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村：让道歉成为学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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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村：让道歉成为学校文化
来源于：当代教育家
　　上个学期的期末，北京亦庄实验小学小蚂蚁班的孩子们在排练童话剧《丑小鸭》的片段。各个小组先自行练习，然后轮流上台表演。孩子们热情高涨，轮番登场。轮到雅心小组时，他们说自己的戏中没有丑小鸭，班主任常丽华不假思索地说：“丑小鸭都没有怎么上台演出?你们下去吧。”几个孩子默默地走回座位。 　　下课后一位同学告诉常老师，这个小组表演的环节压根就没有丑小鸭的戏。虽然没有丑小鸭的戏，但他们依然认真排练了八遍，全部能脱稿演出。
　　常老师很内疚。她马上制作了一个道歉的PPT,面向全班诚恳道歉：“……是我误会了雅心小组!但他们表现得如此有涵养，依旧热情地为后面的演出鼓掌。我很惭愧，是我太粗心了!在此，郑重向你们道歉!同时，我也要告诉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事，要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申诉，不要因为对方比你强大就沉默。要回公正，同样是你的权力!”
　　我相信，常老师的道歉一定会给孩子们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常老师认错的勇气，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到了老师的真诚。真诚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同时，她把失误及时地转化为一次教育的机会，告诉孩子们，面对不公时要勇于说不!这种“说不”的教育，在当下中国的校园里，实在是太稀缺了。
　　遗憾的是，在中国校园里，像常老师这样勇于向学生道歉的还很少。虽然我们会不断犯错，也会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但若是要向孩子们公开道歉，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事实上，如果处于强势地位的老师在犯错后真能放下架子，诚恳道歉，收获的不仅仅是问题的解决，更有师生关系的改善和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而且，这也反过来教育学生学会道歉，学会与人相处。
　　2014年，北京十一学校因施工影响了学生休息，很多学生有意见，总务处想到了要道歉。李希贵校长提出：不仅要道歉，而且要把公开道歉的这一天设为学校的“道歉日”。首个“道歉日”，李校长亲自手写了一封道歉信张贴在学校最醒目的地方。现在，学会道歉已经成为十一学子的一项基本修养。
　　真诚的道歉意味着对错误的深刻反思。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献花圈。献完花圈，他突然双腿跪下，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此举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响，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为德国赢得了尊重。勃兰特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大概与这勇敢的一跪也不无关系。
　　有时候，即便在民众眼里“罪大恶极”的人，一声道歉，也能让人肃然起敬。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被判绞刑的玛丽王后走上绞刑架时，不小心踩着了刽子手的脚，她立即道歉：“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故意的。”这一声歉语，流传至今，为人们广泛称道。
　　和东方人相比，西方人更习惯于发生冲突后道歉。这源自西方的“罪感文化”。所谓“罪感文化”，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这种道德标准来发展人的良心。在“罪感文化”社会中，人如果违背了“绝对的道德标准”就会感到是有罪的。所以向别人道歉也就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行为，社会上就少了很多暴戾之气。
　　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在校园里建设基于宗教背景的“罪感文化”。但是，像十一学校那样营建一种本土特色的道歉文化，却是当下必须的。这种道歉文化，对于融洽师生关系，对于化解学校的各种矛盾，对于培养师生的反思精神，都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当然，倡导道歉文化,不是形式上的互相“sorry”,而是要让校园里流淌着反思、包容、谅解、民主、平等的血液，唯此，道歉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教育力量，从而既影响孩子，也影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