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娱乐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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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娱乐霸权                   南帆

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察觉，文学乃至文化正在出现剧烈的变化；我想补充的是，传统的文学评价体系已经开始动摇。尽管武侠电影、玄幻小说或者以官场、职场为中心的电视连续剧赢得了公众的持续热议，然而，学院里的大牌教授以及驰骋文坛的资深批评家不屑于做出表态。许多人不断地敦促文学批评驾临文学现场，情况似乎没有多少改善。空缺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另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终于应运而生。可以在报纸或者网络上发现，各路的记者、自由撰稿人或者雇用写手空前活跃，一种称之为“媒体批评”的特殊文体已经他们手中形成。他们不再繁琐地引经据典，堆砌学术行话；辛辣、俏皮或者巧妙的调侃显示了别一种话语姿态。如果说，另类的语言风格叫人耳目一新，那么，“媒体批评”陆续塑造的文学偶像终于挑明了真正的理论分歧。众多迹象表明，一种新型的衡量标准已经开始实行。

决不能把“媒体批评”的从业人员想象为一批有眼无珠的庸才。相反，这一批人对于才气和创意的鉴赏品味远远超过了许多只知道复述经典的教授。“媒体批评”推出的文学偶像往往才气过人，创意十足；从奇诡的情节想象、灵活的叙述句式到感伤氛围的设置，这些作家多半表现出不可掩抑的聪明。不可否认，他们提供的故事相当有趣。“媒体批评”宠爱的文学偶像有什么不对吗？考察和斟酌新型的衡量标准时，人们听到的非议仅仅是——聪明或者有趣并非等同于深刻。的确，“媒体批评”推崇的趣味是机智和快活，没有人自寻烦恼地关注那些折磨人的话题，譬如上帝与灵魂，譬如人性与无意识的幽深，譬如历史的演变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复杂纠葛，譬如语言内部隐藏了何种惊人的弹性，如此等等。那些话题令人紧张，扰乱心智，无助于在办公室以外构建一个愉快的娱乐生活。

恐怕这就是分歧的焦点：“媒体批评”通常扮演了娱乐主题的拥趸，这种角色与传统的文学批评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诗言志”或者“文以载道”是古代圣贤确立的信条。传统文人的心目中，追逐徒有其表的华丽词藻近乎玩物丧志。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破除古典文学的种种桎梏，主张抛弃涂脂抹粉或者代圣贤立言之类恶习，勇敢地介入熙熙攘攘的现实，改造落后而蒙昧的国民性。迄今为止，学院里的文学教育仍然秉承这种观念：文学的意义是济世匡时，拯救世道人心。教授们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多半是这种观念的产物。收集一些传奇炫人耳目，炮制若干笑料消遣逗乐，这无疑低估了文学的效能，甚至是一种亵渎。然而，“媒体批评”不惮于改弦易辙，慷慨地放弃历史、人物命运或者灵魂的拷问这些严肃命题，毫无愧色地退回某些直观的初级评判，例如是否“好玩”，或者是否“刺激”。条件许可的时候，“媒体批评”乐于接纳某些尖锐的声音，但是，“媒体批评”青睐的元素是惊世骇俗，而不是深思熟虑。换言之，尖锐常常被视为别具一格的娱乐。开心一刻，娱乐至死，尽情嬉笑的时候似乎到了。当然，更多的人可能心事重重，表情严峻。他们意识到，历史驶入了一个颠簸的路段，各方面社会压力陆续加大，这时，文学是否必须以积极的姿态探索生活的纵深？遭遇这种质问的时候，“媒体批评”时常坦然地宣称：娱乐即是它们设置的对策——娱乐是一个有效的减压阀门。

我曾经表示，一个没有娱乐的社会并非正常状态；卡拉OK、体育竞技、适度的网络游戏或者演艺圈的八卦传闻有助于松动板结的精神，文学的确有能力为之助兴，例如侦探小说或者灰姑娘遭遇白马王子的浪漫想象。然而，当文学的主要目标锁定为娱乐的时候，人们可能放弃了更为重要的职能。文学史上的众多事例证明，文学包含了改变人生甚至撼动历史的巨大能量。如果“媒体批评”推出的文学偶像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如果这些文学偶像的声誉和富豪榜上的名次带来的示范效应导致娱乐霸权主义，那么，“恶紫夺朱”就会成为一个恰当的形容。

多数场合，过度娱乐遇到的是尖锐的道德谴责；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大众传媒始终隐蔽地为娱乐主题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从古代的瓦舍勾栏、戏曲舞台到现代社会的电视或者互联网，各种大众传媒体系无不潜在地垂青娱乐主题。大众传媒体系愈是强大，建造与维护的成本愈高，大众传媒运营商对于利润的渴求愈是强烈。从印刷术带来的报纸、平装书籍到如今的各种电子传媒，文化生产制造的利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计。3D电影《阿凡达》转瞬之间吸走了数十亿美元，各种意想不到的奇迹正在陆续诞生。显而易见，娱乐主题提供的商机是种种文学经典所不可比拟的。打开收入的账本，没有任何一部诺贝尔文学奖的当选作品可以同《哈里•波特》争一短长。当然，商业的胜利很快就会要求舆论护航。当大众传媒运营商开始以理论语言包装自己的利润渴求时，这种观点顺利地主宰了“媒体批评”的阐述和分析：一部作品的受众愈多，接受的范围愈是广泛，作品的价值愈高。这时，商业模式覆盖了文学生产及其消费的诸多环节，人们仿佛觉得，市面上的文学与电冰箱或者牙膏的销售遵循着相同的规律。

尽管这种观点持续地发酵，我还是愿意唱一点小小的反调：娱乐主题之外，商业模式不如想象的那么有效。娱乐的商业成功通常以数量庞大的消费者为标志，然而，这个标准的适用范围有限。例如，那些负有开拓使命的文学先锋可能格格不入。开拓总是从人烟稀少的地方开始，文学前沿的探索多半仅仅在小范围产生反响。各种成功的开拓终将赢得公众认可，这种认可并非一蹴而就。一大批文学名著的普遍接受往往伴随了众多批评家的反复阐释，这是许多文学经典的共同命运。当然，文学经典之为经典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贮量巨大的内涵几乎使之成为说不尽的话题，一代又一代批评家的拜谒从未空手而归。无论是《西游记》、《红楼梦》还是莎士比亚戏剧，这些文学经典迄今还在给人们输送崭新的启迪。相对而言，娱乐主题产生的轰动昙花一现。或许，轰动所维持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商业模式可能遮蔽的一个问题：商业的成功未必意味了文学的成功。如果说，电冰箱或者牙膏的销量同时是质量的证明，那么，文学的质量鉴别远为复杂。现今，惊悚、悬疑、玄幻、穿越、戏说、无厘头这些文学类型与历史的理解、社会责任以及普遍的同情心没有太多的联系，更多时候，这些文学类型仅仅热衷于制造一个回避生活的虚幻空间；尽管如此，市场意外地表示了莫大的兴趣。这表明文学的生产、消费与通常的商业逻辑存在某种矛盾。无节制地迁就商业逻辑可能扰乱文学的正常生态。如果说，“媒体批评”过多地依赖消费者的数目裁决文学，我愿意郑重其事地指出的是——某些大众所热衷的作品，可能隐藏了损害大众精神生活的内容。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正视这个事实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