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沉潜自在的通儒型思想家——解读王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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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沉潜自在的通儒型思想家——解读王元化
时间:2002年10月5日 作者：钱钢 来源:史学评论网



                                    　　一  

曾见元化先生家客厅，悬挂着李锐赠的手书条幅，抄录刘禹锡的《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王先生显然很珍爱这幅字。行己在怀，孤往精进，得老友相契于心的理解与勉励，先生心中之悲喜，他人或不能尽悉。  
　　
然而，一切诚念终当相遇。先生本性情中人，他的学殖修养使他能够沉浸于孤寂的个人思考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但因着个性他又不喜欢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式，而乐意与朋友坐而论道，交流看法，从思想到学问，到时事，到情趣。对于他人的评论，先生倒不在意赞成还是反对，而看重别人是否能读懂他，能否理解他谈的问题。钱谷融先生在文章中称王先生有伯夷之隘而无柳下惠之不恭，意谓王先生虽然品行高洁，但是眼中揉不得沙子，不能以淡然无谓之心面对滔滔浊世。王先生读后说：“钱先生这篇文章对我的评价和批评，切中肯綮。”张汝伦曾与王先生长谈数小时，就黑格尔哲学他们有过激烈的争论。这种交流的内在，我想还是对于真知的诚念。大家只关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坚持己见不是为了逞强好胜，虚己服善只是服从合理有效的观点，如果观点相洽那是面对问题殊途而同归，分歧争议则更有深一层反思与磨合的诱引。而这不仅是王先生的著作对于读者的吸引之一，也是我们编纂本书的乐趣所在。  

                                       　　二  

南方朔的文章要言不烦地重新托起了“读书人”这三个字的分量。文章以与世俱迁的浪花顶上的灿烂和沉潜自在的大海本身这两类意象区别两类读书人，推许王先生为陈寅恪那样的“第二类读书人”。作者从一本散文之集腋的《清园夜读》中，看到了王先生的人文关怀、思想和学术功力，这些被涵融于“通儒型思想人物”的“用功”之中，如此才能生成沉潜自在的大海本身。返观当今学界，读书人更多是受着“机会成本”意识的牵引，纠缠于名利，所以越来越多的还不仅是在“术业有专攻”的名义下窄化学问，不问思想，更有一些浮躁之极的“另类读书人”，不惮胡说八道以耸动视听。即使像胡适那样的“第一类读书人”眼下也是求之己稀，遑论王先生一再阐扬的熊十力老人的读书八字诀“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无怪先生近年对于学界的风气时有失望和殷忧。再想想王浩先生的那句话，“现在的读书人太容易有名了”，语气有些怪异，这与其说是对着“现在的读书人”，不如说是对着读书的意义之被瓦解或异化。如此看来，南方朔的文章，以及不少论者对于王元化先生之为人为学为文的钦敬之意，不啻是对一种愈见稀罕的学术典范的礼赞与呼唤，这也应是我们解读王先生的意义之一。  

                                         　　三  

王先生曾说他的反思“完全是出于个人的自觉，可能是由于思想受到生活的冲击，才引起了痛定思痛的要求”。论者也常常将王先生的经历、行宜和他的文章联系起来理解，称之为“生存于现实世界的思想家”，体现了“思想与德行的互化”。这里应特别注意反思在王先生的意义，因为他的反思常常是以一种自我审查的方式进入到问题之中，所以要很真诚地去重新考量自己曾经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思想，坚持独立思考，同时要克服一般年长者很可能会有的思想上的堕怠之习。对王先生的反思，张汝伦从西方哲学的角度予以认同；吴俊则看到，王先生的反思在中国百年思想史上还有其特殊的情景和相似的印照。我想这背后还有一个知识和信仰的背景，包括基督教的家教背景，传统文化的私淑授受，但最主要的应是王先生青年时期浸馈很深的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学传统。萧乾老人非常推许王先生研习欧洲文学的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语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称许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尤其作者自幼心仪并为之受难过的罗曼·罗兰，其论述的深度要远超出一般文学史家。”而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长大的。”某种意义上说，王先生后来的反思始终是与这一传统在进行对话。这一传统的核心精神，王先生概括为：“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这决定了王先生的反思不可能是纯思辨的，而会将个人的知情意渗透其中，带有人情与人性的色彩，并因而对有悖于人情人性的任何一种僵化的模式保持着警惕。  
　　
由此还想到，我们应在怎样的层次把握王先生多次面临的思想上的冲突？比如细读黑格尔，曾使王先生的理论良知得以发明，并升至渣滓尽去、清光大来的思辨境界。反思黑格尔，最终否定了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和逻辑历史统一说等等，思想进入了新的境界，但他并没有因此将黑格尔当做一条死狗完全抛开，相反，他的理论阐述至今仍有黑格尔哲学的影子（当然已经过清算），像分析卢梭的思想，论述道德继承问题等。我想强调的是，王先生始终将思想冲突控制于对话的层面上，既与他人的不同观点建立起对话，也在自己精神的内部建立起对话，如此才有谢志浩说的“以一种温和的态度进行着深入的反思”。而思想上的对话规则的反面，正是激进主义那种偏激、狂热、好走极端的思想暴力，王先生极为反感。根据法国当代思想家莫兰的描述，当对立思想在同一个人的精神中相互斗争时，这些思想或者会相互抵消，进而让位给怀疑；或者造成个人的精神危机，并刺激反思，引发对新的解决方法的探索；或者引起对立思想的创造性综合。这三种情形在王先生的思想中似乎都存在。像王先生反思五四，反对激进主义，对于知性、公意、意图伦理的独到见解，都可以由这一思路去解读。而且恰恰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王先生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层次、深度和他的创造性。  

　　                                     四  

单世联的文章在“告别黑格尔”的主题下，从思想史的角度，将王先生的思想与张中晓、李泽厚、顾准的思想予以比较，尤其能体察到王先生的论证细节，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王先生对知性问题的创见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过程中的意义，尽管单对此也有批评意见。  
　　
单文指出，王先生通过揭示知性思维的弊端，从而对“文革”及其他一些“左”的思维方式加以定性，因而有功于中国的思想解放。但从科学认识的角度看，知性重“分”的精神也符合科学精神，所以仅仅批判知性方法并不能清理极“左”专制的思想根源，而应进一步去清理黑格尔历史总体的理性主义。其实胡伟希和张汝伦的文章就特别注意到王先生对于黑格尔同一哲学的清算。记得顾准和牟宗三都说过中国人缺乏知性思维，他们从科学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知性多有肯定。王先生也曾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知性作为分析的理智所具有的作用，不仅在自然科学上，甚至也在文艺研究中。他后来论述传统道德的继承问题时，将传统道德的“根本精神”与其“派生条件”区别开来，就运用了知性的分析方法，而一般不能作此区别。但是同时，王先生敏锐地称局囿于知性的思维作为极“左”思想的根源来思考，觉察到极“左”思想因不能区别知性与理性，虽然自以为据理性以行动，实际上却僵滞于具有片面性、抽象性和简单化等特点的知性状态，像抓要害（即抓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三突出等等提法因而显出其荒唐与专横。这些确系王先生的创见。但这主要不是如单文所说，因为他与李泽厚一样由美学进入历史，有两点更为重要。第一，王先生对知性问题的领悟，同样是与他对现实的省察联在一起的，其中包括他对自己过去一些理念的反思与超越。第二，与其说由美学切入，倒不如说是因为王先生的思考始终以人为核心，因为知性思维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对于人的认识始终有一层智识障碍。王先生研究文艺和美学，关注的是人，他九十年代的反思，对人的关注也始终不渝。惟其如此，王先生对于知性问题的省察，至今仍体现于思考之中，尤其体现在他对一些具体的现实或文化问题的分析之中。而一些人对他的误解，似乎也由于至今没有从思想方法上理解知性与理性的区别，至今仍在用王先生早已清算过的知性方法去看待他的理性分析，自然不得要领，而王先生却因此能将他们的缺陷看得一清二楚。  

　                                          　五  

樊百华“初入清园”实实在在地用心看了一番，得出了自己对于王先生思想的把握，那就是四个字：“崇尚自由”；但同时与先生在思想上也有冲突，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激进主义。其实，樊文强调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评价激进主义，这本来也是王先生思考此一问题的激发因素，但是王先生还有两个维度在他也很重要，那就是历史的维度和理论的维度。樊文说王先生反思的路数是由批“左”上溯至反思五四与卢梭，已经触及到王先生思想的历史维度。如果将王先生对于戊戌新政的看法也置于视线，加上他几次言及明清之际的王学左派对于后来的影响，则王先生对于激进主义思潮之历史维度的反思就很明显了。就理论维度而言，胡伟希就明确地从反思黑格尔同一哲学到反对激进主义之间，看到了王先生的一条思想走向。而樊百华则不能看到，王先生的反思不单受到现实的激发，实在还有某种理论的导向，尽管这种理论导向也是他历验世务之所得。可以说王先生是在一个非常理性而冷静的深层次上，从现实、历史、理论三个维度，将五四、公意、意图伦理、激进主义等等纳入自己的问题意识的。细细体会这里也流淌着激情，但那是在理性而冷静的深层爆发的激情，那才真的有力量。这一点樊百华似乎看不到。而林贤治因此訾议王先生跟风，更是枘榫不接，莫名其妙了。  

                                     　　六  

谢志浩的文章将王先生与同一辈的贤达之士比较，由此去体会王先生的孤往与卓立。像王元化与钱钟书、与李慎之等人的异同，与孙冶方、顾准在精神上的一脉相通，所言都能给人启发。尤其是王先生与李慎之先生的思想分歧，人们不明所以，谢文则将此与人们同样不太理解的一个问题，即王先生何以由主编《新启蒙》转而主编《学术集林》，联系起来看，认为关键在于王先生的反思最终清算到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终能在短时间里进行了思维的自觉转换。我想加上一句，这种转换早在王先生关注知性问题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学术集林》至今出了十七卷，历时八年了，海内外学界多有好评，然而王先生不辞辛劳亲自主编《学术集林》的深意，第一次由谢文予以发明。（据笔者所知，《学术集林》的不少稿子由王先生亲自审定，常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人很疲倦。）由此还想到《学术集林》的办刊宗旨，即“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句话不少人引用过，但未必能体悟到此中所揭橥的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是王先生沉潜反思所得之特识，其中有对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敲响的警钟，有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读王先生写的《学术集林》的那些“编后记”，对此也不难有所领悟。  

有人曾感慨王先生写的东西偏杂，如果再集中一点影响就更大了。但这些年来我越来越体会到，先生既看不起偏识寡悟，但也不主张汗漫博求，而讲究追根究源。从拈出知性问题，到质疑“具体的普遍性”，再到批判意图伦理，分析公意说，最终清算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条线索其实非常集中而明显，越来越深入。对这些问题的思索，王先生顶真、审慎几近苛刻，用谢志浩的话说，“心思用到呕心沥血的程度”。一个问题不从根源上整理清楚，他不会善罢甘休；没有十分的把握，他决不妄下论断。在这一过程中，王先生源自德国古典哲学训练的理性思辨能力，和他平时以开放心态积累起来的极为丰富的“支援意识”，一起发挥了作用。  

二十几岁就出版了第一本文集《文艺漫谈》，而现在人们关注的多是他六十岁以来的学术和思想成果，有人说他“老来红”，有人说他“大器晚成”，这背后所凝聚的整整一代学人痛苦的心路历程，王元化先生以他不屈的人格扛了起来，作为读者，作为后学，我们心中的感怀，又怎能以三言两语道出？  

（《文汇报》2002年10月05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