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研究的一部拓荒之作——读《中国古代文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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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研究的一部拓荒之作——读《中国古代文论精神》

张明

　　近年来，不少学者指出当前文论界最严峻的问题是“文论失语症”，因此呼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然而，在我看来，学者们所作的这种诊断其实是一种误诊，因为所谓的“失语症”，只是病情表现出来的一种临床症状而已，其深层的病因却是由于中国文论患上了自身存在的“遗忘症”。那么，中国文论究竟遗忘了些什么呢？我以为，它所遗忘的是深藏在文论话语背后的某种精神性存在，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才使得中国古代文论充满了无限的可阐释性和生命的张力。而众多学者围绕文论话语层面问题进行的无休无止的争论，对于解决中国古代文论的根本问题来说无异于缘木求鱼，隔靴搔痒，根本无法直达病根。所以只有找到病情的根本处，对症下药，古代文论的内在生命力才有可能被真正激活并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谈得上所谓的现代转化以及实现与当代文论的互融互动。对于这一点，学界似乎重视的相当不够，在研究上也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界的一大缺憾。
　　然而，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近期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袁济喜教授的新著《中国古代文论精神》（ 2005 年 7 月出版，以下简称《精神》）恰恰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对文论界在该领域的盲视给予了有效的回应。该书洋洋洒洒三十六万余言，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的著作。它立足于当代的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在广泛而审慎地掌握文献资料的前提下，从文化、哲学、宗教、文学与文论融合互动的层面，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意蕴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该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一个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必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首先，《精神》一书没有把根本的着眼点放在对中国古代文论概念、范畴的梳理与解释上，而是放在了对其所蕴含的形而上价值观念的开掘上，这样一种立意，在我看来是非常精准地把握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所在。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论并不像西方文论那样去有意识的追求体系的建构和概念的推演，而是通过文艺作品的赏析，将古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蕴含其中。这种特点就要求研究者不能将中国古代文论仅仅视为一种按照一定规则形成的编码系统，而是要将其当作一种生存方式、人生趣味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来考察文学现象”（ P16 ），所以在面对文化衰歇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他们“没有放弃对前代文学理论内在精神价值的承传与发扬，而是注重激活传统文论中的人文精神与忧患意识……从而创建出了无愧于时代与传统的理论学说。”（ P19 ）据此著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根本价值“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的思想观念、学说范畴的提出与演绎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出这种文化精神，它们是文论家构建文学理论的动力，也是他们全部学说的逻辑出发点。”（ P16 ） 这一结论 启示着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时不要拘泥于它的表层话语表述，而是应该本着“入乎气内，出乎其外”的原则，从它所提出的那些貌似抽象的概念范畴中超拔出来，注意挖掘出蕴含于其中的那种具体鲜活的、跃动着古人生命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来。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与古代文论的对话和融合，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再来反观当前文论界研究现状的话，就不难发现，所谓的“失语症”实际上是由于一些学者将古代文论话语层面的研究与其背后的价值观念研究人为地割裂开来，并片面强调前者（具体学说范畴的研究）而忽视后者（深层精神意蕴的研究）所造成的，其根本的失误就在于撇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自身特质，而将其研究盲目引向西方认识论的框架中。因此，在传承与发扬中国古代文论精神时，应避免将中国文论强行纳入到西方文论的逻辑框架中去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名为现代阐释，实则肢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底蕴。“五四”以来涌现出的一大批美学大师如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他们利用西方的现代文化资源对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论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创新，不仅没有使其生命力消失，而且还使之得到了更大的继承与发扬。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美学与文论的建设与改造国民性、塑造健康人格的时代重任结合起来，并以此激活了古代美学和文论中的精神蕴涵，成功地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不仅应注重其具体的理论学说、范畴命题以及演变发展的通史，更应注重背后精神价值的开掘与承传，这种承传是一种薪尽火传、以心传心的活动，也是促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出静观研究的天地，激活当代中国文论的创造性活动。”（ P18 ）我们相信，只要能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发掘并弘扬出来，那么古代文论的现代传承就不会是一句空话。

二

　　作为一种理想生存方式和人格境界的象征性表达而不是一套由诸多概念、范畴按一定规则形成的理论体系，中国古代文论自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那些 将古代文论视为无生命的死物、作纯理性研究的做法，只能是使它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直至变成一种永远尘封的历史纪念物，而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转换。所以，要激活中国古代文论，使之融入当代生活，实现与当代文论的对接，就必须采用一种“活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所谓“活的”方法指的就是 古今主体间精神对话的方法，也就是要 从生存论的高度给古今对话注入一种生命的气象并使之具有一种生命本体论的色彩。体现在本书中，就是著者 在对古代文论话语进行阐释的过程中， 首先将那些抽象的理论学说还原成一种鲜活的带有中国古人生命印迹的精神形式，并由此 进入到古人的精神世界里，进而通过这种渠道把握住他们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智慧，最终实现了今人与古人在生存问题上的对话与交流。毫无疑问，通过这样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精神对话来寻求跨越时空的“知音”，是完全可以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的现代传承的。因为这种对话不仅使古今文化在交流、沟通、碰撞中实现了深层次的融合，而且在二者的精神际遇与碰面中，还能将前人优秀的文化传统融入到当代人的血液中，并使之成为当代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因子，从而切实地实现了传统文化向现代的精神传承。
　　当然，从理论上讲清楚这一点并非难事，但要真正实践起来就 不那么简单了，因为它需要相当严格的主体条件，正所谓“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而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著者在与古人的精神遭际中，不止一次的与他们进行了成功的对话和问答。通读全书，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著者不只是在用笔来写作而且更是在用心来写作。他用自己充满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文精神来真诚地与古人交流、沟通，不仅以此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理论生命，而且更是复活了那种深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却又被现代社会时时遮蔽的文化精神。这种思想立场在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日益萎缩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它让我们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所应秉有的学术品格和人文情怀。可以说， 当代知识分子正是需要凭 着这样一份悲天悯人的情怀，才有可能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并将其思想带到当下， 从而使中国古代文论继续“存活”下去。这种成功与古人进行心灵对话的实例在书中比比皆是，现略举一二加以说明。
　　比如在本书第二章“老子的精神哲学与文论”中，著者谈到，在任何一次社会大转型时期，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现象。两千年前的老庄、孔子都曾经遭遇过这种情形，而两千年后的今天，这种困境依然存在，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寻求脱离困境的有效途径，著者提出的应对之策是，根据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对古人开出的精神空间进行审视，并就此问题向古人发出吁请和提问。其具体的展开方式便是循着古人的印迹，一路返回，进行一次精神的探寻。老子认为，那些汲汲惶惶追逐荣华富贵的人，尽管会暂时拥有财富、名誉和权力，但是他们在外物的诱惑下迷失自己被物所役，其实是最不自由最可悲的。由此，老子的文论精神也就围绕着如何摆脱物欲崇拜的野蛮性、重构人类的精神家园、重返人类文明之源等方面而展开，其“道”便是这种终极关怀的形而上体现；而孔子从周礼中发现了“仁”的精神，并由此走上了以礼乐文化提升人格境界，以入世精神改造社会人生的救世道路；庄子则从自由无待的精神价值维度出发，主张恢复人性的原初状态，而这种状态本身就包含了至善和至美，故而是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前人这些不同的声音回响告诉我们，面对同样的精神困境，尽管他们提出的拯救方案可以各不相同，但其思想中所蕴藏的那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人文情结却是息息相通的。这一点不仅是当代人需要继续传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而且也是著者立足于当代的人文现实来反观中国古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必然结果，它启示着我们如何在“和而不同”的状态下与古人进行对话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相应途径和出路。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书中还有不少，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三

　　全新的研究视角与全新的研究方法，必然使著者在探讨具体文论问题时能够突破陈规，对一些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作出富有个性化的阐释。比如，著者在考察老、庄的哲学思想与文论精神时发现，老、庄思想中不仅具有忧患意识，而且这种忧患意识比起儒家来讲更为强烈、更为深沉。因此在著者看来，老、庄的文论思想考虑的都是与文学精神价值相关的深层问题，它们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空间，深化了文学理论中的人文蕴涵；再如，以往研究王弼的文论贡献时，大多都只关注其具体学说，而著者却认为，在王弼的思想中，比其具体学说更具研究价值的是他重释儒道并会通儒道的阐释智慧。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就使得该书对王弼文论研究的纵深度被大大地拓宽了，同时也为我们全面把握王弼的思想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外，书中对《淮南子》、郭象、《列子》等个案的具体分析以及对“气感说”、“神感说”等专题的系统探讨，也往往是新见迭出、富有创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上的不足。

四

　　《精神》一书除了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观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创新外，在体例安排上也是别出心裁、独具匠心。在本书中，著者并没有像一般的文论史著作那样，面面俱到的将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的理论家、理论流派与观点一一地罗列起来，而是选取了一些最能集中表现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生成与发展，且对同时代或后世文论产生根本影响、具有原发性的理论学说来加以阐述。从写作惯例来看，将这些学说放在一起似乎显得不太严密和紧凑，但细细体会起来，却可以发现在这种看似松散的结构背后实际上是由一条隐而不显的线索即凝聚着不同时代人生体验和生存智慧的文论精神将其贯穿起来的。如此一来，该书在写作结构上就具有了这样一种特色：在相对独立的章节安排中呈现出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的整体风貌。这样一种将明与暗、显与隐两条线索进行纵横交织的体例设计，更有助于读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的全面掌握和整体观照。
　　该著在结构安排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对文论精神问题的讨论成为一种“空中楼阁”式的纯逻辑推演，著者采用了与以往的专著如《六朝美学》、《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等不同的写法，力求做到个案分析与专题探讨的有机结合。事实也的确如此，书中这种将个案和专题有机结合的成功实例可以说俯拾皆是，顺手拈来。如著者在第八章“气感论”专题中，结合了董仲舒、《乐记》等个案作了充分的论证；而第九章“神感论”和第十章“形神论”专题中，则分别结合了《周易》、孔子、老子、庄子、荀子、《世说新语》、《文心雕龙》等个案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更值得注意的是，著者在对上述专题作理论分析时，还广泛选取了宋玉、张衡、嵇康、江淹、欧阳修等人的文学作品来加以感性的说明，这不仅使自己的理论观点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也使整部著作的写作风格不失活泼性，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和通识性。
　　总之，该书是集著者多年之功对中国古代文论精神进行系统探讨的一部全新力作。书中不少观点和论述多发前人所未发，讲前人所未讲，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研究的领域。它的出版 必将会对仍处于困境中的古代文论研究起到一个实质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