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大诗人，先闯三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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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大诗人，先闯三重关！
                             鹰之
　　
　　自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了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之后，很多诗人理论家便想当然地把这几句话用到了诗歌鉴赏之中，似乎青原大师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的诗歌艺术大师。其实这番话于诗歌写作而言，纯粹就是场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这种张冠李戴如同硬抢了和尚的一件袈裟给诗人披上了，谆谆教诲变成了哼哼误导。首先，诗歌作为一门艺术自然有其特定的审美规约，不能把诗人的写作水准跟社会阅历的深浅混为一谈，甚至很多时候相反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很可能成不了诗人，而对社会懵懵懂懂四处碰壁的人反而成了优秀诗人。如宋代大词人李煜跟“十全皇帝”乾隆比起来纯粹是个“书呆子”，但李煜的词家喻户晓千古流传，乾隆爷写了一万多首至今也无一首能让人记得，而十四岁写出滕王阁序的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跟乾隆比起来更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屁孩，这也影响不了“落霞”与“秋水”两句千古绝唱的地位。其二，“看山是山”与“看山不是山”对于诗歌写作而言只能体现为诗人的两种创作风格的迥异，不存在高低之说，如屈原的“香草美人”本就为了表达他的政治正确，就是“看山不是山”，而陶渊明的“悠然南山”就是看山是山，能因此说屈原在第二阶段陶公是第三阶段？恐怕不能！即便当今诗坛也是如此，如，先发的诗歌以批判现实为主，很多时候就是借史警世、“敲山震虎”，本就是“看山不是山”，而伊沙的诗就是用大白话直言现实生活中他的亲身感受，本就是“看山是山”，能因此说伊沙的诗比陈先发高了一个层次吗？恐怕也不能！因此，从理论指导实践的角度，对于初学者应该多关注那些优秀诗人凭借自己的切身实践总结出的感悟（如于坚的那些实实在在诗学随笔），对那些板起面孔头头是道风雨不透的所谓理论文章还是保持警惕好。
　　当然如果仅仅止于批判，那笔者写这样的所谓理论也只是屁话，和他们也没啥区别。笔者根据自身写诗20年的切身体验总结出诗人走向成功必然要走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关，闯出“诗人到发表死”！
　　
　　在网络没有出现的日子里，作为体制传声筒的官刊无疑是一把法定的尺子，“让你生便生让你死便死”，可以说一小撮人强制安排了中国诗歌的“真相”。如果用一句形象一点的话来总结过去几十年就是：“诗人到发表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时期的诗人发表似乎成了唯一的目标，而且一旦发表也就变得“没思没盼”（因为下一个目标还是发表）。诗歌的水准不是能人为编排出的玩意，这种编排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即时性的“窝里横”，走到西方去也和中国足球的地位差不多。虽说随着网络的兴起，那些官刊一厢情愿捧起来的所谓大师和名家正一件件揭去伪装“光溜溜”地站在我们面前，但是这个歪曲的评估体系仍将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中国诗歌，他们仍旧可以依靠过去的行头继续默默奉献继续指点着中国诗歌的江山，担任这个奖那个奖的所谓评委，还在让新一代诗人继续走入他们的发展模式，这就好比“辫子军”兢兢业业地带队玩cs般滑稽，呵呵，拿他们评出的所谓xx、xxx诗歌奖等等去代表中国诗歌的最高水准，能与世界诗歌放在同一个审美共同体之中吗？或许应该把这些xx诗人奖的名字换成那些评委的名头比较合适。每当此时总是情不自禁想起“汤司令”的话，中国的诗歌奖还有哪个是靠得住的？站在前排的难道就因为他们个子矮吗？诗人最终是为未来写作，应该有能力透过现实看到真实，有能力透过寻常生活探究未来世界的真相，诗人的写作一旦被这种萤火虫般的功利化诉求所钳制，变得胸无大志鼠目寸光，便走入一种早泄式地恶性循环。因此在诗歌无用的时代，诗人当摆脱这种“功夫在诗外”的伪价值评估体系，重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那么理性看待发表与获奖将是诗人走向成熟的“第一关”。
　　诗人应有能力把诗歌分为三种构成：低于、等于、高于发表水平三种。
　　
　　1，诗人该有勇气写出高于发表水平的诗歌。
　　
　　对于艺术而言，群众的眼睛总是亮的，但又总是后亮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一样，“官刊”总是扮演者后知后觉的角色，忠实记录着时代喧嚣的那部分。如唐代大诗人杜甫生前是名不见经传的，同代人认为他的诗老套、古板不适合“发表”，其当代“官刊”四种选本只得其一。对那些具有先锋性、争议性的诗歌，往往都是诗人“意外”出名之后才得到认可的。虽说纸刊与网络合流是大势所趋，但在“体制脑袋”未换成“网络脑袋”之前，还要给他们一段错把东施当西施的网络选秀摸索期，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怕此种格局也不会改变。因此我们不妨把那些具有前瞻性的暂时不被官刊认可的诗歌定义为高于发表水平的，此时诗人应该有能力活在自我感动中，每写出一首好诗所带来的身体上的快感是唯一可信赖的。不要过分相信发表这把尺子，不要相信“百家争鸣”这句鬼话，没有一本刊物可以真正做到这一点，受刊物主编自身风格影响，刊物风格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如某刊物主编的风格是浅白的口语风格，那么这本刊物的主导风格就是肤浅、活泼的，适合发表那些初学者的青春期“小感觉体”，有的刊物主编风格是没有语言的“讲道理”体，自然这本刊物的主导风格就是沉闷、呆板的“小思辩体”，还有的刊物主编是“记事文”写作高手，自然这本刊物的主导风格就是“唠家常体”他们如果真的是伯乐，海子也不会因不能发表而窝囊成精神病了，朦胧诗也不会“地火明夷”了，如果没有谢冕这个大贵人，恐怕至今你也未必知道有北岛这么个人物。
　　
　　2，发表多了未必就是好事
　　
　　“发表水平”究竟是什么水平？这恐怕是永远也不能量化的一个“标准”，但我们不妨本着“概率战胜怀疑”的原则把官刊的水准合理估算为时代“平均水平”，因此你发表的越多可能作为一个诗人的个性消耗就越大，一切刊物都能经常发表，要么因为你已混成名人，要么你的作品比较中庸，因此即便你成为了官刊常客也不必过于沾沾自喜，很可能你正由一个个性化诗人蜕变为“大众型”诗人。因为每一本刊物都自觉不自觉把发行量和刊物风格结合在一起，以力求通过得到大众广泛欢迎与认可来增加发行量，但这种受欢迎的“时代性”也极易造成“时效性”，也同时造成了诗人对有用性、叙事性的过分依赖，而且这种“得意忘言”的东西根本产生不了语言，导致诗人最终沦为了这种“时尚性”的殉葬品。
　　
　　3，为了发表，“意思”一下未尝不可。
　　
　　尽管官刊发表代表不了什么，但你如果确实因此处处受到干扰，每逢诗人聚会谈及此话题感到面上无光，那么我主张在花费不大的前提下拉拉关系走走后门，这样可以为你的创作节省些时间，但是发表了以后，我建议你把它们锁到抽屉里忘掉这件事情，沉到你的内心深处去吧。至于采取成本更低廉的给官刊主编那些劣诗写评论的做法我不赞成，它本来就是些写一句解释三句的小儿科作品，你非要把它们捧成经典，这就把你作为一个诗人的人格丢掉了，你因此发表了也为诗人所不齿，可能你几首诗发表所换来的是“诗人之死”，值得吗？！
　　第一关可谓心灵“防御”阶段，先“炼心”做到百毒不侵是成为一个真诗人必走的第一步。
　　
　　第二关，与大师“同宗”是“争夺话语权”的前提！
　　
　　在先锋、天才满天飞的日子里，一个诗人如何才能适时矫正自己的写作方向？当然需要世界文学史大浪淘沙后还在闪光的“夜明珠”来照耀自己，当然需要诺贝尔文学奖这把人类公认的尺子来度量自己，那么有勇气写出与他们同等思想高度的东西，以产生某种“可比性”或对抗性，无疑是必由之路！否则你如何战胜不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之中的“敌人”呢？这类似于像中国制造的产品要想走向世界必须加入ISO质量认证体系那样，要让你的诗歌“产品”走向世界，圈子标准、个人标准、体制标准都不好使，你必须用“世界性”眼光去打量世界，你的发言才有被世界接受的可能。
　　
　　以史为鉴，可以节省20年时间。
　　
　　一个诗人如果不能把自己的创作自觉纳入历史，那他既使写一辈子也还有可能是一个“虚无者”，从中国三千多年的诗歌史来看，代表中国诗歌最高境界的所谓传统无非两点，其一，道家的天人合一之境（即意境），其二，儒家的“诗言志”。前者决定着诗歌的“身体性”，在和谐中抵达不可言说；后者决定着“诗是语言中的语言”，好句言志中出，千古亦然！估计再过三千年，中国人还是习惯这种模式留在世上，当然你也可以浪费掉20年试验一下，不过你赌胜的可能性只有五百亿份之一，朦胧诗之后，第三代也曾高举pass北岛的旗帜，大走个人化之路，但事实证明那种观念写作不好使，三十多年了世人没记住他们写了些啥好句，既使体制用强制手段让世人去记恐怕还是记不住，因为不能给人以灵魂上警醒、精神上鼓舞的东西，读者记住它干嘛用呢？中国人换了829个皇帝也没改变的历史，说明这种模式暗藏着龙的传人血统里潜在的遗传基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轻易改变的。从经过几千年岁月淘洗仍有能力活在世人心目中的好句分析看，励志句还是占大多数，其次为言情、哲理。而且诗人写出这些好句时，也是状态最好技艺精进之时。这世上不能产生好句的好诗是不存在的，而且抛却掉励志、抒情之后的小感觉、小调侃、小叙述类的小品文占据主导地位，是极不正常的，这个时代很可能便是中国文学史极易忽略掉的时代，因为没有语言繁殖、没有精神警醒作用的诗歌，后人要它们有啥用处呢？
　　
　　以友邦为鉴，再节省20年。
　　
　　我们从“荷马史诗”、“圣经诗歌”到“荒原”三千多年的西方诗歌史也可轻易得出两点，其一，从内容来讲还是以揭示生命存在的“真相”为主，人是怎么来的，该如何存在，最后到哪里去，主要功用还是建立在人类思想的警醒上，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好诗人都是黑暗时代终极价值的追问者！通俗点说，好诗都是建立在诗人面向整个人类的发言基础之上的，我们拿只有自己才能看明白的小感觉、小诡异、小调侃、婆婆妈妈的日记去代表中国竞争诺贝尔奖让世界人民接受，这可能吗？现实吗？其二，从他们的语言呈现模式来看，所谓“诗歌语言”就是“语言的形象化”，也可说诗歌语言的核心就是“比喻”，因为“诗歌语言”和其他门类语言所区分的本质便是“可感受”和“可认识”的区别，而只有形象化的东西才是“可感受”的，否则诗歌将变成一个人民不再需要的东西，而“诗歌艺术”中的“艺术”二字也将无效了。
　　
　　我曾把诗歌定义为”诗人个性化世界观形象化命名“，诗人的创新必须和地球上留下过痕迹的名作“相互看见”，这样才能检验出你的创新和命名是不是建立在经得起岁月淘洗基础上的，是不是经得起世界范围的人民来挑剔、论证的。我们不妨第二关定为“战略相持“阶段，你想成为世界艺术王冠上的珠子，必须先保证成为那些珠子的同素异形体，用句土话说，要想和马较劲那就先从变成一头骡子开始吧，蚂蚁和大象之间的互相嘲弄无任何意义。要想冲破第二关，建议诗人精读中国古诗、细读西方名作尤其诺贝尔获奖诗人作品，少看近代中国名诗人的东西，因为如果看那些“新闻人物”的东西有用，那些以看诗为生的官刊编辑们、造奖贩子评委们、给名诗人捧臭脚的评论家门早成为当代杰出诗人了，也不会弄得“有嗅觉没味觉”（伊沙语）了。
　　
　　第三关，进入“无他”“无我”的“裸诗天国”！
　　
　　何谓“裸诗”“无他”？
　　
　　金庸大师在《倚天屠龙记》塑造了一个武学大师张无忌，在太极张三丰向其传授太极神功时曾问张一句话：我教过的你还记得吗？当张无忌回答差不多都忘掉了时，张三丰才露出了会心一笑...那么，张三丰究竟传的什么功法？当然是心法而非技法！回顾现代汉诗近百年以来的实践成果，可以说最深刻的诗歌还是建立在“玄学入诗”上，至于那些感觉夹杂着思辨的晦涩的不知所以然的“浑水摸鱼体”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歌德体”“日记体”更是肤浅的要命。我曾把诗歌可以倚仗的“玄学”“哲学”“奇闻异事”等等非诗因素定义为“器”，也就是“武器”，可以说中国的诗歌“武士”全是仰仗着“武器”打人，等你把这些“武器”拿掉让诗歌“裸体”，你会发现他们那些看似深奥的诗歌内里其实没玩意，只有词语上的生僻拗口，根本没有没有思想实质上的创新，仅仅终止于引用、模仿、“互文”，说白了大师的心法并未学到，只学到了表面化的招式，只得靠“武器”厉害吓唬人罢了。我还说过一句“大道至简源于肯定”，中国诗人的诗歌为何越弄越复杂？还是一句话内功不到！说出的话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吃不准”，余怒写过一首“老人捉鬼”的诗，因为这个老人根本不知道鬼究竟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几乎用上了所用的器皿、所有的手段，其结果自然捕风捉影一场空罢了。“自由体诗”在西方好几千年了，他们也没有“掉书袋”，格律诗在中国也好几千年了，能记住的好句里面也没几句穿插着他类学科的知识，凭什么我们就仅凭几十年的小实验来断定这即是中国特色呢？归根到底以文化概念来幻化写作主题，等于是对诗歌艺术的贬低，让诗歌失去了与其他门类学科得以并列存在的资格，甚至成为了它们的儿子、孙子，把辈分弄没了。至于那些依赖于“说事”靠“新闻性”出名的的诗人根本就不是诗人，不值一论。
　　“无他”之境即意味着清除掉诗歌中过多的非诗性因素，让诗歌更纯净一下，这样这首诗歌才真正属于你。
　　
　　何谓“裸诗”“无我”？
　　
　　让诗歌“裸体”仅仅“无他”还不够，还需“无我”，其实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艾略特的“逃避个性”说的是一回事，既然你已经让“物”在诗中替你说话了，你为何又不信任它呢？何必弄成物也说你也说的七嘴八舌呢？所谓“无我”“非个性化”并不是单单诗中有无“我”字，诗中有无“我”字，“我”始终都在，只不过“我”已化作一滴水溶解在那些物象中了。失掉一个“我”，换来无数个“我”，让每一首诗都成为千手千眼的观音菩萨，岂不快哉？！
　　
　　最终事物发展的核心力量来自“逻辑”，中国人因不信任逻辑才导致了一切有科技含量的东西皆为“西天取经”的尴尬局面，当你摆脱了官刊和造奖贩子两把尺子的束缚，走过了与大师相持的艰难阶段，已经不因你的诗歌“裸体”而感到寒酸，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抵达了与大师争夺话语权的第三关！这个时期已经没有人告诉你怎么走，只有在词语微光照耀下，在属于你自己的语言体系逻辑支撑下走向递进，每一级阶梯都将是你精气神的化身！至于世人怎么看你已经不重要“一口黑锅，天公和你一起扛着”！当你在时间刀斧的威逼下感到恐惧时，就想想我送给你的一句诗吧——尔敢大快朵颐，我必奉上五百年前程！时间在吞噬你的时候，你硕美的身体也在营养着整个时代！后人的眼光才真正是亮的！
　　
　　浮生百年，呼之欲出时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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