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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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革命
作者：刘汉俊 来源: 《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
  
如果把人类文明比作浩渺而深邃的海，那么语言文字则是奇幻的浪、流变的云、嶙峋的礁，那种铺陈与席卷的豪迈，那种撞击与融合的气势，那种攻坚与坚守的勇猛，让你不得不感叹语言文字的力量。

　　从哼哟嗨嗬的号子、比划的手势到象形文字、拼音文字的诞生，语言是文字的母亲，文字是语言的娇子。没有语言，就不会有文字；没有文字，语言难以为继。“露西小姐”，非洲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展陈的古人类化石表明，人类文明的历史至少有320万年。语言文字的历史虽没有如此漫长，但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与迁徙，究竟有多少种，怕是如原始森林那青黄荣枯的枝叶一样，繁多且无人知晓。

　　这荣枯生灭，便是语言文字进化的过程。

　　友好传播

　　公元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开启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也拉开了欧洲各国抢占美洲的序幕。在这场争夺战中，掌握了制海权的英国建立了最早的北美殖民地，工业革命又使英国跃居欧洲强国之首。可以说，英国的战刀指多远，汽船就跑多远；战刀指向哪里，英语就在哪里落地生根。

　　不仅英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也都曾随着殖民者的步伐走向世界不同的角落。在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校长韩麦尔先生给孩子们讲完最后一堂法语课后痛苦而坚定地说：“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好好保存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打开监狱的钥匙。”韩麦尔先生或许是虚构的人物，但他的这句话却是道出了民族的期盼：保护好自己的母语，就像保卫好自己的母亲，一个不掌握母语文字的人，就像丢失了家门钥匙的孩子，难免会沦为精神的乞丐、文化的弃儿。

　　汉语的魅力在于她温暖的力量。遥想1900年前，西汉张骞首开西域丝绸之路，不但丝绸、皮毛、玉石、香料源源不断地到达中亚、欧洲，造纸术、印刷术也西出欧亚；遥想1300多年前，川藏茶马古道从成都、雅安开始，经康定、进西藏，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最远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迢迢生死路，拳拳背夫情，沿途的摩崖石刻、巴蜀图腾、壁画字碑见证了中西文明交流、藏汉文化融合的历史；遥想1200多年前，唐朝鉴真和尚九死一生东渡日本，送去了律学典籍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他自己的书法作品《请经书帖》至今留存东瀛……即便是600多年前，明朝郑和带领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五过马六甲海峡，也没有在海外占一寸殖民地，没有在马六甲海峡这个军事咽喉建一个炮楼据点，而汉语言文字则通过这个险恶航路远播东南亚，直到非洲东海岸。

　　商路漫漫，文路绵绵，沿途各国如接受重礼般迎接中国汉字，拥抱中华文化。没有殖民、没有掠夺，如花汉字织起友谊之环。

　　血性坚守

　　四大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国的汉语言文字，形变而神不变、意不散，一笔几千年。

　　但是，近代以来的汉语之路也曾风雨飘摇。

　　公元1807年，马礼逊作为大英帝国第一位赴华的传教士，接到英国教会下达的三项任务：学中文、编词典、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后来，他干脆穿上领事服，参与英国对华政治、贸易、文化政策的制订与实施。通过他的手，大清政府大把大把的白银流入英国人的口袋。公元1793年，英国首次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华，使团副使斯当东12岁的儿子也随团前来，由于其乖巧伶俐，乾隆皇帝还赏赐了这个孩子一个香包。46年后，正是这个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小斯当东，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讲，主张对中国开战：“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态度坚决可以取胜！”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丛报》撰文，鼓吹对付中国要用大炮。

　　还有的传教士则看到了汉字的力量。1848年，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被称为美国“汉学家之父”的学者卫三畏说：“一旦废止汉字而改用字母去拼写汉语，中国将不复存在。”他发现了解构中国力量的突破口。1858年6月26日，英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天津条约》，其中第五十款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正是这个传教士兼驻华参赞卫三畏，参与了该条约的制订。用英语做中国人的主，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中国文化的悲哀。及至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期间，强行推行日语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华日军也曾如此这般在东北地区实施文化殖民，与此同时，大量珍贵典籍、碑帖、字画被劫运往日本。

　　国破山河碎，字在火中泣，腥风血雨中汉字坚挺依然。用子弹围剿方块汉字，迎接它的只有横枪竖棍撇刀捺剑。这是中国汉字的性格。一个民族哪怕是被打倒在地，只要精神还在，散落一地的点横撇捺就会在文化的号角下，铸成不屈的脊梁。

　　文化自觉

　　汉字虽一笔千年，但不能固步自封。如果不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就难以承载时代的新思想、新事物，这是我们的文化自省。从早期外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到中国学者的“官话字母”、“拉丁化新文字”，再到民国政府的“注音字母”、“罗马字拼音法”方案，中国汉字在300多年来的文字变革中步履蹒跚。

　　文字改革的历史重任，落在了新生的共和国肩上。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推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三大举措，开始了扫除4亿文盲的艰难任务。这是汉语言文字改革力度最大、普及最快的时期。从1949年到1958年的10年间，1000多种方案，数万人参与，仅汉语拼音方案就有6套之多。扫盲班、识字班，电灯下、油灯旁，人民大众如饥似渴地识字读报，成为汉语言文字的主人。从此，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阅读文化成果的能力，古老的汉字也在改革中获得新生。

　　历史进入上世纪70年代，汉字迎来了新的历史契机。1973年，联合国将汉语作为官方工作语言，世界从此开始倾听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国际社会的汉语热随之升温。今天，海外300多所孔子学院、500多个孔子课堂搭起一座座汉语桥，谦和的中国孔子站在东方文明的桥头堡，拱手迎送远方之朋，让世界通过汉字、通过中华文化更立体地感知中国。

　　汉字的一路征程也曾走过弯路，比如汉字简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化是为了易写便认，提高沟通效率，但是一旦简单到无从认识或者误认，简化到瘦骨嶙峋，就失去了汉字结构的美、寓意的美、想象的美、古典的美，至于粗暴地把某种政治符号安插其中，更是对文化的割裂。文字改革不能借口现代消解传统，不能借口简洁制造空疏。没有繁体字，就没有古典的美；没有简化字，就没有现代的美。臃而不肿，简而不单，今天的汉字有着姣好的身材。

　　科技的进步，也曾让中国汉字遭遇考验。1946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计算机引发了信息革命，1952年中国科学家开始研究计算机技术，但是以字母为主的输入方式把方块汉字拦在了门外。“中国必须摒弃传统汉字，走拼音文字道路，”外国专家如此定论，国内一些废除汉字的主张也沉渣泛起。

　　如果汉字进入不了电脑，在信息浪潮惊涛拍岸的今天，中国航船无法驶入国际航道；如果放弃汉字，中国文化面临竭泽断流的危险，何况失去汉字的国家还是中国吗？别无选择。一批中国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专攻汉字信息处理技术。1956年终于诞生第一批理论和实践成果。随后30年，汉字输入输出方法、汉字编码程序、汉字智能终端、汉字打印系统等难题被一一攻克。1985年，中国科学家王选领衔研制的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大获成功，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古老的方块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出神奇的生命力。

　　中国的文化客厅容得下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让各种文明以礼相待，推杯问盏。我们愿意聆听他国语言的流畅优美，但更懂得欣赏吴侬软语的温婉、秦腔南音的韵味，以及唐诗宋词的抑扬顿挫，王颜欧柳的神采飞扬。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反对引进外来语，经过汉化的外来词汇同样能丰富中国词库，但我们反对取之无度、用之过滥；我们不反对让流行的网言网语进入汉语的传统家庭，但要注意汉字的规范，不能玷污汉字的纯洁，消解汉语的魅力。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

今天的汉字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当下的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书写和阅读习惯，屏幕化、碎片化、快速化、浅层次阅读盛行；各种键盘消解了我们的书写技能，层出不穷的智能终端让我们患上输入法依赖症，提笔忘字；网络词典让我们在享受便捷轻巧的同时失落了追根溯源的乐趣和咬文嚼字的味道；网络俚语带来简明晓畅、通俗风趣的同时，削弱了汉字的美好。欣闻不少地方中考、高考语文成绩的比分在提高，这是正本清源之举，学好汉语当从孩子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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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弱势的汉语
                                   ○ 韩少功
　　

    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在法国出版。我没有详细统计，但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很多中国作家在那里出书，翻译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译成中文的翻译量相比。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在读者以及评论界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双向交流可能还不够对等，但就翻译量而言，中国不一定有赤字。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以前我多次去过法国，知道这种情况来之不易。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国书，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韩少功等等——很边缘啊！但现在出现了变化。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有些法国朋友告诉我，一般来说，这样的专题书展一过，相关出版就会有个落潮。但他们估计，这次中国书展以后，中国文学可能还会持续升温。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

    在不久以前，汉语是一个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语种。在我们东边，日本以前也是用汉语的，后来他们语言独立了，与汉语分道扬镳。同学们读日文，没有学过的大概也可以读懂一半，因为日文里大约一半是汉字。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拼音文字。平假名的历史长一些，是对他们本土语的拼音和记录。片假名则是对西语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兰语的成分，也有后来英语、法语的音译。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日文就是一锅夹生饭，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当然，日本朋友曾告诉我：你不要以为日本的汉字就是你们中国的汉字，不对，有时候用字虽然一样，但在意义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细微而重要的差异。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们借用了很多汉字却是一个事实。

    我们再看韩文。韩国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汉字，全面禁用汉字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们在十五世纪发明了韩文，叫“训民正音”，但推广得很慢，实际运用时也总是与汉语夹杂不清。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中韩双方的学者对话，发现我能听懂韩国朋友的一些话。比方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创作与批评”，发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a pei peng（众笑）。你看，你们也都听懂了。还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译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韩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过书写形式还用方块字，没有拉丁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认，但发音完全是外文；韩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书写完全是外文。这就是说，它们或是在发音方面或是在书写方面，与汉语还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他们在政治上构成了中央帝国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吃了法国面包，喝了法国咖啡，革命最先锋，一步实现了书写的拉丁化。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其实，不要说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拉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多么不同和对立，也同样坚持这个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没有做成而已。你们也许都知道，改来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广了两批简体字。第三批简体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议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汉语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汉语这种方块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废除不可？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学英语的同学可能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50万。刚才徐葆耕老师说我英语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惭愧。50万单词！谁还敢吹牛皮说自己的英语好？你们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每年都可以编出一本新增词典，你学得过来吗？记得过来吗？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联合国用五种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国扫盲标准是认1500个字。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激光”，台湾译成“镭射”，就是旧字组新词。“基因”，“基”本的“因”，也是旧字组新词，对于英文gene来说，既是音译又是意译，译得非常好，小学生也可猜个大意。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high-tech，high-way，就是这样的。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更强，为很多其它语种所不及，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汉语也闹出个50万的用字量，你们上大学可能要比现在辛苦好几倍。

　　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因特网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汉语的末日来临，因为汉语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汉语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语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汉语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太消耗人力和时间。在当时，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我们先不说这一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汉语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汉语输入不但不比英语输入慢，反而更快。据说现在还有更好的输入软件，就是你们清华大学发明的，什么智能码，比五笔字型软件还好，使汉语输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个问题。

　　第三点，说说理解的方便。西语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刚才说到的日语假名、韩语、越语等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拢，但汉语至今是另走一路。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作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有日本朋友同我说，日语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发音大致是den no；另一个是片假名，是用英语computer的音译。这个日本朋友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电的脑嘛，很聪明的机器嘛，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读出来倒是方便，但一个没有受到有关教育和训练的人，如何知道这个声音的意思？有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教师还说过，有一次，他让几个教授和大学生用英语说出“长方体”，结果大家都懵了，没人说得出来。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奇怪吗？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趋向。西方人为什么最崇拜专家？为什么最容易出现专家主义？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你连开口说话都没门，不崇拜行吗？

　　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汉语是一个大语种，即便在美国，第一英语，第二西班牙语，第三就是汉语了。我曾到过蒙古。我们的内蒙用老蒙文，竖着写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写。你看他们的思路同我们也一样，西方好，我们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个俄国。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啦！蒙古总共两百多万人，首都乌兰巴托就住了一百万，是全国人口的一半。你们想一想，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出版者能干什么？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诗歌，因为牧人很热情，很浪漫，喜欢唱歌。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他们的作家都很高产，一见面，说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书，让我吓了一跳，惭愧万分。但我后来一看，那些书大多是薄薄的，印几首儿歌（众笑）。但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你要是出版《追忆似水年华》，一套就一大堆，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谁会做这种傻事？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同学们生活在一个大语种国家里，对这一点不会有感觉，你们必须去一些小语种国家才会有比较。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冰岛语拒绝任何外来词。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怎么出版？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不是他们贪恋大锅饭，是实在没有办法。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就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再算读书人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还是天文数字。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综上所述，从用字的俭省、输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语种的规模这四个方面来看，汉语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我们还可以说，汉语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语言。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近百年来我们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译了国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没有多少重要的著作从我们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外学习。这更不谈汉语本身所拥有的典籍数量，一直受到其它民族羡慕。远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班固、董仲舒、扬雄他们，用的是文言文，但动笔就是几十万言，乃至数百万言，以至我们作家今天用电脑都赶不上古人，惭愧呵。第三个指标：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资财富数量。我们在这第三点上还牛不起来。中国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汉语在很多方面还可能受到挤压，有时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购买力强，所以软件都用英文写。这就是钱在起作用。香港比较富，所以以前粤语很时髦，发了财的商人们大都能说几句粤式普通话。后来香港有经济危机了，需要大陆“表叔”送银子来，开放旅游，开放购物，于是普通话又在香港开始吃香。这种时尚潮流的变化后面，也是钱在起作用。

    以上这三个量的指标，在我来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正在重新崛起的势头上。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本文节选自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一书，原题为《现代汉语再认识》，据韩少功2004年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