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们对汉字的讨伐也就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影响相当深远。在钱玄同之前，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也猛烈攻击汉语、汉字。当时，勇于站出来唱反调的有章太炎。章氏发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认为文化是否发达与文字是否为拼音式并无必然联系。他说：“今者，南至马来，北抵蒙古，文字悉以合音成体，彼其文化，岂有优于中国哉！”章氏还认为方块汉字是由汉语以单音节为特点决定的。“且汉字所以独用象形，不用合音者，虑亦有故。原其名言符号，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义殊者众，若用合音之字，将芒昧不足以为别。”（原载《民报》1908年6月第21号，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594、595、60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章太炎说的“象形”与谭嗣同所言一样，都是指方块式汉字，他说的“合音”就是拼音的意思。 章太炎说的两点理由，至今仍然正确。本来，国家兴亡的责任完全在于文字的论调，貌似有理，实则毫无根据。同是用拉丁字母的国家，科学文化发达程度相去甚远，国运盛衰也大不相同，文字何责之有！历史已经证明：同是使用汉字，千百年来国运有盛有衰，世事沧桑巨变，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吗！封建统治者将汉字尊之为神明，主张文字西化的人又认为汉字罪恶累累，两种偏差的共同原因，实在于都把汉字当作一种政治工具来看待。在汉字否定派占压倒优势的形势下，章太炎的辩护，大有“迷恋骸骨”、“保存国粹”之嫌。他的弟子鲁迅、钱玄同也深深不以为然，与之分道扬镳。 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评论这段历史了。大多数主张改革汉字的人，其动机无可非议。他们的主要缺点有二：一是对汉字的伟大历史功绩，对汉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缺乏科学评价，而是一笔抹倒。二是对汉字的现状与前途完全抱悲观态度。当然，汉字本身的确存在缺点，的确有一个适应时代的问题，过去存在，今后还会存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科学研究使之适应时代。至于汉字是否要改为拼音文字，恐怕这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请允许我们作一种随意设想），把几百年以后应议应办的事情提上今天的议事日程，并采取革命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其后果如何，可想而知。应当说，崇拜阶段也好，否定阶段也好，对汉字都缺少深入的科学的研究，所以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到来，整个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与思想政治路线不无关系的汉字改革问题，也开始打破舆论一律的僵局，进入了多维反思的第三阶段。 这个阶段刚刚开始，只有十余年的历史。值得一记的事情主要有： 1978年12月，在青岛举行了全国汉字编码学术交流会，成立了中国汉字编码研究会。 1979年，汉字信息处理研究会、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分别成立。。 1980年，在杭州举行了第二次全国汉字编码学术交流会。 1980年3月，海内外部分学者联合成立了汉字现代化研究会。 1981年6月，在中国汉字编码研究会和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性的一级学会组织——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研究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 1985年l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次年，该会机关刊物《文字改革》更名为《语文建设》。 1986年1月，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 1986年5月，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汉字文化的历史和将来”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周有光、语言研究所李荣应邀出席。 同年，巴黎出版了汪德迈（Lén Vandermeersch）的专著《新汉文化圈》（Le nouveau monde Sinisé，陈彦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他从几个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即所谓“汉字文化圈”）近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或正在进行巨大的经济改革这些现象出发，断言所谓汉字文化传统对现代化过程不是如一向所说的巨大的“障碍”，而是“具有巨大的动力”（陈原《把汉字问题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在“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编《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5页，语文出版社，1988年）。 1986年l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召开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吕叔湘、周有光、朱德熙、郑林曦、殷焕先、黄典诚、袁晓园、管燮初、曹先擢、陈章太、曾性初、陈炜湛、史有为、胡双宝、傅永和等参加了大会。陈原在开幕式讲话中对汉字文化作了肯定评价。他说：“汉字这种书写系统是同汉语这种语言系统相适应而生存发展的，有人认为，应当承认汉字系统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文化模式是在互相适应的过程中起作用的。虽然汉字书写系统从很久时候开始就已经或多或少脱离了口语，但它确实为民族团结，为文化积累，为信息传播，为思想交流起过重大作用，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 1989年，《汉字文化》创刊。《创刊词》指出：“‘汉字落后’是长期套搬印欧语文模式得出的结论。”对所谓“汉字落后”说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 反思，就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要对汉字的功能、价值重新进行论证，要对汉字如何适应现代化、为现代化服务的问题进行探索，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许多艰苦的工作。目前，在以下几个方面已初见成效。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遍应用，汉字信息处理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重要成就，在汉字研究的科学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继造纸术、印刷术、打字机之后第四次伟大的文化工具的革命。古老的方块式汉字终于适应了这场革命，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人们曾颇为担心，在电子计算机面前，汉字将无能为力，汉字会拖住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已是多余的了。 其次，人们对当今世界两大文字体系，即拼音文字与汉字，重新进行了比较。在比较过程中，对汉字的特点、性质进行了多侧面考察，对汉字难学难认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另外，对汉字与大脑、与思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 对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从多方面进行了肯定，这是思想认识上的重大转变。 总之，通过反思，汉字的合理性、合法地位重新得到肯定。至于汉字的未来，只能顺应自然，顺应时代，该子孙后代办的事情，我们何必“只争朝夕”呢，这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我们认为：汉字与汉民族共荣辱。汉字对国家的兴亡虽说无能为力，而国家是否强盛却直接影响着汉字的命运。在历史上，汉字最倒霉的时候，也是中华民族饱受灾难的时候，人们把本应由社会负责的种种“罪恶”归结到汉字头上，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从长远、很长远的观点来看，汉字能否长生不老、永久立足于世界文字之林，能否越来越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文字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汉字本身，这要由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 当前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汉字批评不得。在学术问题上，不苛求前贤，是后学应有的气度、胸怀。反思是为了总结历史，不是纠缠过去的恩恩怨怨，着重点是把握现实，开拓未来。只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之五），才能对汉字文化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以上我们对汉字文化的认识历程进行了整体的、阶段性的考察，总的轨迹，一言以蔽之，曰：否定之否定。 三 从古至今，关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症结是什么呢？曰：理论思维贫乏，概念模式贫乏，方法论贫乏。 一门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没有表现理论系统的概念模式，没有服务于理论系统的方法论，它就是一门残缺的、不完全的学科，它就不可能健全地、生动地向前发展。 汉字文化学的理论价值如何，还需要在实践中、在发展中进一步探索研究。这里，我们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汉字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汉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汉字文化与阶级、民族、国家有密切关系，但在通常情况下，不能拿对汉字文化的态度如何作为政治上划分左右派的依据，作为衡量民族感情的标准，作为是否爱国的一个条件。康梁是保皇派，赞同汉字改革；章太炎是革命派，却反对汉字改革；钱玄同是民主主义者，又是气节高尚的爱国主义者，但他痛骂汉字，一定要革它的命；而清末某些坚决反对汉字改革的人却并不是爱国志士，他们的态度是：“地可割，款可赔，而文字终不可变”（温灏《拼音字谱·序》，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编年史》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过去在汉字文化问题上造成许多失误，就是把一个符号系统、信息系统当作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来对待。这种理论认识的混乱、糊涂，固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反映出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里缺乏科学的理论系统作为指导，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学科，必然产生可怕的盲目性，必然独立不起来。汉字文化学的提出，将有助于这门学科向独立方向迈进。 世界各地的文字有共同发展的规律，某一种具体文字又自有特殊的发展规律。如原始的图画文字大约形成于新石器时代，这是早期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根据这条规律再加上考古的新发现，我们断定古代关于仓颉的传说决不是无稽之谈。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仓颉的传说，又可证实文字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规律是可信的。以往关于文字演变规律的探索，主要是以印欧语及拼音文字为依据，其轨迹为图画文字→表词文字→词素文字→音节文字→字母—音素文字。汉字究竟是什么文字，目前正争论不休，但它不是音素文字，这是肯定的。因此，过去有人认为汉字是低等文字，发展为音素文字是必然规律。这条规律对汉字是否有效呢？汉字有无自身演变的特殊规律呢？这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说明。这是汉字发展的前途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国是人类文明五大发源地之一，其他四大文明发源地的文字，即埃及圣书、两河流域的楔形文、美洲的玛雅文，都已进入历史博物馆；印度梵文虽然为一些学者所研究、使用，但它早已不是社会通用的文字。唯独汉字“长生不老”。人们惊叹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存在，难道没有规律可寻吗？探寻这些规律，促进汉字文化的发展，是汉字文化学的理论课题。 日本一位学人说：“汉字的信息量很大，它本身是一种IC（集成电路）。”国内也有同行学者谈到：“方块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是中国文化的缩微系统。”这样评价汉字的文化功能一点也不过分。绝大部分汉字具有二元结构的特点，它的意符是信息存储体，它的声符是信息识别体，至于象形字、会意字，几乎可以望文知义（这当然要有相当的修养），说明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的信息载体的特点是线性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十九世纪末，甲骨文开始出土，正是通过这种信息载体，使我们对殷商文化，甚至于整个中国文化源的认识展开了新的一页。什么“上古芒昧无稽考”，“中国文化西来说”，种种臆说，不攻自破。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郭沫若、胡厚宣等人的甲骨学研究，都在以字考史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字考史是汉字文化学的原料基地，是培育汉字文化学的一块沃土，但以字考史不等于汉字文化学，汉字文化学的内容并不只是“史”，汉字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也不只是“考”。汉字文化学要求全面发挥汉字的信息功能，系统地（而不是零碎的）考察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汉字文化学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或采用经验方法，或采用历史方法，或采用结构方法。经验方法重考据，重事实；历史方法重古今联系，重发展过程；结构方法要求对汉字文化进行结构处理和分析，探索汉字文化内部及外部的结构。方法论的研究是汉字文化学的内容之一。 以往的汉字研究着重于汉字内部体系，重点在形音义，这当然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若以为关于汉字的学问仅限于此，就大错而特错了。汉字文化学还要求从汉字外部关系研究汉字，拓宽汉字研究的领域。我们认为，汉字既是一个封闭系统，又是一个开放系统。作为开放系统，就要与别的相关学科沟通。目前，就已有不少人正在利用语言学、文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系统论、信息论等等科学的知识，对汉字系统进行多侧面考察、论证，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汉字文化学还要求自觉地总结中西文字比较的经验教训。中西文字比较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明末清初(如方以智、刘献廷)、清末民初，一直到现在都有人在进行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却大不相同。过去认为汉字难读难认，现在认为汉字有个性，有条理，从认读以及学习基础的全过程看优于拼音文字，阅读速度高于英文；过去认为汉字不利于智力开发，现在有人指出，拼音文字靠左脑处理，而汉字左右脑并用，是开发大脑的工具；过去认为汉字和现代世界文化格不相入，认为汉字进不了计算机，不如拼音文字，现在汉字信息处理已经普遍运用于工、农、商、学、科研事部门。所谓“格不相入”，不过是危言耸听，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什么新鲜事物不能用汉字翻译表达。当然，比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必须经过反复实践才可引出科学的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任何一次大的社会革命（如秦王朝统一中国，清王朝被推翻），新的技术革命（如计算机的出现），都会引起文化结构的变化，在这个变化的潮流中，作为文化载体的汉字往往首当其冲，而汉字始则被动，甚至令人失望，但最终总能发挥自己的应变能力。“同书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是古代的应变方式；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是现代的应变方式。王力说：“两套工具比一套好；汉字的法定文字地位不会因为汉语拼音的推广而被动摇。”（1986）在当前，汉字为了与计算机技术结合，就要作到字体、字形、字数规范化、标准化，进一步研究汉字的属性，更经济更有效地提高信息处理自动化的能力，这都要求汉字发挥应变能力。汉字文化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变是绝对的。正是因为变，汉字才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才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这条规律同样适应于汉字。 《中国汉字文化大观》的任务是要展示汉字文化的方方面面，它虽非理论性的学术专著，也无意于全面表现汉字文化学的理论价值，但它对汉字的历史和特征，对以汉字为载体的辉煌文明，对汉字的研究和教学，有较系统的介绍、论述，这对于汉字文化学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 本文原为《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前言，此次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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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9 1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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