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与“群”的文学史拼图(遆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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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群”的文学史拼图(遆存磊)

来源：北京日报 遆存磊
《文学史微观察》 李洁非著 三联书店2014年8月版
　　《文学史微观察》，初见“微”字，恍然有微细、零碎的直感，不过真正进入书中，自是另一境界。此“微”乃与宏观、大而不当相对，于微观着手，或更可见出历史的肌理与面貌。我们若了解李洁非近些年的文学史研究，其实可有意味地发现，他是在对自己的修正乃至部分“否定”中一步步踏出的，《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及《解读延安》、《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这许多学术著作构成互文、补充，以致有“阶梯”的关系，展现着李洁非之当代文学史观的嬗变：从初始的典型人与事之研究，演变至于文学生态(或政治生态)的内部运行方式的探究。这变化却亦非一蹴而就，其历程与关节处是值得解析的。
　　事实上，在李洁非文学史观的嬗变中，有着一以贯之处。《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固然以人、事为区隔的单元，但李洁非早已意识到不能单纯地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如其所言，“过去，作家作品的成败，一般从其自身找原因，而在当代，必须从社会总体找原因，其自身原因却退居次要乃至微不足道。”新中国初始时期的作家们，他们面对“物”时代，自由创造突兀停滞，反而被“物”层层缠绕，缚住手脚，进退失据，人、事、史盘根纠结在一起，已不仅关涉到文艺。而《典型年度》即是在寻踪这许多人与事之命运背后的“何所由来”了。一旦要触及这只无形的“巨手”，传统的文学史写法似不足以敷用，于是，《典型年度》更靠拢思想史著作，作者亦言，“完全可以径以其为一本与文学无关的书”。不过，我们要深知，所有的挖掘与铺垫，目的都是要解决以文学来解释文学而无法完成的问题，亦即是说，树木有枝叶，若要真正探究深层的内里，要顺着树干潜入其根脉，源头的起因在那里。《解读延安》、《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两书，显见得是觅其根脉源头，用心之殷，识者可知。
　　“微观察”，切入角度为之一变，思路未改初衷。如果说《典型文坛》、《典型文案》以人物与事件为重，《典型年度》以年份结构，那《文学史微观察》改以六个关键词(“收入”、“宗派”、“口号”、“会议”、“斗争”、“批示”)编织，切口极小，却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之感。
　　试以“收入”一词言之。以往的文学史著多集中于“高大上”层面的论述，谈“钱”为其不取亦不屑，而李洁非言，“收入一端，于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深入腠理。许多事情，小如个人取舍，大至文艺政策和管理，以及创作丰歉、思想立场、文坛风尚、主题手法、写作姿态等等，皆可就中寻其踪迹。”个人取舍，如老舍是选择在大学任教，还是做职业作家，全看收入能否解决生计问题，《骆驼祥子》即关键之试验品，“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而幸的是，他成功了，一个职业作家老舍亦随之出现。鲁迅的毫无奴颜和媚骨，精神自由与写作高收入是并立的。而郭沫若多年贫困的生活境遇(即使成名之后)，对他日后的道路选择很难说没有关系，以往的文学史论述多归之于“世界观的转变”，高蹈如斯，或许其本人也要暗自苦笑罢。而延安及日后共和国文艺队伍的建设，采取供给制与工资制，全然改变了文学的生态，组织化文学的生成全赖收入结构方式的变化。如此看来，凡俗之“收入”一词，蜿蜒百年文学史，吃饭虽为小事，人人却均须吃饭，无法逃将过去，等闲视之不得。庸常小事暗中支配了个体与时代的脉络，能不令人蓦然心惊？
　　在“微观察”中，李洁非着重于“线”的整合，但于某些“点”的驻足详析，予人启示不小。如“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此口号之争，纷繁复杂，为现代文学史一大难点，一直让人疑惑不解。李洁非对史实的厘清，很有说服力，“鲁迅与左联党组织，各自认为居于‘规约别人’、‘领导别人’的地位，从而导致口号之争，此可谓彰彰明甚”，组织化的文学为其关键所在，一边是声望极高的文坛领袖，一边是政治化的文学团体，“话语权不够清晰，领导关系不够袒明”，发生矛盾是必然的事情。
　　《文学史微观察》在论述中，可看出对以往研究的承继。如“收入”中，郭沫若的相关部分，在《典型文案》的《少年维特 长眠大寨》一章已见更详尽的论述；“会议”中，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剖析，《解读延安》显然助力不小；而《典型年度》、《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连接着“口号”、“会议”、“批示”等。这彰显出作者的思索脉络，他在变换不同的角度，将研究的触角延伸至更深的所在。
　　李洁非说，“中国文学在20世纪脱胎换骨，被好些东西所左右，师法关系，仅其一端。这些陵谷之变，我们自己习以为常，反而不能察觉。”那，自细节着眼做“微观察”，反而能够见大局，这未尝不是方法论的更新。虽然六个关键词远未涵盖一切，但初始的重要，已是我们可以想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