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书面语和口头语要保持适当距离

管季超0712

唐翼明：书面语和口头语要保持适当距离



唐翼明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主张改革中国的书面文字，废止言文脱离的古文，而以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为文学正宗。这主张如果只是指出一个努力的方向，大体的目标，本来也不错，但这个主张表述得太粗糙、太笼统，后来又被一些人引向极端，这样就造成很多弊病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粗糙实与此有莫大关系，所以我觉得今天对言文一致的主张重新加以检讨，做一些细致的厘清是必要的。
首先，言文一致是可能的吗？这个问题好像不需要讨论，其实很有讨论的必要。在白话文流行以前，中国读书人写的都是文言，言文不一致被视为当然，没人想过言文要一致的问题。事实上那个时候的言和文也不可能一致。从说话一面来看，嘴巴里一天到晚之乎者也，想来都有些可笑，而且识字的人是那么少，不识字的人那么多，要人人说话都像作文一样，那显然是天方夜谭。从作文一方面来看，如果只是把说的话记录下来，那不仅粗鄙，显不出读书人的优越，而且在纸张印刷都不发达的古代，显然是不经济的。
有学者说很古的时候言文是一致的，后来才逐渐分离，这话貌似有理，其实经不起推敲。试问早到什么时候言文是真正一致的呢？唐朝吗？显然不是。从敦煌石窟里发现当时有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正可反衬唐朝流行的时文是与口语不一致的。汉朝吗？也不像。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记陈涉（即陈胜）当了王之后，从前跟他一起耕地的乡亲们跑来看他，进了富丽堂皇的宫殿，不禁大声感叹道：“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这句话比较接近口语，但也正好反衬其它的文字和口语有不小的距离。周朝呢？请问《论语》所记载的你相信就是孔夫子的口语吗？我是不相信的。再早就到甲骨文了，甲骨文那样简单，几个字，一两句话，就代表一次活动，一次祭祀，甚至一场谈判，一场战争，显然不可能言文一致。还可以再早，推到结绳记事，在绳子上打一个结，就表示一件事，那时候的人说话会这么简单吗？可见恐怕与某些学者的意见相反，越早言文越不一致，因为越早文字越简单，发展到后来，文字复杂了，书写容易了，识字的人更多了，这才有可能较为一致起来，也因此白话文运动只可能发生在现代，不可能发生在古代。
其实从本质上看，言文不一致是绝对的，言文一致只是相对的。言是声音，可听而不可视，文是迹痕（所以古人说仓颉造字的灵感来自“睹鸟迹以兴思”），可视而不可听，二者本不同质，是不同的符号系统。人类在创造了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以后，并不必然就能够创造文字系统，所以至今还没有文字的民族在世界上仍然多的是，有文字的民族能说话而不能作文的人也多的是。这样不同质的两个符号系统，其不一致是天然的，就算书写印刷发展到极其方便的程度，可以轻易地把言语录制为文本，那文本也不可能与言语完全一致，因为这两个符号系统能转换的只有一部分，或许是一大部分，但并非百分之百。非表音的文字系统如中文，尤其如此。至于说话时的语调、口气，声音的高低、力度，这些构成语言符号系统的附加因素，也都是不能变成文字的。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言和文从来就不一致，也永远不可能一致。即使从比较宽松的意义上讲，言和文的一致也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一致却是绝对的、永远的。
其次，言文一致是必要的吗？是好的吗？这个问题如果要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来讲，那么在回答了上面的问题之后本来已经可以不讨论，因为言文既然不可能一致，那么即使一致很好也做不到。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是从相对的、非严格逻辑的角度来讨论，那就是：追求言文的相对一致是不是必要的？我的意见是，在言文的距离越来越大之后，提出言文一致作为方向，力求把言文的距离缩短一些，是好的，有必要的。因为言和文虽然是不同质的两个系统，但不可否认，它们也是关系紧密的两个系统，人类是在有了语言系统之后，为了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障碍，才创造出文字系统的。因此，这两个系统如果相距太远，弄成井水不犯河水，那显然不是创造文字系统的本意。例如民国初年，语言已经走到现代，文字还停留在汉唐，语言当中很多东西文字无法表达。特别是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形严重。例如“水的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的”，这样一句话，要用优雅的文言文来表达，就简直不可能，至少是非常不方便。因此民国初年胡适等人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在方向上是应当肯定的，它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正面积极的贡献。
但是，我觉得必须同时指出，追求言文一致只能是方向性的阶段性的，不能作简单的字面的理解，不能把“言文一致”悬为理想目标、终极目标。因为语言的流动性大大超过文字，语言与时俱进，不断改变，今天某些语言可能十年前、五年前、甚至前年、去年都还没有出现，而文字却相对稳定，不能一天一个样。文字本来就是为了克服语言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缺陷而创造的，如果文字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它的这种功能不可避免地会大大削弱，甚至丧失。设想中国的文字如果一直跟着语言在变化，我们今天还看得懂汉唐的文章吗？尤其是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电脑手机相继出现，新生的口头语如雨后春笋，如果我们的文字也跟着去“喜大普奔”，那么不要三五年，我们的文字就不知道“奔”到什么地方去了。结果弄成爷孙不相通、父子如隔世，这样的言文一致难道是好的吗？是我们要追求的吗？还有地域的问题，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如果真要言文一致，那就会变成山东人看不懂山西人的文章，北方人读不清南方来的信件。近年来台湾有些极端分子一直闹着要创造一种“台语文学”，除了政治目的之外，他们还有一条理由就是追求言文一致。这样的言文一致是我们需要的吗？
言文之不须一致，甚至不应一致，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粗与精、俗与雅的问题。言出于口，没有多少斟酌的余地，文出于手，是可以斟酌也应当斟酌的，把作文等同于写话，这就是放弃了本可斟酌的优势，成了懒惰和粗疏的借口。言随风而散，影响有限；文却要留而传之，影响就大了。文可以精可以雅而不去追求，任其流于粗俗，显然是不应该的。
总之，我认为在言文距离太远的时候，提出言文一致，作为一个纠偏的措施，努力的方向，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把言文一致悬为理想目标而加以追求，或者作为价值标准来判断文章的优劣，则是不必要的，而且是错误的。
我主张言和文要有所区别，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换句话说，就是书面语和口头语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个距离不能太远，但也不可太近，尤其不可以认为这两者越近越好。现在有些老师教学生，说：作文就是写话。有些作家为了表示自己平民化、接地气，也这样说，这样主张。一些报章杂志为了哗众取宠，甚至采用文理不通的网络流行语，例如一些不伦不类的谐音字（如“神马”、“童鞋”、“小盆友”、“先森”、“骚年”之类），胡乱节省的缩语（如 “喜大普奔”、“十动然拒”、“人艰不拆”、“不明觉厉”之类）。这样的主张和做法，如果任其泛滥，我们的文字，或说书面语言，势必越来越粗糙，越来越鄙俚。
法国人非常爱护珍惜自己的语文，特别设立了一个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专门负责维护法语的纯洁和优雅，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创造了无数优美雅致的文学作品的中华民族，难道不应该爱护珍惜自己的语文吗？我看我们的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郑重考虑，要不要仿照法国的做法，也建立一个“中国学术院”或“汉语学术院”？
作者系两岸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