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学界苦行僧茅海建

教师之友网

张鸣：学界苦行僧茅海建
发表于 2010-5-23


近代史学界，看档案看得最多的人是谁？如果要投票的话，估计半数以上的学者会投给茅海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几乎就是茅海建第二个家，只要他没出国，也没有课，要想找他，直接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是，他肯定在那儿。如果人家大年三十不放假，他可能也会去。即使在家过年，他的大半时间也是在啃那些从馆里复制来的档案。做他的学生，是个苦差事，他未必要求你怎样怎样，但总是如此带头吃苦，让学生想要偷懒都不好意思。

茅海建不会打牌，也不喜欢下棋，好像也没有什么打球爬山之类的爱好。还好，偶尔跟朋友小酌一下，还是可以的，我就是这样认识他的。在酒席间时，大概是茅海建唯一非学术化的时刻，可以开玩笑，互相打趣，甚至小规模地谈谈风月，他也不会强烈反对。但是，如果席上有谈锋锐利的罗志田的话，茅海建就会落得只有被打趣的份儿，只能偶尔反击一下，一点效果都没有。  

近代史界，过去人称南桑北茅西南罗，分别是桑兵、茅海建和罗志田，现在这样的学术地图也许要变了，但三位雄霸的局面却没有多大变化。三者之中，我跟茅海建最熟，十几年前就认识了。当时他刚刚写出《天朝的崩溃》，海内震动，也不知道出版社印了多少版，就当时而言，是少数几次学界风暴波及社会的事件之一。据说，不仅某些学界元老大感不快，连有关单位也表示关注，众口一词，说他为汉奸翻案。其实呢，这本研究鸦片战争的著作，无非讲了几句大实话，而且句句都有档案的根据。  

不过，自茅海建之后，学界根据所谓“政治正确”来评判学术著述的风气，居然为之稍杀，后来者日子好过多了。可是茅海建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直到前两年，北大评他长江学者，还因为此事而作罢。迄今为止，茅海建是几位史学界大腕中，唯一一个头衔特别简单的人，没有官衔，也没有各种“江学者”之类的荣誉衔头。  

好在，茅海建不在乎这个，提起来，也会发句牢骚，就一句。他真正在乎的，是他所研究的历史的真相。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本大砖头一样的著作：《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83万多字，是茅海建整整6年的成果。就像他自己说的，研究戊戌变法，他是个后来者，但一本《戊戌变法史事考》，已经让人刮目相看。没想到人们刮目之后，他居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弄出来这样一块砖头，仅仅是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便。  

凡是碰过戊戌变法的人都知道，康有为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是个绕不过去但又没法用的史料。康有为是事件第一号亲历者，这个变法，过去人称康梁变法，他的叙述，自己整理的相关史料，能避开吗？但是，康有为这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变法伟人，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自恋狂，他和弟子们，在后来的岁月中，花了好大的精力，来打造一个完美无瑕的教主，一个新时代的圣人，一个旷世的帝师，结果，这个自编年谱，就真假难辨了。  

茅海建为了能让这本年谱从无用变成有用，居然耗费了自己6年工夫，一条条地考订，有时为了证实一件小事，比如《日本变政考》的进呈，居然查阅前后一段时间全部的清宫档案：军机处《随手档》、《洋务档》、《电寄档》……现在，厚达900多页的砖头问世了，后来的研究者有福了，茅海建，也老了。  

必须提一句的是，茅海建那本耗费6年心血的著作，在国家社科课题评审中，居然被评为暂缓结项项目。  

在当代史家中，茅海建的文笔很好，罗志田和桑兵也是如此，不仅他们自己，连他们带出来的学生，行**有一股民国学人的味道。罗志田给《南方周末》开的专栏，没点耐心和文化水，看起来估计困难。茅海建的文字也是这样，别的不说，有股醇味，不像现在流行的时文，不是像白开水，就是像白开水里兑了太多的香精和糖精。可惜，他们都不大乐意写面向大众的文字，罗志田好歹还有一个专栏，茅海建则满打满算，只有一本勉强可以算作历史随笔的书：《苦命天子》。  

眼下，茅海建已经南行，以后再见他，要去上海了。即使是北大，也一样留不住人。

转自：http://www.**/group/topic/10580190/

教师之友网

茅海建：悼念黄彰健先生

　　 黄彰健先生已于2009年12月28日去世了，我是最近才由我的学生告知的。天天躲在郊外的房间里面，做一点点自己才有兴趣的事情，外面的春秋，真是知道的太少了。
　　 黄彰健，生于1919年2月，湖南浏阳人，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有着许多学术贡献。以上我试图用最简短的文字，来介绍这位大陆读者可能还不太熟悉的学者，但觉得其中不可省略的要素是籍贯。他有着湖南人天生倔强的性格。人活到了91岁，可谓长寿，且有相当的学术成就，惠泽后学，算是对得起自己的人生。
　　 我一直认为，黄先生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我开始注意他，是进入戊戌变法研究领域之后。他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有着两项了不起的贡献：其一，他发现康有为在宣统三年（1911）发表的《戊戌奏稿》中作伪，全是康后来之作。而他最重要的证据，竟然是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所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这一部大陆出版的史料集，大陆学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认真利用，反被他占了先。他由此断定，康有为另有其“真奏议”，并自编一册《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丛刊，1974年）。到了1981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为他这一预言作了近乎完美的证明：该《汇录》所抄录的康有为18篇奏议，与《戊戌奏稿》无一相同。这真是史学研究中的经典案例，我经常在课堂上讲述这一从“假设”到“证明”的故事。其二，他认为戊戌政变并非起因于袁世凯告密，但袁世凯告密却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当我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档案中查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份8日）晚上约八九点慈禧太后下旨第二天从颐和园返回城内的记录，也证明了他的判断。因为此时谭嗣同还在袁世凯住所，一直到半夜才离开。慈禧太后决定回宫在前，袁若真告密，也只能在其后。
　　 黄先生的这些论文，在台湾的杂志上发表，后结集为《戊戌变法史研究》，作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于1970年出版。由于当时大陆正处于“文革”高峰期，黄先生的这部大作，大陆图书馆少有收藏，收藏者也因属“港台书”，仅供“内部参考”，不让外借，使用极不方便。大陆一些研究者因不了解该著作而选择了相同的研究题目，结论也大体相同，成了重复劳动。1999年，我因无处购买，请人复印1册，成为我手头的常用书。2000年，我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所住学术活动中心的书店有存书，赶紧再买1册。记得那次在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看书，谢国兴先生指着匆匆而过的一人，告诉我是黄彰健院士，我正在看清朝末年的北京地图，抬头看了一眼，没有敢去打扰。2002年，我发表《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一文，专门写了一段话：
　　 “我在这里还要向黄彰健先生表示个人的敬意。这一方面是他提出的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起、袁告密加剧了政变激烈程度的判断，具有经典性，且是在未看到北京所藏档案的情况下作出的，30多年过去了，依然光芒不灭；另一方面是我于2000年初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查档，企图有所斩获，一个多星期的工作后，我意识到，有关戊戌政变的档案已被黄先生悉数扫尽，一点汤都没有给我留下。”
　　 2005年1月我出版论文集《戊戌变法史事考》，收录了该文，寄呈黄先生一册，敬请批评。
　　 2005年10月，我参加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继续访问，以查阅相关的史料。黄彰健先生听说我要来，与当时的所长王汎森先生相约，一起见面吃个饭。王先生事先向我介绍了黄先生的性情，特别指出了湖南人、高血压两点。那一天的午饭根据黄先生的要求，在学术中心的西餐厅，他告诉我说自助餐有较多的蔬菜。
　　 这是我与黄先生惟一一次会面，主要是黄先生说，我听。他大体讲了两条意见。其一，他强调自己最重要的发现是康有为、梁启超原本要行革命，1897年秋康、梁在上海相约，由梁到湖南宣传革命，而康到北京见机行事，后来有了机会，便改以君权行变法。黄先生的大作对此已进行了全面的论证，我认为他所讲的证据，尚难以定论，于是没有说话。黄先生很可能认为我对他的结论不以为然，声音便陡然雄壮起来。其二，他认为湖南举人曾廉弹劾康、梁反叛清朝的条陈已经递送慈禧太后。他指出，我在论文中引用的七月二十七日《早事档》中的记载“都察院封奏一件，奉旨：‘留’”，是光绪帝对曾廉条陈“留中”的谕旨。我见他对《早事档》的用语理解有误，便简单介绍：《早事档》是记录参加早朝的各机构提出的奏折及交到内奏事处在早朝时提交的奏折，“留”是指早朝后“留下”由光绪帝及军机处再处理，不是“留中”之意；“都察院封奏”指该日都察院代奏10人共计14件条陈、附图等件的奏折。他随即又指出，孔祥吉根据《随手登记档》称曾廉的条陈进呈了慈禧太后。我则告之这几天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都是全的，我是一天天对照比较看的，不会遗留，孔祥吉称进呈，我不记得了，没有看到。但《随手登记档》中绝没有曾廉条陈进呈慈禧太后的记录。于是两人便争执起来，双方都有点面赤。王先生连忙转圜，并提醒千万注意血压。我知道，黄先生两点意见完全是针对拙著《戊戌变法史事考》的，既没有提到他发现康、梁原本是革命党的贡献，又就曾廉条陈是否进呈慈禧太后一事，对他提出了批评。
　　 我此时才想起王汎森先生提醒我湖南人、血压高之真意，细密周到。他大约事先知道黄先生对拙著的意见，怕我们真会吵起来。我还记得在餐桌上，黄先生指出：如果他年青时有机会来北京查档，“你们这点事情我老黄一个人全做了”（大意）。王先生听了此话，有点紧张，认为我会反感。实际上我心里对此是赞同的：如果黄先生当时真能来北京查档，如果当时政治气候允许做学术，按黄先生的才华，这点事情他还真能全做了，不必有后人来接手；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当时的政治气候允许大家做研究，也许黄先生的这点工作，大陆学者都做了，也不必劳黄先生大驾了。我心里这么想，嘴上仅说了前半，后半部分没有说出来。类似黄先生的话，孔祥吉先生后来也对我说过。此时我看着黄先生，心想过去称“老黄忠”真是落伍，那才70多岁，面前这位“老黄”已经80多岁了。2006年10月，我又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考虑到上次见面的争执，我只拜访了王先生，未敢去打扰黄先生。
　　 就在那次会面中，我提出大作《戊戌变法史研究》在大陆收藏太少，我带回两本以分送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馆，请他签名，他照办了。我还提议将其大作出一大陆版，以能让更多的读者看到，并请他写一授权书给我，以便联络出版。等我回到北京后，授权书久久未到，只能再写信催促。他后来寄来授权书，并同时寄来另外的4篇论文，要求一并出版。
　　 黄先生的这部大作，最合适的大陆出版社当然是中华书局，但当时中华的兴趣似不在此，我也没有去联络；而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好出了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和研究著作，我觉得更为合适。我不认识完颜绍元先生，便请《历史研究》的马忠文先生代为介绍。完颜先生听到消息，立即答应，当我提出没有出版补贴时，完颜先生在电话的那头笑了。大约在一年后，黄先生的大作已是看校样了，完颜先生告马先生，称我的序言一直未到，我不记得曾答应写序，从辈分和对戊戌变法的基本看法有着许多差异。于是我告马先生，如果光说好话我不愿意，如果提出批评我也太不合适。2007年3月，《戊戌变法史研究》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厚厚两大册，总计75万字。我听到学界对该书的好评时，心里很高兴。此后不久，黄先生又寄来他的大作《“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我因对此题目较为生疏，没有细看，也没有回信。
　　 2009年5月，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出版，我立即给他寄去一册，再次请他批评。大约在9月，我收到了他的回信，整整4页，笔划清晰有力，一点都不象是90岁老人写的。在信中，黄先生对拙著提出了五点意见。我看完这封信，不禁笑了起来，真是一个天生倔强的老人，而且是一个倔强的湖南老人，可敬而且有点可爱！2005年在台北“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西餐厅的那场争论，至此还没有结束。当时他提出的两点，分别是该信中的第一点和第五点；此外，他又增加了三点：政变后朱批朱谕、康有为的上书、阔普通武奏折的作者。
　　 然而，对于该信如何回复，我却有点犯难。我当然不同意他的五点意见，私心以为黄先生特擅于思，稍逊于证，但直接对抗仍有犯“高血压”之虞。于是，我想，似可以稍晚一点回信，言词似可委婉些，并将他的来信及我的回信放在学术刊物上一并发表，以让后来的学者做出自己的判断。而我当时算了一下，如果简单回复加上史料，约有万字，需要一点时间。恰当时手头上事务太多，一时抽不出空，便搁置下来。一拖，便是几个月过去了，手头缓慢及作风拖拉，造成了遗憾。
　　 我一听到黄先生辞世的消息，立即想起了这封信。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生前最后一封信，但很可能是他生前最后关于学术争论的信，不能因此而湮没了。我与他的学术争论本应早早进行，现在对手已经离场，所言只能望着天空，再多的雄辩也都没有必要去说了，由此生出了许多怅然。许多原本以为忘记的旧事自然潜入于脑间，悼念逝人之意悄然弥漫于心间。对于一名学者之哀，当致以学术的悼词。于是我便写下了这篇文字，并附上他的这封信。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在必要处加上一些注释。
　　 以上我对黄先生的学术认识，仅是关于戊戌变法的；关于他其他方面的学术贡献，当另由专家来评价。
　　 我个人还以为，黄彰健先生是做完许多事情之后才离开人世的，应当说是没有太多遗憾的。这又是我内心所羡慕的。

2010年2月21日于东川路

附：黄彰健先生2009年8月13日来信

海建教授大鉴：

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承介绍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至深感谢。拙著《“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2007年2月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此书费时五年始写成，曾托友人函呈一部请正。（系寄北京大学历史系）未知收到否？

尊著《我史鉴注》及《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已收到。

尊著《我史鉴注》，对康自编年谱所记，利用档案与文献，详细审核，功力深至。彰健病中读后，仍有不同意见，谨提出就正。

一、曾廉上书事，如按时间排比，应如下：A、七月二十七日（阴历，以下皆同，该日为1898年9月12日——茅注）都察院以联治、曾廉等人封事进呈光绪帝。B、光绪帝命军机处“陆续核议办理”。见尊著P.678引军机处奏片。C、军机处承光绪命，将联治等人封事，交军机四卿（指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位新任“参与新政”军机章京——茅注）签注意见。D、曾廉封事要求斩康、梁，光绪帝特命军机大臣裕禄交谭嗣同签驳。E、谭签驳约千余言，并保康、梁忠直无他，刘光第亦署名，谭并拟旨诛曾廉。光绪不允诛曾廉，此事遂为新旧党人所共知。F、尊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引档案：“七月二十七日都察院封事一件，奉旨留”，即指光绪帝命曾封事留中。2000年（2005年之误——茅注）尊驾访史语所，彰健即拈出此处，而尊驾则辨称此“封事一件”指是日都察院所上全部封事。此一解释与《我史鉴注》所引二十七日军机处奏片抵触。G、光绪将曾折留中，但军机大臣仍将曾折递呈慈禧，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版P. 此处未注明页数，我也未查到——茅注）据孔祥吉文引军机处《随手档》，七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将曾廉封事递呈慈禧。奉经留中折片，军机大臣仍递慈禧，此有前例，见拙书（此处有括号和空格，未注明页数——茅注），孔君所引应不误。H、曾廉封事厉害处，在他附片引梁启超时务学堂批语，骂清帝祖宗为民贼，如为光绪所见，光绪恐不会容忍。故谭签驳时，一定将曾廉附片抽出。如为太后及军机大臣所见，则戊戌党祸不待八月初六，在七月二十七就会发生了。政变前，外间即传言曾封事“焚毁不全”，故政变后，御史熙麟再录一份进呈。今存《光绪朝夷务始末记》所录曾封事，疑即据熙麟再录本。尊著《戊戌变法史事考》未录B项档案所载，尊著《我史鉴注》未引F项档案所载。彰健敬请惠予注意。

二、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曾引袁世凯谢授工部侍郎折，袁谢恩折有二，一上光绪，一上慈禧。所奉朱批“毋庸来见”，字迹相同，遂谓此二折皆系慈禧朱批。因光绪并未被废，故时人奏折末尾可书“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故袁谢恩折可一上光绪，一上慈禧。但这些奏折不会送到光绪软禁处，会送给慈禧。太后训政，上可以兼下，给光绪的折子，太后可以朱批，给慈禧的奏折，光绪怎敢朱批。尊著《戊戌变法史事考》（见该书第129页——茅注）采信庄吉发说，不信拙说。今读《我史鉴注》，则在戊戌八月初六太后宣布训政、便殿办事之后的朱笔批，认皆系光绪所批，深恐不妥。（见该书第778页——茅注）在太后训政、光绪软禁时，所有朱批、朱笔诏书，皆系慈禧的，而非光绪的。慈禧虽富有政务经验，但要她草一诏书，恐仍困难，恐需授意军机大臣，而由军机大臣墨笔代拟，而后由太后朱笔颁布。因系训政，故有时需有光绪口气，不可因此而谓此系光绪朱笔诏谕。

三、今存《杰士上书汇录》所收康“上光绪第六书”，曾经光绪改易，拙文所论，未蒙《我史鉴注》采用。康“上光绪第五书”，《光绪朝夷务始末记》谓系戊戌二月十五日总署代递的。（以上见黄著《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下册，第819-851页——茅注）尊著仅说《夷务始末记》稿本有错字，象这种重要史料，恐不可这样轻描谈写的处理。（见《我史鉴注》第219页——茅注）

四、阔普通武折，孔祥吉谓系康代草。这只有伪《戊戌奏稿》那一个证据。尊著仍信孔说，这也是我不解的。（黄著《戊戌变法史研究》，上册，第337页；《我史鉴注》，第694页——茅注）

五、康、梁于政变后，对外宣传保皇，故康《自编年谱》及梁《戊戌政变记》均否认康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阴谋，对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97——茅注）九月底、十月初康党聚议事，亦隐讳不提。（谭嗣同言，丁酉“秋末始遂瞻依之愿”。）此一聚议事，佐证昭然，尊著《我史鉴注》怎可对此亦只字不提。故读尊著仅可使读者明了康党政治活动可以公开的部分，而对康党秘密活动的一部分一无所知。如了解康党的秘密活动，则对康公开活动的解释亦将不同。此正为研究戊戌变法史困难处，请参看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自序。康党上海聚议的共识，现在看来，即康“上光绪第五书”的上策与下策，同时分途进行，而康党的主力，梁、谭与康弟子则入湘，进行自立民权革命活动。谭在《湘报》上即盛赞康“第五书”为国朝260余年所未有，而梁、谭在湘亦推行康学。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辨康《戊戌奏稿》之伪，承尊著赞誉，而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实为拙著重点所在。

故读尊著，谨缕陈管见。谅不以为忤。尚祈指正是幸。

匆匆，不尽欲言。敬颂

著安

黄彰健敬上

2009年8月13日


（从邮戳来看，黄先生的这封信当日即13日从台北寄出，20日上海收到，但寄到华东师大的老校区；由于我在新校区，开学之后，大约9月上旬或中旬才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