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疾恶如仇 书生意气——杨玉圣印象

管季超0712

张绪山：疾恶如仇 书生意气——杨玉圣印象
时间:2006年4月3日 作者：张绪山（清华大学教授） 来源:史学评论网



当下中国社会所处的过渡时代（或称转型时期），在文化层面的表现之一，是新旧道德观念的陵替交接。如果从守“旧”的悲观角度看，便是“礼崩乐坏”，而从创“新”的乐观情怀说，则又是曙光已现，前景光明。不管人们怎样从各自立场评说这个时代，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旧道德的消退使人们固有的行为准绳已然不复存在，新道德的未立则使道德人心无所凭措。在这样的过渡时代和环境中，人们的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呈现多样化趋势，但从整体上，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本良心之所命，奋起捍卫人类固有之善行，济世之穷；一是坚守个人情操，固守道德底线，独善其身；一是本欲望之所驱而放纵之，为所欲为，恬不知耻。人类欲望的存在，决定了为恶易而为善难，故道德缺失之时乘时为恶者尤多；当此时也，“独善其身”已属不易；“济时之穷”更难乎其难，未有非常之意志与理想，不可为之。持非常之意志，抱非常之理想，而为不可为之事，乃是堂吉诃德式人物的行为。准此而言，杨玉圣以学术批评网为阵地进行反学术腐败事业庶几近之，故我以学术界的堂吉诃德目之。  

就杨氏之为人而言，正派山东人的为人特点无不齐聚于其身：正直、执着、倔强、疾恶如仇；作为读书人，更少不了书生意气。可以说，这“疾恶如仇”和“书生意气”是他今日欲伸大义与天下，最终以堂吉诃德斗风车的气派与学术腐败开战的内因。  

我与杨氏相识甚早，自以为于杨氏了解颇多。他晚我一年于1988年被分配到北京师大工作，此后我们便是同事。在这些年间他大概是知道我心灵秘密最多的人，也是给我诸多帮助的人。我生活中的麻烦，他颇出力帮忙。在师大工作的数年间，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相当勤恳。不过，当时我独身一人，逍遥不拘，说话直率，不懂逢迎献媚，惹人不喜，所以我是被当时师大历史系最早淘汰出局的青年人之一。

1991年我选择出国，实际上是出于不得已。当时杨氏自然对我给予无限同情，而我则担心在那样的环境中总有一天他也会步我后尘，遭遇同样的命运。孰料十数年事态的发展证明我当初的感觉不错。尽管杨氏工作小心翼翼，兢兢业业，著述、教学皆有为众人称道的业绩，但最终没有逃脱被逼出走的下场。这自然是他的“疾恶如仇”和“书生意气”结出的苦果。  

杨氏的学术批评事业其实并不是开始于五年前学术批评网的开创。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已开始了学术批评事业，而麻烦也从此开始。当时他对一位美国史权威的文章所作的评论，惹得这位权威大光其火，从漫骂发展到使用“文革”手段进行攻击，声称杨氏支持“动乱”和“反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位权威人士对付杨氏的手法，完全是“文革”时期惯用的故技。作为一起共事的同事和当年事件的见证人，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可以做证，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处于教师职业道德，对受到伤害的自己的学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关心而已。现在看来，杨氏的行为和所有教师一样，只能算是起码的人道主义，但在一个习惯于“阶级斗争”思维定式，以“斗争哲学”武装起来，善于运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的权威看来，那就是支持“动乱”，丧失立场！而所谓“反马克思主义”，则是因为杨氏竟然敢于写文章对她的大作进行商榷批评，说三到四，冒犯了她的权威。在这位权威人士的逻辑中，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化身，批评她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而攻击她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变天复辟，而“变天复辟”就该无情镇压！这就是当时一些人视为理所当然的逻辑－－多么荒谬、可怕的逻辑！以现在较为正常的心态，大多数人都明白，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认为所谓权威的见解就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位权威凭什么就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断定别人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谁赋予她那样的权力？难道就因为她自己有这种感觉吗？她那种武断和霸道，自以为垄断真理的做派又是什么“主义”？退一步说，就是对马克思本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提出批评，就一定违背真理吗？难道马克思主义穷尽了人间社会和自然界的所有真理了吗？现在想来，一句“反马克思主义”而将人置于死地的念头和做法，是何等可笑。将这样的罪名随意扣在一位青年教师头上，出手之毒，不是现在的青年人所能想象。这位权威人士和其他“文革”老手一样，深通以“政治”手段搞跨学术对手的“文革战法”。假若将这种战法施于“文革”时期，一定是屡试不爽，所向披靡，只可惜当时已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不是1966－1976年，时代的进步让这位权威枉费了一片心计，也使耿介的杨氏躲过一劫。  

经历了这场带有政治压制色彩的反批评之后，倔强的杨氏似乎对学术批评有了新的理解，对学术批评的兴趣更为浓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因对学术批评的“情有独钟”而开始将它当作学问来做。这一努力的结果，便是一系列学术评论文章的结集《学术批评丛稿》和《史学评论》《交流是幸福的》等的出版。  

如果说杨氏此前的活动只是学术批评的话，那么学术批评网的创立则标志着反对学术腐败的开端；如果说此前杨氏面对的是孤立的对手，那么此后他所面对的则是一个时代溢出常规的欲望势力。尽管这个势力没有主观上的联合，但在客观上确实形成了一个利益整体。以个人的力量与一个时代的整体力量相对抗，不是很象那位单枪匹马战风车的唐吉诃德吗？显然，对一个时代的腐败势力开战，只有唐吉诃德那样满怀理想的人可以为之、愿意为之。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看到，以学术批评网为阵地，当今学术界的这位唐吉诃德的反腐败事业，已经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正义之士。这也使得象我这样长期服膺“独善其身主义”的人受到一些鼓舞，悲观情怀稍有减弱。  

老实说，对于杨氏的反学术腐败事业，我的感情是复杂的。从人生三不朽之一的“立言”角度，我常常为杨氏从事这项学术批评事业而耽误他个人的才情而惋惜，毕竟杨氏在美国史研究上倾注了大量心力，写出了《中国人的美国观》那样引人注目的学术著作，如果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前途不可限量；而且，从中国人的传统，杨氏此举意味着选择一条荆棘丛生、危险四伏、八面树敌的道路，不仅与光天化日下多于牛毛的学术腐败分子交手，而且要时刻小心提防有人在暗处施放的政治地雷。这样的生活不仅使人心神交瘁，而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于灭顶之灾。作为朋友，我时刻关心着他的事业，目睹了他的网站几度遭受封杀；更看到他被敌手围在垓中，左冲右突，不得脱身，心力交瘁的情形。当此时也，我也曾数度兴起杀入重围助他一臂之力的念头，但到底没有付诸行动。原因无他，只是因为相信，以杨氏的才情能力，还不致为对手所伤，定能化险为夷，况且他光明磊落，正义在手，已经赢得了众多正义之士的援手。  

杨氏的反腐败事业的意义，只有放在今日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形势中，才能看得清楚。雄才大略的曹操曾很实在地评论自己对国家的贡献：“设使国家无孤，当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我们有完全有理由说，“设使无杨氏和他的学术批评网，学术腐败不知会猖獗到何等程度，而腐败分子不知会怎样肆无忌惮，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出怎样的狞笑！”杨氏以一己之牺牲，在一定程度上肩住腐败之流的闸门，减少了我们这些恪守“独善其身主义”之人所受的侵害。可以说，所有“独善其身主义者”能够专心从事于学术建设事业，或多或少都得到杨氏及受杨氏感召而汇聚在学术批评网之下诸位正义之士的好处。于此可以明白，德高望重的来新夏老先生何以称赞杨氏为“学术神圣殿堂的守望者”、“学术道路上的清道夫”，在得知杨氏有意退出阵地，由他人接手学术批评网的事业时，要出面挽留，鼓励他“坚守阵地，继续战斗”！  

我们赞许杨氏所从事的事业，但也应该明白杨氏一己之力的微弱。应该看到，虽然在杨氏和他的同志的大事讨伐面前，腐败分子有所顾忌，但形势并未因此而好转，原因在于，根本消除学术腐败的根源，绝非杨氏和他的批评网所能办到。杨氏和他的同志的所为，多限于对学者腐败行为道德层面的口诛笔伐，但今日学术腐败绝非仅仅是因于学术道德的腐败。学术腐败只是今日腐败连锁上的一个环节，而非最深层的根源。学术界并非真空地带，而学者也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学术腐败乃社会腐败的一部分。试想，可以进行“武器的批判”的政府尚无法根治愈演愈烈的政治腐败，一个只掌握“批判的武器”的网站又怎能挡住滚滚而来的腐败潮流？再试想，在当今日学官体制下，那些实在不该存在的官员——所谓“公仆”者也——每天都在逼着学者们发表文章（有人谑称此为“逼良为娼”，实为不枉）以证明自己存在合理性的时候，学者们又怎样安心以“十年磨一剑”的方式，去追求理想中的学问？

嗟夫！学术界的唐吉诃德，我向你深深地鞠躬，以表达我由衷的敬意！然环顾四遭，又不自觉悲从中来；呜呼！我悲观，生不出半丝的乐观。我放眼茫茫中华大地，看不到根治腐败之源的力量竟在何方。悲哉！　  

（2006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