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今天如何更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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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　　

一种批评视角和方法，具有学理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才有意义。历史观作为文学批评的角度和方法，怎样以自己的独特性进入文学，抵达文学本身。以此来考察它的可操作性。

　　第一，依据历史观与文学中的结构处于同构状态的原理，将历史观作为概括和总结宏观文学现状的路径。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历史观作为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考，会渗透和辐射到各个精神层面。法国文学理论家戈德曼认为，社会精神结构是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框架的系统性的有规律性的精神表现。社会精神结构会映照到文学作品中，因为“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注：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怎样将社会精神结构与作品结构相联系呢?戈德曼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出了“世界观”概念，他说：“世界观并不是直接的经验材料，相反它是理解人的思想的直接表现中那必不可少的概念的工作方法。”(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戈德曼自己说，他之所以关注帕斯卡尔、康德和拉辛，是源于从一种世界观出发考察的结果，“如果说构成帕斯卡尔、康德和拉辛著作的梗概结构的大部分主要因素是类似的，并且尽管这些作家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个体彼此各有不同，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即存在一种不再是纯个人的，并且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现实。这就是世界观，从我刚才提到的作者的具体情况来说，这就是悲剧观”(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在《隐蔽的上帝》史，戈德曼就是用“悲剧观”这一特定的世界观作为方法，来研究帕斯卡尔和拉辛的。　“世界观”作为方法，对于作品及其体系有方法论意义，戈德曼自己说：“把世界观运用到本文上可以帮助他得出：1.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中主要的东西。2.整部作品中各组成部分的意义。”(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第一点是说世界观的作用在于对作品的选择，第二点是说世界观对于进入作品的方式的意义。将历史观作为概括和总结宏观文学现状的路径，也就意味着以历史观作为筛选原则，在复杂纷繁的文学事实中，筛选出与历史观具有潜在联系的作品，作为“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中主要的东西”。　
　　第二，历史观可以在承续性、整体性的背景中研究文学，同时，也能够发现文学现实中断裂性和偶然性因素。也就是说历史观可以激活一些现在处于隐蔽状态，而在未来可能成为显现状态的因素，这是一种发现的功能。对这种功能的意识可以转换为操作方法。
　　比如，在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里，出现了知识分子彻底地回归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充斥于他们的心灵，从而断开了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五四文学传统中“兼济天下”、“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链条，这一现象横向地与当代生活的欲望化世俗化相吻合。如果我们将历史观作为如福柯所谓的功能概念，来探寻文学的谱系，那么，文学中这样的无法进入历史传统链条的、没有因果性和必然性的现象就会浮出历史地表“非常态”就呈现出来了。诚然，就我国当代文化乃至文学的知识型的现实状况来看，还是以追求意义为其主要特点。但是，在常态中也有“非常态”。历史观能够帮助我们发现飘散在文化空间中的这些脱出常轨的文化碎片，更接近文学的真实面目。
　　第三，分解历史观的多层内涵，并注入在“包括一切的某种结构”中的各个层面，作为分析的途径。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作品乃至一切艺术品，“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7页。)。这个符号体系是个多层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历史观作为方法可以分别在“意象和隐喻”、“诗的特殊的世界”等层面切入。
　　首先，在“意象和隐喻，即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5页。)，依据戈德曼社会精神结构与文本结构同构的思路，分析历史观中诸如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观念与“意象”和“隐喻”的复杂关系，就是以社会精神结构作为理解“意象”和“隐喻”的框架与背景，将“意象”和“隐喻”与社会精神结构联系起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隐喻系统，任何“意象”和“隐喻”都可以置于文化本身的大的隐喻系统之中。从历史观角度嵌入，对于“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从新的维度，提出新的理解，这是横的方面。当然，也可以提供纵向的思路，分析“意象”和“隐喻”演变的轨迹(注：这里所用的“宏隐喻”的思想，即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参见季广茂《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高等教育出版杜1998年版。)。
　　其次，在“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的层面，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认为这个特殊“世界”的层面是某一个“观点”看到的世界，“观点”就隐含在这个世界中，而且，“形而上性质”也不是独立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恰恰是这个世界可以引申出来的。这个思想体现出对“看出”或者“听出”的主体作用的重视，也就自然地将问题引向了主体方面，那么，就可以引申出主体的相应的历史观念，历史观念决定了从什么角度“看出”世界。这种历史观念给作家提供“看”的自觉性，“看”赋予了空间以题材的意义，给出了形象的可能性。例如，藏族作家阿来写作《尘埃落定》，他的历史观念是，人，无论是藏人还是汉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人或者“人的过程”的特殊性和普遍意义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人类的意义远远大于民族的意义。依据这样的历史观所创造的“尘埃”这一意象，笼罩了全篇，成为他的藏族土司世界的“缩影”。这个意象的寓意是：人是尘埃，人生是尘埃，战争是尘埃，情欲是尘埃，财富是尘埃，历史进程的某些环节也可能是尘埃，像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最终回归大地……这便是宇宙的无休止的歌唱，往复循环，苍凉而又凄楚。而人的过程就融化在这普遍的历史感之中。
　　现象学家茵伽登在当初提出文学作品存在的四个层次思想时，在第四个层次，也就是一个由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所建立起来的“另外的世界”的层次，茵伽登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一整套特定的主观过程，这是读者、表演者或观众在客体化的过程中所要完成的事情，这一过程要求这些人的积极参与，把他们的全部经验能力都汇合在一起，按照有意识的形式进行意向性的综合活动”(注：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这种“共同创造”的理论对后来文学的结构主义理论有很大的影响。我想提出的是，这个“共同创造”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从历史观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文学批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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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构织了一幅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景观。这是一个各种话语“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社会与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如何应对这个面临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代？如何在当下的实践中去为文艺阐释本身提供可资运作的理论洞见？如何突破传统封闭的文本分析模式使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之中？所有这些构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心课题。而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交互碰撞的时刻，上述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这本身就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意味着，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不仅为这个激变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历史见证，而且其心智轨迹更向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言说着更多的东西。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虽然方法各异，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首先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并非简单的多元并存，而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它与女性主义政治、妇女史、女性主义人类学和人种学、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妇女心理学等交织在一起。七十年代后期崛起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把探索性别与种族在黑人妇女文学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学传统作为文学批评的原则。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如果说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侧重在文学与历史之间进行跨学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侧把文学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更是涉及到哲学、文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
　　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全面批判了男性文化(或文学)优于女性文化(或文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反等级性)，认为女性写作最善于在文化和社会的压抑中利用身体的语言进行自我宣泄，具有对传统形而上学强大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同时精神分析方法也深深渗透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欲望与语言的关联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从文学文本的沉默、空白和矛盾中揭示出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变化更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学集体”的“一块探索的高产田”。可见，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
　　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在本世纪初至六十年代的西方文学批评中，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等)一直占主导倾向，文学的自律性和内部研究得到高度重视。六七十年代以后，这种主导倾向就逐渐为文化批评所取代。就连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也不得不承认，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不独研究兴趣由内转为向外，研究对象也从经典文学或精英文学转向研究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第三世界文学或通俗文学。就批评本身而言，它不再是单一的文本结构分析或语言修辞解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文化创造活动或文化创造过程，这种批评，正如当代美国学者林达·哈奇所说，它业已“超出了一种已经固定或正在固定的解释，它是一种‘诗学’，一种永远开放的永远变化的理论结构。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其次，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而文学批评则应当去揭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被压制的文化它异因素之间的两极对抗关系，这就使得新历史主义者由于把文学批评看成是干预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反抗倾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詹姆逊也特别强调对意识形态作“征兆”分析，以此揭示意识形态遏制历史与文化的特殊途径与方式，詹氏本人对海明威小说的解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詹氏看来，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崇拜”现象不过是作者“个人神话”或“自我戏剧化”的一种象征性隐喻。在一个异已的商业社会面前，硬汉形象是作者对实际矛盾的一种想象性解决，海明威的小说创作不过是作者本人遏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策略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明威是在利用意识形态(文学)来批判现存社会与文化。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女性批评理论“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同传统的标榜客观性的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一种高度参与现实的实践精神表现出明显的伦理取向或价值立场。换句话说，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禀有一种关注现实的斗争精神和干预主义的信仰。 《近代文学批评史》

再次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策略性和诊断性。策略性源于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所面临的现实条件。在现实的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面前，文学批评要通过干预现实达到政治反抗和文化批判的目的，只能在策略性的文学文本分析与批判中实现。例如，解构主义的文化反抗就是一个明显的策略性活动。它不是从正面来批判传统文化，而是从颠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入手来揭露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实质。在耶鲁学派中，保罗·德·曼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流年》的解读就是从语言的修辞性特性来消解文学文本与一切非文学文本的界限并进而将其修辞学解构理论推广到人类自身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权力结构分析也大多是从权力结构的载体——话语形态分析入手的。此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征兆”分析、阿尔图塞的“症候阅读”都是一种策略性的文学和文化解读。正是在这种策略性的文本分析与批判中，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又带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使批评实践本身更加复杂化。
　　由于是在隐蔽的策略性活动中进行着政治反抗和文化批判，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又往往是诊断性的。这种诊断性突出表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选择往往依赖于它所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又依赖于它们的语境或背景。问题意识和语境意识使文学或文化研究者们往往采取一种诊断性的阅读方式和分析方式进行文化或文学分析，“就象一位内科医生或精神分析医生为确诊一桩麻疹或精神分裂症病例要快速检查病人身体或心理症状的细节，以实施急需的治疗，文化研究的实践者们则也时时飞快地检查作品的明显特征，抓住其表现出的特殊文化的另一方面，对其加以诊断。其阅读取向更多地关心的是文化而不是作品本身，尽管每一文化的相异性原则是被承认的”。这种诊断性必然逻辑地延伸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更关注主题、意义、思想、语境、政治、社会而不是文本的内部事实如语言、结构、修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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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影响　　


    文学批评是在文学接受的基础上，以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文学活动。文学批评与文学接受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与内在融通。文学批评既是广义的文学接受现象的一部分和文学接受活动的一种表现方式，同时它又是文学接受过程的深化与高级形态。

　　(一)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影响。从文学批评与作家的关系来看，文学批评对作家具有规范、引导的重要作用，是社会对文学作品的主要反馈形式之一。批评家是通过具体作品的阅读研究进而认识、了解作家的；同样，他也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品评、分析影响作家的创作。由于批评家具有较为系统的知识修养与理论背景，他往往站在比作家更高的视点上，帮助作家更深入地认识自己的作品，提高文学创作的自觉能力。批评家对作家的了解有时胜过作家本人，他能够深入作家内心世界中潜意识与不自觉的层面，发现作家自我认识的盲点和被遮蔽的东西。批评家对作品深层意蕴的发掘也往往是作家未想到的却又是富有启发性的，对作品艺术价值的评估也由于置放到更大的文学系统中去考察而更显客观、中肯。因此，批评家对作家艺术潜力的确认、创作道路的总结、发展方向的建议能够起一定的规范与指导作用。古罗马的著名批评家贺拉斯曾用磨刀石与钢刀比喻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他说：“我不如起个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示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吸取丰富的材料，从何处吸收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这就是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创作的功能。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在文学作品大规模机械复制的时代，作者与读者事实上是互相隔绝的。也就是说，接受者大众对作品的理解与评价难以反馈给作者，对他产生影响与压力。文学批评则是社会反馈的主要和有效形式之一，将作品所激起的读者反应与批评信息传递给作者。批评家首先是一个普通读者，但他拥有的职业眼光和掌握的尺度又使他代表着一定的读者群及其社会性共识。而且，文学批评一般是以文本的形式见诸媒体的，它既通向作者也为读者大众所知，它预计到读者的反馈并常常以读者的代言人自居。这使文学批评通常具有公开的对话性质与丰富的社会反馈内涵。
　　(二)文学批评对接受者的影响。从文学批评与接受者的关系来看，文学批评可以帮助接受者深入理解作品，对接受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塑造作用。文学批评是加深接受者与作品沟通的桥梁。文学作品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产品，它本身具有的价值只有在消费、接受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作品首先要为读者所理解。一些艺术创新的作品，一些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作品，一些超出读者阅读经验和高出于读者审美能力的作品，一些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才能把握的古代与外国作品，接受者往往会产生或多或少理解上的障碍。这就需要文学批评的中介，帮助接受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匈牙利文论家阿诺德·豪泽尔说：“没有中介者，纯粹独立的艺术消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然就是一种对艺术才能的神化。艺术风格越是发展，艺术作品新奇的成分就越是丰富，艺术消费者对作品的接受就越是困难，这时就越需要中介者的参与和帮助。”批评家以他的学识与经验，充当着文学接受的中介者角色。文学批评还对接受者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起着塑造作用。批评家常常通过推荐作品、确立经典，帮助读者选择阅读的作品。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鱼龙混杂，读者往往先从介绍、评论文章中获取关于作品的先期信息，然后决定是否值得阅读与阅读什么。对于有害的作品与作品中的消极因素，文学批评也能起到预警与防范的作用，提醒不良的倾向并指导正确的阅读。鲁迅说：“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批评家划分作品的等级、指出作品的优劣，也就是在传播他的文学价值观念。读者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趣味，一方面受作品的熏陶，另一方面也受文学批评的引导与塑造。把接受者大众的审美价值观提升到经典文学作品的水平、接受活动中艺术再创造的层次和批评家专业的眼光，这也是文学批评担当的责任。
　　(三)文学批评对社会的影响。从文学批评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文学批评通过作品的分析、评价表达出某种价值观念与理想，从而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文学批评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时，必然要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观点，在其背后则有一定的学说依据与理论支撑。这些观点、理论既有艺术的、审美范畴的，也有文化价值观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从后者来说，文学批评是一种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深刻联系的批评话语，它通过与作品及其作者进行意识形态对话的方式张扬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作用。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托多罗夫曾论及他称之为“投射”的批评方法，即一种以作者、社会和批评家感兴趣的其他对象为方向、穿越文本的阅读方式，某些心理学批评或社会学批评都是在批评上采用投射方法的实际例子。事实上，任何批评都或多或少包含着批评者价值理念的主观投射，都或显或隐地渗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因素。即使是托多罗夫提到的“非投射”的“英美新批评派”，其批评也并非是纯形式与纯审美的，而是关注于“隐喻”及其文化内涵与社会价值。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话语；往往通过对文学作品思想意义的揭示和对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理论背景的分析来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念，发挥其社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莎士比亚作品的评价，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分析，别林斯基对普希金、果戈理作品的研究，鲁迅以杂文形式展开的文学批评，都表现出意识形态评价的效能。由于他们的观点不是用抽象的理论形式写出的，而是借助于作品人物、情节的形象分析，因而能够传播得更广、更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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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方法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的历史不仅与文学同样悠久，而且，文学批评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一样，都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学产品的主要形式之一。有着一定造诣的批评家在文学舞台上可以扮演与创作作家同样重要的角色。然而，文学批评方式与文学创作方式是不同的，它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要求。正确的文学批评方式能够生产出好的批评作品，反之，不正确的批评方式将导致不合格或伪劣的批评作品。尽管文学批评的具体运作因人而异，但批评家在批评方式的掌握上却体现出一定的惯例与规范。一般而言，文学批评的方式应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文学批评大师鲁迅

(一)审美体验
　　欣赏与体验，即批评家首先要成为接受者，要对作品产生审美体验。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与艺术形象来表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因此，进行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文学批评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对象的这一特征。也就是说，批评家应该以文学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与体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合格的文学接受者都能够做到的，批评家首先应该做到。当批评家象普通读者那样进入阅读、欣赏的角龟，在作品的形象世界中产生由衷、真切的审美体验之后，他才拥有了批评作品的权利。脂砚斋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第一位批评家。他的批评富有真知灼见，却又处处与作者感同身受，与作品中人物息息相通，在阅读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和审美体验。批评家应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感受能力。一个艺术感受力迟钝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好的批评家的，因为他对作品审美价值的判断是大可怀疑的。普列汉诺夫说：“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跟同样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品的好的批评家。”那些虽具有一定的审美欣赏能力却又跳过审美体验阶段、脱离作品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分析而对作品价值乱加评判的人，是谈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的。
　　(二)理性分析
　　理性分析，即批评家要跳出一般的接受过程而以冷静的审视目光对待作品。文学欣赏与审美体验的主要特征是感受性。它以个人主观感受的结果为依据。即使含蕴着理性认识，也带着个人体验与情感的印记。因此欣赏与体验允许个人偏爱的存在。文学批评虽然也必须首先感知艺术形象，对艺术形象进行审美的把握，但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认知活动。批评的目的是要对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价，这就需要它从偏于感性的欣赏与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分析与评判，要考虑和关注作品在读者中唤起的普遍的接受效果与社会反应，要限制个人偏爱与情感倾向在批评中的干扰或支配作用。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说：“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人们通常把文学批评归人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范畴，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分析与认知活动。
　　如果说欣赏和体验是对作品“人乎其内”，那么理性分析就是“出乎其外”。批评家既要像一般读者那样人乎其内，还要从专业的角度出乎其外，以冷静的理性眼光分析作品。《红楼梦》第48回有香菱谈诗的情节，她说：“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章再找不出两个宇来。”香菱基本上还停留在欣赏与体验的层次，‘未进入理性分析，具体表现在讲不出“直”字的好处。对王维的这一首《使至塞上》，批评家叶维廉却能从理性高度加以阐释：“文字向内凝缩，意义向外延展。举王维的另一种表现的例子：大漠孤烟直。虽然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景的描摹，但我们无法将之视为表面的景，它伸人烟以外的事物，和历史的联想里。首先，漠大，但是空的，除了烟以外，别无其他形态的生命，而‘烟’因‘直’字而具躯体之实。‘孤’不只是‘独一’的意思，因为连风都停止了，亦是说，没有任何活动，所以又是‘孤寂’与‘死寂’。但在‘孤寂’、‘死寂’中我们因为‘烟’的活动而引向我们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却感得到眼前的景物之外的活动：边地的战伐、戍卒的怨声、风沙的翻腾……”这段话包含着词与词、景与景外、文字与意义等多重关系的理性分析，体现了对作品的深刻理解。
　　三、价值判断
　　批评家对作品的整体价值判断是在理解与阐释作品的基础上作出的。理解与评价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理解已经渗透着评价，是整体评价指导下的理解；评价为对作品的理解与阐释所证明，并且是理解引导的最后结论。
　　批评家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包括审美判断与倾向性判断，从而对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作出主观评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价值判断带有个人性和主观性；然而批评家的价值观又是社会的某种审美趣味和意识形态的反应，因而具有集体性与客观性。总之，批评家对作品的评价与被评价的作品，共同担负着影响读者进而作用与社会的文学功能。
编辑本段汉代文学批评　　汉王朝建立之后，经过将近七十年的削平内乱、休养生息，到武帝继位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于是文学艺术也在前期的基础上日益活跃。这时的文学创作，不仅辞赋已从 六艺附庸 发展为 蔚成大国 ，进入空前繁富的鼎盛时期，而且其他文学形式诸如乐府诗歌、史传文学、各类散文，亦无不以丰富多彩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总结的那样： 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燕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偃）以鼎食，擢公孙（宏）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朱）买臣负薪而衣锦，（司马）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吾丘）寿王之徒，严（助）、终（军）、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 堪称郁郁乎文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亦随之得到了发展，并对文学创作或积极或消极地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虽然较之后世文学自觉时代尚显得不够系统与专精，但却在许多重要课题上都有着继往开来的巨大影响。
　　汉代的文学批评就其总体状况而论，表现出两大特点。一大特点是日渐活跃，成绩突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对文学的特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从而注意到文学与学术的区别，开始以 文 、 文章来专指文学性的创作，而以 学 、 文学 来专指学术著述，以示泾渭。这在班固的《汉书》中看得最清楚，凡文学家的文学之文概称 文 、 文章.如《贾谊传》，称其 以能诵诗书、属文，称其郡中。 （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 汉之得人，于兹为胜；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 《司马相如叙传》： 文艳用寡，《子虚》、《乌有》。 《扬雄叙传》： 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 至于其《艺文志》，更是先 六经 ，次 诸子 ，次 诗赋 ，将文学与六艺、诸子的学术著述明确分开。
　　第二，和先秦时期较零碎地散见于诸子著述之中的文学评论相比，汉代的文学批评不仅在各种文章著作中更加频繁地出现，涉及内容更为丰富，而且在一部著作中有关文学批评论述也相对系统、集中，如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产生了文学批评的专篇论文，如毛苌的《毛诗序》、刘安的《离骚传》、刘歆的《诗赋略》、班固的《两都赋序》和《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
　　第三，开始了关于文学情感特征的探索。《毛诗序》继先秦诗言志 的理论之后，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情 的观念，并将 情 与 志 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司马迁则更进了一步，提出 发愤说 ：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往述事、思来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
　　此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采择刘歆的观点，论述乐府诗歌的特征为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王逸在《楚辞章句》的题序中，多处以情感为契机评屈原的作品，如《九歌序》：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因为作《九歌》之曲。 《远游序》： 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秀发。 王充在《论衡》中更明确地指出了情感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 居不幽者思不至，思不至则笔不利 （《书解》）。 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 （《超奇》）。
　　第四，萌生出一些文学批评的新见解、新观念。这尤其集中地表现在王充的《论衡》中。例如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提出 外内里表，自相副称 的原则；（《超奇》）在语言表达上，提出 喻深以浅，喻难以易 ， 欲其易晓而难为 的主张；在批评态度上，提出 丧黜其伪而存其真 的观点；在作家修养上，提 才 、 气 、 学 、 习 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见解等等。
　　秦汉文艺批评的另一大特点则是始终笼罩于儒家文艺思想之中，大体不出言志 、 美刺 的诗教，强调为政治教化服务的 尚用.汉代所谓醇儒的文学批评理论固然一切以儒家标准为依据，不肯越雷池一步，如毛苌的《诗序》言《诗》是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侈风俗。 班固论赋则认为 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通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扬雄更是主张 原道 、 宗经 、征圣 ；就是不专儒学而杂黄老的刘安、司马迁在评价屈原及其楚辞作品时，也是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作辞以风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 甚至最具独立思考，敢于 非圣问孔 的王充，也还是在总体上离不开儒家的教化、 尚用 ，而说： 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 （《论衡·对作》）。 化民须礼义，礼义须文章 （《论衡·效力》）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时代的渊源。儒家的思想学说在先秦时期就是诸子百家之中对士大夫文人影响很大的 显学 ；尽管在秦代、汉初曾经分别受到法家刑名、道家无为思想的压制，但却并没有失去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儒学之士仍大有人在。到汉武帝为进一步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采纳董仲舒提出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加强推行专制政策之后，儒学更一跃而居王朝钦定的正统地位，成为唯一由官方颁布用来指导、规范人们思想行为不可违背的经典。武，宣期间虽然 王霸杂用 ，但那实质上只是统治权术；元帝以后更加迷信保守；直到东汉末年由于政治极端腐败，儒学独尊才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然而作为箝制思想的准则，已经深入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思想文化专制当然也必定深入到文学批评中，使儒家观点成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并在其基本理论观念上，对中国整个封建专制时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文学批评的上述总体特征，一方面表明了其引人注目的发展与进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促进文学自觉时期到来的催化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则又表明了其不可避免的儒家保守与僵化的消极影响，实际上是落后于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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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学批评、积极引导创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2011年07月27日  中国作家网



记录时代，直指人心，文学期待更大繁荣 　　“加强文学批评 积极引导创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如何评价近年来文学创作的成就和经验，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哪些，如何应对文学生态、生产、消费等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如何加强文学批评、提高文学评奖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如何发挥作家协会在繁荣文学创作、正确引导文学创作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近期受到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7月27日，文艺报社和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在京联合举行“加强文学批评  积极引导创作”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部分作家、评论家、学者共30余人，针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坦率务实的讨论和交流。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由《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主持。
　　公众期待更多精品力作问世
　　李敬泽说，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十二五”规划中，文化的发展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当今的文化正在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期，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应当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对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李敬泽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的文学生态是好的，但是也必须看到，文学还不能够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丰富和变化的审美需求，我们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需我们严肃面对、认真思考和讨论的倾向和问题，这些问题许多读者和群众也已经意识到，并通过各种方式有所反映。我们在思考文学问题的时候，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我们的读者、我们的人民群众。当文学呼应着人民群众心声的时候，它就是有生命的，这也是我们的艺术自信的根本所在。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应该面向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的最新变化，不断开阔我们的眼界和心胸，与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并保持一种积极的、开放性的、有反思精神的对话关系，并从这种对话中、从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批评中获取前行的力量。
　　文学创作亮点很多，但缺少高峰
　　胡平谈到，目前不同文学门类的发展状况是不平衡的。就整体创作而言，中短篇小说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许多作者不是为了名利而写，而是出于真正的热爱。长篇小说近几年来实现质量的整体性提高，表现在叙事、语言、结构等方面，但并未出现高峰，既有较强文学性又在读者中很有影响的作品较少，创作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特征。儿童文学发展形势非常好，但始终缺乏经典作品。影视文学目前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影视作品都有作家参与，许多好的影视作品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使得我们的文学成绩相当一部分展示在影视作品上，但在贴近现实方面还有较大差距。网络文学发展十分迅速，虽然水平良莠不齐，但拉回了很多读者。当下的报告文学好作品不少，但社会影响比起上世纪80年代有所减弱。诗歌创作更显繁荣之相，但诗歌的功能很大程度上被歌词、短信等替代了。散文则表现出“单位高产”、“普遍减产”的特征。由此可见，每个门类都有各自的问题，存在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谈创作形势时不应一概而论，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雷达看来，近年来的不少中短篇小说在很多方面都进行着默默地探索，让人感到欣喜。由于中短篇小说并不是直接与市场面对面，因此文学刊物对其起到了呵护作用。长篇小说最突出的问题是对当下时代和生活认识不够。很多作家比较热衷于研究乡土生活的经验，对时代中很多丰富而伟大的东西表现得不够，因此很多作品比较空洞，缺乏深度体验，对当代社会的表现还不够深刻。
　　王宏甲谈到，创作者没有艺术上的限制要求，就没有艺术性，艺术常常表现为对“限制”的突破，在自我要求里获得自由。报告文学不仅要有揭示问题、弘扬正气的责任感，也要注重艺术性。
　　李小雨注意到，现在诗歌界的有些批评，要么以人际关系为中心，要么建立在经济利益上，要么流于空洞的理论性，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文学批评还是要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对作家提出意见，使作家能够全面地认识自己，对读者也应该提供不同的欣赏作品的角度、方法，切不可远离了文学作品本身。
　　看到成就经验，找准问题不足
　　白烨说，从当下文学状况来看，这样一种充分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状态是前所未有的。有人认为，新世纪文学10年中，奇迹还没有发生，但确实存在着发生奇迹的可能，因为我们走在创造奇迹的路上。当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精品力作比较少，重要的不突出，核心的不彰显，体现核心价值的文学观念总是不断地被各种东西所遮蔽和覆盖。
　　雷达认为，文学界的主要问题不是恶俗，更多的是浮躁、平庸和原创力缺乏。原创力是文学根本的东西，文学失去原创力就失去了本性。现在高科技化、网络化使得生活里复制的成分在增多，而个性的、原创的东西相对稀缺，因此，文学创作要努力提高创新的能力，尽量消除复制的影响。
　　柳建伟表示，冷静分析来看，现在的文学与国家的现实一些时候是脱节的，作品中反映负面内容的居多，缺失了精神旗帜的引领，这些是我们值得重视的问题。
　　汪守德在发言中直指文学批评存在的几个症结。比如大量作品面世时宣传铺天盖地，希望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媒体发表的文章总是赞扬声一片，却湮没了理性批评的声音。面对数量庞大的创作，批评家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和批评，无法对所有作品做到全盘掌握。广大受众的注意力常常不在批评本身，批评文章不会引起社会关注，文学批评缺少科学理智的精神。现在也很难实现一个全社会不同身份、年龄、职业的批评者都能发表和讨论意见的批评氛围，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要建立什么样的批评、如何定位这些批评、以怎样的价值尺度进行批评。
　　丁临一谈到，面对当代社会存在的很多矛盾，很多作家没有能力把握目前这个时代，所以就选择了缺席。在对时代的把握认识上，我们绝不能六神无主、不知所措，而是要坚定地相信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相信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无可置疑的，相信我们的未来是美好的，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能更放得开，才能严肃、深刻、真实地记录时代，最终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崔道怡感到，现在的很多作品研讨会更像是表彰会，与会者一味地对作品的优点进行肯定，而谈及缺点者寥寥。其实，如果能在作品发表出版之前就与作者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话，这部作品就可以避免很多不足。
　　王必胜也认为，现在的批评大多缺少独立性、学理性和审美性，批评很大程度上应该放在作品推出之前，文学和影视作品都可以如此。
　　韩小蕙说，经济因素的过度侵入，对文学批评造成了一种压迫，她呼吁整个文坛都应该捍卫文学批评的权利。
　　要正视当前文学生态、生产、消费的新变化
　　潘凯雄说，我们应当在更大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审视文学的问题，不能忽视市场和消费的因素。如果不理解当下的社会经济，那么文学批评发出的声音可能就没有力量，也引导不了创作。因此，我们要认清所处的大环境，然后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问题，不管是批评、创作还是阅读，都应具体化，思考怎样从管理的机制、体系和舆论氛围上形成一个科学有效的途径。比如，现在全国发行量过万份的原创文学期刊很少，大部分文学期刊的发行量也就是千余份。而中短篇小说只能在杂志上生存，因此有效阅读也就相对较少，所谓的好作品读者根本读不到，也就无法产生更大的影响。公众阅读方面，现在力量颇为强大的就是网络。例如，据《201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数字出版行业总产值高达近800亿元。有人作过统计，这其中真正和文字相关的部分只有16亿元，此外主要是网游、彩铃、手机报、彩信等。近日参加第22届香港书展就感到，市场化、商业化不一定要快节奏，我们发出的声音应该强调少，强调精，强调安静。
　　雷达指出，市场对快节奏的要求和文学本身对精和慢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二者间的不同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达到的深度，也使得那种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精品十分鲜见。
　　文学有什么社会功能，是王宏甲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谈到，早在古代，苏轼曾高度评价韩愈的散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那个时代天下人心淹到水里去了，整个世道掉下去了，而韩愈希望用文章中的思想来拯救世道人心。现在的社会也存在很多折射道德缺失的问题，文学应继续发挥同样的作用。在徐坤看来，文学是自己一种天生的宿命，文学的作用就是记录时代和直指人心。
　　李云雷认为，现在青年作家和评论家没有把个人真正意识到的问题及体验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所写的文学作品基本上与自己的现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没有太多关系。这是值得思考和深入分析的。
　　建树文学批评，改进文学评奖
　　胡平认为，对当代文学作品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还需要历史来考量，但现在的讨论仍然很有必要。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引导作用非常大，一方面要有整体的评价，但这种整体的评价是否适应群众的需要，是否适应综合国力提高的需要，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同时，文学批评也需要具体分析，不要一概说批评是好还是不好，研讨会上的批评是能够促进创作进步的，但是撰文批评、报道批评等形式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当对此予以重视。
　　汪守德等希望文学批评能创新形式、拓展平台，如在广播、电视等媒体上对当前的文学现象和热点的文学作品进行交谈和辩论，这样产生的社会影响度肯定比单纯上的批评期刊要大得多。还要建立一支高层次、高素质的批评队伍。
　　邵燕君注意到，今天比较火的网络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玄幻或者穿越等超现实题材，但在其中能够强烈感受到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关的核心问题，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中的焦虑都能够从中找到，这正是吸引读者的原因。相反文学期刊上的很多作品写的是个人经验等，与整个大众生活相关甚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写作，需要传达我们生活时代的主旨，传达这个时代人们的困惑和追求。一个国家的文学生态要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可以进行原创提升的一种高端的文学生产；一个国家只有高端和大众生产融为一体、互认互动，才能成为良性的。她还说，面对一个市场和消费的社会结构，作家、批评家、文艺家应重新界定自己的位置和职能，建设职业精神，要有一种强烈的读者意识，在和读者的再定位、再组合、重建关系之中发展文学。
　　王泉根阐述了重树批评家资质与形象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回到文学批评的原点、重树批评家的资质与形象，才是成就文学批评最根本的良方和思路。批评家要有自己的职业工作对象，坚持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创作沃土之上，从创作现实出发。文学批评要有批评家的立场判断，不是不疼不痒的描述，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的提升。有资质的批评家，他们的认知中有着批评家的声音，诠释着批评家的良知，表达出对社会美学的评价，在文学以外表达文学的感人魅力，对人民期待已久的经典也能给出独到的回答。
　　包明德着重谈到，整个文学艺术界目前有必要正确把握文艺政策，阅读经典文论。我国当前文艺政策的贯彻包含着很多的元素，它的建构和形成至少有几个方面的内容，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文学创作和发展的规律、文学自由强壮而审美的精神，也包括人民群众的需求、文艺与时俱进等等。他希望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努力寻找共同点和契合点，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学院式批评、作协批评和媒体批评也要经常沟通对话，不要自说自话。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也要经常进行话语情境的沟通，共同打造中国文学。
　　文学评奖也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重要手段，其公信力和权威性一直广受社会各界关注。作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主任，胡平坦言此次评奖进行了不少改革，如实行大评委制、评委实名制等，这些做法体现出中国作协希望实现理想评奖状态的决心和为此作出的努力。
　　作家协会应发挥更积极作用
　　包明德建议，各种培训、辅导都要努力引导作家体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理念，增强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一种反省和批判的精神，真正提高作家的认识水平。现在社会仍然充满文学的气氛。这中间的引导很重要，不能敷衍迁就，要引导他们对文学有深度的理解，对创作有准确的定位。
　　柳建伟希望作家协会除了发挥服务、纽带等功能外，能进一步加强引导作家创作。
　　汪守德和徐坤建议设立相关的批评基金，以形成和完善文学批评的表彰和激励机制。
　　崔道怡希望作家协会除重视作家创作、文学批评等之外，也要加强对编辑和编辑工作的重视和研究。
　　在白烨看来，文学是为读者服务的，与文化环境、文化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看文学问题的时候要把它看成系统工程。希望能从政策和方针上给文学一些扶持。
　　李云雷说，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比青年作家更为困难，希望作家协会和相关机构能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提供一些帮助，帮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艾克拜尔·米吉提、刘庆邦、吴秉杰、彭学明、何向阳、施战军、陈福民、朱向前、胡殷红、王干、刘立云、李师东、陈东捷、石一宁、张陵、吕先富、王山等。（胡军、王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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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和批评对于学生理解世界非常必要 日期：2012-01-30 作者：王晴;黄锐杰 来源：文汇报

美国康奈尔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乔纳森·卡勒： 文学理论和批评对于学生理解世界非常必要 　　◆卡勒在哈佛大学修读历史和文学，在牛津大学修读比较文学，并获得现代语言学方向的博士。他的研究领域包括19世纪法国文学（着重福楼拜和波德莱尔），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着重结构主义、解构和法国文学理论）；同时，他也开设文学理论和抒情诗历史的通识课，身兼数职并获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文学理论热过后20年，其研究应该置于怎样一个恰当的位置？如今的欧美学界又发生了怎样的文学理论研究转向？日前，卡勒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学之际，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王晴 黄锐杰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 l er)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作为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文化研究者、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文论家、女性主义以及比较文学学者等多重身份的著名理论家，他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也并不陌生。与其他一些理论家不同的是，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卡勒，可以将这种多面性统一到他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上，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就。 　　纵观卡勒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我们可以将其理论建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卡勒关注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结构主义”一方面成为他的研究重点和文本解读的特有方式，另一方面，也成为美国本土最先引进的欧洲大陆当代理论资源。在这个阶段，他致力将“结构主义”资源本土化，并尽可能多地利用本国学术资源进行实践活动，这种实践过程表现为他根据美国的文学研究传统和文化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诗学主张，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al i st Poeti cs)使卡勒享誉世界，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同。随着结构主义走向它自身的反面，卡勒开始了他第二阶段的学术研究——“解构主义”，其代表性成果是《论解构》(On Deconstructi on)，该书详细介绍了德里达和美国“耶鲁学派”代表人物的解构思想，并对“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变异做了周密的考证，论述了“解构主义”对文学批评的积极作用和实际影响。现如今，《论解构》一书已伴随各种理论思潮走过整整20年了，由于“解构主义”思潮仍不失其思辨的魅力和认识论意义上的挑战性，这部著述，无论是在美国学界还是在引起过强烈反响的中国学界，都没有被理论的狂潮淹没，也由此引发了人们一系列的反思与探讨。第三个阶段的理论关注是卡勒现如今最大的兴趣所在，即“文化研究”。在众多的文化研究理论中，卡勒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积极介入各种理论话语，去发现其中的文学性成分，然后再回过头来审视文学的根本问题。这些思考体现在了他近期的著作中。 　　20年前，当理论问题炙手可热的时候，人们对“理论”曾产生过种种不切实际的认识和期望。现在，随着理论热的降温，当年那大喊大叫的喧嚣渐已过去，我们终于可以保持一定距离地对理论问题及实践重新进行审视了。那么，文学理论研究究竟应该置于怎样一个恰当的位置？如今的欧美学界又发生了怎样的文学理论研究转向？美国的大学现在又是如何开展人文通识教育的？日前，卡勒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学之际，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本文经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王宁审定） 　　 尽管人们总是会说“理论的死亡”——但这种死亡是充满了新的可能性的 　　文汇报：我们都知道，您是向美国学界引介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重要学者之一，您早年的研究成果《结构主义诗学》和《论解构》在美国出版不久即相继被译成中文，这两本书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运用于文学研究，不仅在美国文学界有开山之功，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者了解这两股思潮的重要参考文本。但这些年，许多研究者似乎更倾向于跳出文学框架，在一个更为开阔的学术视域下重新审视结构-解构主义运动。在这种动向的氛围里，您能谈一谈您对文学与理论问题的思考吗？ 　　卡勒：首先我想谈一谈什么是“当今的理论”。当今的理论不同于以往，它们更多针对的是各种性质混杂的文本类型：如今的作品挑战并改变了那种认为它们明显属于某领域的想法。特别是，人们对于文学研究以外的作品开始投入更多的关注，因为对其语言、思维、历史或文化的考量有助于提供一种新的并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文本和文化现象的方式。就像我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讨论的问题那样，这本书再版了，并增加了最后一章“伦理学与美学”，之所以增加这一章，也是基于上述的考虑。 　　那么“文学理论”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以前的文学理论是被理论裹挟的，而如今文学则可作用于理论，比如文学涉及的话题越来越广泛，文学研究者可以从事文学史的研究而抛弃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甚至可以做任何对他们来说很有吸引力、很有趣的理论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可以用来做理论研究的资源都是来自文学的。可以这么说，理论是被文学化了的。理论研究就是从文学中梳理理论的线索。我要说，这是理论的胜利，因为理论对知识分子来说不再是新鲜的东西，而是必备的批评武器。尽管人们总是会说“理论的死亡”——但这种死亡是充满了新的可能性的。理论永远不会僵死，因为理论是被一种永无止境的渴望所驱使的，这种渴望期待人们超出现有的思考水平，同时也被一种可求的渴望所驱使，这是一种自我充实、自我反省的渴望。所以理论领域总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 　　文汇报：由此看来，您并不认为理论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处于“濒死”状态，更不赞同更为激进的“理论已死”的说法，相反，您对于理论的发展是持乐观态度的。那么，您能否为我们举例说明当下文学理论的新发展？ 　　卡勒：就我的观察，最新的理论动向有如下这些：首先是叙事学的复兴。叙事学开始连接起认知科学，关注更广阔的历史叙述范畴，关注在人们之间讲述的故事。 　　第二，理论界发生了一个“少来点儿福柯、拉康，多来些德里达”的转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转向，这方面有一些杰出的著作，比如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写的《献给德里达》（ForDerrida, Fordham, 2009）一书，就是对德里达作品各个方面的介绍，这个介绍清晰明了，且具有方法论意义。还有一本书，是马丁·赫格隆（Martin H覿gglund）的《激进无神论主义者：德里达和人生的时光》（Radical Atheismerrida andTimeofLife, Stanford, 2009）。这本书反对对德里达进行“宗教的/伦理的”区分，他重新思考德里达理论的现时性及其价值。这个转向可以这么理解，人们从对抽象的权力关系、精神分析等的关注转向到重新认识非解构论意义上的德里达，开始关注他晚期的作品，比如“友爱的政治学”的提出和动物研究等等。 　　第三个转变被称作“伦理学转向”，对此我是想打个问号的。当然，理论发生了一个拒绝对文学进行道德化评判的转向，但是，要知道，文学向来被用作伦理学分析的对象。要说有什么新的转向，那就是现如今的批评运动都会强有力地借助伦理学的或者政治上的支撑物，继续对等级次序进行批判，他们反对像“男性/女性”，“白人/黑人”，“异性恋/同性恋”等概念的二分法。 　　第四个转向是“动物研究”，或者叫做“人类-动物研究”的兴起，它探讨的是人与非人的对立关系。在这个研究中一些早期的作品，比如维吉·海恩（Vicki Hearne）的作品《亚当的任务》（Adam'sTask, Knopf, 1986），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还有一些新近的作品，比如德里达的《我所是的动物》（TheAnimal ThatThereforeI Am, Fordham, 2008）。还有劳拉·布朗（Laura Brown）的《无家可归的狗和郁郁寡欢的猿猴》（Homeless DogsandMelancholyApes, Cornell, 2010），这类文学作品的作用是思考人和动物的关系。这也引发人们对“人类”该如何界定的思考，似乎只有从“非人”的角度人们才可以理解“人”何以为人，这是个有趣的话题。 　　接下来还有“生态批评”的兴起，这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批评运动，没有特定的方法作为支撑，它相当于将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环境，尤其是其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这方面的著作很多，不一一举例了。 　　由上述两方面的理论思考顺承下来的，是“后人类”（posthuman）理论的提出。比如“人机理论”，这个是当下的热点话题，研究人机理论的核心实际上是出于对“控制者”和“被控制者”角色的重新思考。这类的书有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半机械人的宣言：猿、半机械人和女人》(ACyborgManifesto：Simians，Cyborgs andWomen, Routledge, 1991)，卡利·沃尔夫（Cary Wolfe）的《什么是后人类主义》（Whatis Posthumanism, Minnersota, 2010）。 　　还有一些重要的转向，比如“美学的复归”以及新媒体研究等等。所有这些新近的理论现象，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以前认为理论都是西方的产物，但是人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在全球化影响下来思考理论问题，不仅是空间的借鉴，还有时间上的，比如对古代经典理论的重习——我在想，所谓“全球理论”是不是真的到来了呢。 　　 在定义“人文经典”的时候有所创新 　　文汇报：您写过一本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理解文学的通识教育读本《文学理论》。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后受到中国学生的普遍欢迎。在中国的不少知名大学，这本书成了中文系的学生理解文学的必读书。我们想知道，现如今美国的通识教育是否还在强调对人文经典的学习？ 　　卡勒：当然，美国的教育一直都很重视人文经典的学习，人文素质的培养虽然在不同的大学氛围里有着不一样的教学方式。比如，在康奈尔大学，我们不仅强调学生的读写能力，还有一些让同学们参与到经典文本讨论中来的课程项目。但是，一方面我们一以贯之地强调学生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又在定义“人文经典”的时侯有所创新。比如，经典不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作品，不再是《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之类的作品，而有大量的更多涉及当下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被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中来——比如时下最受争议的作品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会被拿到课堂上来讨论，像我们讨论传统的古典文学经典那样。这样做一方面让学生从文学里汲取必须的人文修养，另一方面又不会沉溺于文本本身，而是能走出来，介入到现实的环境中去，去思考，去写作。我说的是康奈尔大学和一些我知道的大学，比如斯坦福和伯克利，这些学校都很重视人文教育，只不过各自的方式会有差异，但总体来说，人文教育并没有衰落的趋势。 　　文汇报：资金实力的差异使得美国的私立大学发展很好、公立大学步履维艰，好的教授们是否也出现了不断向名校集中的趋势？ 　　卡勒：没错。最近，美国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差异日益明显。过去和私立大学比起来，公立大学资金充裕，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等等受到普遍欢迎。这之后，各种资源逐渐向私立大学偏移。我们确实处在一个经济相对萧条的时期。和其他部门比起来，这时削减大学的资金更加容易一些。公立大学因为政府财政紧缩而缺乏资金，相反，私立大学能够从社会各种渠道募集资金，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冲击。这种情况对学生的影响远比对教授的影响要大。在过去，上公立学校的花销是非常少的。但现在，由于经济不景气，学校的资金不充裕，好的公立大学也变得非常昂贵。而另一方面，私立大学却能利用其财富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形式的资助，使他们在招收好学生时更有竞争力。 加州的大学体系原本是闻名全美的公立大学体系，现在就面临着这些经济困难。不过我要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公立大学教书依然是一件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事情。在伯克利，老师和学生都很棒。虽然课堂变得越来越拥挤，但伯克利的学生还是非常享受他们的大学生活。在加州，人们非常愿意雇佣出自伯克利分校的学生，教授们也乐于留在伯克利分校工作。我不认为资金实力的差异是学生挑选大学唯一要考虑的要素。学生在公立大学一样能享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在毕业后找到非常不错的工作——虽然公立学校的一些学生可能与名校的优秀毕业生有所差距，但是顶尖的学生都同样优秀。 　　同样，在好的教授中早就出现了不断向名校集中的趋势，但我不并认为这是个问题。公立学校能招收到优秀的年轻学者，但如何留住那些著名的、有资历的学者却是个大问题。相对而言，资金充裕的私立大学更容易招聘到出色的学者。例如哈佛，这所大学拥有庞大的机构和非常杰出的学生。在美国，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多数来自私立大学。不过，另一方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洛杉矶分校、密西根大学、伊利诺斯大学这些公立大学、教授的待遇也很不错，有较大的实验室，充足的科研经费。公立学校也许没有那么幸运享受到同样的关注，但杰出教授依然能在这里享受到比较好的待遇，申请到科研经费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将好的教育传统传承下去。 　　另外，在私立大学之外，美国还存在另一些私立学院，他们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资助，规模较小，但也为学生提供非常好的教育，并且拥有一些同样出色的学生，这样的学院在招收教授时也非常具有竞争力，因为他们能够为教授提供很好的待遇，同时生源也很不错。在美国，有相当数量这种小规模私立学院。很多最初都是基于宗教背景创立的，其中一些现在逐渐脱离了这种宗教背景。在纽约州，康奈尔就是这样一所私立大学，其中又有公立大学的成分——其农学院采用公立大学的形式，隶属于纽约州立大学。纽约还有另外一些小型私立学院，有非常好的音乐和戏剧课程，但同时学费非常昂贵。这些学院几乎没有来自捐赠的资金，而只能依靠学生的学费。这些学校的教授们课业任务繁重，因为学校没有钱雇佣更多的教授。不过在这些学校，课程的规模相对小得多，本科生们能得到教授更多的关注。这是这种学校的传统。 　　 教育更多成了一种职业化的训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文汇报：多年前中国的学术界曾经热烈讨论过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现在看来，全世界似乎都面临着人文缺失的严酷现实。您同意这样的看法么？ 　　卡勒：我同意这一判断。起码在美国和英国存在同样的问题。在过去，人们更多学习人文经典。当然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真正有机会学习科学。人文学科在过去一个世纪是人们都要学习的一门功课，始终是教育的重心。我能理解一些人的观点，认为学习科学、商业同学习人文同样重要。许多人认为现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现在的人们更愿意读商科，从大学出来后，学生成了银行家、股票经纪人等等——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职业规划。人们并没有从人文学科转向自然科学，而是从人文学科转向了商科。 　　另一方面，传统的学院教育正面临着专业化的挑战，学医的去医学院，想当律师的去法学院。而在过去，全部大学生首先都必须经过通识教育的洗礼。在美国，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传统的对于大学通识教育的认识被打破了，大学教育越来越专业化。现在，教育更多成了一种职业化的训练，比如说，现在出现了网络教学或技能培训课程。教育变成这个样子，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以前，人们学习物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而只是为了理解宇宙是如何运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学习物理更像是学习文学，而不是学习一门技术。这种学习与定量化研究没有什么关系。 　　文汇报：一百多年前欧文·白璧德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试图通过人心向善和知识的提升来改善社会。当下来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还能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某种思想维度么？ 　　卡勒：是的，在教育的这一情势下，要应对人文精神缺失的挑战并不容易。文学理论和批评确实给了我和大部分人应对这一挑战的可能性。我想对一部分人来说，至少对于我来说，教育意味着可供选择的广泛的学科范围：在那些领域有激动人心的进展或有趣的发现，而不是只为了学习专业文献。和以前比起来，现在的大学教育普遍倾向于专业化；而人文学科更关注意义、文化和社会这些问题，致力于更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在一个社会里，总要有些人来关注这些大问题。而且，我发现，学生们其实非常乐意思考这些问题。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些问题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举个例子，在我的课堂上，我的一些学生特别喜欢福柯，因为他用新的方法思考着这些问题。像在《性经验史》中，福柯仔细考察了“性”的历史。《性经验史》是学习历史非常值得一读的书，学生们感兴趣，因为福柯把很多理论和你知道的关于生活的事情联系了起来，从而使你知道理论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些有趣的想法对学生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聪明的学生总是时刻准备着，这周要读福柯，下周要读黑格尔。我确实认为，文学理论和批评对于学生理解世界非常必要。 　　文汇报：您是否相信历史进化论，您又是如何看待人类道德退化这个严峻现实的呢？ 　　卡勒：人们曾经相信，人性在不断进步。随着这一进步，奴隶制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废除了，妇女争取到了平等的权利等等。在美国，人们习惯将道德与宗教连在一起，认为道德由宗教而来，但宗教其实要对世界上的破坏活动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人们常常谈论宗教对人性进化的积极作用，但是却没看到它同时也是许多战争和各种各样问题的源头。因此我不认为道德的产生一定要从宗教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或许可以离开宗教来谈论道德的产生和变化。 　　我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朋友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在《荣誉法则》（TheHonor Code）一书中探讨了在道德革命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通过检视过去的道德革命，他指出，仅仅诉诸理性、道德或宗教不足以引起革命。只有当道德实践和荣誉相冲突时，这一实践才会被人们摒弃。荣誉常常包含着一系列的规则，一个人如果要保持其在社会中的荣誉感，就必须遵守规则。当一个社会的荣誉观念发生变化的时候，道德革命便随之而来。这样看来，其实并不存在道德进步或者退化一说。重要的倒是荣誉观念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我不倾向于在“进步”的意义上理解之前提到的这些改革，甚至我觉得有些道德方面的改革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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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今文学批评的批评

时间:2011年06月16日    来源:文艺报   作者:黄惟群

当今中国的文学批评太多“关系”，这已成文坛中人饭后茶余的谈资、甚至饭后茶余都没兴趣再谈的谈资。谈与不谈，体现的都是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默认”。这“默认”，其实反映的也是一种利益，即对自身利益的保护。 　　必须说明，利益不在文学的关心范围中。即使利益批评，只要有理，我们仍该赞同支持。当然，大多利益评论都是违心的，经不起文学标准衡量的。作为文学中人，尚存一丝正气、尚具一份文学的诚意和对文学的爱，那么，所该做的，就是凭自己已有的文学素养和见解，向读者，向文坛，提供一份以文学标准为标准的答卷，实事求是地、准确地、高明地写出你心中真正的文学批评，阻止利益批评成为定论，欺蒙大众，给广大读者造成误导。这样做，是对利益批评最有力的打击，让他们在专业领域失去凭靠、为自己的“伪文学”感到羞愧，以致不敢继续肆无忌惮、一无顾虑地为所欲为。一旦多了文学准则，利益批评自然而然也就无法立足而自行退出文学舞台。 　　然而，还得强调的是，当今文坛对文学造成的最大伤害，还不在于利益批评，而在于根本没有批评。这“根本没有批评”的含义并非只有一味表扬，而是批评本身缺少质量，起不到该起的作用、该有的效果。 　　文学批评写给谁看？无疑，写给作家、读者看。文学批评家，就像一个一丝不苟严格挑剔的产品质量检验员，指出作品的合格成功与不合格不成功，分析成败原因，给作家提供对其作品的参考意见，帮助作家认识自己，看清自己正在走的路和可以继续走的路。而于读者，批评家提供的是一种个人欣赏作品的方法、角度，以及个人阅读作品的认识与体会，可能的话，帮助读者感觉那些没有或模糊的感觉，起到一种更为宽广、精到、高明的引导作用。 　　然而，太多当今中国文学批评，除了评论家自己，不说读者看不懂、没兴趣看，就连作家也看不懂、没兴趣乃至讨厌看。 　　一位知名作家说过：“如果你没能力把一件事越说越清楚，那么，至少不要把一件事越说越糊涂。”当今很多批评家的批评文章，正在积极发挥的，似乎正是将一件本该明白的事说得越发不明白的作用。 　　当今文学批评究竟是些怎样的批评？大多是些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评论与被评论间很少发生实质联系、写不写都没关系、不写也许更好(至少不至于添乱)的评论。它们各竞新丽、理拙文泽、巨室少珍、纸上谈兵空对空。我们的一些评论家，从学校到学校，博学强记训练有素，拥有最多的是所谓理论和概念性术语。他们层出不穷地制造概念，玩弄术语，从概念到概念，从术语到术语，加上层层叠叠的定语、定语从句，牵着读者没完没了地兜圈，将每件简单的事都以最旋转最绕道最复杂的方法说出。他们还有一样拿手好戏，就是不厌其烦地列出一串串长长的名人名著语录索引。这几乎已成新八股。他们不是用心去感觉体会作品，而是将学过的理论(包括术语)当眼睛，努力在作品中寻找印证，用学过的理论去套作品。也许我们可说他们懂的是理论，但我们绝对不能说，他们懂的是文学。 　　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两种不同的作用、针对的也是不同的对象。一个在写文学批评时还惦记着学过理论的批评家，一个在需要发表自己独立见解时还惦记着别人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企望靠别人的见解支撑自己、给自己自信的批评家，绝对是个不够格的批评家。 　　一流评论家，永远在说的是自己的观点，别人观点只是自己观点的从属，而之所以指明别人，只为显示不掠人美辞以为己有的亮堂堂的君子风度；二流评论家，靠别人的观点支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往往从属于别人；而三流评论家，不仅说自己的观点说不好，就算引用别人的观点，都不一定找得到放置的正确位子。 　　什么是理论？理论就是对事物内部客观存在的规律通过论据论证得出的一种抽象结论；文学理论，就是对文学领域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的内在规律进行的抽象总结。而文学批评则是具体的，非抽象的，且是有直接固定对象的，即文学作品。 　　于文学批评家，理论的学习，便于自己快捷有效地掌握别人已经得出过的结论。尽管如此，理论的掌握，还有个吸收、消化、再生过程。更何况，“理有恒存，思无定契”，理论的运用是件极其灵活的事。“格物而后知至”，只有探究并且掌握了理论的根本，才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乘一总万。 　　还得一说，并非已有理论都是正确的。真正的学者，不仅要有一种辨别理论正确与否的眼光，还需具备善于发现吸收能够装入自我体系的理论的能力。每个文学批评家都必须具有自己的体系。批评家的自我体系，就在批评家心中，是批评家个人对文学世界的成熟的心灵反应，得靠批评家自己在纯净的无杂质的状态中与心灵进行对话而后体会领悟。 　　某种程度上，理论有点像数学公式，文学批评中，掌握这些公式，为的是用它们去分析、解读作品。然而，我们的一些批评家，非但不解题，不分析、解读作品，还忙于将他人的理论从一本本书中搬出、迭起，甚至将制造结论的论据、论证全都一起百万雄师般地在纸上排开。 　　文学批评中，重要的不是“学”，而是“识”；文学批评中，显在纸面上的“学”不叫“学”，叫显摆；真正的学，是隐含在“识”中不显露的，是批评家的家底、素养、基本功。这“学”还包括社会生活所学。当今批评界的一个主要倾向是学有余而识不足。严重的“有余”，严重的“不足”。 　　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批评家本不该是批评家，而该是学者、理论研究工作者——批评家的批评文章，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他们勤奋踏实，广览群书，学识丰厚，通古博今，有着出色的引证能力、梳理归纳能力和重组能力，但是，他们缺少批评家所必需的敏感性、审视性、尖锐性、深透性，也远达不到评论家所需的深入浅出、辞约旨丰、清晰明了、一语中的。 　　文学批评来自文学作品、是为文学作品服务的，而非文学作品来自文学批评、是被用来证明文学理论的。然而，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因根本上缺少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把握，走不近作品，从而养成了跃过具体分析、直接得出高大空结论的习惯，制造了众多诸如“表示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文学作品必须写大历史、大政治、大民族”等等首长式眉批、口号式导向，还有就是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文学潮和文学热。并非如此眉批导向一概无用，而是能被放到如此“高度”看待的作品实在难得。何况，且不说这样看待作品的眼光是否狭窄、单调、空洞，起码，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前，还有太多扎扎实实的具体分析要做；此外，“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文学批评，还牵涉到一个具体对象说具体话的重大问题。因为“具体”的缺席，客观上，这样的评论颠倒了作品和评论的关系，不仅没对文学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且，还起到了反作用，致使太多作家不顾个人特点，朝着评论家的指向蜂拥而去，在方向的追求中迷失了自己真正应该追求的方向。 　　文学创作是件极其个人化的事。 适合马尔克斯写的作品一定不适合杜拉斯写；罗贯中写得好的作品曹雪芹一定写不好。这些人，所以成功地写出成功作品，只有一个原因，他们都找到了自己，都做成了自己。 　　文学创作的最佳发挥状态，是“个人兴趣+个人性格+个人才情”的优势组合。这样的组合中，一样不适全盘不适，一样错了全盘都错。作为文学批评家，最重要的是看准作家个人特点，不管批评表扬还是建议提醒，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帮助作家朝着这样的优势组合靠拢。如果说，文学评论确实对作家作品有着导向作用，那么，这导向只有一个：在自己的心里寻找真正适合自己创作的作品。 　　中国当今几乎已无作品论。没人再有兴趣谈谈自己是怎么读作品，怎样感受、体会作品的；似也没人有兴趣有能力谈谈具体作品好在哪不好在哪，哪个细节起了怎样的作用，哪个形象是依靠怎样的细节勾勒出的；没兴趣也没能力谈谈文字技巧的魅力，怎样的文字制造了怎样的感觉、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以及效果与作者本意间有没有距离、怎样的距离……这些都是文学批评家责无旁贷应该做的事。 　　优秀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个优秀读者。作为优秀读者，必须具备良好的理解能力和良好的感悟能力，阅读作品时，首先应该打开自己的所有感官，充分并且正确地接受作品中发出的任何一个信号。这样，才能对阅读中得到的感觉与自身储存的感觉进行碰撞，进行比较分析辨别。读者的认识起于感觉，是以感觉为基础的。人的感觉是最“原始”，也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对事物的反应；再抽象的认识，也离不开最基本的感觉。 　　在首先是优秀读者的前提下，优秀批评家，如能了解并懂创作、懂作家的话，他的评论将可能更全面、更准确。根本来说，作品是作家全控制的产物。文学作品中，大局小局框架细节甚至语言运用，说到底，都是作家的精心设计，是作家有预谋的操纵。只有作家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用心，知道自己想达到什么效果，怎么具体制造这种效果。也因此，批评家对作品的解读如果背离了作家的用心，那么，解读再漂亮也不足取，其存在的价值甚至可能是负数。 　　1500多年前，中国就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著作，“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言简意赅，非常精到。即使今天，较之西方理论，也绝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这就是南北朝的刘勰写的《文心雕龙》。看这样的书，始才发觉，批评也好、理论也好，世上所有原理，其实都是最简单、最朴素的，而且，可以用最扼要的文字表达的。虽说我们今天不可能用古人的文字作文，但他们所用的简洁朴素清晰的思维和直接的表达法，是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 　　今天特别缺少、特别需要的，是既和作品对话又和作者对话的作品论，能对中国文坛起到真正作用的是具体文本分析。这样才能帮助作家看清自己，帮助读者看清作品，我们的评论家也能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理论究竟掌握得如何、有用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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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应有趣而阳光
《 光明日报 》（ 2011年06月20日   10 版）

    文学评论的魅力在于批评，而现在的文学评论总体上缺乏批判精神。当文学评论成了只唱赞歌的表扬稿，或者只是隔靴搔痒，或没有主题的辞藻排列，那么文学评论只是还有一个评论的躯壳而已。
    真正的文学评论应该为读者解读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的意义，或分析作品或文学现象的优点与缺陷，或指出作家的努力方向，或指出作家与文学作品如何跟读者进行心灵的沟通，等等。
    文学评论应有趣而阳光。文学评论仍属文学范畴，也必须具有文学魅力，比如散文式文学评论和诗歌式文学评论就很有新意。如果把文学评论弄成“八股文”，枯燥无味，还指望谁来关注？
    ——河北省赤城县 张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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