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胡适为什么不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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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和胡适为什么不买房？

1928年，年逾花甲的蔡元培举家离开北平南下，定居上海，至1937年11月，偕妻携子离开上海南下，避难香港，前后9年之间，在上海先后租房竟然多达5次：慕尔呜路升平街243号、极司非尔路49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54号、愚园路884号、海格路175号。几乎是过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得搬一次家，总是寄人篱下。搬一次家，是相当麻烦的事，常搬家，显然不利于老人的身心。

蔡先生的好朋友和学生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燮林、赵畸、罗家伦等人，于蔡先生70岁前夕，特地集体联名写信给蔡先生，请求在他生日之际，送给他一套房子。

蔡先生面对大家的盛情与重礼，感觉到受之有愧和却之不恭的两难，所以反复考虑了三四个月后才选择了接受，延迟到自己七十岁生日快到的1936年1月1日才写了回信：

“接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惠函，拜读以后，惭悚得狠！诸君子以元培年近七十，还没有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特以合力新建房屋相赠。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的讲起来，这种对于公尔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见，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谨此申谢。”

但是，由于日军侵华日益加剧，1937年先心怀叵测地挑起“七·七”事变，攻陷北平，紧接着又肆无忌惮地挑起“八·一三”淞沪战争，攻陷上海，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地奋起进行全面的抗日战争，大家，连同蔡先生本人，也就无暇再顾及为他建设新的住房之事了。

胡适在北京先后租房多达5处：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钟鼓寺十四号、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后门米粮库四号、东厂胡同一号。在上海，他租住静安寺极司非尔路四十九号甲。

胡适的老朋友石原皋曾记述：“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后来，胡适出版的著作日多，销路一好，收入就多起来了。在这个时期，他到国外去了一次，在国外住了十个月，讲了些学，挣了些钱。钟鼓寺的住宅，实在太狭小，不能不另找新居。恰巧，林长民的住宅出让。林当时任郭松龄的秘书长，郭是奉军的革新派，他造老派张作霖的反，被张作霖打败，全军覆没，郭和林都被打死。林已死，他的住宅只好出让。房子在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陟山门的房子是官僚政客的公馆，宽敞很多，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张大元帅进据北京，捕杀进步和革命人士，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北京城。胡适从海外讲学回国，他也不能回到北京居住，于是江冬秀同两个儿子迁到上海，住静安寺极司非尔路四十九号甲，为一楼一底的小洋房。胡适藏书多，所以房子要大。他的藏书沒有搬到上海，佣人也没有跟来，一楼一底的小洋房也够住了。何况上海是寸金之地，房租贵。当时胡适的经济情况，还住不起花园大洋房。1930年11月底，胡适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再在北大任教。那时，胡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书籍也越来越多了。像陟山门那样的房子又不够用了。蒋介石掌握政权后，为了安定人心，教育经费照发了，大学教授的薪不欠了，工资也提高了，特别是名教授月薪六百元，还可以兼课兼薪。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空房子多出来了，房租也便宜一些了。因此，胡适找到后门米粮库四号的房子。这座房子比陟山门的房子更大了，更好了，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院中有树木，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房间多了，胡适可以接待好友了。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都是这个时期住在他家。抗战军兴，胡适只身赴美，家眷在沪，后来江冬秀又回老家居住。抗战胜利后，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据说，这所房子，黎大总统元洪曾住过。我不知道该宅的情况，想必一定更宏大了。所以我说，胡适在北京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

蔡胡两位先生如果想买房子的话，并非是绝对不可能，相反的倒是大有希望。因为，他们都担任过要职，蔡先生当过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和北大校长；胡先生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他俩的职务，相当于今天中央的部长。而他们的贡献和影响则大大超越于一般的部长，他们是名教授、大学者、引领时代的思想家。他俩又都拿过高薪，每月工资600元，还有丰厚的稿酬等的收入。据李书华回忆，他从1922年到1929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授与系主任期间，北大的一般教授每月的工资为280元，或者260元，或者240元。并且，当时北平生活便宜，“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大洋一元。”既然房屋租金比较便宜，那么房屋售价也就不会太贵了。所以，“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如此说来，则蔡胡两位先生岂不是也可以买得起房子了吗？但是，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买房子。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他俩的工资虽不低，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对教育经费，投入少，时常拖欠，甚至克扣，使得他们的工资或者名存实亡，或者名不符实！


其二，他们热心公益，乐善好施，慷慨捐献；广交朋友，热情款待，救急扶贫。例如，蔡先生“因应酬较多，每月薪资几乎不敷开支。某次经管人员就在原来的薪俸之外，增加二百元，被他发现，当场就把多给的钱退回去，并告诫经办人员，生紧些没关系，一切要按规定办事，制度必须严格遵守。”又如，著名的学者林语堂当年留学哈佛经济来源无着时，是胡先生及时救济了他。林语堂在《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一文中回忆说：“1920年，我获得官费到哈佛大学研究……不料到了美国，官费没有按时汇来，我陷入困境，打电报告急，结果收到了两千美元，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回北平后，我向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面谢钱事。蒋先生问道：‘什么两千块钱？’原来解放了我困苦的是胡适，那笔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钱是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他从未对我提起这件事，这就是他的典型作风。”如果胡先生把这“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两千美元”不是暗暗地白送给林语堂，而是留着买房子的话，那就不但可以买到一般的房子，兴许还可以买到豪宅呢！

其三，他们的立身处世，所追求和所持守的乃是多奉献，少索取；重精神，轻物质；约己严，侍人宽；要富而仁，不要富而不仁等，他们的人生态度是求实的，他们的人生理想是远大的，他们的人生境界是高尚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对购房和租房的取舍了。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