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作家只是时代的书记员

教师之友网

余华：作家只是时代的书记员

2015-05-14

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张知依

谈到国内对《第七天》的批评时，余华说：“就算在背后有差评，开个研讨会，当着面评论家还是会说你好话。”问及他对争议的看法，他说自己会到电商网站上看读者对书的评价，“当当、京东、亚马逊三个网站，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四星以上，不像是媒体上说的那样恶

余华在新书发布现场

　　不论是早期《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还是2013年出版的《第七天》，余华每每有新作问世，都会掀起一番讨论。近日，余华将十年来在文学与现实中的呼喊与回望集结成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现场，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借一句作家的言论称赞余华，“在面对中国幽暗复杂的现实时，没有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没有背过身去，而是以犀利的目光洞察时代。” 余华在现场表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我们都是病人。”
　　“对现实社会我没有找到答案”
　　“这是我的写作，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新书中，余华用笔记录下对当下不平衡时代的观察，“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节的礼物，北京的男孩子想要一架真正的直升机;而西北的女孩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坦陈，社会的不平衡刺激作家写作，可他并没有找到出路。
　　余华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本书也许不能为读者提供“面目全非的社会”中的出路。 “我没有找到答案，写书的过程就是寻找答案，但答案是找不到的。”他说小说家应该是社会的速记员，记录下社会的变化。“同一件事，媒体的工作是客观报道新闻，小说家应该提出更多的角度。”
　　“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
　　除了探讨社会问题外，余华当然谈到了文学与写作，回应了自己写作风格的转变。余华谈道被问过多次的问题，“为什么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那么多血腥暴力，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明显减少了。这都是我从26岁到29岁的三年里干的事情，我的写作沉浸在血腥和暴力中无法自拔。”在文中，余华从童年目睹很多死刑执行开始写起，余华写道，所谓文风的改变源于他做的一个梦，他梦到自己被人追杀并且执行死刑。但在现场面对记者的提问，余华却改变了回答。“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也囊括了很多较为轻松的随感，如在体育、旅行以及教育孩子时的感想。提起这些，余华很有表达的积极性，现场他回忆起自己和史铁生、莫言、马原、刘震云一起踢球的情景，“1990年的世界杯，我们去辽宁文学院讲课，期间跟史铁生和刘震云，还有莫言、马原一起踢球，因为辽宁队主场，我们势单力薄。最后让铁生当我们的守门员，史铁生(和对手说)你们往我身上踢，一踢我就死。”余华回忆道。
　　访谈
　　“我不看朋友圈，朋友圈里没意思”
　　北青报：您在书中谈到“现在的人通过网络或电视关注新闻”，我们看到您已经有近半年时间没有更新腾讯微博，您从什么渠道获得新闻信息呢?
　　余华：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但网络上的消息还是需要辨别一下的。原来我上网看新闻一看两个小时，自从我有了智能手机，看网络消息少了。虽然我有微信，但从来不看朋友圈，我的朋友圈比较没意思，一次我在国外，想看看朋友圈对亚航失事的报道，结果朋友圈里都是分享吃喝玩乐的消息。
　　北青报：那您的朋友圈里都有谁?
　　余华：基本上能跟我交流的人也不会用朋友圈，朋友圈里的人都是看我在用微信的时候，问我能不能扫一下。扫过去一大帮人，没意思。
　　北京青年报《青阅读》对余华后续的专访
　　在距《第七天》出版一年半之后，他终于回应了大众对这本书的争议，说：“如果去电商网站上看评论，会发现《第七天》好评如潮。相较于书评媒体或者评论家的观点，这是最真实的评价。”
　　作家只是时代的书记员
　　“因为《第七天》的前面那部小说是《兄弟》，相隔了7年，这期间我做了太多的采访。发现整个世界就像我一个人在说这本书似的，特别无聊，所以不想再说了，想听听别人怎么说。”面对《青阅读》记者的提问，余华这样解释《第七天》出版后对媒体的避而不见。而这次出书之所以愿意面见媒体，他的回答颇令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书里)这些文章都已经发表过了，对读者来说可能是一本新的书，但对于评论家来说已经不是一本新书了，他们或多或少也看过里面的十分之一或者三十分之一。”
　　从上一部小说被诟病大量“移植”社会新闻，到今天以社会差距作为杂文集的题目，这当中显示的是余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在面对变化迅猛、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下，作家该做些什么呢?余华告诉记者他以前有对小说的一个比喻，“假如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法庭的话，小说肯定不是原告、被告、律师或者法官，他就是那个书记员，谁都不会去关注他。但是当那个时代过去以后，书记员有关这个庭审记下的是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他很真实。”
　　新作《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中，余华记录下关于社会现实的种种感受和看法。青阅读记者问他，用随笔记录这个时代的巨大差距，是不是比小说要容易?他回答说：“不存在容易或者难的问题，只不过就是方法问题。这个可能更加直接一点，另一个可能更加婉转一些，就这样的一个区别。”
　　国内没有公正的书评媒体，更在意电商网站评论
　　在新书发布会上，余华多次盛赞外国媒体。先是讲起欧洲记者启发了他对《兄弟》的创作：“1995年我开始写《兄弟》，后来没写下去。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到中国社会跟‘文革’时期相比已经变化很大，不知道怎么写。2000年我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记者先问了我小时候的一些事，又问了当时中国的一些事，他觉得不敢相信(其中的变化)。”余华说从记者惊讶中他明白了应该开始写了，“从他的惊讶的表情中我发现这个非常重要。”
继而他又谈到国外书评媒体的公正与独立，“如果是《纽约时报》书评编辑把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推荐给书评人，书评人发来一篇评论不好的文章，也要照样刊发，不像是国内的报纸，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都是(作者)认识的人在写。”　　然而谈到国内对《第七天》的批评时，余华说：“就算在背后有差评，开个研讨会，当着面评论家还是会说你好话。”问及他对争议的看法，他说自己会到电商网站上看读者对书的评价，“当当、京东、亚马逊三个网站，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四星以上，不像是媒体上说的那样恶评。”他说这里的读者是最真实的，“我都不认识他们。”
　　如果有一天读者不再点赞，余华会失落吗?面对青阅读记者的提问，他回答说：“假如有一天读者要抛弃我了，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我的生活经验是，凡是你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想都不要去想，本来就睡不好。努力去想如何(把作品)做好，是我能控制的事情。”余华说，为什么喜欢一个作家的书，或者因为什么原因抛弃他，读者是不会来跟作家谈理由的。“所以当那个读者开始抛弃你的时候，就是你活该被抛弃的时候，这个是你根本就左右不了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