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科教兴国与国衰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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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科教兴国与国衰科教  
——读李工真《文化的流亡》  
● 丁东   

    当今世界的科学和教育的中心无疑是在美国。是谁让美国取得了这个中心地位？如果说答案是希特勒，有人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事实就是如此。正如一位美国科学家所说，“我们应该为希特勒竖立一座纪念碑，以此来感谢他为促进美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在希特勒统治德国以前，世界的科学教育中心不在美国，而在德国。１９世纪后半叶，德国就进入了科学与教育的辉煌时代，超越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进入２０世纪，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科学、教育方面，还只是德国的学生。以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三顶诺贝尔奖为例，截至１９３３年，德国共有３２名获奖者，美国只有５名获奖者。当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种族主义政策，使得５０万犹太人被迫流亡他乡，美国接收了这些难民中的四分之一，并给难民中的知识精英提供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得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发生了一次洲际大转移，从欧洲转到了北美洲，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到二战结束的１９４５年，德国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世者只剩１４名，而美国已经有２５名。难民知识精英把德国学术体系中最先进的方法论和最严谨的学风带到了美国，奠定了美国在全世界科学教育上的领先地位。到今天，美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已经超过２００名，有的年份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甚至被美国科学家包揽。对于这次科学文化中心的转移过程，中国学界过去知之不多，更缺乏专门研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积十年之功，完成了《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８月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希特勒为什么要煽动种族主义？上台后为什么要迫害犹太人？为什么让犹太知识难民流亡出去？其他国家对犹太知识难民分别实行怎样的政策？公众对知识难民持什么态度？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生存发展条件？这些知识难民怎样适应接收国的环境？对接收国的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书都有详细的梳理和到位的分析。
    种族主义是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核心思想。希特勒抓住了德国人一战失败后渴望翻身的民族情绪，依靠煽动种族主义上台，１９３３年当政以后，立即展开文化清洗运动，大肆迫害犹太人，驱逐“非雅利安学者”，把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尽数逐出校园，赶出国门，到１９３７年，德意志高校师资队伍损失了３９％，到１９３９年二战爆发时，整个纳粹德国高校教师岗位中的４５％，已经被纳粹党棍占据。希特勒疯狂的短期行为，得到德国主流社会的配合，使德国科学教育文化元气大伤。
    犹太难民为了活命，流亡地多达７５个国家，但最后只有美国接收最多，让这些难民落地生根，并结出科学文化的硕果，美国也因此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其中的原由十分耐人寻味。
    犹太难民的最初首选的流亡目的地并非美国，而是路程较近，文化差异较小的欧洲国家。美国毕竟遥远，中间还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难民从欧洲来到美国并非易事。但某些欧洲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善待犹太难民，包括其中的科学文化精英。比如瑞士，是永久中立国，以德语为主要语言，本来是犹太知识难民十分愿意选择的避难所。但瑞士当时失业严重，人们害怕犹太知识难民竞争就业岗位，于是政府规定入境的外国人不得从事任何获利的职业，法律禁止雇佣任何外来难民，这就使流亡科学家到瑞士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只能把瑞士当作流亡的中转地。
    再比如加拿大，虽然地广人稀，原来并不拒绝欧洲移民前来谋生，但加拿大对移民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他们愿意接收的是矿山、森林和血汗工厂需要的廉价劳力，而不是知识精英，“如果在艺术家与农民之间，文人与伐木工之间，诗人与矿工之间，学者与石匠之间，只能选四个人入境的话，那么加拿大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都选择后者。”这就使加拿大拒绝了大批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教授、律师、医生的避难申请。他们甚至害怕，如果政策有了弹性，加拿大所有的大学会被难民塞满。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兹伯格因为妻子是犹太人，遭到驱逐，到加拿大一所大学任教。因为由美国的基金发工资，移民局才允许他入境两年。两年后，又要赶他走，校方千方百计和政府交涉，方获准留下。１０年后赫兹伯格才取得加拿大国籍，１９７１年成为加拿大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土耳其是少有的热情吸纳犹太知识难民的国家之一。１９０多名流亡科学家和艺术家进入土耳其的高校，大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科学教育水准。可惜由于凯末尔总统１９３８年去世，中断了这一进程。
    相比之下，美国对犹太知识难民最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给他们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最宽广的舞台。美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远见，他们敏锐地看到了接收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会对美国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他们不止于对犹太人受迫害表示同情，而是努力化解本国人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和反犹主义情绪。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让犹太知识难民得以安居，并施展才能的主要力量并非美国政府，而是美国的公民社会。书中说：“真正有功的绝非罗斯福政府，而是那些目光远大的知识界领袖、私人性质的基金会以及各类民间的援助组织。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美国成为接受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接收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其中有１０９０人是科学家、绝大部分是教授；８１１名法律工作者，２３５２名医生，６８２名记者，６４５名工程师，４６５名音乐家，２９６名造型艺术家，１２８１名作家以及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被德奥两国驱逐的１２０００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６３％被美国接收，其中约１４００名科学家中，至少７７％为美国接收。当时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知识精英可谓群星灿烂，他们之中有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现代宇航之父” 冯.卡门，“原子弹之父”西拉德，“氢弹之父”特勒，物理学家玻尔、费米，数学家库朗，现代建筑家米斯.范.德.罗，音乐家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社会学家拉萨斯菲尔德，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等等。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包容性较强的自由竞争环境，当时又处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这些世界一流的知识精英的加盟，可谓如虎添翼，迅速地登上了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吸纳欧洲知识难民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此，美国形成更加自觉的科学、教育的开放机制，面向全球的知识精英，敞开交流之门，移民之门，面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开留学之门，就业之门，这正是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秘诀之一。
    李工真先生青年时代目睹文革对中国科学教育的摧残，如今又亲身体验权力和金钱对中国大学的扭曲和腐蚀，这都是他放眼全球，探讨别国兴衰成败的心理动力。他对科教兴国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像美国这样由社会力量自主发展科学教育，导致国家振兴的模式，可称“科教兴国”，而德国１９世纪由威廉皇帝集中国家财力投入大学，但国家不干涉大学的学术自由，导致德国崛起的模式可称“国兴科教”。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既不是“科教兴国”，也不是“国兴科教”，而是国衰科教。中国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科教兴国的口号也提出了多年，虽然对大学和科研的财政投入越来越多，但在尊重学术自由方面却乏善可陈，行政权力独大，致使学界媚权媚钱之风日盛，学术风气空前污浊。别国的经验教训，当为中国所参考。这就是李工真教授给国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