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人生存状况独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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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评人生存状况独家调查

商报

(2011-4-12)

中国书评人生存状况独家调查 书评人“非职业化”有助他不依赖于自己的立场而生活 ■《中国图书商报》调查组/策划 ■韩 晗/执笔 所谓书评人（reviewer），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新兴的特殊行业，但在欧美以及我国港台等地区却起源较早，一般认为，书评人源于20世纪初的英国，主要以一批在《纽约书评》、《芝加哥评论》（Chicago Review）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或译为《时代文学增刊》）等名刊上从事专栏写作的欧美评论家为滥觞，从文体上看，是英式随笔与美式新闻短评的历史性结合，是近代出版产业勃兴的标志。书评人游离于媒体、出版与学术界之外——与三者均有联系，但又与三者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故亦称其为“独立书评人”。之所以称之为行业而非职业，是因为之于绝大多数“书评人”而言，他们都不是全职者，书评只是其爱好之一，有些书评人属于知名作家、学者，有些书评人的书评稿件发表于权威、重要期刊，产生较大的学术与文化影响。 就目前中国而言，“书评人”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社会分工，书评人可能是大学教授、媒体从业者，也可能是大学生，甚至其他行业的爱好者，书评人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当然也不乏在理工农医领域也有存在，他们既是图书的鉴赏、推介者，亦是该领域的前沿观察家——因为一部专著的出版往往反映了写作者所在领域的前沿问题。 书评人不等同于网络推手、“论坛水军”等，书评人的稿件多半发表于知识分子期刊、知名刊物的文化版面或是知名网站。虽然不乏有“酷评家”，但是更多的书评人是理性、认真的。而且，他们的书评稿件基于兴趣多于基于利益，毕竟通过书评获得的报酬较低。因此，相当多数的书评稿件仍然是非常不错的文学、学术作品，具备较高的可读价值。 本调研报告以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西安、成都与南京等8省市“书评人”为调研对象——本文所谓“书评人”，便是近5年来在媒体上曾发表过5篇以上书评的作者，以散点分布的形式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73份，有效率达到73.00%，因而真实有效；其中，本科以上学历68人，占样本总量的93.15%；从性别上看，男性39人，女性34人，男女比为1.15:1；从年龄上看，年龄最长者69岁，为暨南大学退休教授陈先生，年龄最小者18岁，为陕西师范大学大二学生许樾云，平均年龄36.42岁，因“书评人”职业各异，因此，这些数据并不与国内任何行业的相关数据有吻合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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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调研报告中，我们主要针对三点进行调研，一是“书评人”的社会身份即其职业、学历等等；二是“书评人”与出版社的合作方式及其稿酬；三是书评人的写作倾向，三点调研均从“书评人”这一客观行业出发，试图审理“书评人”作为出版产业化下的特殊产物，其“辨析良莠”文化意义与“引导阅读”的研究价值究竟是如何展现的。
在调研的过程中，南海出版公司、作家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朋友给予我们极大支持，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社团在调研的过程中也协助提供了相当多的一手数据，《福建日报·副刊》编辑周思明、《经济观察报·书评周刊》主编程明霞、湖南文艺出版社编审邓映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姚东敏、电子工业出版社人文事业部主任李影，国际文化产业研究巨擘、英国伦敦大学资深教授斯各特·拉什（Scott Lash）为本文完稿所提供的学术、资源支持，在此我们谨表谢意。

知识分子为主 高学历者占大多数
在我们的调研问卷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职业是什么？选项有六个：教师（含大学、中小学教师）、媒体从业者（含出版社、报社、期刊社、电视台、文化公司与网站等机构的从业者）、自由职业者/学生（大学生与硕博研究生）、企业从业人员、公务员与其他。每个人限选一个。
其中，选择“媒体从业者”的有45人，占样本总量的61.64%；“教师”有18人，占样本总量的24.66%；“自由职业者/学生”有6人，占样本总量的8.22%；企业从业人员与公务员各1人，分别占样本总量的1.37%；其他2人，占样本总量的2.7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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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本行’职业是一名图书策划编辑，主要负责人文社科方面的图书出版”。Sky是她偶然使用的笔名，“虽然我有点名气，但我绝对不是职业书评人，我会为我自己所编辑的书撰写一些书评，刊发在一些刊物上，这些刊物都是圈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当然我‘做书’更‘爱书’，所以说，好书只要被我看见，都会被我写评论的”。
上海男孩Tony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专栏作家，也是一个“知名书评人”，但是他的职业选择了“学生”，据他自己介绍，他的书评几乎遍布《中国图书商报》、《中国图书评论》甚至《国外社会科学》这样的高端刊物，名气大了之后，还时常被一些知名的出版社邀约作为“品书嘉宾”，“我现在在一家小有名气的科研院所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很多知名学者、作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书有时候我都是第一个阅读者，在没出版的时候我甚至还会为他们提供一些修改建议。但是我的职业仍是一个学生，我认为这些书评其实有助于我主动地看完一些很有意义的书，相当于以前我们小时候老师让我们写的读后感”。
对于大多数“书评人”而言，他们的本职工作基本上都是文化或是文字传播与推广。因此，他们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学历上，他们也都基本上属于“高学历”者，因此，我们亦将“学历”作为本次问卷的调查因素之一。
在问卷中，我们关于“学历”的问题是：您的学历是？选项有四个，本科以下，本科，硕士，博士及其以上。被调研者只能选取其一。
其中，选取“本科”的有39人，占样本总量的53.42%，居于第一位；选取“硕士”的有28人，占样本总量的38.37%，居于第二位；选取“本科以下”的有4人，占样本总量的5.48%，居于第三位；选取“博士及以上”的有2人，占样本总量的2.73%，居于最末。综上所述，“书评人”的平均学历远远高于除大学教师、科研人员之外国内任何一个行业的学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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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书评人“身份”的调研我们发现，他们更认可并推崇于自己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作为名副其实的“读书人”，书评人的身份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受到出版界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书评人的“非职业化”更有助于他们不依赖于自己的立场而生活，那么他们就可以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好书的鉴赏者、推荐者。在当下这个快餐时代，书评作者其实就是承担着“品书师”的职责——这与“品酒师”、“美食家”的意义是一样的，只是后两者来自于直观的味觉，前者来自于思辨性的精神。
早在2004年，就有学者撰文呼唤“独立书评人”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一个弘扬学术、尊重知识，并认同公共价值的社会里，作为知识推手的“书评人”，必须要坚持自己立场的独立性，就当代中国而言，这种立场的独立自然是源于经济的独立，因为我们出版产业化才刚刚起步，诸多不规范、无序性仍广泛存在。
但是在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专职书评人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如苏珊·桑塔格、乔治·奥威尔与约翰·厄普代克等知名作家均做过“专职书评人”，因欧美出版产业化起步较早，民众普遍受教育学历、阅读素养与对于精英化审美的追求远远高于我国，因此，在当下中国，作为在媒体上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书评人”更要主动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对于好书，不但要推荐，而且还要以学者的眼光进行比较、研读，对于垃圾出版物，则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批判的职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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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所论述的那样，在一次“生产-消费”过程中，决定资本、商品流动量及其方向的，除了生产者、消费者与经营者之外，还包括“一些看似游离于体系之外但却起着一定作用的旁观力量，如媒体以及政策等等”。
诚如本调研报告所指，“书评人”乃是出版产业化的共生物，一般是指在媒体上刊发书评的作者。既然在媒体上刊发，那么“书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媒体人的一部分。作为媒体人，其话语无疑对于大众有着明确的引导意义，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趋势。以此类推，进一步深入研究“书评人”在出版产业体系中的“权力”问题，这是本调研报告关注的关键。
概而括之，“书评人”在当下中国出版产业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在调研问卷中，我们问的另一个问题是：做“书评人”这份工作，一个月平均可以收获多少报酬？有四个选项，每个人可以选择其一，“两千元以上”，“一千元至两千元”，“一千元以下”与“不一定”。
其中，选择“一千元以下”的，有53人，居于首位，占样本总量的72.61%，居于第一位；选择“一千元至两千元”的，有18人，居于其次，占样本总量的24.66%；选择“不一定”的，有2人，占样本总量的2.73%；无人选择“两千元以上”。（见图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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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评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小沫是“豆瓣网”上活跃的“书评写手”之一，她是福建一所职业院校的中文系老师，“我写书评一般是按照稿酬计费，都是媒体向我约稿，然后寄一本样书给我，一篇文章稿酬也就在100元左右，一个月最多三五篇文章，无论怎样计算，都不会超过1000元”。 “我自己约书评，也写书评，一般我是不会还向作者例外付酬的”。于先生是郑州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一位圈内小有名气的诗人，“除非是一些名人，我们会先约来书评，然后支付一些稿酬，但是这些书评一般是用作序跋的，但有时候一般是作者来约。绝大部分作者都是我们将书评推荐到报社去，报社再将稿酬直接支付给作者，出版公司也就起到一个中介人的作用，我自己给朋友的书写评论都是这样，除非是大腕，所以根本不存在‘千字千元’的书评报酬”。 因为本调研报告属于非随机调查中的“偶遇性抽样调查”而不属于“普查”，“（非随机调查）最大的问题是对于误差的控制与估算较差，主要凭借调查人员的主观能力”。（吴增基等《现代社会调查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因此，本调研报告所涉及的书评类作者主要属于文艺类、学术类书评作者。但是据书评编辑界所透露出来的相关信息，在目前国内，还包括少量的财经、政论类书评作者，前者主要为财经管理类图书、以及相关企业撰写评论，后者主要以笔名为党报、政研室与主管宣传部门撰写政策解读、时政分析类书评。两者的收入都远远高于本文所调研的书评人，前者多为个人，而后者多为写作组，但遗憾的是本次调研问卷并未能筛选到这两类书评作者，这是本调研报告的遗珠之憾。 “书评人”与“出版商”在当下中国出版界究竟处于何种关系？这是本调研报告的核心问题。因此，在调研报告中，我们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你和出版社、媒体主要是什么样的关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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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使受访者产生偏见，我们在问卷上的问题是：你写书评的动机是什么？
在问卷上我们罗列了5个选项，第一个是“合同制合作”、“临时受邀而写”、“工作需要”、“纯粹凭兴趣写作”与“其他（须注明）”，每个人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工作需要”有35人，占样本总量的47.95%；选择“临时受邀而写”有21人，占样本总量的28.77%；选择“纯粹凭兴趣写作”有16人，占样本总量的21.92%；无人选择“合同制合作”，仅有1人选择其他，并注明“有时受邀，有时是兴趣”，占样本总量的1.36%（见图2）。



根据上图我们可以看出，书商与书评人的合作实际上是不稳定的、弹性制的，除了自己的员工必须要“捉刀代笔”亲自上阵撰写书评之外，一般书评来源多半是临时去邀请作家撰写书评，或是根据读书爱好者的“自然来稿”。据我们了解，目前没有一家出版社或书商是以固定支付报酬的形式招募“书评员工”，也没有哪家报纸的书评副刊以合同制的方式“养书评人”，因此，优秀的书评作品现在越来越奇货可居。《福建日报》书评副刊编辑周思明表示，当下好书评稿件相当缺乏，“现在写书评的好作者越来越少，投稿的多半不符合要求，好稿子又看不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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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书评”这一文体来分析，其实也可看出问题所在。在目前所有可发表的文体中，书评无疑是最难写的。因为不但要讲求新闻写作的短小精悍、直入主题；而且还要讲求学术论文的深度与理论性，更重要的是，作为在大众媒体刊发的书评，更需要散文化的可读性，一篇文章需要三种文体之长兼备，可见其下笔之难。现在在大陆主流刊物上写书评的作家，不少是梁文道、赵毅衡、谢泳这样的知名学者，纵然是港台地区，也是刘绍铭、林行止或董桥这样的文学大家——纵观西方著名的书评作者，从狄更斯到帕慕克，哪一位不是一流的作家？
无怪乎，成仿吾先生曾感叹，“世上文字唯有报屁股与祭文难写”。从古到今，“报屁股”面前，不知难倒了多少学术大师、文坛巨匠。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文学史的“副刊文学”，谁说又不是一道绚烂的风景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没有很强文字功夫的学者是很难写好一篇书评的。当下媒体、出版商对好的书评与及其作者倍加渴求，不足为奇。
“现在有些书评人，是‘受人之托’或是学生帮老师写书评，纯粹是应付了事，看书很杂且很快，书评的内容也是简介式、模式化的，或是盲目吹捧一通。这种书评大大削弱了其可读性，只见‘书’而不见‘评’。”《经济观察报·书评周刊》主编程明霞如是对我们感叹，“作为国内少数的专业书评媒体，我们非常渴求好的书评作品”。
除了媒体之外，对成熟、稳定的好书评作者队伍的渴求也是出版商的意愿。著名出版人、湖南文艺出版社资深编审邓映如对于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我们交谈时，他亦认为湖南文艺出版社还没有建立一个成熟稳定的书评人合作队伍。但是邓映如同时也发现，“在中国，整体阅读形态还比较落后，阅读文化也没有进入成熟状态，也没有完整成熟的书评形态，因为出版者不可能在其利益上再分一杯羹给书评人”。
最后，邓映如敏锐地指出了“书评人”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书评人尤其要谨防被不良出版商所利用，把平庸之作高调推荐给读者，由此败坏读者的口味，亦败坏书评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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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我们在调研问卷中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面临工作需要或是朋友邀约，你会拒绝为自己不喜欢甚至很反感讨厌的书写书评吗？
选项有四个：一定会，或许会，不会，不好说，每个人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或许会”的有39人，占样本总量的53.42%，居于首位；选择“一定会”的有21人，占样本总量的28.77%，居于其次；选择“不好说”的有10人，占样本总量的13.70%，居于第三位；选择“不会”的有3人，占样本总量的4.11%，为最少。（见图3）




“我一定不会为自己不喜欢的书写书评”。曹阳是杭州一家报社的记者，“我平时经常会有书评约稿，但是我一定有自己的主张，自己不喜欢的书，我一定一个字不会写。你可以说我很固执，太自我，但是书评人的原则就是要自我，如果什么流行就赶超什么，什么火就捧什么，这种书评对不起自己，也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许多书评写作者都是“很自我”的，因此他们并不为低廉的稿酬利益所左右，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些跟风、恶俗的畅销书则很难有高质量的书评与之匹配。尽管这却是一些知名出版社的福音，因为好的图书总归是有好的书评作者发现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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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重视的是，因为现在写作者的“自由度”增加了，与出版商、媒体并无严格的契约关系，所以出版商就算是有好书，也很难找到与之适合的书评作者，有些书好，但是书评作者未必感兴趣，须知越是好书，则越需要寻找到上档次、够分量、说话有价值的书评作者。在这样的语境下，一大批知名出版社纷纷开始了在“寻找书评人”这项系统工程上的“破冰之旅”，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姚东敏在与我们交流时认为，“书和书评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书离不了慧眼识珠的书评人的赏识和品评，而书评人离了好书，有如鱼离了水，也就没有高质的书评以飨读者了”。并且她认为，“一批好的书评人”与“一个好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译文社长期和一批很棒的书评人保持联系，也体现了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不拘一格，也是灵活的。有了新书出炉，我们会根据合作下来的了解，向可能对此类作品比较感兴趣的书评人联系约稿。也有一些书评人是从其他途径得知了书讯，或者看到了相关书籍的宣传，主动跟出版社联系索要样书，继而供稿的。当然，作者或译者邀请书评人的情况也存在，但这个工作主要还是由出版社方在做的”。
就这一问题，电子工业出版社有着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完全不同的解决路径，该社人文事业部主任李影告诉我们，作为人文社科出版近年来的“后起之秀”，电子工业出版社在“品书”方面已经逐渐探索了自己的一套路子，即主要依靠作者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将自己在该社出版的著作向其他学者、书评人进行推荐，然后真正地做到了“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学效应。“我们电子工业出版社就是那个‘一’，作者则是‘十’，其他的学者、书评人就是‘百’，其实，在国外许多大的出版社都是与作者进行网状的结合，毕竟一家出版社难免视野有限，而且很难面面俱到，只有通过作者进行‘民兵式’的资源整合，这样既宣传了作者，也推广了出版社”。
在这种独特的路子下，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开始与电子工业出版社合作，他们近两年来所推出的新书也都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这个理工类的权威出版社逐渐在人文社科界获得了认可，许多书评人也开始主动关注电子工业出版社的社科类新书。
著名学者Scott Lash先生在与我们交谈时也认为，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属于刚刚开始的新阶段，而欧美等国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因此，欧美书评人体系相当完善，已经成为了出版产业里真正的“权力拥有者”之一，中国的书评人尚未到达这个地步。但是中国古代就一直有着“读书、品书与评书”的阅读传统，这也正在成长的中国书评人队伍建立起自己的“中国特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