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孝感记忆》老照片---公益文化网站《教师之友网》友情转荐！2012.2.28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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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

作者：陶东风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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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是当今社会产量最大、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化类型，如果不能渗透到大众文化中，核心价值观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能真正起到引领社会思潮、影响百姓日常生活的目的。



　　●大众文化表达的是普通人的常态经验，而不是精英们推崇的非常态经验，它是日常生活的文化，而不是否定日常生活的文化，它重视的是普通大众的文化经验，而非一味强调精英经验。



　　●大众文化既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也是确立文化领导权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战场。不能落实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之中的价值观必定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可能深入人心，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集中阐释的一个中心议题，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核心价值体系不但要倡导，并且要落实和践行，并且关键是落实和践行，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怎么样才能落实和践行？我以为必须要完成两个转化，即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主流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当今社会产量最大、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化类型，如果不能渗透到大众文化中，核心价值观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能真正起到引领社会思潮、影响百姓日常生活的目的。



　　官方文化不等于主流文化，官方文化要转化为主流文化，最关键的一点是获得“文化领导权”



　　我们一般把今天的中国文化划分为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大类。在这个三元划分体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显然会被归入官方文化。但核心价值体系想要真正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就必须从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亦即在全社会真正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而不是自说自话、写在纸上的“指导思想”。官方文化不等于主流文化，官方文化要转化为主流文化，最关键的一点是获得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也就是说，它必须是通过非暴力手段达成的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和思想、文化、舆论领域的引领力量，必须得到大众的积极赞同，而非消极服从，要让人民自觉、自发地积极赞同官方文化传播的那套价值观以及在这套价值观指导下确立的施政方针。



　　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观能够赢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积极赞同？它应该具有哪些特征？我认为能够赢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积极赞同的价值观，只能是一种能够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信念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是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有机凝聚在一起的价值观，是具有普遍性、包容性、基础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的价值观。它必须和开放社会、多元社会相适应。在这里，包容就成为核心价值观建构的重要原则。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型国家，社会各界层、各群体、各组织、更不要说众多的个人，都有不同的信仰、追求、生活方式、生活理想、风俗习惯等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充分尊重这种多元性和差异性，才能成为被不同阶层和群体所接受的价值共识，才能促进而不是破坏社会和谐。现代社会是异质社会，现代社会的和谐也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如果在一个世俗多元、差异的社会奉行单一、狭隘、排他的核心价值体系，必将导致尖锐的社会冲突。



　　能够满足上述特征的核心价值体系，一定是一种低调的公民道德，而不是高调的圣人伦理，是一种世俗性价值，而不是宗教性价值，它不是要求人人都成为灭绝七情六欲的圣人，而是要人人都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同时，核心价值体系是面向全民的，而不只是面向特定社会群体的，是普遍取向的而不是特殊取向的，是对普遍大众的要求，模范人物的要求。因此，它也不能是那种只适合英雄模范的价值观或道德标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核心价值体系的普适性、基础性和广泛性。如果联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来看，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一直在强化其包容性、普遍性和广泛性，它不再把自己的代表性局限在特定的阶级和群体，而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己任，以保障和维护人的权利为本，而不是以某个阶级、党派和群体的权利为本。这是一个巨大历史性进步。



　　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存在很高程度的相似性。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巩固着主流价值观。



　　在具有了普遍性、包容性和基础性之后，核心价值体系能不能在大众文化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从而转化为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在大众文化这个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化形态中得到落实？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很高程度的相容性。



　　与精英文化不同，大众文化所体现的正是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是普通人都能够达到的基本道德，是一个社会各种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我们上面提到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各种特征，比如基础性、广泛性等，其实也都是或基本上是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特征。大众文化，无论在审美形式上还是价值取向上，都是低门槛的，是日常的，是大多数人乐于接受的，因此也是主流的。比如它形式上不尚创新，喜欢重复，结构相似（比如大团圆），不断表现所谓“永恒母题”，它的价值观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等等。这经常被精英们斥之为“平庸”、“老掉牙”，但是它和大众的日常经验是相符的。大众文化表达的是普通人的常态经验，而不是精英们推崇的非常态经验，它是日常生活的文化，而不是否定日常生活的文化，它重视的是普通大众的文化经验，而非一味强调精英经验。



　　这是大众文化的本性决定的，大众文化顾名思义是面向大众的文化，因此，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必须被大众接受，这样才能实现其商业诉求，如果说大众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商业性，那么这种商业性也必须迎合大众、包括大众文化的价值观才能达到，它必须面向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这种被最广大的大众认可的文化，不正是主流文化吗？这种被最广大的民众认同的价值观，不正是核心价值观吗？美国大众文化可以说明这点，好莱坞大片的价值观就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无论是《泰坦尼克号》还是《哈利波特》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的官方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主流价值观进入了好莱坞大片，美国的官方文化就是主流文化，也就是大众文化。



　　正因为这样，大众文化就是落实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最重要的管道。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巩固着主流价值观。作为产量最高、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化类型，大众文化既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也是确立文化领导权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战场。不能落实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之中的价值观必定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可能深入人心，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



　　正是大众文化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其和精英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区别。以先锋实验艺术为代表的精英文化，是面向小众和同行的，是高度个人化的，崇尚创新、追求差异，把陌生化当作自己的最高追求，通过区别于其他精英文化而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胜出，其价值观和美学理想往往具有对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审美观和价值观的颠覆性。



　　作为世俗社会文化形式的大众文化也不同于宗教文化，它是肯定世俗生活的，它坚守的是世俗社会的基本道德，而不是宗教道德，或“文革”时期那种准宗教化的“革命道德”。因此，我们在评价大众文化价值观的时候，应该秉持的批判标准和价值立场，不是来自宗教天国的终极价值，而是世俗社会的公民价值，换言之，既然大众文化是世俗流行文化，我们对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分析，也应该依据世俗社会本身的标准，而不是宗教的标准，否则就会因为错位而导致批评的无效，变成自说自话。

   

责任编辑: 小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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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阁是孝感的标志性建筑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大江南北与黄鹤楼遥相呼应，享有“南楼北阁”的美称，具有深厚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人文价值。巍然耸立于澴水之滨的文昌阁，在历史上曾三次被毁后三次重建。第三次毁于咸丰五年（1855年）,后于光绪二年（1876年）第三次由孝感在任知县蔡炳荣主持，重建于孝感城东郭家潭。民国二十三(1934年)，时任孝感县长的欧阳洪烈曾主持加固维修。“文革”中，因白蚊之患，濒临倒塌，1977年终被拆除。　

　文昌阁建成之前，孝感历史上入京登皇榜者，仅有13人，且大多事迹平平。明万历年间，精于地理的德安府颜知府视察孝感，指点孝感的江山说：“澴川乃孝邑名胜，然孝感应科者寥寥无几，盖由城南未能异峰耸秀，难迎辛水。”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时任孝感知县的彭同魁因孝感“文风不盛”“历代少出人才”，为使孝感人文荟萃、贤才辈出，遂响应提议，精心策划、亲自选址，具体督导兴建。于是，孝感小东门外竖立起高阁一座，阁顶置一文笔峰，得名文昌阁。　




　文昌阁及其附属建筑物共占地约 30 余亩，阁高约35米，一共五层，上面装有一宝顶。文昌阁屋面皆由红、黄、绿三色琉璃瓦所覆盖，四周有金鳌飞檐，紫铜风铃。阁顶文笔峰直指蓝天，可谓古风古色、“吞云吐雾”，甚为壮观。


　　说起来真怪，自文昌阁建成后，在就万历辛丑科（1601年），孝感人傅崛兴、程少宰、沈接武一举登甲及第，傅为大司农，程为太子少保，三人同朝入座，甲于全楚。　　建阁后的明代孝感，又有15人得中进士。　


　1643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孝感，邑中乱贼蜂起，对文昌阁斧砍锯割，弄得片瓦不留。清初，户部侍郎严正矩因病回到故乡孝感，旧地重游，感慨唏嘘。他说：“文昌阁为孝感之大形胜，此阁不复，孝感文运将江河日下。”为了让孝感人能“父诫子，兄勉弟，共相劝学，以振人文科举之盛”，严正矩倾其家资，在原址重修文昌阁。据说，共耗资白银1090两。 　


　清代的孝感，自顺治至光绪年间，又有中进士者 59 人之多，而且还出了康熙皇帝的老师、被授予庶吉士（进士中的前列者）和大学士的熊赐履，出了光绪丁丑科榜眼、北京巡城御史、代理浙江巡抚余联元，出了同治甲戌科的会元（全国举人在北京会试时的第一名）秦应逵等名臣武将。　


　民国时期，孝感有不少专家学者到海外留学并载誉归国，堪称人文荟萃。新中国成立前后，孝感更是出了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郭述申，中国人民大学党组书记兼副校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上将刘震、王新亭，以及北京中山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法学会顾问杨玉清等功郧卓著、名垂史册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法学家。 　


　文昌阁是孝感早期教育的摇篮。在办学条件极端缺乏的旧孝感，雄伟的文昌阁及其附属建筑物，便成为有识之士所垂青的办学场所。1904年创办的工业预备学堂，1936年举办的私立启澴中学，1940年开办的县立中学，以及1950年开办的孝感军分区文化干部学校，皆以文昌阁为校址。先后在此执教的有王文俊、周鹤山、岳生圃、严淦垣、涂庆国、孙云裳、魏六如、汤绍和、李保初、李文田、罗素吾、胡友三、丁第山、戴绍庭、龙寿民、黄子仁、肖华诚、范仲奎、孙继华等名儒硕彦。国画家汤文选和罗超云、孙楚勋等都在文昌阁里所办的学校学习过。解放后，孝感地区财贸学校也在文昌阁也开办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如今的文昌阁旧址，已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大学校园（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校人才济济，书声朗朗，校园绿草如茵，湖水荡漾。欣闻学校领导拟筹资重建文昌阁，规划效果图业已展现阁楼的雄姿，孝感人民深受鼓舞，热情期盼着文昌阁重新建起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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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动天绘传奇
——我市传承孝文化综述
■记者殷贤彬   董晓芳

董永卖身葬父、黄香扇枕温衾、孟宗哭竹生笋，古二十四孝中，孝感独占三孝。“孝感动天”，而得名孝感。是全国唯一一座以孝命名，又以孝传名的中等城市。
一座城，一种城文化。
孝文化，就是孝感的城文化。流传千古的孝文化，刻入了孝感的城市精神。
2006年12月，这是一个可以记入孝感史册的日子。孝感市委、市政府召开市委扩大会议，表决通过“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目标决定方向，梦想决定前程。孝感，深刻挖掘孝文化精髓，弘扬孝文化精神，创造着新的奇迹。

孝文化研究：挖掘内涵扬孝精髓
精神较量实力，文化决定未来。
孝文化是孝感的特色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研究孝文化要有科学引导、不断发展的前行理念，要有与时俱进、发扬光大的办法和途径。
依托湖北工程学院（原孝感学院）、湖北职院，成立湖北孝文化研究基地、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湖北孝文化研究会等多家研究机构。
        湖北省孝文化研究基地，2006年11月25日在湖北工程学院正式成立。该校的孝文化研究与建设工作于1992年开始起步，2007年7月，学校在孝文化研究基地的基础上组建了学术实体机构——湖北孝文化研究中心，启动“孝文化建设工程”，深入系统地推进孝文化研究和建设工作。2011年12月23日，湖北工程学院立项建设的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通过专家论证。
        开展学术研讨。湖北工程学院与孝感市政府联合举办了三届孝文化国际研讨会。主题分别为：“孝文化与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孝文化与现代文明”、“孝文化与科学发展观”。举行省和地方孝文化研讨会十余次，学校研讨会多次。
搭建研究平台。在《湖北工程学院学报》上创办“孝文化研究”专栏，发表了大量孝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2006年该栏目被评为中国人文社科学报特色栏目。创办了“中华孝文化研究”专题网站。为国内高校第一家专门传播、研究中华孝文化的专门网站。申报了一批国家和省社科基金孝文化研究系列课题。其中省厅课题16项，国家级课题2项。
出版研究成果。推出大批研究创作成果，如《孝感孝文化》、《孝文化研究》、《孝感文化研究》、《中外学者论孝文化名城建设》、《中外学者论孝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外学者论孝文化与科学发展》、《孝文化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孝感孝子》、《孝文化文艺新作》、《新二十四孝》、《孝文化摄影、绘画、书法选编》。
“弘扬孝文化、推进现代化”，孝感市委、市政府重新发掘孝文化内涵，新提炼出“孝敬父母、奉献社会、乐观向上、自强不息”十六字价值理念，赋予孝文化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小孝持家，中孝敬业，大孝爱国”，现代孝德孝义深入人心，风尚日臻至善，社会稳定和谐。
孝文化活动：打造品牌弘扬孝德
着力加快统筹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权益，实现文化惠民，这是孝感打造孝文化名城的终极目的。孝感各项文化主题活动力求文化惠民。
1996年，孝感市在全国率先评选、表彰“十大孝子”以来，至今已举办了六届“十大孝子”和三届“十大孝亲敬老小天使”评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广大群众热情参与，许多读者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掀起了孝文化研讨的热潮,全国许多地方纷纷仿照并开展类似活动。2004年，全国也开始评选首届“中华十大孝亲敬老楷模”。
2002年，孝感成功举办了首届孝文化节暨《董永与七仙女》邮票首发式，央视《同一首歌》栏目组来孝举办了“欢聚在孝感”大型演唱会等活动。至今，孝感市连续举办了八届孝文化艺术节。中国（孝感）孝文化节已经成为湖北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成为孝感一张闪亮的城市文化名片，2007年被评为湖北省重大宣传文化活动品牌。
2005年10月（重阳节），央视《激情广场》栏目组来孝举办了以孝文化为背景、以孝亲敬老为主题、以重阳节为契机、以激情广场为舞台、集中展现孝文化魅力的“孝感动苍穹·激情广场”大型专题演唱会，其盛况在中央三台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社会影响。
2006年11月，央视《星光大道》栏目组来孝举办了“星光大道走进孝感”大型歌会，整台歌会以孝文化为背景，以寻找“七仙女”为主线贯穿始终，将“十大孝子”刘青枝的家庭故事搬上舞台，让孝感“十大孝子”之光闪耀在了《星光大道》上。
开展进学校、企业、农村、社区“四进”活动，将孝德文化传播到全市每个角落，形成了广覆盖、宽辐射的工作机制。
教育部门将古现代孝子的事迹，编入中小学课外读物，以主题班会、读写演讲、评选校园孝星等方式，开展“知孝、行孝、扬孝”活动，培养健康人格。
团组织连续举办了六届“孝心传递”书信感恩活动，每年近百万青少年向长辈、父母写信感恩，家长们则回信励志，一封封书信，犹如一朵朵娇艳美丽的孝行康乃馨，盛开在心灵深处。
在农村，“不孝不是中华好儿郎”写进了《村民公约》，“不孝不配入团入党”，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
每年金秋时节，本地剧团用传统地方戏演绎孝文化，每年集中演出10天，万人空巷。还用剪纸、汉川善书、云梦皮影等当地艺术品种宣传孝文化。
孝文化资源：转化优势反哺经济
临近槐荫大道，以董永命名的董永公园赫然在眼；经过城站路，来到孝感人民广场，可以观赏到以“孝”为主题的8块大型浮雕；槐荫公园、街心公园、火车站等，都有以董永与七仙女为主体的雕像、壁画、浮雕；东山头的天仙园；汉十高速公路旁的一尊天蓝色仙女飞天雕塑……徜徉在孝感街头，有孝文化特征的人文风景、标志性建筑遍及全市，孝名、孝艺、孝俗随处可见。
积极探索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路子，使孝文化的“无形”资源转化为有形资源，一批以开发孝文化资源为主题的现代企业脱颖而出。
以荣获中华老字号的孝感麻糖和米酒公司为首的上百家生产厂家，家家都打“孝文化牌”，形成了扎堆效应。
孝感籍企业家也纷纷反哺家乡和社会，支持新农村建设、医疗卫生、教育、交通、水利、民政等公益事业发展。近年来，孝感“回归工程”累计引进10万元以上项目11000余个，累计到资总额200多亿元，安排就业人数近50万。
孝文化的魅力，也吸引了近300家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落户孝感，促进了孝感经济的迅速发展。
以无价的文化吸引更多的海内外目光，孝感的动力无比澎湃！思想一旦解放，人的创造力将被激活；文化一旦被发扬广大，一个城市的动力必将迸发。
孝文化软实力，成为孝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近年来，孝感共引进100多个过亿元的大项目。孝感由此形成孝感电子信息、孝南区纸品、汉川市纺织服装、应城市化工、云梦县盐化工等十二个规模达十亿元的产业集群，为跨越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总有一种文化穿越时空历久愈纯，总有一种精神历经风雨日臻执着。孝，一个最朴素的思想，一个最具内涵的精神，一种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文化，正在孝感砥砺创新，走向世界！在孝文化的感召下，勤劳淳朴的孝感人正以实干和创造，奋斗和拼搏，激情描绘着明天的壮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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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文化是智慧，不是花言巧语与抒情朗诵

• 　　在全社会关心并期待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的情况下，文化事业有可能出现很好的态势，有可能产生无愧于伟大时代与悠久传统的文化瑰宝，也有可能稀里糊涂地、或抱着侥幸心理装模作样地打造文化的泡沫。

　　什么是文化瑰宝？要看为我们的受众提供了什么样的路径、启迪、精神享受与人生智慧。例如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并使之与现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对接。例如在教育事业与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前景上的更好的思路——最终摆脱填鸭式的应试分数的呆板控制。例如出现有可能彪炳史册的有真正的价值的著作与艺术成果。例如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从全新的眼界上解放整个民族的想像力与创造力。
　　什么是文化泡沫？
　　例如，以文化的名义圈地、抢滩、贷款。愈是缺少对于文化的想像力的人，愈是容易把文化财务化、基建化、利益化。到处修建文化生态园、文化纪念园、文化名人园、文化基地、文化广场……其中有做得不错了的，但也确有以文化的名义占地盖楼贷款，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我已经见过不少这样的“园”或“馆”，名义上是纪念某个文化名人，实际上有关该文化名人的展品占用不了该园或馆的面积的百分之十、资金的百分之一，展品陈旧破烂，无人问津，而所谓附加的、延伸的业务：餐饮、住宿、洗浴、按摩、婚礼服务、卡拉欧开，才是主业。我也见过一家企业翻修了一个文化古迹，便从政府手中接管了一条街的店铺的主管权。
　　我主张，各地应该对于已有的文化设施作一次检查清理，对于以文化之名行非文化之实的园馆基地广场公司，采取措施。
　　再如，一方面对于已有的文化遗产不加爱惜，时有破坏，一方面任意捏造制造虚假古迹。
　　这里有一种说法，将文化识为一些符号。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对于商标设计、旅游广告与简明普及某种在世界上不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可能管用，弄点长城、天坛、熊猫、旗袍……就代表中国了，也不是坏事。但这毕竟是浅薄的认知，有时会成为对于中华文化的廉价化、简易化与装饰化的糊弄。有时从文化符号到文化泡沫，只有一步之遥。
　　一些通俗艺术中事出有因地虚构一些文化符号，这本来是可以允许的，偏偏有些人又被这种通俗艺术所影响，人云亦云，越忽悠越大发，这就贻害匪浅了。例如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云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是一个珍贵的动物，是王权的图腾，是管水的神灵或海洋与雨水的符号，还是一个姓氏，是风水先生形容山势的说法等等，却从未有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或图腾的依据。所谓龙的传人云云，除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先生的通俗歌曲《龙的传人》的歌词外，再无其他理据。他的此歌，很有爱国主义激情，受到大陆受众的喜爱，但干脆就认定传人也好、民族的图腾也好，是中华文化的定论，乃至于大张旗鼓地闹起“龙文化”来或反对起“龙文化”来，这就太滑稽了。
　　再如在一个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出现大量认真的与杜撰的文化符号，把早已经失传的中华乐器奇形怪状地批量展现出来，这固然十分吸引眼球，这固然是大导演的虚构的权利，却不能认真地以为只要奇特、神秘、巨大、古老就是真正的中华文化。
　　顺便说一下，作秀，来自英语的"show"，香港则译作“骚”，秀也罢，骚也罢，是一种通俗的大众化的展示，与认真的文艺演出"performing"是不同的。天才的导演张艺谋的作品极其注意秀中华文化符号，符号虽多，但真正的文化含量有限，对不起，我不能不说出来。
　　更大的泡沫是走文化的过场，求文化活动的规模，大花文化的经费，却忽视了文化的灵魂。晚会举行了，歌舞演出了，著名艺人来了几十几百，观众成千上万，收视率也极高，演出运用了多种现代高科技手段，出现了许多“卖点”；然而没有思考，没有头脑，没有热情，没有爱憎，没有臧否，没有深度，没有教益，没有精神的营养也没有感情的充盈与升华。这样的文化是空心文化，是无灵魂的苍白的文化，是文化的悲哀。
　　再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大片，片子虽然大，却显得浮肿与缺少精神的深度与强度。
　　美国大片的文化含量也没有超出他们的受众的平均数。问题在于，我们的大片往往达不到、大大地低于我们的受众的文化认知平均数。
　　作为政府管理与文化政策，凡没有触犯法律的文化活动都是可以允许的。我们还可以谅解地感谢只要能找乐、能令受众一笑的文化活动。同时，我们呼唤着的期待着的是文化瑰宝而不是文化泡沫，我们绝对不能跟着泡沫闹轰。这一点，丝毫不能含糊。
　　还要提防一些关于文化的似是而非的、故弄玄虚的说法。文化是智慧，是历程，是生活也是精神的梁柱，文化不是花言巧语与抒情朗诵。越是把常识范围内的道理说得无人能懂的，我们都不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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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知明：湖北人，你到底患了什么病?



    中国人很少有不恋家的，湖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自然热爱这块神奇的土地。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改革浪潮一波接一波地推进着，先建特区，然后带动沿海的全面发展，慢慢地珠江三角洲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变得举世闻名了；再就是大上海恢复了昔日的王者之气，一跃而起成为东方的国际大都市，而长江三角洲也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不几年间便富甲天下。这几年，中央政府决策 “开发大西北”，有些偏僻的西北地区一下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可以想像，不出两个五年计划，大西北必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我们处在九省通衢的湖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便响亮地提出：“湖北从中部崛起！”多年过去，湖北的确从中部崛起了，但中部崛起却成了湖北人发福的象征——因为没有进取，养尊处优，都变得大腹便便了。                       1、衰败的另一端总是辉煌


     其实湖北有很好的工业基础，首先看重工业，随手举来，便有二汽、武钢、武锅还有武重，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令湖北人引以为豪的大型企业，是中部企业的庞然大物、国家经济建设的倚重者。现在它们变得怎么样了，我无法从内部深入了解。只是记得，有一个朋友的朋友的酒店开张大吉，我被请去试餐，以便今后多加关照。我得知酒店在武锅厂内，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出，忍不住好奇心大发，因为我还听说前国家领导人曾是这里的技术员。我便提前去武锅转了一圈，除了进入时，那宽阔的马路和气势雄伟的大门默默地向路人诉说着昔日的辉煌外，厂内显得十分空旷，绕了一圈觉行人稀少。至右侧，一排平房处，就是朋友的朋友开的酒店。互敬酒时，得知店主原是这个大型企业的处长，现开个酒店聊以度日，不胜感慨。
     多年前，我们常到武重一条街去吃牛杂碎汤，这是武重职工开的，他们把办武重的聪明才智用来开一个个小店子，开得有声有色的。我常被朋友半夜提溜去这里喝点靠杯酒。我有时也会想想这些改行的店老板，不知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而我们的武钢，尽管它尚在正常运转之中，但我们这些局外人，从一些常见的新闻中，总是听到诸如鞍钢、马钢和首钢的一些新闻，看到一些同类企业的举措，我这个湖北人，脑海里会冒出一个念头：“武钢呢，武钢哪儿去了。”从同类企业向外发布的信息来看，武钢便显得默默无闻多了，不知是它故意低姿态的谦虚，还是有太多的难言之隐无法向世人言说。
     然后我们把时间倒回，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之初，湖北表现得仍是非常活跃的。我还记得，当时风传物价要上涨，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买点紧俏货。决定买一台沙松冰箱，托了许多人，找了许多关系，居然难以搞到。在十分沮丧之余，有个多年未见的朋友找来，我向他闲谈了自己的苦恼，他告诉自己夫人在沙松冰箱的分店里工作，我不由得喜出望外，大有踏破铁鞋无览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叹。后来我迁居南京，把这台冰箱带到南京，用了好长时间，并且在南京还可以找到它的维修站。
     沙松冰箱只是一个特例，算起来，湖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几大家电产品的名牌享誉全国，比如莺歌牌彩电、南波希岛冰箱、鹦鹉牌录音机、荷花牌洗衣机。湖北人后来编了顺口溜说：“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湖北的地方经济，仅以一个著名的广告词“活力28，沙市日化”为例。在湖北的沙市，有一段时间的轻工业产品生产和销售，其品牌和产品大大有名，沙市也一度有“小香港”之称。但是，你看湖北人为了把这个“小香港”折腾熄火，先是把它与荆州合并一市，取名曰：“荆沙市”，不久，有人认为荆州乃一古城名，这么改名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便又改回“荆州市”了。这么捣鼓对政府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属于调整改造提高吧，可是却把“沙市日化”这四个响亮的广告词永远地送进历史的尘埃之中去了。
     张之洞建立了大武汉这个理念，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还发挥着作用，在经济地位上，湖北一直是中部的经济中心。据上世纪1982年代统计的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实现的利税额排名，武汉均居于第四位，仅次于沪、京、津。而现在湖北的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湖北人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看不起北边邻省人，把人家称之为“呔呵”，把东边的邻省看成是饥民——现在经济情况已经比较邻省来差距了不少，只能和几个僻远省份比肩。如此坐以待毙下去，不出几年，差距将会拉得更大。
     湖北省是不是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便完全没有什么求变的举措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马上想到，武汉柴油机厂曾请德国人来担任过洋厂长，这一举动着实吸引了媒体的注意，曾做过系列报道。改革开放之初，涌现出了一大批改革家，使湖北的经济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局面。不几年，那些卓有成效的改革家们不是因为自身的问题导致逃亡海外，就是因贪赃枉法而进了监狱；有个好的归属呢，就是把自己辛苦打出来的江山，禅让给了主管单位下派的干部。他尽管上调高升了，得了个有名无实的虚衔，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自己的企业，被毫无经验的人折腾得气息奄奄而黯然神伤。
     为什么这些可以计数的辉煌都衰败了呢，我想这大概得归功于湖北人的做事没有长性，我在对湖北人的性格特点进行总结时，首先便想到了这点，急功近利，目光短浅，或可总结为“鼠性”。
                              2、湖北人的其他几个特性
     我想先做做说文解字的考证工作，谈一下“水货”。
    “水货”这个当代名词，无疑是湖北人的发明。这个词的确也是湖北的产品代名词。湖北的产品搞到这个地步，实在让人难以想像。湖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因为水陆交通的便利，是为小商品聚散地，有条汉正街便蜚声海内外，我曾随湖北作家刘益善先生去采访过这条街上的典型人物，对他们的商业运作稍有了解，这里的商人，思维活跃，敬业精神颇强。后来，这条街不知怎么慢慢地演变为一条水货街，更慢慢地像病毒一样向外扩散，湖北人变成了“水货”的代名词。
    湖北人说起温州人来，可以把嘴巴撇过河去，几百个瞧不起，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靠菜刀（饮食业）剪刀（缝纫业）劈刀（皮革业）剃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的五把刀子起家，在小商品兴起之初，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但这些负面的形象被他们一点点克服了。如今温州小商品市场，没有一个地区可以相较，甚至可以说许多小商品在国内市场基本上都带有垄断性质。汉正街和温州是两处不同的小商品聚集地，其结果则大不相同。
    国人痛恨水货，湖北人制造销售已经背上“水货”的骂名，是不是湖北人素质有问题？绝对不是。远的不说，就拿晚清名臣张之洞所创的“湖北新政”产生的“驾乎津门、直追沪上”丰硕成果来说，就足以告慰湖北的先人了。那个“汉阳造”到现在还有人提起，湖北铜锣的响声名牌到如今尚留有余韵。但品牌首先都是靠耐心创造的。
    说到这个耐心，湖北人最没有。为什么这么武断呢？湖北人“水性扬花”哩。湖北乃称千湖之省，我查看过明代我的家乡县志，其地名称为“湖”的，竟然有一百四十处之多。湖北如地多水，便养成了湖北人的“水性”：水亦随波逐流，水之浪漫灵动，水之静谧闲适，水之知进识退……有了“水性”的人便少了硬度，便少了坚持不懈的力度，反正水往低处流，世界上总是有低处的，湖北人想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就是湖北人的第二个特点——“水性”的真正特质。
湖北人动起来像水，不动的时候便像油。湖北人比“水性”更为严重的便是第三点：“油性”。
    看看我们现在的湖北人吧。如果出了一点小状况，保证几个当事者，都会推得干干净净，不知责任人是谁。如果出了一些秕漏，领导要过问，保证积极向领导检举其他当事人，认为自己不仅没有问题，还是被陷害的；如果出了大问题，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你看一次在这个相关的团队中，被吵翻了天，谁会有负责任之说，那只有傻瓜才会被顶上去。所以，我们湖北人开会，一般两种会比较多，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开得疲疲乏乏，一种是推委责任的扯皮拉筋，最后把领导吵晕了，此事便不了了之。难有解决问题，直面困难的勇气和智慧。
    在我们当代，湖北人已经高调来传承楚文化了，可惜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湖北人不仅是“水货”的象征物，而且成了奸诈狡猾的代名词。外省人告之，如果要和湖北人做生意，千万要睁大双眼，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湖北人骗术高明，可以做到你防不胜防的地步。他会先会给你看一个质量上乘的样品，一旦一手交钱交货时便会戏法般地给你一堆残缺不全的水货产品，你反追过去，连人影子都见不着了，好像被太阳蒸发了那般。这也自然而然的，水货大省，水货应是防不胜防，外省人与湖北人做生意，一定要把上当受骗计入成本。许多举国哗然的诈骗案，比如黑心棉、假酒案以及用红头文件来招摇撞骗等，做得别出心裁，基本上都能体现湖北人的智慧。湖北人确实传承了祖宗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可惜用错了地方。
    一群走出湖北在外地工作的人，见了这样标新立异的骗术，不得不唉声叹气地承认，把智慧超常发挥的“歪脑筋”，只有家乡人想得出做得出。害得这些家乡的游子，向外人介绍自己时也要遮掩自己的籍贯，怕别人对湖北人的歧视与提防沾染了自己。
     某县改市几周年，把一些外地出头露面的人请回去，一时间这些人大有衣锦还乡之感，待住进宾馆，进入会场，安排到了贵宾席上时，快刀子便悄悄伸了过来，让他们龙飞凤舞地签上大名。这些人拿上签名簿就要写，哪知这里成了杨白劳与黄世仁签字画押的关系，真是暗藏杀机，无法应对。提着颤抖的笔，千万别签错了地方，签名分成几个档次，签名后面拖着五千、五万、十万的捐赠数目。这些衣锦还乡的游子丝丝地冒了一身冷汗，要捐钱也应该说到明处吧，可如果说到明处，就不是湖北人的招数了。
    为什么湖北的经济搞不上去，不讲诚信，一锤子买卖，又是我们伟大楚国后裔的一大特点。一位在国家总局工作的朋友向我讲述这样一件事情。沿海的一个富裕省份突遭灾害，急从湖北调运一批救灾物质，抵达后，货物一称，每袋都少了份量。湖北人为什么会这么干，因为湖北人会算计呀，你想，沿海省受灾，手忙脚乱的，各种救灾物质源源运来，他们怎么会去称一称呢？但人家外省人可不是这样想的，是要记住湖北人的恩情，适当时要偿还的，可是重量一出，湖北人形象便大跌了，沿海省的人发誓再也不会从湖北运进物资了。至于我们自己互相做生意，短斤少两更是心照不宣，成了一种既定的潜规则。
    人家说温州人到哪里都会抱成一团，湖北人呢，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互相拆台。你看，湖北人是这样盘算的，都从家乡出来，他比我混得好，他能衣锦还乡，我却只能糊口度日，这是大大没有面子的事情，要富一块富，你想先富那连门儿都没有。拆台的典型案例，据说是有人在北京开了个九头鸟酒店，规模和影响做出了，湖北人自己便去学了两招，如此便开一个九头鸭九头龙之类的酒店，分流其客源。相比于团结的外省商人，湖北人是不讲究团队精神的，每个人端起来都上的了台盘，但看看却是一盘散沙，而且互相欺压，就像乌龟一样——龟是杂食类非群居动物，它吃任何比它体积小的生物，包括小龟。没有团队精神且善于内讧，这便是湖北人的第四个特点：“龟性”。
    湖北人也有扩张的精神，从前楚文王之弟，在楚文王之后出任宰相，几年没有出兵，居然被国人瞧不起，只好兵伐郑国，尽管没有开仗就返回，至少要装装样子的。当代我们湖北人，也能扩张，但不是向外，你看外省外国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大企业是湖北人做的？都是些名实相符的小家当，但牛皮吹得有天大。湖北人一向内杀内行，人都有恋乡的情绪。一位老总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进京发现了本省的一个办事处，一下牵动了思乡情绪，或者说湖北口味被刺激了，便去办事处的酒店里吃了个早点，一个炸鸡蛋、一碗豆浆、一根油条、一点咸菜和两个小馒头，收费五十元人民币。这位老总很不服，指着要餐厅经理算算，怎么可以达到五十块。哪知经理把脖子一梗，告知我卖的是湖北口味，要吃不吃就是这个价。我信了你的邪哟，如此卖法生意会好起来。经理又说了，怕什么，找四只脚的蛤蟆难找，找两条腿的湖北人多的是，一人宰上一回，就发了大财了。湖北人的伟大逻辑。
楚人老祖宗那个时候只有方圆五十里地，亲自穿上破烂衣服，坐在牛车上，带领众人艰苦奋斗，没有团结的精神，怎么可能打出南方一个超级大国来。但当代的湖北人，是绝对不会合作的。如果我暂居人下，我把智慧藏起来也不会贡献给你，他不会想顶头上司有了更大的平台，他的平台就便空出来了。我开过很多很多会，发现湖北人的能侃是第一流的，表态可以做到水点灯的地步，但仔细一看，即使十人的小团体，就有九颗各怀其事的心。有两颗如果是同心，便是领导和他“情况”的。这就应证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明代咒骂张居正的老话。湖北人怎么解读这句话呢？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人人都想当干部，哪有这些平台呢？没有平台，就互相拆台吧，互相拆得都搞不成，这就是湖北人不合作的精神特质。所以外省人说，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要选择湖北人做合作伙伴。这句话未必就是没有半点根据。
    沿海有个城市的一些单位搞招聘，公开拒绝湖北人。消息传回湖北，省内各界大为震怒。可是，湖北人启动一下我们的反省机制，难道我们被搞得如此狼狈，自己就没有问题吗？你看我们湖北人，到外省去打工，刚进别人的公司。熟悉了一下环境，便会聪明的露两手，给单位领导和员工看看。如果再要湖北人发挥下去，就困难了。为什么呢？因为湖北人露的两手，是让你领导看看的，他多么地怀有大才，你要用么？就必须待价而沽了。这还是好的，有些湖北人，到了别人公司，没有一处不计算，没有一点不计较，小算盘打得精，生怕吃了一点亏。如果感到吃了亏，湖北人感到势单力薄，便去发动群众，来与领导做对，以达到自己收获蝇头微利的目的，一个公司便因为湖北人而坏了风气。更有甚者，湖北人特别看不上顶头上司，认为他的位置本来就是自己的，他只不过有点耐力，死命撑着得来的。看准了这一点，湖北人便上窜下跳，变换各种方式把顶头上司挤垮，一时间弄得公司人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可惜湖北人又没有耐性，闹了一阵，见没有动静，便大感无趣，自行撤退了。湖北有句老话，这就叫一颗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如此外省人敢用你聪明的湖北人吗？
    湖北人灵光、活泛，做事马马虎虎，在没有利益冲突下，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在这样氛围中，还产生了极好的自我感觉。如一件买卖摆在他面前，便盘算开了，视好处多寡而卖力气。当然，这的确可以节约体力和智力，可是，湖北人恰恰忘了，许多事情论一时一事，永远也别想把盘子做大，盘子做不大，锅里的肉就少，肉少了你又能分多少呢？换句话总结湖北人的聪明才智，其实是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本人有在外省打工的经历，较之外省人发觉湖北人的确能说善辩，我也颇具备这方面才能。带着一个团队，必须要完成公司下达的指标，显然靠自己难以做到，要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于是动员大家，外省人很快发动起来，一时间大伙干劲很足。只有一个湖北人依然按部就班干着，我感到他的状况有问题，与之单独沟通。他见我如此对他作工作，用一双笑眯眯的眼睛看着我，意思很快被我这个湖北人解读而出，他告诉我说，忽悠下外省人嘛，我也不拆穿你的西洋镜，你那套就别在我面去玩啦。我噎了一下，说不出话来，知道这是一根如我一样的湖北人，让我实在难啃的骨头。
    而在“油性”和“龟性”中潜伏着的，是湖北人深深的“痞性”，这种以痞子的行为逻辑为基本方法的流氓精神，是湖北人自以为赖以生存的手段，痞子总是奸猾、寡信、善妒、无赖、夸夸其谈说大话。
    ——说大话是湖北人的又一大特色。有个朋友告诉我，如果你到什么养老院，在群老爹爹们晒太阳的地方坐一会儿，便会被他们的气势吓得个半死。因为他们在结合国际局势，做中东的石油出口，进美国的废旧钢材。湖北人走出去，属于那种“拿得出手”的类型，外观一看，十分挺括，头打理得油光水滑，苍蝇歇上也会跌倒，额头蓄得生光，眼睛十分明亮，脚下皮革擦得贼亮。一身穿着西装笔挺，领带花哨时尚，迈步时胸挺首昂，目视高远。牛皮吹得很大，嘴上工夫很足，做起事来呢，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至今我们难以看到湖北人在和平时代的经济作为，湖北的经济不日渐萎缩才怪哩。
    你看，我们这么一说，湖北人便振振有词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湖北人因为生在中部，马上可以嘿嘿一笑，自我解脱得蛮快的，中不溜就行了嘛。所以，中不溜是一种地道的湖北精神。
    有人总结湖北人做了老板有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大老板，他赚了三千万，你走近他一瞧，他的霸气豪气势气阵势吓人半死，浑身上下抖的都是钞票，口一张开呢，果不同凡响，听说联合国大厦正在招标，打算去玩玩。他的大老板派头一摆谱，白道红道工商税务全部一起上了，不多久，此大老板便销声匿迹了。另外一种大老板，钻了国家的政策空子，或者原始积累来得不太干净，赚了三千万，他老人家赶快皈依佛门。有位大老板，赚了如此多的钱，每夜做恶梦，只好去庙里带发修行，五年时间，为他的师傅开着奔驰到处做法事。而江浙老板，有了这笔资本，目光随即高远，很快就会瞄准国际市场，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变得更加低调和谦虚。绝不会要么一副暴发户的模样，要么变得不思进取。还有一种老板，多是小老板，守个摊子，卖个小东小西，日日有点进帐，便大大地满足了，一边念叨“社会主义好”，三人必成斗地主局，四人必备一副麻将桌。武汉有如此多的商品聚散地，外省小老板和本省小老板的区别，不难辩认就是看进牌局的次数。我常去的菜场，摊前摊后就有几桌麻将，摸得油黑发亮地置在一旁，只要有空便会摸几把。小富即安，把大好的光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所以，除了“痞”，湖北人还有个特点就是“惰”。
    如水似油，仿龟像鼠，既痞且惰，几大特点互为表里，互相掺杂，分别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便是湖北人的劣根性的解剖图了。我不敢说百分百正确，但如果你遇到一个湖北人，对比着这几点，你总能发现点什么。
    我有时去外省，碰到老乡，不免有几分喜悦。几句话谈来，便显得不舒服了，不是老乡妨碍了我，而是我发现因为老乡的缘故，参照出了我身上的毛病，那些无法克服，带着鲜明湖北人烙印的毛病。
    我在想，我们好不容易赶上一个这样的时机大好的时代，却因为我们身上这些小毛病，而无法发展，使我们渐渐落后下去。我痛觉到湖北有一种慢慢被遗弃之感。新的世纪之初，我们湖北人不在文化上作些反思，再不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本来一个富裕的省份，如此下去，定会成为我们国家的包袱。
                          3、湖北人本不是这样
    我之所以想要写这篇文章，并非突发的狂热之举，在本世纪之初，因写部以巫术为背景的小说《四十岁的一对指甲》（一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要了解一下楚文化。可本人一旦走进灿烂辉煌的楚文化，再也难以自拔了，刚刚完成《楚国往事》后，实在是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来写这篇文章。我们的祖先，从周朝分封的一个小小的子爵国，五十里不足的丹阳小城，筚路篮褛，开启山林。这是形容楚国人的一个成语，意思是穿着破衣，坐上柴车。去开辟山林，形容创业的艰苦。楚人就这样往前慢慢扩张，经过几个世纪的拼搏，国土达到当今十一个省的大小，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大的王朝。我之所以要谈到楚国历史，是希望告诉大家，楚人不仅敢为天下先，你周王朝给我一个子爵而不肯晋升，我自己称王好了。楚国称王，比较秦人来，早出四百余年。
    到了近代，湖北人敢为天下先还是出了名的，随便列举几例，就可以说明湖北人的精神。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搞革命，到处发动起义，都没有成功。湖北在响应起义筹备起义时，已经走漏了风声。湖北人一见起义将会胎死历史的腹中，大吼一声，老子打响第一枪再说。就是这么歪打正着的一枪，把个三百多年根深蒂固的满清王朝轰然掀翻倒地。
     什么叫挽狂澜于既倒？湖北人张居正就是这种角色。明代到了万历年间，朝政已经腐朽不堪了。张居正因时而出，成了一代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荣登首辅后，理政十年之间，整饬吏治，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大厦，使万历岁月成为明朝最富庶的时代。
     楚人还有种敢负责任的精神。屈原的始祖，楚武王的儿子屈暇，因发兵战败，自杀身亡，开启了楚国人勇负责任的先例，楚文王与巴人开战，战败而归郢都，被守城的小吏教训了一通，羞愧难当，不得已只好带着这支残兵败将，冒着生命危险兵伐黄国。楚成王与晋文公的城濮之战，战败而归，主战者宰相的子玉没有选择地自杀谢罪。陈胜的大将、楚人周文，带着义军，打到咸阳一带，后被战败，同样自杀身亡。历史几乎都在叹喟后来的楚霸王不肯过江东，其实是大家都忽视了楚人战败的传统。
    现在很少有什么事情需要人去自杀谢罪，但我想“负责任”总归是楚人一个值得骄傲的传统，现在我们湖北人，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肯为湖北的事情负责，都肯为自己负责，都肯为自己身上的那些毛病负责。
    如果我们每个湖北人都这样负起责任来，我们中间便仍能出现张居正这样的伟人，便仍能为天下先。
    而只有危言，才能醒人。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c5de301008lw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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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方志学理论略评
作者：江亚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安徽黄山屯溪区）人，生于雍正元年（1724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是清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在哲学、经学、地理等方面皆有造诣，一生著述丰宏。戴氏于方志亦颇为热心，曾主篡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金山志》、《直隶河渠书》、《水地记》等，审定乾隆《应州续志》、《寿阳志》等。在从事方志编纂实践的同时，还致力于方志理论的研究，是清乾嘉时期方志界地理学派主要代表。戴氏力主把研究古地理学方法付诸修志实践。为《乾隆应州续志》作过序，撰有《与段若膺论修志》、《汾州府志例言》、《答曹给事书》等论文，阐发方志学理论。
　　戴氏的方志学理论，体现在修志实践中，散落在所撰论文里。今就其在诸篇论文中所谈及的观点略加评述。
　　“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先有古”[1]，戴氏强调“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2]，“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使无惑。”[3]这些是戴氏“重沿革”方志理论的体现。由于戴氏通晓地理学，故沿用《水经注》以水系辩山脉之法，以山川形胜探索郡县建置及地理沿革，于是把地理学成果应用于编纂地方志志书中。因此主张：“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4]他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沿革皆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而可乎？”[5]即强调志书要重沿革之考证。
　　在修撰方志时注重地理沿革，求实考真，这是修志的基本要求，即使对于今天的方志编纂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清乾嘉时期之考据派（戴震是其代表之一），受当时统治阶级大兴文字狱的影响，往往将学术上“崇尚古薄今”的思想带进方志修撰中。他们在修志时重旧志资料，轻新材料，多以正史资料作为修志依据，而不用现实实际材料。即使是那些本可以补正史之不足的遗闻轶事等文献资料，也统统不予采用，有损方志价值。在《答曹给事书》中，戴氏列出《元和志》（唐李士甫撰）中关于“汾州”一条的六大谬误[6]，并一一考证，也充分体现了“重沿革”的方志学理论。
　　戴氏提出“重沿革”、“轻文献”的方志理论，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局限，在今天看来或许有失偏颇，但是应该看到他的积极意义。近代学者王葆心对戴氏的点评颇为中肯，他在《方志学发微》中说：“戴氏一家之学说，存其义，深有益于方志，但须旁采各家之说以补其疏略耳。”“作志者不可执旧日沿革之说，更不加以研究，而考沿革据古地志，尤须证以本地流传之名，求其变迁，方有新发明也。”[7]
　　“星野次于沿革”，“存古说以见梗概，而沿革不明，不可以道古”，“至若绘图星象，录步天歌，尤属固陋”[8]。古代方志所载“星野”之说，于今日而言，似乎有违科学，但是站在戴氏所在之时代、立场，则又另当别论。星象之学，在中国由来已久，可以说是天文学之发端，古代历法之依据，是古人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重要途径。
　　戴氏治学，于天文星象也有大成就，故而星野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当作一门学问。况且列星野一条于志书中，也是方志一直延续的传统。应该要注意的是“固陋”一词，它无疑是戴氏对方志“绘星象、录步天歌”的不赞同，可以看出戴氏有意革陋习而求创新的方志学理论，应予赞同。这种思想还表现在：“至若方隅之观，各州县志多有所谓八景、十景，漫列卷端，最为鄙陋，悉汰之以还雅”[9]，“每篇有小序，序皆通套语，近来亦有删去不用者矣。”[10]
　　“疆域辨而山川乃可得而纪”，“以水辨山川之脉络”，“兼及自昔以来引渠灌溉之法，筑防疏浚之功”，“务求切于民用”[11]。前文提过，戴氏通晓地理，是清乾嘉时期的地理学大家。他曾用了八、九年时间潜心钻研、精心比勘，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则[12]，解决了《水经注》长期流传过程中出现“经”、“注”相混，前后错简问题。段玉裁赞之：“得此之例，迎刃分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经》、《注》之互伪。”[13]因此，戴氏沿用《水经注》以水系辨山脉之法，把地理学成果应用于编修方志之实践，无疑又是一大创新。再者，本着“切于民用”的态度，主张列“引渠灌溉之法，筑防疏浚之功”于方志中，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突出了方志“资政”之功用，也反映了“农本”、“民本”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嘉许的。
　　详善略恶，区分史志是戴氏的又一个主张。对于名宦、人物之篇，戴氏提出了载与不载的标准：“名宦必其德泽及民，操持可法；流寓非名贤不录”，“以著爱慕也”；“人物必大节卓然，义行必为善足风，或一事有益于人亦附焉。”巍科贵仕“无大表现”、“有瑕疵指摘”；职官“失其行事”之类不得列入。[14]并阐述了史志的区别，指出志书完全仿史之体例列传的错误。戴氏认为：“史之列传以爵位，故有爵位不尊及无爵位者，不得不列为目纪之。志之人物，以人品学问德业，而忠孝固德之大端也，有德有文者，于人物见之。”对于那些“名教所弃，犹巧饰诬欺，虽曾祀乡贤，邀声誉”，“削而不录”。“史善恶并书，志详善而略恶也。”[15]充分体现了戴氏“详善略恶”、“区分史志”的方志学理论。然方志之产生，最初便是以史书的形式。清以前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志属信史”。因此，戴氏的这一理论，有其失当之处。即使在方志学已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方志的编撰也是要如实地记载本地的历史与现状，要秉笔直书，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如果详善略恶，虽然记载的也是事实，但终归有失全面，不够真实。也剥离了方志学与史学的渊源关系，使方志学成了无本之末。
　　戴氏对于图表在方志中的应用非常重视，指出：“图最要紧”[16]，“地图及沿革表，志开卷第一事也。”[17]还举出绘制要求：“须用方格，每方几里，方向里数必大致可稽。”[18]为了使得指示清楚明了，图应制两份，分别标山川形胜和村镇分布，谓《山川图》、《村镇图》。并指出制图不够严谨精确的危害：“作图者少加意精覈，检视其图，方向远迩，茫然不辨，名为有图，不但如无图而已，且适于滋惑。”[19]不仅体现了戴氏修志的严谨态度，更是对图表在方志中重要作用的阐释。今天的方志编纂工作，同样注重图表的运用。图表可以给人以更直观的感受，有资于对方志所载内容的理解认知。可见戴氏重视图表的运用，于今时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并被人们所接受、效行。
　　戴氏一生，于方志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建树，正如《戴震评传》中所言：“自清初顾炎武力倡‘理学即经学’，学风始大变，连史学、地学研究也崇尚考据。戴震的史地学说也是如此。校注《水经注》，正是视《水经注》为历史地理之作，考释精博，完全凭文献和实证梳释原著，参修方志，自有独到见解。”[20]戴氏作为清乾嘉时期方志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方志学理论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明的，仅摘取其中几点略加评述，以表示对先贤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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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工业与城乡人口流动
戴鞍钢
　　【内容摘要】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列强在华经济扩张的加速，同时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朝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入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表现为持续增长的态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主要是迫于战乱、灾荒和农村经济的凋敝，而当时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却远不及实际需求。严酷的现实，使得很多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很难在城市安家或长期立足，因而只得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
　　【关键词】中国近代工业；中国近代城乡关系；城乡人口流动
　　【作者简介】戴鞍钢，男，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原文出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昆明），2011．2．56～63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研究”（项目号：oyjjD77009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近代工业自清末始，有了较明显的发展。与此相联系，很多农村人口迫于生计进入城市谋生，而当时城市的就业机会远不敷需求，由此出现众多流动人口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的局面。对此，学术界尚少专论。[1]因此，揭示这种局面及其成因和影响，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及其历史特点的认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列强在华经济扩张的加速，同时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朝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人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表现为持续增长的态势。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表明，“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1]（p223）
　　据统计，1895—1911年上海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6%，1911一1925年上升至12．O5%；1925—1936年有所减缓，但仍达到6．53%。[2]（p137）其总体的增长态势及其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可见表1。  此外，从工业产出来衡量，据估计，1936年，y海中外资本工业的总产值已达1182亿元，比1895年增加40多倍，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3]（p219）
　　与此相联系的是，上海工人总数猛增。据估计，1933年上海工人总数为35万人，比甲午战争前增加了8．5倍，而同期上海的城市总人口数由90万人增至340万人，增长幅度不到3倍，足见工人的增速更快。[4]（p429）

　　对于晚清众多江南城市人口及其变动状况，除了上海以外，尚缺乏较全面的确切统计。有学者利用海关资料，编制了晚清江南口岸城市的人口数量表，其中除上海以外的城市分别是（见表2）：

　　另据估计，1906年南京城市人口约为40万。[5]（P105）1910年，苏州城市人口约有25万余人。[6]（p98）1911年，“宁波城区大约有40万名居民，而整个地区估计有400万人；英国人约有140人，除10人外其余都是传教士”。同年，“温州、处州两府人口为350万人，温州城估计有10万至12万个固定居民”。1910年的调查显示，杭州及其郊区人口为231171人，其中男性145852人，女|生85319人，海关报告认为“这个数字似乎比实际要少”。[7]（p346，167，247）
　　与此相比较，流人中国最大都市上海的农村人口之多，远非其他城市可及。正如邹依仁在其《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上海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决不是仅仅由于辖区的扩大以及人口的自然增加，而主要是由于人口从广大内地迁入的缘故……广大内地的人民，尤其是破了产的农民经常地流入上海，这是上海市区，特别是租界地区百余年来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因素。”[8]（p13，14）从更大的范围内来考察，也有同样的揭示。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民的贫穷化，主要“是高税率、高地租、高利息、内战的破坏与掠夺所造成的”。[9]（p150）2O世纪30年代，有社会学家强调：“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的原因至多，然其中足以造成及加速农民离村者，择其言之，一为天灾，一为兵祸。”[10]吴至信在对江苏、河北、河南、广东等省的农村进行调查后，认为：“中国的离村现象，除极少数靠近工业城市之区域与工业化有关，而十九由于天灾兵祸之驱迫而成，是被动的而不是自动的，是病态的而不是常态的。”[10]　　据统计，1929年上海全市的28．5万多名工业职工中，纺织业有近20万人，其中大多数纺织女工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妇女。此外，在交通运输业中，又有近3万名码头装卸工人和8万多名人力车夫，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外地的破产农民。在商业方面，全市约有72858家商业企业，共雇佣了24万多名职工，其中也是以外地籍居多。综合以上各业及其家属，总数不下数十万人之多。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的工厂职工已增至近50万人，加上商业职工、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全市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已有128万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外来移民，连同其家属在内，成为总人口达数百万的上海城市人口的主干。[11]（p384）
　　从工人的来源地来看，其中，有些来自上海近郊。民国《上海县续志》载：“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近年东北各乡机厂林立，女工大半入厂工作”。民国《川沙县志》称：“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该县北乡，原先“男事耕耘，女勤纺织，近来壮强男子多往沪地习商，或习手艺，或从役于外国人家，故秧田耘草，妇女日多，竟有纤纤弱者不惮勤劳者，此则今昔之不同也”。在嘉定黄渡农村，“许多男子都去上海谋生，每一家普遍总有一二人离着家乡奔入都市，因此剩余在农村的农力是妇女儿童和少数男子”。[12]民国《宝山县续志》载：“境内工厂，邑人所创办者，大都为棉织类，盖一因妇女素诸纺织，改习极易；一因土布价落，设厂雇工兼足维持地方生活也。淞口以南接近沪埠，水陆交通尤宜于工厂，故十年之间江湾南境客商之投资建厂者视为集中之地，而大势所趋，复日移而北。”当时，“郭乐在上海吴淞口建造永安第二纱厂的时候，就想到上海的郊区农村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13]（p159）　　有的则来自毗邻上海的江浙地区。据1929年对在沪游民的一份抽样调查，在被调查者中，“以江苏人为多，占51%；浙江次之，占22%。然以籍贯言，除不明者外，固18省皆有也。大致以与上海交通联络便利者，其在沪流落之人数亦愈多，故苏为冠而浙次之，鲁有80余人，皖有60余人，鄂有50余人，河南、河北各30余人，湘、粤、赣各20余人。此外如黑、甘、滇、新以距沪较远，于此1471人中竞无一人”。[14]（p304）
　　1917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回到其家乡浙江余姚蒋村，看到“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上海自工商业发展以后，已经可以容纳不少人”。村里的老人告诉他：“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就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15]（P123，125）1927年2月14日《时报》载：“上海近年以来人口日增，所需佣工亦日多，苏、松、常、镇、扬各地乡妇赴沪就佣者，岁不知几千百人。”江苏常熟的贫苦农民，“唯有向城市另谋生活之道，内地城市，工业尚未发达，无法容纳，大都转趋大城市，男子人工厂充劳役，女子多做人家的奴仆”。[16]据1937年的调查，上海丝织业职工，“大多来自浙东、浙西、江苏及其他地区，人数最多的首为浙东的嵊县、东阳、新昌，次为浙西的杭、绍、湖州，再次为浙东义乌、诸暨，江苏的苏州、常州，其他地方的人为数很少”。[17]（P137）
　　在英商开办的上海电车公司，“工人的来源大多数是从农村中来的，按籍贯来说，车务部方面以苏北人占多数，其中尤以盐城人为多；其次为无锡、苏州、镇江一带的也不少。假若以省份来划分，则以江苏籍者占绝对多数；次为浙江、山东及其他。机务部则以宁波籍者为多，约占十分之六；其次为扬州、无锡、安徽籍者占十分之二，苏北帮占十分之二，大都为铁匠和小工”。[17]（P242）
　　据调查，当时流入上海的外来人口，“大多数为失业之后，无业可得，以及毫无把握莽莽撞撞至上海谋事”。[14]（p304）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如其所愿，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工作，而是依旧难有温饱。人力车夫，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群体。1897年时，上海公共租界内人力车执照数为48888张，1901年时为60915张，1908年增至98071张，到1924年，租界内人力车数量已超过13000辆。20世纪30年代时，上海街头有执照运营的人力车已有2万多辆，城市人口平均每150人一辆，人力车成为除电车、汽车以外，市民外出主要的交通工具。[18]（p138）全凭体力谋生的人力车夫，原先都是农民。据1934年上海市社会局对304名人力车夫的抽样调查，其中95．7%是苏北人。[19]另一项社会调查也记载，上海人力车夫的籍贯“多属于苏北东台、盐城、阜宁、高邮、泰县等处，少数则属于南通、海门”。他们分早晚两班，“早班每月约可拉20天，晚班每月约可拉15天，平均每天可赚1元左右，家庭生活万分清苦，终年住草棚，穿破衣，吃小米”。[17]（p674-675）
　　上海的情形，在其他口岸城市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1846—1906年间，天津的城市人口从19万增至42万，增长了1倍多；1906—1928年间，城市人口从42万增至112万多，增长了2．6倍，人口增速仅次于同一时期的上海，成为华北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其中，因为天灾和战乱被迫逃离家乡的农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p1,111）《津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亦载：“比岁以还，萑苻遍野，地方不靖，乡村富户既多移寓平、津，而贫苦农民亦因农村破产，无以资生，群相麇集工业中心，谋求生路，因而津埠人口大见增加。查1922年仅有80万，1931年则增为1388747矣。”[21]（p196）
　　这些贫苦农民中有人进了工厂，据1927年的统计，天津棉纺织、面粉、化工、机械等行业的工人总数有7万多人。到20世纪30年代初，工人和佣工合计超过10万人，其中女性有万余人。[20]（p236）1931年2月7日的《大公报》描述了这些女工的日常生活：“最吓人者为洋行工厂之汽笛，天尚未明即呜呜怪叫，是为妇女之起床号。一闻此声，即手忙脚乱，成群结队，栉风冒霜，向工作目的地拼命奔波，一日去晚则无工作，日日去晚则除名”；“工钱最多不过三角，少则一角以下，以手眼敏捷迟钝为标准，碾核桃，择羊毛……日作十二个小时，夜深始得回家，往返行一二十里而无所代足。破房烂被，夜则缩成一团，以岁暮为尤甚。”
　　1910年以后，武汉的近代工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11—1926年间，武汉三镇共有工厂301家，至1936年底增至536家，另外还有小型手工业工场1200多家；城市人口也从1920年代前的50万人，增至抗战前夕的123万人，其中工业人口占十分之一以上，计13．4万人。[11]（p260）20世纪30年代的《江海关十年报告》称：“武汉这座大都会，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吸引力的增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园，其中一些人在此定居下来，更多的人根据家庭农事需要走走停停。”[22]（p104）
　　九江开埠后，“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共四十余家，各栈伙以及诸色人等应用千余人。红绿茶开秤时，城厢远近之妇女拣茶者约以数千计”。最盛时，因此汇聚的农家妇女“约有万计”。[23]芜湖开埠后，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周边农村人口的迁入。据统计，1904年前后，芜湖城区人口有74756人，1915年增至92627人，1928年达140554人，与1915年比，增长了近5万人。[24]（p165、166）
　　在近代工业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据统计，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约有15%至20%的无锡农村劳力在上海和无锡就业，而从城市寄回到农村的现金，约占农村纯收入的8%至12%。[25]（p425）1927年在邻近无锡的宜兴县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作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此亦以生活所迫，使其不得不如此也。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26]（p89）在无锡，“在昔农闲之候，农民之为堆栈搬运夫者甚多。近年来各种工厂日见增多，而乡间雇农大都改入工厂矣。乡间即使有一二雇农，均来自常熟、江阴、江北，工价年计三十元至六十元不等，而本地人之为雇农者，则不可多得矣”。[27]（p639）多数是从农村中来的，按籍贯来说，车务部方面以苏北人占多数，其中尤以盐城人为多；其次为无锡、苏州、镇江一带的也不少。假若以省份来划分，则以江苏籍者占绝对多数；次为浙江、山东及其他。机务部则以宁波籍者为多，约占十分之六；其次为扬州、无锡、安徽籍者占十分之二，苏北帮占十分之二，大都为铁匠和小工”。[17]（P242）
　　据调查，当时流入上海的外来人口，“大多数为失业之后，无业可得，以及毫无把握莽莽撞撞至上海谋事”。[14]（P304）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如其所愿，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工作，而是依旧难有温饱。人力车夫，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群体。1897年时，上海公共租界内人力车执照数为48888张，1901年时为60915张，1908年增至98071张，到1924年，租界内人力车数量已超过13000辆。20世纪30年代时，上海街头有执照运营的人力车已有2万多辆，城市人口平均每150人一辆，人力车成为除电车、汽车以外，市民外出主要的交通工具。[18]（p138）全凭体力谋生的人力车夫，原先都是农民。据1934年上海市社会局对304名人力车夫的抽样调查，其中95．7%是苏北人。[19]另一项社会调查也记载，上海人力车夫的籍贯“多属于苏北东台、盐城、阜宁、高邮、泰县等处，少数则属于南通、海门”。他们分早晚两班，“早班每月约可拉20天，晚班每月约可拉15天，平均每天可赚1元左右，家庭生活万分清苦，终年住草棚，穿破衣，吃小米”。[17]（p674-675）
　　上海的情形，在其他口岸城市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1846—1906年间，天津的城市人口从19万增至42万，增长了1倍多；1906—1928年间，城市人口从42万增至112万多，增长了2．6倍，人口增速仅次于同一时期的上海，成为华北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其中，因为天灾和战乱被迫逃离家乡的农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p1,111）《津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亦载：“比岁以还，萑苻遍野，地方不靖，乡村富户既多移寓平、津，而贫苦农民亦因农村破产，无以资生，群相麇集工业中心，谋求生路，因而津埠人口大见增加。查1922年仅有80万，1931年则增为1388747矣。”[21]（p196）
　　这些贫苦农民中有人进了工厂，据1927年的统计，天津棉纺织、面粉、化工、机械等行业的工人总数有7万多人。到20世纪30年代初，工人和佣工合计超过10万人，其中女性有万余人。[20]（p236）1931年2月7 日的《大公报》描述了这些女工的日常生活：“最吓人者为洋行工厂之汽笛，天尚未明即呜呜怪叫，是为妇女之起床号。一闻此声，即手忙脚乱，成群结队，栉风冒霜，向工作目的地拼命奔波，一日去晚则无工作，日日去晚则除名”；“工钱最多不过三角，少则一角以下，以手眼敏捷迟钝为标准，碾核桃，择羊毛……日作十二个小时，夜深始得回家，往返行一二十里而无所代足。破房烂被，夜则缩成一团，以岁暮为尤甚。”
　　1910年以后，武汉的近代工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11—1926年间，武汉三镇共有工厂301家，至1936年底增至536家，另外还有小型手工业工场1200多家；城市人口也从1920年代前的50万人，增至抗战前夕的123万人，其中工业人口占十分之一以上，计13．4万人。[11]（p260）20世纪30年代的《江海关十年报告》称：“武汉这座大都会，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吸引力的增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园，其中一些人在此定居下来，更多的人根据家庭农事需要走走停停。”[22]（p104）
　　九江开埠后，“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共四十余家，各栈伙以及诸色人等应用千余人。红绿茶开秤时，城厢远近之妇女拣茶者约以数千计”。最盛时，因此汇聚的农家妇女“约有万计”。[23]芜湖开埠后，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周边农村人口的迁入。据统计，1904年前后，芜湖城区人口有74756人，1915年增至92627人，1928年达140554人，与1915年比，增长了近5万人。[24]（P165，166）
　　在近代工业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据统计，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约有15%至20%的无锡农村劳力在上海和无锡就业，而从城市寄回到农村的现金，约占农村纯收入的8%至12%。[25]（p425）1927年在邻近无锡的宜兴县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作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此亦以生活所迫，使其不得不如此也。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26]（p98）在无锡，“在昔农闲之候，农民之为堆栈搬运夫者甚多。近年来各种工厂日见增多，而乡间雇农大都改入工厂矣。乡间即使有一二雇农，均来自常熟、江阴、江北，工价年计三十元至六十元不等，而本地人之为雇农者，则不可名得矣”。[27]（p639）
　　一些自开商埠，城市人口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增长。济南开埠后，“富商大贾麟萃麋至，即负贩小民亦皆提携妇孺，侨寓其间，以谋生计”。据统计，1936年济南人口435136人，其中本地籍贯者185199人，占总人口的42．6%，其余57．4%来自外地。其中来自本省者190962人，占44%；来自外省者以河北最多，有36253人；以下依次是河南6975人、江苏4952人、安徽3176人、山西1227人，以及江西、湖北等省。[28]（p308）1931年，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调查了100名济南的人力车夫，其中济南本地人29名，余则大多来自泰安、长清、平阴、章丘等周边地区。他们收入微薄，其中每天“4角至5角者17人，6角至7角者33人，8角至9角者25人，1元至1元余者6人”。[29]（p1176）
　　另有研究表明，济南开埠初期人口为86210人，1914年为137907人，1926年为171009人，1933年为257394人。其城市居民的职业构成，也有明显的变化。开埠前，因济南系各级文武衙门集中之所，官宦人家、豪门士绅和依附官府及权贵营生的人在城市居民中占了较大比例。但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演变后，到1932年，工商界已占人口总数的31．62%，而军政界只占3．75%。类似的变化，也见之于昆明。1909年，昆明城市人口为94820人，1918年为113131人，1922年为118861人，1934年为143700人。[30]（p345-347）　　随着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一些地方戏曲也逐渐在城市立足和传播，如上海滩的淮剧、扬剧、越剧、锡剧和甬剧等；1930年代，在山东济南已汇聚了梨花大鼓、山东快书、山东琴书、山东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河南坠子、数来宝、单弦、相声、评书、评词等众多地方戏曲。[28]（p298）
　　当时，迁居城市的并非全是穷人，伴随着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一些“乡居地主”也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市，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这是因为与工商业利润相比较，出租土地所获得的地租收益大为逊色。据1923年的调查，上海地区各县土地占有超过50亩者人数不多，而且越靠近上海市区其人数则越少。其原因在于，上海发达的工商业与可观的利润，刺激着地主把资金投入了工商业。[31]（p31-33）  
　　据1912年的统计，苏州典当铺共50家，资本额1741701元；钱庄共13家，资本额211400元。其中一部分是由所谓“城市地主”，即由乡村迁入城市居住或一直居住城中的拥田数百、数千乃至数万亩的地主兼营的。[32]（p11）他们还因此成立了农务总会，先后开展了承领荒地、兴办农业试验场、进行农产品调查、改良种子和为第一次南洋劝业会提供参赛展品等活动。[33]（193，94）1922年，浙东农村的土地有25%至33%属城市工商地主所有。[27]（p302）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苏州城居地主已占当地地主总数的95%，常熟为85%，无锡为40%。[34]（p29）在华北地区，也有不少城市工商地主，如山东章丘县孟氏地主，其所开的“祥”字号商店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青岛、烟台、济南等大城市。[35]（p384）
　　如前所述，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主要原因是迫于战乱、灾荒和农村经济的凋敝，当时的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远不及实际需求，如时人所揭示的：“中国在旧工业（指乡村手工业——引者1中失了位置的人，虽然跑到都市中去，但是都市中的新兴工业还在幼稚时期，不能收纳乡村中投往都市的人口，因此造成中国今日乡村与都市的普遍失业现象。”[36]即使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很多也是短期雇用的季节工。以上海荣家企业为例，“福新面粉厂由于原料供应不经常，一年之中只有在端午节新麦上市后才开足工，到九十月麦子做光就要停工，每年开工只有四五个月。端午节前后，粉厂就开始招进大批工人；到了重阳后，大批工人又被解雇而不得不离开工厂。被解雇出厂的失业工人，就得找寻新的工作。如果家里有田，还可回家种田，否则就要流浪挨饿”。据当时的工人回忆，“有时因为市面好，老板就拚命加班加点赶制。九月以后，或在市面不好的时候，老板就‘死人不管’，把工人踢开。过去厂里停工时，哪里有生活（指工作——引者），我就到哪里去做。我曾先后在泥城桥和杨树浦的轧花厂扛过花衣（指棉花——引者），还曾在杨家渡码头做过装卸工”。[37]（p125）上海的机器缫丝厂，多数只是在新茧上市时开工几个月，其余时间停工歇业，上海《商业月报》1937年第7期的调查载：“绝大多数丝厂工人都来自农村，还有农村亲属可以依靠，值此丝业萧条之际，许多人回到其家乡，那些无依无靠者只好另寻出路。”
　　在近代城市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劳动者失业的情况也很严重。据1934年5月上海市社会局的统计，仅华界内的无业游民就有29万人之多。[38]（p29）即使按照最低年份的比例推算，1930年至1936年间整个上海的失业或无业的人口至少为60万或70万人以上。[sJ0珈）这就导致了这些流入城市者大多成为触目皆是的城市贫民，或勉强糊口，或依旧衣食无着、流落街头，其中很多人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搭建了成片的窝棚栖身。1949年的上海棚户区分布图显示，“上海城市建成区几乎完全被棚户区所包围，这时的棚户区人口超过100万，占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棚户区充当了城区与外围乡村区域的连接带”。[39]
　　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上海租界的10万名人力车夫中，“大约有6万是没有家眷的，他们都住在车行里，由承放人搭建二层三层搁楼供给车夫居住。在每一家车行的二层搁楼上，须住着二三十个车夫；一问三层通搁，则须容纳四五十个车夫。他们在地板上铺着肮脏的被席，依次的排列着。他们中间拥挤得没有一些距离，这里的空气是污浊的，地板是龌龊的，臭虫、白虱是这里的特产品”。在有家眷的4万名车夫中，“约有2万以上是过着草棚生活的，他们在沪西越界筑路一带空地上花费一二十元，有的每月还要付几角钱的地租（有的没有地租），搭一问简陋的棚舍，勉强作为栖身之所”。[17]（P676）棚户区的生活环境，只能用非人来描述：“草棚大率建于泥地之上，四周墙壁或用竹篱，或用泥草碎石等泥凝物，顶覆稻草，窗是大都没有的。通常一座草棚是一大间，长二丈，宽一丈余，也有用芦席或板壁隔成小间，前部为炉灶和休息之所，后部为卧室厕所。地下没有沟渠的设置，一遇天雨，积水是无法排泄的。”[40]（p55）
　　城市边缘地带成片的棚户区，也见于其他口岸城市。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在有大量来自华北乡村移民的天津，表现得非常明显。你很难将租界内住洋楼、穿西装、吃西餐者与住在城市边缘的窝棚里，过着与乡村农民相差无几生活的新移民相提并论。”[20]（P4）据1921年的调查，在杭州“当地有不少被叫做江北佬的人，他们是从长江以北移居而来的从事零工、杂役业的下层人民。其收入仅仅只能糊口。这些人多是贫穷的，有的在陆上租房，有的就居住在随他们而来的系在运河边上的破旧的小船上。傍晚时分，从其附近经过，发现蓬头垢面的妻子、子女在河边淘米，敝衣褴褛的幼儿在一边又哭又闹，其情景真让人觉得可怜。他们生活在杭州城外的湖墅附近，这样的家庭约有1000户之多”。[41]（p31）
　　据1934年的调查：“南京自奠都（指1927年——引者）以来，户口日增，而棚户之增加尤速……有人说奠都以前仅有棚户4000余户，此说果确，则奠都至今，棚户增加了9倍左右，因为现在棚户已有38000户以上了”；“总之，南京棚户自奠都以来，有飞跃的增加，至今仍增加不已。究其原因，实甚复杂，言其大端，则一因南京渐成现代的大都市，吸引人口之力增加，二因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被迫离村趋市”。[42]（p745，746）
　　严酷的现实，使得很多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很难在城市里安家或长期立足，如1931年的一份调查所揭示的：“他们的迁徙非因都市直接生产的工商业的繁荣需要劳力而被吸收到都市的，徒以天灾、战争、匪乱（系当时的用语——引者）、土地不足等原因的循环，逼着乱跑。”[43]（p278）一项综合性的统计结果表明，通商口岸体系形成后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从总体上说，应是城市体系的“近代化”，而不是所谓的“城市化”。与此相联系，在1930年代前期各省乡村迁徙的人口中，仍以在乡村地区间相互迁徙的比例为最大，城市与乡村互相迁徙的比例则较为接近，而其中由城市回迁乡村的比例甚至还要更高一些。[44]1934年在陕西的实地调查记载：“曾至西安城外之八里村，该村有农民五十余户，灾荒时离村者凡二十户，本年回归者仅有五户。至今不回归之原因，盖以籽种食粮无着，归亦坐而待毙。且离村后，土地荒芜，粮赋未清，欲再行垦殖，须先清偿粮赋，农民逃荒而归，方忧资金之缺乏，焉有巨款清偿数十年之积欠？此农民之所以一去而不复返也。即素称富裕之泾阳县，亦见荒地甚多，扶风、武功等地更无论矣。”[45]
　　上述史实，充分暴露了在当时的城乡关系的格局下，众多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的基本状况。近有学者撰文认为：“在中国经济史上，农民家庭始终是一个足够理智的经济个体。尽管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人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但在外在生态条件和多重制度约束下农户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仍然选择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也不像雇佣劳工那样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而是追求产量最大化和家庭的全员就业，这种多重约束下的有限理性乃是导致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的重要原因。”[46]这种论断，与史实相距甚远。应该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未能走出乡村，或一度走出乡村后又折回，并非是其“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选择，只能迫于生计，或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求生，或困守贫瘠的土地勉强度日，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丧失所谓“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人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和“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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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赵红军．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一个考察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微观视角[J]．社会科学，2010，（1）．
【注释】
[1]近有葛剑雄、安介生撰：《20世纪中国移民史的阶段性特征》，载《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2期，属宏观论述。另有赵红军撰：《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一个考察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微观视角》，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其相关论断则可商榷。

来源：《经济史》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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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将建方言语音档案 拯救2600年吴侬软语

发布日期： 2012-4-27 编辑：青风笺 来源：光明日报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语言，已有2600多年历史的“吴侬软语”处境堪忧。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普通话的推广和频繁的人口流动，有专家甚至认为吴语可能会是中国最早消失的主要方言之一。 　　“许多方言土语特征在现代化浪潮中逐渐萎缩和消亡，方言的老新差异越来越明显，新派方言越来越向普通话靠拢，老派方言的特点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专家组成员、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越从语言学角度举例道，浙江的余姚方言和慈溪方言，老派有7个调，而新派只有4个调。 　　浙江的第一方言是吴语，全省说吴语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95%以上。统计数字显示，在中国，吴语的使用人数占汉族总人数的8.4%，有7000多万人，而浙江说吴语的人数占到吴语总人数的71.4%，有5000多万人。 　　然而，金华市曾经做过一个方言调查，在6岁到14岁孩子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普通话，但52.03%的人完全不会说金华方言，能用金华方言较好交流的仅占22.65%。 　　“吴侬软语”处境堪忧，为此，浙江省计划用3年时间建立“浙江方言语音档案”，通过录制“当地方言传承人”的语音素材、标注国际音标将其永久存档。据了解，如此大规模地建立地方方言语音档案，在全国尚属首次。 　　去年11月，浙江省档案馆开始在全省18个地方试点遴选“当地方言传承人”。专家组整理当地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等，制订由400—500个常用词汇和典型语句、语法组成的文本，结合各地自选文本内容录制语音和视频，进行“当地方言传承人”的语音和视频采样。 　　据浙江省档案馆资源建设部的朱南雁介绍，该项目从档案学的视角来记录20世纪末的浙江方言：“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形式留住逐渐消失的声音，为未来浙江方言的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语音资料，呈现一种语言记忆。” 　　徐越说，早在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侯精一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就对全国40个地方方言做过音响保存的尝试，但当时的浙江方言中只保存有杭州和温州两处，远不能反映浙江方言的整体面貌。“因此，全面科学地描写展示我国汉语方言的传统面貌，及时抢救记录和保存汉语方言资料，保护民族语言文化，已经成为我们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一只老鸦腹渴了，满天下攞水咥。老鸦胳着有个瓶，瓶腹底有水，瓶老高，瓶嘴唵衕，佢咥弗着，肁会好呢？”在已经录制完成语音存档工作庆元语音档案视频中，77岁的“庆元方言传承人”吴式求老人站在话筒前，头戴鸭舌帽，用庆元话朗读寓言故事《乌鸦喝水》。 　　作为浙江方言语音档案的18个试点之一，庆元县从众多应征者中遴选出符合“方言传承人”所有标准的吴式求老人：70周岁以上；家庭语言环境单纯，父母、配偶均是庆元人；没有在外地长期居住或工作的经历；有门牙。 　　以往各地对本地方言的保存仅限于文字形式，经过世代流传演变的方言最后只能在县志中找到不起眼的几个段落。浙江省建立方言语音档案，除用文字和国际音标给以准确记录外，还采用现代化手段录制光盘进行永久保存，这被专家认为是目前描写、展示和保存方言现状与面貌最有效的手段。 　　据朱南雁介绍，目前第一阶段18个试点的方言语言录音存档工作已于今年3月份结束。从4月到2013年12月，浙江建立方言语音库的工作将在全省其他地方陆续开展。 　　(本报特约记者 鲍丰彩 本报记者 叶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