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今天如何更锐利

教师之友网

《文学评论》杂志简介

　　《文学评论》的前身原为《文学研究》。它创刊于1957年春。当时的办刊方针是“中外古今，以今为主”，“百家争鸣，保证质量”。《文学研究》作为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学术性刊物，一开始就团结了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他们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积累颇多。由于他们纷纷赐稿，一时《文学研究》佳作连篇，真是中外古今，令人目不暇接，立时赢得了读者的爱护和信任。其中不少文章都为上乘之作，今天读来，犹觉新鲜与厚重!后来，为了加强对社会主义文学现状的关注，加强对当代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评论，于1959年初，《文学研究》改名为《文学评论》，一直沿用至今。

主　编：陆建德
副主编：高建平　胡　明（常务）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尧　王保生　邓绍基　包明德　孙　逊　叶舒宪
刘跃进　杜书瀛　杨　义　杨匡汉　陆建德　张　炯
张中良　张国星　张新科　张福贵　姚文放　孟繁华
陈平原　周　宪　胡　明　赵　园　赵稀方　南　帆
钱中文　袁行霈　党圣元　高建平　章培恒　曹顺庆
蒋　寅　蒋述卓　董乃斌　董之林　童庆炳　詹福瑞
黎湘萍　谭桂林
杂志社社长：刘跃进
编辑部主任：董之林（代）
理论组：高建平　王秀臣　吴子林
古代组：胡明　张国星　李超
现代组：邢少涛　范智红
当代组：董之林　刘艳　朱建新
编　务：郑焕玲
美　编：郭虹
国内刊号：CN11-1037
国际刊号：ISSN04511-4683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订购零售：全国各地邮局、本刊编辑部

教师之友网

文学批评家应求索“正见”之道

2011-05-01
东北新闻网  






　　《人民日报》刊发了廖文先生的一篇文艺评论——“批评的品格”，讨论的是文学批评的“品格”问题。文章指出：“批评家以批评为业，在思想文化领域扮演着特殊角色。胜任这一特殊角色的基本要求，除了较高的理论修养和学术造诣外，还包括对批评家品格的坚守。具备高尚而坚定品格的批评，可以成为文坛的“良心”，精心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反之，矮化品格、丧失品格的批评，只能沦为批评者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甚至成为淆乱是非、促生乱象的推手。”
　　廖文先生举文学批评史上一代巨擘杜勃罗留波夫批评屠格涅夫长篇小说《前夜》为例，说明一个批评家应具备真实、鲜明、正直的品格，富有激情、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不盲目推崇、不随波逐流，在思想上不世俗、不庸俗、不低俗。文章指出，文学批评只有风清气正，文学才会日新月异。了解目前文学现状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同感：加强文学批评、改变文学批评现状，对指导文学创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如何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批评家的品格。
　　品格的内涵是抽象、丰富而又差异化的。不同人的世界观、伦理观，以及成长环境、个人素养的迥异，造成了每个人对于品格的理解和个人品质的倾向性不同。同时，品格还具有从众的心理特性。随顺世俗、人云亦云让很多人的心理品格不能在外在任情挥洒，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世俗化的大众文化。即便是走在文艺前沿的批评家，也可能不得不随顺“时尚”，被流行趋势“牵”着走。为了融合“圈子”、为了不被“OUT”，有的人不得不调侃、不得不戏谑、不得不顺势而“潮”。与其说是批评家的无奈，也许也可以看做是人们对于品格认识的缺失或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更应该正道直行，通过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学识修养，将文学批评看做是一种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被冠以批评家的头衔，分享“导师”的荣耀。
　　文学是开启人类智慧宝库的钥匙，是人们幸福观念的指引。所以文学批评家有责任、有义务通过自己的真知灼见带给世人对于文化更多的思考。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认为：文学批评家应求索“正见”之道的原因。所谓“正见”就是正确的见解、正确的知见。它能教导人们明是非、知荣辱，能为我们的心灵找到追求幸福的方向，为我们的生活营造宽容、和谐的氛围。所谓求索“正见之道”不是说让人确实找到、论证出是非对错，而是号召所有的批评家都应该有这样一种信仰——客观、直接、民主、公正，把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紧密联系起来，深刻主题、感染群众，让好的文艺作品为民所用、为民所向往。
　　纵观当前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影视创作，可以说是销售、票房、收视的大爆发，但市场的繁荣不见得就是文化的繁荣;作品的文化品格，不见得就适合引导和影响人们的文化思潮。多数时候，文学为市场让路，在冠以崇高文化主题的前提下，低俗媚俗沉渣泛起，甚至是以还原“真实”、贴近“人性”的说辞为掩饰，明晃晃的通过视听刺激增加受关注度，导引人们争先追捧的同时牟取利益。而这时有些批评家受利益之趋，不去警醒文化之凋敝、人心之空虚，反而转舵去炒作文化商品，甘心被某些利益集团驱使。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家失去了职业操守的底线，为博得一时之利，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
　　其实，文学批评的好与坏，首先要拿出正见来。如廖文先生所言：“人民大众养育了文学，养育了批评家，对文学批评寄予厚望。”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受“引诱”和真“需求”并不可相混淆。看看有多少文艺作品，在经历票房收视风光之后，其人气急转直下，甚至在“被忽悠”群众的骂声中销声匿迹。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更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而不是站位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才能更多成就自身价值;只有心怀为大众负责的正义感，而不是炒作眼球经济的诡计心，才能让文学批评领域风清气正;只有通过每个人的努力，仗义执言、奋力担当，才能让文学批评重新焕发光彩、找回自己的位置。(宋长春)

(东北新闻网 宋长春)

教师之友网

《文艺研究》——让批评发出健康、有震撼力的声音 作者：蔡凛立 　　我们想要达到的境界是：其他刊物没有的，正是《文艺研究》所擅长的。 　　长期以来，《文艺研究》一直是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的研究重镇，拥有强大的作者队伍和丰富的学术资源，这是《文艺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文艺批评现在很难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是件特别悲哀的事情。响亮，现在不敢奢求，能有一些微弱的声音就不错了。 　　做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谁都知道。但是要舍得出自己，不是每个编辑都能做到。《文艺研究》这个集体是舍得出自己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我常常自问：还有比《文艺研究》更适合你干的事吗？ 　　　　　　　　　　　　　　　　　　　　　　　　　　　——《文艺研究》主编方宁 　　　　　　　　　　 　　　　　　　　　《文艺研究》——让批评发出健康、有震撼力的声音　　　　　　　　　　　　　　　 　　　　　　　　　　　　　　——《文艺研究》主编方宁访谈录 　 　　 侧重美学和文艺学，这是《文艺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定位
　　 龙源期刊网：《文艺研究》于1979年5月创刊，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这样的背景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从一个新的期刊成长为主导文艺理论探索和创新的核心期刊，27年来《文艺研究》走过了一番什么样的道路？
　　 方宁：1979年5月正值改革开放伊始，《文艺研究》在这个时候出现有它的必然性。中国的文学艺术理论亟需“拨乱反正”，要通过批判去澄清被“四人帮”搞乱的理论，当然被极左的政治路线搞乱了的并不止是文艺理论，还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很多概念，都属于应该被认真清理，正本清源的。这个工作需要一些刊物来承担，《文艺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她最早刊发的文章大都与拨乱反正的任务，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79年到1986年这段时间里，《文艺研究》集中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和报告在学术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例如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79年第1期）、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谈话》（1979年第1期）、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第2期）、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79年第3期）、刘少奇《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1980年第3期）、《陈毅谈昆曲》（1980年第5期）、《陈云同志对当前评弹工作的一些意见》（1981年第5期）、刘少奇《对于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1982年第5期）、陈云《春节会见曲艺界人士时的谈话要点》（1984年第3期）。这些文章的发表，对于新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的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文章，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文艺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这些文章所阐发的现实化与经典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揭示出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深刻规律，为新时期文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使刚刚创刊的《文艺研究》站在了一个较高的历史起点上。 　　《文艺研究》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思想的发展始终是同步的，所以说，《文艺研究》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艺思想的发展史。《文艺研究》迄今已走过了二十七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值得欣慰的是，《文艺研究》与时代始终相伴随、相同步，并推动了文学艺术理论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在全社会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很多新的思想和观念从西方被引进，文学艺术理论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到了90年代初期，在完成文艺思想领域中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后，《文艺研究》开始注重当代文艺思想、文艺理论和学术思想转型的研究，逐渐将学术前沿、学科发展、学理建设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来加以关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文艺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纯理论刊物。目前在我国高等院校及各省市科研院所确定的学科评价体制中，《文艺研究》成为一个检验学术成果的重要指标。 　　 龙源期刊网：《文艺研究》是如何取得上述这些成绩的？
　　 方宁：这些成绩当然是《文艺研究》几代编辑努力的结果。大体上说，《文艺研究》在二十七年的历程中经过了三代编辑： 　　第一代编辑现在都是90岁上下的人了，创刊时期的主编是著名戏剧理论家张庚先生，他当时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但是不管刊物的具体工作。刊物由常务副主编林元先生主持，他是当年和储安平先生一起编《观察》的同事，是非常难得的编辑家。他的敬业精神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他在主持《文艺研究》的工作中，团结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培养了一大批学界新人，为刊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他当年为《文艺研究》建立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二代编辑迄今在70岁上下，他们都是亲身参与第一代编辑工作并承担重要责任的老编辑了，第二代主编是王波云先生和柏柳先生，王先生任职时间不长，几年后就由柏柳先生主政了。整个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一两年，也就是说刊物发展的第二阶段，都是由柏柳先生领导的。这个时期是《文艺研究》重要的转型期，在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后，刊物的历史定位与学术定位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我当时也是领导成员之一，对刊物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第三代就应该算是我们这一代了吧，50岁上下，参与了刊物重要发展期的建设，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更主要的是，继承了刊物的传统，包括敬业精神。我做副主编八年，主持刊物工作四年，当主编不到一年。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和我们的前辈完全不同了，这就是刊物的生存问题。生存是发展的基础，经济问题是生存的根本问题。像《文艺研究》这样的学术刊物，今天你可以说还在国家的支持下，可以不用太焦虑生存问题，但是明天怎么办，后天怎么办？这是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像不少刊物那样靠出卖版面取得一时的经济效益，虽属无奈之举，但显然是下策，因为它必然会影响到刊物的形象。学术质量是学术刊物的脸面，商业性因素肯定会影响这张“脸面”的清洁。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90年代中后期，钱对于刊物来说越来越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障碍，尤其是新世纪初至今，面对社会的总体经济形势，《文艺研究》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只管办刊不问经济了。应该说这几年的发展还比较顺利，也还积累一些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自己的经验。现在看到很多兄弟刊物还在艰难地跋涉，而《文艺研究》的生存困境已经稍有改变，这种体会是相当复杂的。 　　 龙源期刊网：《文艺研究》的定位和特点分别是什么？
　　 方宁：侧重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这个定位是很重要的，它使《文艺研究》可以有效地区别于其他同类的专业刊物，比如有些刊物纯粹是文学类的，有些是纯粹艺术类的，有些文学类的刊物只定位在现当代，有些只是古代，有些只发外国文学的论文，而艺术专业的刊物往往专业分工过细，或是美术，或是音乐，或是影视，或是戏剧，而《文艺研究》是综合性的，她既包括文学（古今中外的文学）也包括艺术（综合艺术），在理论上的要求很高，这个定位是《文艺研究》的识别标志。 　　长期以来，《文艺研究》一直是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的研究重镇，拥有强大的作者队伍和丰富的学术资源，这是《文艺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想要达到的境界是：其他刊物没有的，正是《文艺研究》所擅长的。这样才能体现她存在的价值。 　　 龙源期刊网：《文艺研究》的编辑方针及所坚持的学术立场分别是什么？
　　 方宁：《文艺研究》的编辑方针当然是全心全意地为服务学术发展与学术建设。在工作中：1、要搞五湖四海。只要不违背国家宪法和法律，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任何人都有权在这个公共平台上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理论。2、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地位的高低，在学术问题上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谁能高人一等。我们提倡学术争鸣和理论交锋。3、发表论文不讲交情。每个人都有几个朋友或同行，但是朋友归朋友，稿子归稿子，二者必须分开，有时候甚至越是朋友发稿子越难。《文艺研究》的编辑方针是长期以来形成的。 　　《文艺研究》应该站在有利于推进和引导学术发展的立场上，去从事编辑工作。刊物的分工不同，定位各异，譬如说《文艺研究》不可能从政治的立场出发去推动学术、引导学术，因为那不是《文艺研究》所擅长的事。《文艺研究》首先要服务于学术，同时还要引导学术。这是《文艺研究》最基本的东西。 　　 龙源期刊网：《文艺研究》和《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有什么不同？
　　 方宁：《文学评论》是《文艺研究》的老大哥，他的历史比我们长很多，他是1957年创刊的，有将近五十年的历史，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我们很尊重这位兄长。《文学评论》与我们的定位不同，他主要发表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论文，更侧重现当代文学；而《文艺研究》侧重于美学、文艺学和艺术理论研究，当然，我们对于各艺术门类（如美术、戏剧、影视、舞蹈等）的研究，也是重要的特色所在。这应该说是两者的主要区别吧。 　　《文艺理论与批评》是《文艺研究》的兄弟刊物，1984年创刊，比我们小几岁吧。双方虽然同属一院，但是各有侧重：《文艺理论与批评》在文艺现象及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评论方面比我们特点更突出，而《文艺研究》在理论方面的特色更明显。 　　 改版后排名第一的转载率说明《文艺研究》的改版是富有成效的
　　 龙源期刊网：《文艺研究》2005年初由双月刊改为月刊，作为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理论刊物，《文艺研究》的这次改刊使其成为“国家级权威核心期刊”的第一个探索者。一年过去了，所取得的成效如何？有没有改为半月刊的想法？
　　 方宁：应该说2005年《文艺研究》改为月刊是成功的。成功在哪些地方呢？1、刊物的订数没有下降，反而有了一些增长，今年又增加了几百份，市场没有受影响，这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原先考虑会有些风险，因为刊物价格上调了一些，再加上从双月刊每年78元到月刊每年180元，增长的幅度不算小。虽然我们事先做了市场调查，也开了很多次研讨会，心里有了些底，但毕竟还不能说完全有把握。现在看来，改刊获得了读者的认可，我们的心血没有白费，《文艺研究》的编辑也是相当勤勉的，大家认认真真地组稿、做选题，把好刊物的每一个关口、每一个环节，力求把最好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学术界，这种努力获得了很好的回报。这也是我们首先要感谢广大读者和朋友的。2、我们的美术图版和广告收益也呈现了比较好的发展态势。过去一年做六期，现在一年做十二期，效果当然是不一样的。3、2005年，《文艺研究》所发表论文的转载率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类的1167种刊物里排在第一位。这种排序上的变化也是由于改为月刊之后带来的，每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都要对上一年度刊物论文转载率做个统计，并在《光明日报》发布统计结果。过去（2004年）《文艺研究》一般是排在第三位，这说命刊物的影响力也相应地提高了。任何传媒，其实都在为“影响力”而奋斗，影响力就是竞争力，就是刊物在市场中求发展的资本，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可以一切都由国家背着，只管生产不用操心市场和销路的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了。改为月刊的《文艺研究》应该说对于这个理念的认识并不算早，但体会是相当深刻的。 　　您问有没有改成半月刊的想法。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此想法。这是由学术规律决定的，《文艺研究》不是一个大众类的读物。我们考虑过，像《文艺研究》这样的刊物，一本读下来，差不多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的刊物如果改成半月刊，节奏太快，读者哪能看得完？现在的社会已经是节奏太快了，人们都失去了从容的心态，成天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奔忙，《文艺研究》要给读者留下一点从容，你想，谁能在疲于奔命当中阅读这本刊物啊！像大众类的读物，你可以点抽空看看，可以等公共汽车或坐火车的时间看，《文艺研究》可做不到。它是一份陪伴你在寂寞的时候看的东西，如果你很孤独，最好让《文艺研究》来陪着您。 　　 龙源期刊网：改版后，《文艺研究》重视学术的原创性与前沿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方宁：追求学术的前沿性与原创性，是《文艺研究》的一贯目标，当然不仅仅是在改版之后。从1979年创刊的时候起，《文艺研究》在坚持学术前沿的目标。对于当代重大的理论问题，对文学艺术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文艺研究》要保持“在场”，并作出回应。 　　改为月刊之后，发稿周期缩短了，节奏加快，容量扩大，使你更有条件介入当下的理论与创作问题，《文艺研究》的目光应该更敏锐、动作更快捷，对现实的介入更果断。这些优势在改版后，有了明显的提高。一份理论刊物必须保持一种积极参与的精神，这样它才能有生命力。 　　 龙源期刊网：2003年第1期，《文艺研究》推出了 “书评”和“学者访谈”两个重点栏目，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请您介绍一下这两个栏目。
　　 方宁：“书评”过去在《文艺研究》做了很多年，只不过不是单独设栏，而是混在“研究之窗”里边，和一些短文放在一起发，那个时候，书评也仅限于两三千字的文章，多是广告式的那种，说好不说坏。这种书评的路数现在国内许多刊物中都还是如此。我当文学编辑的时候就主持这个栏目多年。真正开始单独设栏是在2003年以后。我是2002年开始主持《文艺研究》的工作，刊物转年总要有点变化，想来想去，当前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我想是批评——严肃的学术批评，大家都沉浸在表扬和自我表扬之中，我曾经说现在中国的学术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理论在丰富中匮乏、批评在缺失中泛滥。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理论的引进，现在什么样的西方理论没有？有句话说得好，中国的二十年，在理论引进上走了西方一百年。资源如此丰厚，为什么还会匮乏？就是因为没有适合中国的理论，没有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当下现实的理论，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先作出有效解释都很难。所以说它匮乏。而批评的情况也近似，真正严肃认真的批评很少，要么就是酷评，一路骂过去，狗血淋头那种；要么就是说好，好得不得了，填补了多少空白什么的。那都不是真正建设意义上的学术批评。研究性的批评。《文艺研究》做书评，要不同于上边的这两种。它应该是学理性的、对话式的、思想交流性的，同时要很尖锐，不留情面。真正的批评一定要有建设性，没有批评就没有建设，没有批评也没有学术，学术思想精神的本质就是批评。我们主要是想通过批评来推动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所以，在2003年以后我们设立“书评”这个栏目的目的就在于此。现在应该说，三年过去了，反响很不错，栏目也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果。这个栏目现在每期都只发一篇长文，（每一篇书评都在一万字左右）。书评的作者与被批评者不见面，最好是不认识，不熟悉。您想啊，如果两人关系很好，很密切，他就不会很尖锐、毫无顾忌地去批评。中国是个太讲人情的国家，大家都想做好人，怕当恶人，尤其是在熟人或朋友之间。所以对书评的作者，我们选择时很注意，他们之间最好是没有关系，更没有共同的利益。有的作者出了一本书，就主动寄来一篇书评，那基本上是表扬稿，我们只能婉言谢绝。 　　“学者访谈”这个栏目主要是为一些学界耆宿而设立的，这些学者往往年事已高、动笔写长篇大论的文章困难了，通过谈话的方式帮助他们回顾学术经历，整理学术思想，总结学术经验。他们的学术经历、学术经验和学术思想，当然还有学术成果，都是宝贵的财富，都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些年已经做了几十位学者的访谈，也有一些老学者在《文艺研究》所发表的访谈是他们最后的文字，因为已经陆陆续续过世了。从某种意义说，我们这个栏目有一种学术抢救的性质，我们对这些辞世的老先生在感到悲痛的同时，也因为留下了他们最后的文字而稍感欣慰。 　　从2005年开始，我们又增加了“对话”栏目。和“访谈”插在一起， “对话”是针对年轻的学者。“对话”的设立，旨在为年轻学者之间学术的交流、思想的沟通，搭建一个平台。《文艺研究》不仅要为老同志留出发表议论的空间，也要为学术新锐的发言创造条件，也要让他们能够亮相，他们的思想活跃，有生机和活力，应该让他们有表达的机会。我们做了一期王安忆和张旭东的对话，刚一出版，就在网上传播开来。 　　 龙源期刊网：“访谈”和“对话”这两个版块是每期都有吗？
　　 方宁：有时候这一期做“对话”，有时候这一期做“访谈”，不固定。这个栏目是常设的，和“书评”一样，每期都要有，不是“对话”就是“访谈”。目前做的效果也还不错。 　　 作者有功利性没有关系，关键的是把关的人不能有功利性
　　 龙源期刊网：《文艺研究》里文学和艺术学的内容都是同等的吗？
　　 方宁：文学和艺术学在内容上的划分，基本上各占一半，这从我们编辑室的布局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分四个编辑室，其中两个是文学的，两个是艺术学的。 　　文学分两个编辑室：一个是理论室，侧重文艺学、美学理论；另一个是文学室，以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为主。 　　艺术学分两个编辑室：一个是造型艺术编辑室。包括美术、书法、建筑、雕塑和摄影这些门类的艺术，每期都有专题论文，同时还要有美术作品；另一个是综合艺术编辑室，影视、舞蹈、戏曲、话剧、音乐等理论研究。 　　 龙源期刊网：作者在《文艺研究》发表论文一般会得到作者所在单位的奖励，有时听说奖金额很高，这样的奖励会不会造成作者以一种功利性的心态去写作？这种功利性会不会影响《文艺研究》稿子的纯粹性?
　　 方宁：我认为作者有功利性是非常自然的，利益之所在自然就会产生功利。作者有功利性没有关系，关键的是“把关人”不能有功利性。 　　这种功利性不仅没有影响我们稿子的纯粹性，反而让我们从中受益：我们的稿源很丰富，从来不会缺稿子。据我所知有些学术刊物为缺少稿件而发愁，这对于《文艺研究》来说这不是问题。稿源相对丰富，一般来说，来稿的数量越大，选择的余地越大，所谓从优中选优才有保证。我要5篇稿子，只来3篇，我不仅这3篇都要上，还要再去弄2篇，这样就不能保证刊物的质量。当然，我们在选稿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很多著名大学的教授都是我们的作者。 　　 龙源期刊网：受利益的驱使，为了把稿子刊登在《文艺研究》上，会不会有作者向《文艺研究》的编辑行贿的现象？如何能确保您所说的“把关人”不能有功利性？
　　 方宁：《文艺研究》之所以能坚持学术立场、学术本位和学术精神，主要还是有一套制度，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制度规定：不允许编辑与作者进行任何交易，这同时也是个纪律。作者到《文艺研究》来送稿，我们欢迎，但是作者超出稿子的内容，提出别的条件或要求，我们的编辑都会按照制度和纪律来妥当地处理。大家都自觉地遵循这样几点要求1、编辑不在家里接待作者。2、上班时间在办公室和作者谈稿。3、未经授权，任何编辑都不能与作者或其他单位谈合作问题。这就为避免失误或降低质量用稿的现象发生。 　　 龙源期刊网：您刚谈及《文艺研究》的稿件不缺乏，那你们的稿源如何？自然来稿多还是向专家约稿多？对于选题是如何策划的？
　　 方宁：自然来稿很多。但能被刊物采用的来稿还是少数，因为有很多稿件选题不合适，或者是水准一时还达不到要求，所以组稿或约稿的比例占多数。 　　《文艺研究》最近几年侧重对选题的策划和组织。有些选题是与一些学者共同策划，并就一些选题进行反复论证，征询意见，我们自己也提出一些想法。《文艺研究》的策划性与专题性在学术刊物中是比较强的。 　　 龙源期刊网：您对《文艺研究》的编辑有什么样的要求？他们进来时是否看重他们的专业背景？
　　 方宁：首先，必须要有敬业精神，编辑工作首先是个职业的要求，你选择作编辑，就意味着选择“为他人做嫁衣”，而不是为自己当裁缝。老想着干自己的事，老想着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行，那你就不要当“编辑”。我和我们的编辑都是为《文艺研究》服务的，都是为它打工的，《文艺研究》才是我们所有人的老板，它办得漂亮，大家都说好，我们才是合格的打工者。事情就这么简单。其次，要有创意，编辑要对于自己的工作有想法，没有想法肯定也干不了大事情。 　　当然，我们很看重编辑的专业背景和教育背景，因为这是为《文艺研究》做好工作的必要的条件。 　　 《文艺研究》目前还谈不上有能力养活自己
　　 龙源期刊网：您曾说，学术也存在“市场化”的问题，都包括哪些问题？《文艺研究》如何处理好“学术”和“市场”的关系？
　　 方宁：这是一个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探讨好的一问题。如果从理论上阐述这个问题，那可以说，你的刊物是否被学术界需求，是否被学者所需要，这是非常重要的。需求之所在就是市场之所在，关键是你能不能找到这个需求，你还能不能创造这个需求。创造需求后你的影响力就会扩大，扩大影响力后，就会使更多的人需要你。如果你能成为惟一被需求的刊物，那么整个市场就是你的。当然这只是种假设，谁也做不到。只是理论上成立，实际上要困难和复杂得多。 　　《文艺研究》办得好，国家认可你，教育部认可你，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学术界认可你，学者认可你，读者认可你，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需求啊。凭借这个需求，我就可以发展。所以，一个刊物做任何事情首先都应该建立在发现需求和创造需求的基础上，你能否发现这个需求，扩大这个需求，甚至创造这个需求，这是最关键的。 　　作为一个办刊人，只是低头来办刊物是不行的。原先是计划经济，你只要按国家政策走就可以了；如今是市场经济，市场要求你改变原来的办刊方式。《文艺研究》改为月刊就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 　　 龙源期刊网：现在的期刊市场上，众多杂志面临两难选择：究竟是改版杂志来适应读者呢？还是坚持本色，寻求办法去培养读者？对此，《文艺研究》如何看待？
　　 方宁：我们是两者兼之。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学术发展的规律、学术市场的需求、学者有那些方面的要求，然后《文艺研究》才能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介入其实也是一种服务。学术的发展要受制于许多因素，对于这个市场的介入其实也并非一相情愿所能奏效，要深入研究它的运行规律，比如，你所持有的立场是否能够被学术界接受，学者是否买账，读者是否愿意接受你的刊物的学术观点，这里既有一个原则的问题，也有一个策略的问题，有的时候，迎合读者是必要的，但是，你有时还要站在与他相反的立场上，与他建立对话、批评、沟通的关系。用王朝闻先生的话说，你首先要适应他才能引导他，你与他完全不沾边不可能引导他。你想影响的人，你要让他认同你的影响，就不能仅仅靠拒绝、批评或批判。迎合其实也是一种服务性的引导、一种精神性的引导。 　　 龙源期刊网：《文艺研究》目前有能力养活自己吗？
　　 方宁：只有真正能够进入市场才谈得上有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目前我们的工资、劳保医疗、办公地点和房子，这些资源都是国家给你的，你能叫走市场吗？真正走市场是这些资源都不要靠国家给，完全靠你自己的刊物来解决。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文艺研究》还远远做不到。 　　我们现在只能说比过去强一些，生活和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为刊物的发展做些积累罢了。我们可以力争把刊物做得漂亮一些，把选题做得更精一些，美术作品更精益求精一些。我们的编辑很辛苦，从双月刊改为月刊，工作量增加了一倍，但是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可见《文艺研究》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龙源期刊网：目前很多原靠国家拨款的期刊已不再享有这项待遇，经济陷入危机，《文艺研究》目前还靠国家养着，相比之下，经济压力是不是小很多？
　　 方宁：相比之下，我们还是很幸运的，我的上级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对《文艺研究》一直关爱有加，每年都拨款支持，使我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办这样一份刊物。 　　 龙源期刊网：那你们是否会有这个忧虑，有一天也会像上述期刊一样被国家取消这项待遇？
　　 方宁：当然，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事情。简单说，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也不是有没有忧虑的问题，因为，迟早国家会将所有的媒体引向市场，你总要未雨绸缪啊！《文艺研究》当然要建立一种健康发展的机制，力求将来能改变目前的这种完全依赖国家资源的状态。困难在于，毕竟你只是一个“小众”刊物，你不能办成诸如《读者》、《知音》、《家庭》的那种风格。但是“小众”这恰恰是你的特色，关键是你要坚持你的特色，成为无法被替代的媒体。 　　办刊物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得市场来衡量。一个新的刊物，办得再好，市场不一定认可你，不一定在短期接纳你。《文艺研究》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份额和市场以后，你能随便去改变吗？不能，你改变后肯定要失败的。所以我们只能靠逐渐积累经验去推进，尽可能想办法探讨走市场的路。 　　《文艺研究》和其他刊物并肩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比其他刊物好一些，我觉得这就已很不简单。我们如果能发展得更好一些，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度以后，可能会解决部分的问题。比如说国家没那么多钱管你怎么办？这是我们要考虑到的。但是在目前，国家还不会一刀切地把学术刊物都置诸市场，让其自生自灭。 　　 你只有把自身提高了，别人才能相信你、佩服你、跟你走，这样你的学术凝聚力就出来了
　　 龙源期刊网：《文艺研究》如何加强自身的学术凝聚力和学术品牌建设，保持在全国知识界的学术影响力？
　　 方宁：如何加强学术凝聚力？就是要严格把关，建立规范化的组稿、发稿和审校制度，编辑方针要有利于学术建设。我相信，只要你做得好，作者自然会把最好的研究成果交给你。一个学者如果肯将自己最满意的论文，首先想到给你看，在某种意义上说，你就成功了；如果他写完一篇自认为最满意的稿子，没有首先想到给《文艺研究》，这就意味着《文艺研究》的失败。有的时候在其他同类刊物看到一些很好的文章，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么好的文章，怎么没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作者为什么没有想到首先给我们啊？看来《文艺研究》的工作还没做到位，还要努力。说实在的，办刊物的累并不完全是在看稿子。大量的工作在看稿子之外，你做得好，才有好稿子可看。 　　学术凝聚力，我看主要还是来自于内功，而不能指望别人的支持，或国家的优惠政策。在我国，有些报纸和杂志是要靠国家下达任务来指导订阅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研究》也享受过这样的待遇，那个时候邮电部、新华书店总店都为刊物做过发行，但是现在不可能去依靠这种“扶持”了。我们只能凭借提高学术质量，保持学术纯度，来建立良好的学术口碑。你只有把自身提高了，别人才能相信你、佩服你、跟你走，这样你的学术凝聚力就出来了。 　　学术品牌建设需要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品牌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它需要时间，需要经过学术界长期的检验。一个品牌的形成是很不容易的。很多人都认为《文艺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品牌，但我认为，她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品牌。为什么这么说呢？1、她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比如说，在学术上可不可以发展更好一些？可以。目前达到这个标准了没有？还没有。我们自身把标准定得比较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时，我们就不能称其为品牌。2、《文艺研究》自身的生存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品牌，其实是个市场的概念？品牌要能够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什么是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即：通过努力确立我在文化和艺术上权威的地位，同时我还能有自己独特的走市场的本领，目前，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3、因为《文艺研究》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整合学术市场资源的问题。有很好的市场才能形成品牌。如果说一本学术刊物的学术影响目前仅限于它在学术圈子里的影响，我认为这也不能够成为品牌。4、《文艺研究》的社会影响不够。真正的品牌不仅是要在学术圈子里有影响，还要在社会上有影响。以上这些《文艺研究》都没有做到，怎么能叫品牌呢？这些都是《文艺研究》应该努力去实现的目标。 　　 龙源期刊网：探索和创新是文艺理论研究的主流，《文艺研究》在这方面上是如何去做的？
　　 方宁：创新主要是突出问题意识。《文艺研究》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关注问题、挖掘问题、发现问题。一个刊物如果发现不了问题，提不出问题，你这个刊物的价值就会被打折扣，所以问题意识现在越来越重要。抓住了它，其他的东西自然就好办了。 　　你在什么状态下创新呢？在发现问题中创新，在研究问题中创新。有一些问题大家可能认为不是问题而被忽略了，而这些恰恰是很重要的问题。罗丹说过，这世界上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问题都是一样的。目前，学术界有很多问题摆在那里，当下的、过去的、传统的、现有的理论解释不了的，包括当下的文学创作、影视、艺术等许多问题，我们的理论都无法解释，更不用说解决了。所以，就需要去开发新的理论资源，寻找新的理论武器。整合资源不仅需要中国传统思想的再生能力，还需要西方及东方其他国家的一些思想。你能不能把它们都整合进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解释世界并科学地改造世界的理论，这是我们最关心的。 　　做上述工作自然就是一种探索。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应该说每一个学者、编辑、学术刊物都应该去面对这些问题，抓住并解决它们。 　　 龙源期刊网：跨入新世纪，《文艺研究》努力将“艺术与科学”在学术理论的视野中进行沟通，而且在实践层面加强了刊物与科学家的直接对话，这一方面情况如今进展如何？
　　 方宁：这种沟通工作我们在三年前就开始进行了，效果还不错。科学的最高层与艺术的最高层，是两座山的最高峰，这两座山峰之间需要有一个桥梁来进行沟通。真正的科学家，对人类的艺术，是能够沟通的，例如李政道；反过来说，艺术家也是如此。《文艺研究》在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沟通中起到桥梁的作用，应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建构。例如，《文艺研究》从2002年开始，向两院院士赠送刊物。此前的很多科学家并不知道《文艺研究》这个刊物，他们对于艺术及其理论的了解也相对缺少，后来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实际上我们是在从事推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精神对话的工作。 　　《文艺研究》向两院院士赠刊，主要是由张宝贵先生提供资金，张宝贵先生是国内著名的人造石艺术家兼宝贵石艺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是一个有着很高的精神追求的学者型艺术家、企业家。通过向两院院士赠刊，《文艺研究》的发行量提高了1000份（两院院士其实不止1000人，我们只给其中的一半人）。通过向两院院士赠刊，1、《文艺研究》的发行量增加了。2、《文艺研究》的知名度提高了。3、《文艺研究》通过赠刊也得到了钱。这等于是一举三得。同时，它的效果也不错，这样为《文艺研究》的发展打好基础。 　　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理解你，你才好去探索改刊之路；在很多人不知道你的情况下去改，越改越小啊。你改完后还要做好有些人不认可你的准备，不认可你可能就失掉这个订户。我先扩大订户然后再改，即使失掉一些订户，我也会保留比未赠刊的时候更多的订户。这也是我们的战略。可以说《文艺研究》在这些方面的运作是比较成功的。 　　 龙源期刊网：与国际接轨和本土化是当前学术研究两大关键问题，这也是学术期刊面临的问题。对此，《文艺研究》如何去做？
　　 方宁：本土化就是要有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就意味着要把世界上的一些先进的、有价值、对于人类进步有推动作用的理论和思想移植进来。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接受，不仅要接纳自己的一些新思想，更主要的还是要接纳另一种文化。当然，接纳是第一步，改造是第二步。如果你不去改造它、融合它，不去与它在互动中交流，你就无法把它变成中国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本土化也好，国际化也好，在刊物上不能分得很清。对于某一种文化，你能确切地说哪一种纯粹是外国的？哪一种纯粹是中国的？在全球化时代，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艺术、思想、经济、历史很多学科实际上都融合在一起，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这是你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国缺少的是健康、有震撼力量的批评
　　 龙源期刊网：您曾说，目前的学术是一个理论在丰富中匮乏，批评在缺失中泛滥的时代。如何理解您这句话？
　　 方宁：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现在只好再重复或强调一下吧。 　　为什么这么讲？有以下两个原因： 　　1、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西方被引进的理论，很丰富。但是有哪些理论能真正解决我们当下的学术问题？几乎没有。所以说理论既是丰富的又是匮乏的。 　　2、我们看到的批评非常多，网上狗血淋头的骂人铺天盖地，文艺界的酷评也很多，但是真正健康的批评很少。所以说批评既是缺失的又是泛滥的。 　　所以，《文艺研究》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改变这种现状，真正能推进理论的建设，推进健康批评的发展。例如，2005年我们新设立了名为“当代批评”栏目，涉及对解决当下许多现实问题。把这个栏目创办迄今做得很好。 　　 龙源期刊网：为什么老说批评，不来一些赞扬以给人鼓励呢？
　　 方宁：难道你觉得现在的赞扬还少吗？你不见现在的广告满天飞，睁开眼睛满眼都是广告，闭上眼睛满耳都是广告。什么叫广告？广告就是赞扬啊。这种赞扬太多了，中国缺少的是批评——有震撼力量的批评。有谁站出来说有什么东西应该批评？缺少的东西你就要去补啊。所以，《文艺研究》要做这件事情，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做基础理论，而要拿出一部分精力去面对批评，面对批评的建设。 　　 龙源期刊网：如何将理论和批评结合起来？一名合格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应具备哪些素质？
　　 方宁：理论和批评当然是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没有理论的批评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批评的理论也是很难发展的。理论在批评中才能建设，而批评又必须有理论做基础才能深入。在这些方面《文艺研究》都要加强自己的工作。 　　一名合格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你的思想应该有一个相当的高度，这与你的阅读、思考、判断，以及你对各种思想的融合能力有关。你要能够融合各种理论变成自己的理论，你才能具备这样一个素质。 　　 龙源期刊网：当今文艺审美趋向，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文艺方法论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让文艺批评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方宁：审美趋向变成泛审美化，不是前一段时间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在学术界展开过争议吗？一些老学者持批评意见，认为这个理论推波助澜地宣传了时尚化和感官化的趋向，使美学、文艺学的边界被“文化研究”搞乱了。老先生们的忧虑有道理，但是也不免言过其实了，“文化研究”也好，“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好，都很难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引导消费与时尚的发展。关键还是经济在那里起作用。况且，据我所知，主张“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以日常生活的变化为研究对象，并且对于消费时代持批评的立场，还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归结为错误的方向上去，或是无视他们的建设性的因素而一味地给予指责。 　　总起来说，理论上的争论不断，但是有价值的不多。而文艺批评现在很难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是件特别悲哀的事情。响亮，现在不敢奢求，能有一些微弱的声音就不错了。 　　 龙源期刊网：那您认为文艺批评是否会有发出更响亮声音的那一天？
　　 方宁：我对前途还是比较乐观的。目前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是历史的必然。你处于这一个状态下，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澄清，有很多思想都是模糊的，所以需要在交锋、对话、交流和批评当中逐渐地让这些问题逐渐清晰起来。 　　 龙源期刊网：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需要从哪些方面突破？
　　 方宁：需要突破的地方太多了，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缺少的就是突破，有很多问题和理论都是夹生的。传统的一些资源和理论，要么对它们完全批评，说这些东西都不能用；要么把它们完全接受或继承下来。 　　西方的一些东西现在也做得很不好，一些很有前途和影响的学者，他们言必称西方，中国的问题完全西方化，这样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在这些地方上，目前国内成功的例子我还没看到。理论是需要把很多资源融合在一起，对中国的问题真正去关注，并考虑去怎么解决，而不是靠把西方的理论照搬过来，这显然是不行的。 　　 我个人的经历很简单，就三个身份：农民——教师——编辑
　 　　 龙源期刊网：请谈谈您个人的经历。
　　 方宁：我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插队，是个农民。然后在中学当语文教师。1988年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文学硕士。1991年到《文艺研究》做编辑，从文学编辑做起（我是学以致用），到编辑室主任，然后到副主编，2005年9月担任主编，现在正在准备今年夏天的博士学位答辩，时间是很紧张的。就我个人来说，经历很简单，就在三个身份之间过渡吧：知识青年——教师——编辑。 　　 龙源期刊网：屈指算来，您迄今在《文艺研究》呆了十六个年头，感触一定很多吧？
　　 方宁：做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谁都知道。但是要舍得出自己，不是每个编辑都能做到。《文艺研究》这个集体是舍得出自己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我常常自问：还有比《文艺研究》更适合你干的事吗？ 　　 龙源期刊网：您如何看待主编这个位置？在做主编的过程中你都有哪些心得？
　　 方宁：主编首先还是个编辑。你要清楚你从事的这个专业，责任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不仅是做主编，我们每个编辑的工作也不容易啊。在这个行当里我们都知道，它的每一个工作环节、成败都取决于你的责任心。责任心还包括你的专业所能为你提供的能力。有些作者的文章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有的是政治问题，有的是学术问题，有的是技术问题，编辑的责任是让这些问题避免在出现在刊物上，比如说错字、知识上的硬伤、错误的政治观点，这些都应该是编辑的责任。 　　 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有很好的互动，而不会被网络媒体取代
　　 　　 龙源期刊网：您如何看待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关系和发展？
　　 方宁：传统媒体现在越来越需要借助网络媒体，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它不会被网络媒体代替，对此我是有信心的，不会说因为有了网络，《文艺研究》就没人看了。《文艺研究》杂志从封面到内文，拿在手里感觉这么好，哪是看网络上的杂志能感受到的？尤其是《文艺研究》这么精美的美术图版，从电子传媒那里根本看不到。一本刊物办得清清爽爽、不仅有很好的视觉效果，也有很好的触觉效果，我坚信这是网络代替不了的。传统的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可以有很好的互动，但是不会被网络媒体取代。 　　《文艺研究》与网络媒体的合作是非常积极的。清华同方是我们最早合作的网站，除此外，还有万方、龙源、及台湾地区的华溢网站，都是我们合作的伙伴，我们还是比较认可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当然，目前来说这种合作还是不够，相互之间缺少一种更重要、本质上的关联。网络要体现出一种精神，不仅仅是简单地把刊物的内容展示出来，还需要去选择和引导。在这方面，龙源做得是最好的，龙源提炼出来的一些话题，所进行的一些工作，我认为非常有价值。 　　 龙源期刊网：谢谢。请您详细谈谈龙源做得好的是在哪些地方？
　　 方宁：比如说一些重点文章和重点杂志，龙源比较注重宣传，在一些栏目还有合作杂志的联系方式，这些在其他网站上我还没看到。 　　另外，龙源“主编访谈”这个栏目，会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资讯，这也是你们独特的。一个网站要独特，有别人所代替不了的东西，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若谁都能代替你，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其实也是一种独特的理念，一种别人尚未建立起来的市场意识。 　　在上述方面，我认为龙源是做得最好的。当然，不是因为你采访我，我就这么说。 　　 龙源期刊网：您认为龙源还有哪些不足之处需要改进的地方？
　　 方宁：期刊上电子版的时间太缓慢！常常是我们出到第3期，龙源才刊出第1期。这就不像电子传媒了。像古老的排版。希望龙源能跟得上我们纸版的速度，即使跟不上也不要滞后太久。另外也希望龙源期刊网能够克服一些困难，尽可能地反映杂志的原文原貌。 　　 　　 龙源期刊网：谢谢，回去我会把您宝贵的意见反馈给相关部门。
　　 方宁：谢谢，希望龙源能发挥在网络宣传方面的优势，以促进我们之间更好的合作。 亲爱的读者： 　　就以上访谈内容，如果您还有想了解并希望主编回答的问题，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将向主编及时转达您的问题，并尽快回复！ 　　Email: cchuanxing@163.com 　　感谢您的关注！ 　　　 　　　　　　　　　　　　　　　　　　　　　　

教师之友网

http://www.21edu8.com/university/sheke/13451/show.html?-0-0
http://www.21edu8.com/university/sheke/13451/show.html?-0-0
http://www.21edu8.com/university/sheke/13451/show.html?-0-0

教师之友网

走出文学批评的怪圈

　

　　文学批评多年来备受责难和贬抑，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一方面，文学界人士谈起文学批评总认为它需要改进和加强，但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从作家圈到普通读者，对于文学批评多是冷嘲热讽甚至不屑一顾，一些作家直言不讳地说从来不看批评文章。我曾经看到一篇出自某位著名作家之手的文章，对某一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作家表示扼腕叹息，认为批评家不去评介这个作家简直等于把一个天才“封杀”了，好像那位作家过早离开人世必须由批评家负责。这究竟是对批评家的高度重视，抑或是对批评家的有意中伤？实在让人困惑。当然，就一些批评家的言行来看，的确存在可议可疑之处，五花八门的流派、各种各样的花哨文章，搞得读者和作家眼花缭乱、如坠雾里。

　　当然，文学批评并未因此就匿迹消亡，近期评论界关于茅盾文学奖的争议成为一时热点，就是典型的例证。即使有些作家一再申明绝不看批评文章，事实上对关于他自己作品的评论还是很关注很在意的。其实，若干年前就有人提出过，今天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走入缺之不可但又难受关注的怪圈，根本原因在于美学知识谱系不够健全、审美鉴赏的能力有所不逮。这就使得对文学的本色很少有人进行深入探讨、详尽阐释和客观评估，更没有人高屋建瓴地对当今时代的审美风尚予以追溯和概括。加之若干外行长官的指手画脚，导致文学批评失去应有的公平和公正。此话由来已久：现当代文学构建伊始，文学批评更多关注的是对“德、赛”(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而来不及建构新的美学体系。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左翼文学批评极为张扬苏联普拉左倾主义的论调，以大棒吓人整人，又缺少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法国、俄国等国大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美学功力，加上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冷淡，理论的构建不免流于畸形，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40年代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新时期以后局面大有改观，至少七八十年代对长期以来“左”的禁锢加以清理，文学批评的锋芒有所增加。而随着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引进，不少锐进之士开始关注西方文论的理论构架，这对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是一个有益参照和有利契机，但遗憾的是更多的人以单纯引进为主，而忘记了必须以中国作家的作品作为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致使我国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的实际相去甚远，文学批评也就必然陷入困境。
　　平心而论，要想走出这种困境，既需要人文环境的总体改观，也需要每个批评家脚踏实地的努力，更需要良好的学风和文风，从自我审视自我检省开始，力求尽快走出自我循环的怪圈。这也许可以不再让读者和作家远离文学批评。首先，应把当前的“炒作”与批评分开。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媒体对文学的炒作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要认清炒作不等于批评。对新作品的出版及时予以介绍，是新闻报道的职责，有点渲染也在所难免，读者大可不必把这种“炒作”当作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问世，需要经过一番深入思考，需要相对的沉稳和冷静。如果让批评家立马跟进，真正意义的文学批评也就无从谈起了。其次，应看到文学批评是阐释而非判决。多年来无论是读者的期冀，还是传媒的要求，总认为批评就是简单的判决。比如有人强调，文学批评就是判断高下好坏，这意味着把文学艺术上十分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实际上正如一切学术观点一样，需要的是以理服人，无论是分析还是阐释，既不是法官的判词，也不是绝对的定案。简单化会使批评陷入绝境。第三，文学批评应力求公允而非臆断。批评的公允应立足于科学分析和理性评估，不能穿凿附会，以言废人或以人废言。文学批评一旦缺乏公允，无疑就会落入偏见和成见的泥沼。第四，文学批评需要彰显个性而不是面面俱到。任何一部作品在批评家眼里，总有突出的一面和舍掉的一面，不可能像官样文章一样全部点到。最后，不能离开历史看待作品，也不可能离开作品去附会历史，现在经常对作品和作家排列名次，其实就是弄巧成拙。这样的批评不能取信于读者。
　　当然不能说做到了以上几个方面，文学批评就能完全走出怪圈。但真能这样去做，在一定程度上总可以改变批评的形象，也许会收到一些应有的效应。
来源： 中国艺术报 　作者： 刘金祥 　

教师之友网

新锐批评家呼吁重建批评新秩序

来源：文艺报  

　　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和文艺争鸣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近日在广州举行。谭五昌、陈旭光、何言宏、谢有顺、敬文东、李少君、罗振亚等批评家就新世纪10年来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刊物定位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
　　由于受到浮躁、虚荣、功利化等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响，当前文艺批评的声誉受到一定影响。与会批评家呼吁，要重塑批评家主体形象，重建批评新秩序，倡导一种新锐的批评。他们认为，批评是一种与创作相对称的书写文体，有自身的文体规范，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充分展示批评者的修辞个性与充盈文采。批评是一种对作品的思想内涵、精神价值与艺术特色进行有效阐释的行为与过程。一个好的批评家对作家或艺术家的作品应具有全方位解读、深度体验性鉴赏与专业化评价的能力。批评是批评者与作者通过作品这个中介所进行的一场思想碰撞与灵魂对话，一个理想的批评家必须是他所遇到的这个作家或艺术家最难得的心灵洞察者。另外，批评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操守，需要批评者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与伦理准则。(熊国华)
2012-2-1

教师之友网

在期待与质疑中前行
——2011年中国文学批评印象
吴义勤
来源：文艺报  

　　2011年是中国文学热情异常高涨的一年，文学批评也成为焦点中的焦点，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对文学批评的期待与质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可喜的是，文学批评顶住了来自新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巨大压力，以理性的方式介入文学现场、反思批评伦理、重塑批评形象，在期待与质疑中稳步前行，展现了文学批评的力量。回顾一年来的文学批评历程，我觉得下述几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
　　文学批评回答文学问题、介入文学现场的能力明显增强
　　关于文学批评的职能，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回答现实的文学问题、介入文学的现场无疑是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使命。如果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不能与同时代的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的互动，不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进行同步的分析与判断，不能引领、培养和呼应读者对同代文学的热情，不能从文学现场提炼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并给予有效的阐释与解答，那文学批评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就会大受质疑。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在此方面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批评家们介入文学现场的热情与力度都明显增强，文学批评具有了鲜活可感的现场温度。
　　2011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又一个大年，贾平凹的《古炉》、王安忆的《天香》、方方的《武昌城》、格非的《春尽江南》、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等重要作品纷纷面世，对文学批评发出了强烈的“召唤”。除各种作品研讨会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外，批评家们在第一时间发表文章对这些小说进行即时的文本阐析与评论，文章见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报刊。这方面，张新颖的《一物之通，生机处处——王安忆〈天香〉的几个层次》、韩蕊的《〈古炉〉的视角和超越》、李震和翟传鹏的《论〈古炉〉的叙事艺术》、郭春林的《春有尽，诗无涯——读格非〈春尽江南〉》、李永思的《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洪治刚和欧阳光明的《革命与人性的双重质询——论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等论文堪为代表。对比于前些年批评家对文学现场的畏惧与逃离，2011年老中青三代批评家重返文学现场的态势令人鼓舞。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批评家开始进入文学批评前沿，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批评新生力量。中国现代文学馆将首批客座研究员岗位授予霍俊明、梁鸿、杨庆祥、房伟、周立民、张莉、李云雷7位“70后”批评家，他们集体登场，快步进入批评现场，其对新生代小说家蒋一谈、韩松等人的研究、对非虚构文学的讨论都卓有成效。
　　除文本研究外，社会广泛关注的各种热点文学话题也迫切需要批评界给出回答。比如，在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揭晓后，《文艺报》第一时间邀请贺绍俊、孟繁华、陈福民等批评家对获奖作品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报刊还刊发陈晓明、施战军、李掖平、贺绍俊、汪政等批评家的专门评论文章，对获奖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逐一进行分析。吴俊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制度性之辩》则从宏观的角度对文学评奖制度进行了深度辨析，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观点。在“茅奖”的争议话题中，张炜450万字的《你在高原》的获奖和500万字的《大秦帝国》没能获奖堪称争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对于张炜的小说能否读完的问题，雷达、陈晓明等批评家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反驳，他们认为对于一个专业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阅读本来就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生活”，只要对于文学有足够的敬畏之心，只要有对于文学本身的信仰，根本不存在读不完的问题。而对于《大秦帝国》，批评界也超越“评奖”本身，对小说的成就与局限进行了争鸣。董健、高子文《“秦家店”的核心价值在当今的反叛性——对〈大秦帝国〉的再质疑》《再论“秦家店”核心价值在当今的反动性》等论文对小说给以否定性的批评，而李星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争鸣？》、王幅明与董建桥的《警惕文学批评的沉沦》则对其进行了反驳。再比如，关于“非虚构文学”的话题，批评界也对读者在其文体等方面的困惑给予了及时的澄清与阐释。《光明日报》围绕慕容雪村提出的“卧底写作”组织了一次笔谈，笔谈的内容涉及作家如何处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文艺报》等报刊上，王晖、贺绍俊、周燕芬、张柠等从“提倡非虚构写作的意义”方面，展开了深入论述。谭旭东等则从“写作立场”、“文体比较”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个文学体裁或文学样式最终得到认可，不是一个评论家赋予的“标签”或作家自己设置的“符号”，它之所以得到读者认可，最终要靠作品的内容和作家所展示出来的艺术表达才能和思想气质。李云雷的《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性》一文则对“非虚构”写作的特点、价值、意义以及未来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文学批评的学术化、学理化步伐进一步加快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基础，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手段和必然途径。长期以来，文学批评的情绪化、非学理化一直是文学批评被诟病的原因。文学批评如何为文学史服务，如何为文学的经典化服务，是文学批评学理化所要解决的根本课题。2011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打通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壁垒与分界，倡导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堪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具体说来，2011年中国文学批评在学术化、学理化方面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文学批评视角的拓展与开放。 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有些是现实的语境造成的，有些是认识的困境和理论的误区造成的，而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状况、如何面对发展变革中的文学现实、如何不断拓展和调整文学批评的视角与方法，也一直是长期困扰批评界的主要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众文学、消费文学和新媒体文学，文学批评其实并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尺与方法。面对新的文学格局、新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文学批评家急需开拓视野、解放思想，提高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自由“思考”能力。正如王晓明在《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中所指出的那样，面对“六分天下”的文学版图，面对文学版图背后社会结构，科技条件，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变化，文学批评家“主体性”的增强就成了当务之急。
　　其二，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联更为密切。 文学是一个复杂的“场域”，当下的文学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过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批评要立得住、传得远，就需批评家们拥有清醒的文学史意识。2011年的文学批评在文学史领域的努力值得称道。《文艺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开辟的“经典作家专刊”栏目，每月一期，每期4个整版推出一位经典作家的研究，不仅从当下文学现场出发引领读者对经典作家的回视与阅读，而且从学术和文学史的高度重新评价经典作家的成就以及其对于当代的意义，以厚重的文学史意识和鲜明的学术特色获得了文学界广泛的好评。而围绕着鲁迅诞辰130周年、萧红诞辰100周年，《文艺报》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更是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论文。其中，季红真的《萧红小说的文化信仰与泛文本的知识谱系》、张梦阳的《论鲁迅散文语言的艺术发展》、王彬彬的《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等文章都对当代的文学批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与此同时，文学史家樊骏先生的逝世以及围绕他而举行的一系列追思会、学术研讨会，也拉开了2011年度文学史理论、学科建设研究与争鸣的大幕。钱理群的《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程凯的《学科评议、“时代”与文学研究中的总体意识——对樊骏先生学术工作的一些初步理解》、袁晓波的《我愿景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丁帆的《给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的构想及其它几点补充意见》等文章都对文学史理论以及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已故老编辑袁晓波的研究文章，以开阔的文学视野、辩证的现代史观和精辟的论断，为被近代、现代、当代的文学史分期所困惑着的文学史家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而丁帆主张将“晚清文学”或“近代文学”归于“清代文学”，而将1912年至今的新文学归为“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也具有非常大的启发价值。他的另一篇文章《关于百年文学史入史标准的思考》，提出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统领下，以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三种因素作为文学史入史标准的观点，同样对当下文学批评具有警醒意义。
　　2011年文学批评“文学史”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批评家在文学史背景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八十年代文学”继续成为本年度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期刊开设相关专栏，重新审视“八十年代文学”。程光炜、南帆等人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设想、研究成果和相关的“八十年代文学”话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他们的理论成果注重历史的复杂性以及文学史观的重建问题，对重新认识“八十年代文学”以及相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这个方面，“当代文学”特别是“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化”尤其值得重视。很多学术期刊开辟专栏对新世纪文学进行讨论，如《文艺争鸣》继续开辟“新世纪文学研究”专栏，《东岳论丛》的“新世纪文学十年回望与反思”等，从不同角度对十年来文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和评价。张未民的《对新世纪文学特征的几点认识》、孟繁华的《新世纪十年：中篇小说论要》、白烨的《新变、新局与新质——为新世纪文学把脉》等文章专注于对新世纪文学的整体梳理，概括了新世纪文学的特征、性质、格局和处境，是具有文学史开拓价值的研究成果。《文艺报》的“新世纪诗歌精神走向”专栏聚焦新世纪诗歌的深层问题，形成了诸多重要的理论共识，张清华的《多种声音的奇怪混合》、李少君的《新世纪诗歌的三支建设性力量》、罗振亚的《新世纪诗歌的精神担当与诗艺建设》、何言宏的《深入现场与发现问题》等文章，从诗歌现场出发，对当代诗歌进行理论和文学史意义的分析，是批评界对当下诗歌热潮的一种及时的学术“回应”。
　　其三，对本源性、原创性的文学问题的思考走向深入。文学批评之所以被人看“轻”，甚至贬为“没学问”，原因就在于文学批评没有独立的、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因而也就不能真正深刻有效地介入文学史和当下创作，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各种真正的文学问题。在这方面，中国文学批评确实任重而道远，但在2011年，文学批评至少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成效：
　　一是文学语言问题的思考开始触及文学的深层本质。《文学评论》《南方文坛》等刊物在2011年发表了大量论文讨论文学的语言问题，郜元宝的《〈时文琐谈〉11则》、王彬彬的《赵树理语言追求之得失》、陈大康的《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丁晓原的《“过渡语言”与晚清散文文体变异》等围绕当代文学轻视语言的不良倾向、中国作家母语的具体构成及所处环境的复杂性、语言与作家、批评家的关系、语言与文学史的复杂性、语言与作家作品风格等话题展开论述，有效地推进了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
　　二是作家的原创性文学思考受到评论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作家进高校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王蒙、莫言、陈忠实、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张炜、李锐、格非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在高校从事过教学或研究工作。作家对创作问题的思考与阐述有着自身艺术经验的支撑，具有批评家不具备的活力与原创性。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张炜、李锐、格非等曾经发表过很多原创性的、影响深远的文学观点。阎连科2011年在理论上的求索更引人注目，他的长篇理论随笔《发现小说》，以6万多字的篇幅，对小说理论的诸多层面都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虽然难免偏颇和极端之处，但确实为当代文学批评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文学批评反思自身的力度和可信性得到加强
　　文艺批评的问题在2011年引起了文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在京召开“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围绕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展开研讨。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市作协联合主办“第二届青年批评家论坛”、高等院校联合举办“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就文学批评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文艺报》《文学报》《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学术刊物，开设文学批评专栏，定期、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邀请批评家、作家、一般读者，就文学批评现状、文学批评性质、文学批评伦理、文学批评建设等问题发表看法。倪文尖的《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谭旭东的《批评从何处起步》、刘复生的《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贺桂梅、霍俊明、刘春等《全媒体时代的批评》等一批青年批评家的文章，尤其具有启发性。《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的“读者评论”栏目，继续刊载普通读者的批评文章，进一步扩大了讨论的范围。
　　对于文学批评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关于批评伦理的反思与重建。什么样的文学批评才是可信的、科学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有无“底线”，应守住什么样的“伦理”，这是2011年文学批评反思中最具“深度”的问题。王尧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向后转”的问题》《如何现实，怎样思想》等文章分析了重返“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八十年代文学”背后的伦理问题，并就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与问题提出了一些令人警醒的话题。雷达《真正透彻的批评声音为何总难出现》分析了文学批评乏力的诸种原因，也对批评“伦理”建设提出了新的设想。南帆的《批评如何判断》、陈晓明的《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孟繁华的《“我们还没有抓住最好的东西”》等论文都对敢说话、说真话的批评“伦理”提出了独特见解。
　　二是对于“否定”和“批判”思维的再认识。近年来的文学批评普遍没有力量，很多人归究于批评家不敢讲真话，不敢对作家和作品说“不”。因此，这些年来，否定的、批判的文学批评受到了高度肯定。2011年，《文学报》更是特别新辟“新批评”专版大力提倡这种“否定的”、“说真话”的批评，连续发表了李建军、邵燕君、肖鹰、陈冲等批评家的一批文章，对多位知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否定式”批评。这些文章的勇气和胆量令人敬佩，但思考的片面和文风的极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否定”和“批判”=讲真话、“肯定”=“讲假话”的潜在批评逻辑实际上是把文学批评的风格和可能性“窄化”甚至“道德化”了，极易走火入魔。等到翟业军的《迟子建创作局限论》一文发表，其弊端就彻底暴露了。翟文以牵强的类比把迟子建的小说视作对中外名著的全盘“复制”，并进而全面“否定”迟子建的文学成就。此文发表后之所以会在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引起“公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批评的出发点和逻辑本身出了问题。围绕该文的争论，最终导致了评论界对于那种神化“否定式”批评和“批判式”批评倾向的警惕与反醒，这也算是一个正面的收获吧。
　　总之，2011年的文学批评，喧哗中不失冷静，浮躁中不失理性，并以自身特殊的方式展示了文学批评的力量。当然，对于批评家们来说，冷静、理性回归中国当代文学现场，富有力度、深度地参与中国当代文学进程，并在独立意识的建构中给予文学创作以充分的理论支撑，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对批评家们的期待与渴望。
2012-2-15

教师之友网

当前文艺批评的十大病相
周思明





放眼文艺批评现场，那些游弋于其间的“魅影”，像鲁迅笔下的坟头磷火低飞乱舞、时隐时现。貌似可以照亮文学现场迷途的“万能手电筒”的批评，其实已经风化成了一支无力于指点创作迷津的“银样蜡枪头”，此乃风习的侵袭与批评家向俗世缴械的双向运动所导致的癌肿。不幸的是，在此危机时刻，批评却仍自我感觉良好，且以现在进行时现身于各种文艺现场，以致业界内外对批评都有着强烈的“疗救”之共鸣。悉数当下批评痼疾，窃以为以下10种较为典型：

1、学养断供，嘴尖皮厚。不少顶着批评家头衔的人，自身学养有限甚至“断供”。其中，琐而不慧、博而不专，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所谓“隔靴搔痒”。一个批评家要搞好批评，必先胸罗万物，读万卷书，看破世相，经历沧桑，然后方能写出富于生命活力的批评文字。可惜，就本人视野所及，不少批评文本，充其量只能算是“作品情节介绍＋印象点评”，并无多少学理内涵，也无几多美学成分，读之有如一碗白开水，无色无味，却貌似滚烫，缺少社会历史分析和美学文艺评判的力度。

2、言必称西，鹦鹉学舌。现在不少批评家，尤以所谓“学院派”为最，大都经世未深，囿于学府，既无创作经验，亦乏社会体察，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因此只堪当西学名词术语的“搬运工”，满足于且得意于从西方趸来现成批评理论，施以改头换面的“旧城改造”。所以，别指望他们能写出有多少原创力、冲击力的批评，倒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令人头晕目眩、不知所以的“客里空”之类的怪词奇语。虽然，文艺批评可以借鉴西方理论，但借鉴只能是手段，决不是批评武器本身。一味借鉴没有原创，结果只能是“生搬硬套”。

3、匮乏真诚，为“名”而“评”。这个时代的确不缺有纸上言说能力和逻辑推论本事的批评家。这些人借助媒体的力量，迅速完成了作为“学术达人”的历史进程。但是，成名之后的不少批评家，缺乏起码的真诚之心和人文情怀，少见其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文字，批评之于他们已然疏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他们更像是专事发射“空对空导弹”的炮手，那架势充满着炫技的高傲意味。在他们眼里，具体作品的评论工程太小，收益甚微，以他们的才华能力，等同高射炮打蚊子，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样的批评家，已经失去对文学的虔敬之心，对批评的真诚之意。

4、丧失良知，甘为“钱奴”。随着出场费、讲课费、讲演费、评审费、评论费等等的攀升，随着文坛“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自我感觉日见良好，有些人作为批评家的质地也日渐褪色。事实上，文学批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对于“文学”的“批评”。批评最基本的要义就是鲁迅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勿造作”，“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就是要勇于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而视野所及，许多有建树的批评家，对于成长中的作家作品视若无睹。在他们看来，读成长中的作家作品，收获不大，费劲不小，又何苦来者？而金钱，已经成为不少批评家头上的紧箍咒，难以摆脱也不想摆脱。如果利润可观，他们甚至愿意充当商业炒作的吹鼓手或唢呐王。不是说批评家就不能言利，但是，真正的批评家绝不能以赚钱作为其写作大前提或第一目标，他（她）应当始终牢记以“文学之业”作为第一生命这个根本，要像雷锋同志那样，“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5、人格矮化，文格低下。不少头顶批评家桂冠且著文表示向鲁迅学习的批评家，实际上却在私底下偷偷拿自己与商贩比较，艳羡后者的获利速度与赚钱方式，懊恼批评的薄利与清苦…… 比来比去，比高了别人，矮化了自己，异化了人格，矮化了文格。这些人的批评，或为广告，重在推广；或为表扬稿，偏于溢美；或只管掉书袋，玩弄玄之又玄的西方理论概念，陶醉于新名词爆炸，完全忽视受众阅读心理感受和接受效果。更令人失望的是，有的批评家为了金钱、地位，以“帮忙”、“帮闲”为己任，不惜毁坏批评家和批评的名誉。

6、装腔作势，立场偏移。许多批评家在觊觎利益的同时，渐渐偏离知识分子的立场，默认“靠山吃山”之理念，历练得脸皮厚了，他们偶尔也“批评”一下某些远离权力的文坛“恐龙”，这样做不仅胜算在握，且可借此扬名。自古名利一家，有了名，何愁不能获利？有些“做稳了”的批评家，为其思想视界、既得利益所囿，满足于隔靴搔痒，自负于盲人摸象，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作品缺乏批判之力，对新生文学力量冷漠蔑视。相对佳作迭出的创作界，甚至可说是无所作为发不出声，但其自我辩解倒是振振有词：没有好作品，所以没有批评。面对创作界的相对活跃，这种装腔作势的辩解，显得如此苍白和不靠谱。

7、心存杂念，为“情”造文。造成批评的公信力丧失的原因，分析起来，无非是一些批评者心存杂念，或碍于人情只写些捧脚式批评。有些搞批评的人，只是瞄准那些有全国影响的名家进行肯定性“研究”，还有的人专搞绝对正确的批评（官样文章），提出所谓“奥斯维辛之后”有无写作的问题。有些人忙于写一些口水文字，以期在媒体既混个脸熟又捞足稿费。有的为了加强批评的“针对性”，也勉强穿插进去一些作家作品的名字，以一种“六经注我”式的批评，制造出一张张“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这种批评给我们增添的只能是反讽的佐证。他们更愿意做的事情是像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忙于在各种各样、各省各地的大小会议之间游走，乐此不疲地做人情批评家、风头批评家、鉴定批评家，评委批评家，上镜批评家、红包批评家，等等。

8、只说好话，但愿栽花。批评家的天职就是说真话，求真务实是批评家的基本职业道德。即便面对一些影响很大的作家，批评家也不能采取仰视的姿态，只说好话不说缺点。可是，看看那些充斥于大报小刊的批评文章，很少有否定性的批评，有的多是表扬的文章。这点上，我们的批评家该借鉴欧洲同行的经验。欧洲的批评家们是很活跃的，往往一针见血，不留情面，他们不顾忌作家的面子，不必认识作家，从不加入到出版社的包装工程中去。甚至有的欧洲作家这样呼吁：“请讨论我们，请批评我们，必要的话，请得罪我们。但是保持沉默，是你们放弃了责任。”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文艺现场，很难见到如此真诚勇敢的批评。

9、言不由衷，假话连篇。当下文坛，许多评论家囿于各种主观因素或外部压力，往往不敢或不愿说真话，甚至“人前唱盛，人后唱衰”，耍弄两面派的伎俩。批评因为针对具体作家作品，往往会涉及到作家个人的影响、地位、脸面、感情、关系，对作品的批评经常被作家认为是对他们个人的创作水准、地位等的贬损或否定，因而甚至还会招来官司缠身。一些作家艺术家也承认批评的使命即去伪存真，臧优否劣，然而一旦当批评落到自己身上，往往难以承受一触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从客观上也成为批评家言不由衷、假话连篇的推助器。

10、慑于压力，选择逃避。浮躁和虚荣心使得不少作家对批评的忠言逆耳产生抵触情绪，这对批评家自然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压力面前，不少批评家于是选择逃避，选择说假话，且毫不脸红，心安理得。明代书法家王铎说：“文要胆。文无胆，动即局促，不能开人不敢开之口……笔无锋锷，无阵势，无纵横，其文窄而不大，单而不耸。”如果批评家面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患得患失，举棋不定，连基本的批评胆魄都没有，那就势必连文字都无法站立，哪里还能期待他（她）有什么真知灼见？这样的“批评”，哪里还有一点批评的风骨和价值可言？

批评的弊端，其实远不止以上所举，还可列出更多。造成以上结果之因，是批评家的伦理维度和美学维度的流失，是批评家在文化多元化时代失去修身养性的耐心，是批评家在新经济代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良知的退场。回望当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鲁迅《文化偏至论》、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李健吾《创作评论集》、沈从文《论技巧》等批评著作，读来是多么解渴和振奋！反观当下的批评，除了名词、概念的翻新、仿制以及对外国文学理论成果、特别是西方理论的移花接木，真正有“根”的批评真是不多。

有人说，鲁迅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批评的时代。的确，鲁迅的人格和文格是高度一致的，其嬉笑怒骂尖锐泼辣的大量杂感式批评足以警世。不管形势多么危机，纵在最最黑暗时刻，在国民精神极度脆弱的时候，他仍挥动着一支如椽之笔，给痛苦麻木的民众以强大的精神支持和思想启蒙。鲁迅那种“砭固弊常取类型”、“痛打落水狗”、“一个都不饶恕”的战斗精神，至今仍是我们的批评家学习的榜样。应该看到，在当前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批评家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面临的诱惑也确实太多。顶着压力伸张正义、仗义执言，显然要比趋炎附势、多赞少弹要来得艰难尴尬得多。但是，一个真正的批评家，既然选择了从事批评的伟大事业，就应该在责任与艺术、沉钝与跳脱、启蒙与自觉等等对立统一的矛盾悖论中，勇于找到那个至关重要的“点”，坚守批评的人间正道——这应该成为批评家们“心向往之”的一个神圣庄严的使命。
2012-2-6

教师之友网

满嘴跑火车的文学史
——读孔庆东《国文国史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全讲》
杨光祖
来源：文学报  

　　今日无事，网络乱转，一眼瞥见了孔庆东的新著《国文国史三十年》，中华书局隆重推出，价格39元。对中华书局，我已经不那么信任了，而孔庆东自称孔子73代直系传人，或73代嫡孙，我也从来没有怎么青睐过。他的书，以前是读过的，但买回家的只有一册《正说鲁迅》，用他的话说，有点浅薄，或者浅，已记不大清了。
　　这次，看到他“全讲”现代文学史，还是想看一看，毕竟我也在这个行当里，虽然不靠它混饭。可是，买一本，确实不愿意，担心如果是垃圾，丢都没有地方去。好在我单位附近就有一个大书店：书立方。忙到下午5点多，就漫步过去，正好进门就是《国文国史三十年》，而且居然没有塑封。于是，拿了一册，踱到二楼的休息区，看将下去。
　　我首先翻到鲁迅部分，第六讲第七讲是讲授鲁迅的，第六讲的回目是：谁也绕不过的鲁迅，第七讲的回目是：谁也够不到的鲁迅。一扫，就知道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既然来了，就耐着头皮看看再说。第六讲基本是鲁迅简历，20多页，除了一些常识，就是乱弹。比如，“文学就是政治，文学就是意识形态。”比如，“不重新解释鲁迅，社会就变不了。”再比如，鲁迅猛烈抨击的是谁呀？“不是政府，不是洋人，是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都是很经不起推敲的，用一句成语说：信口雌黄。
　　这且不说了，尤其荒谬的是如下观点：鲁迅、毛泽东是一个人，是在不同时空里的一个人，鲁迅是思想家，毛泽东是思想家兼实践家，既然鲁迅猛烈抨击的是知识分子，那么“一旦把鲁迅的思想转化为实践，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改造知识分子。”由此，孔门73代直系传人孔庆东先生就认为：“他（鲁迅）是共产党人之上的超人一般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在这里，孔大教授毫不吝啬地歌颂了他热爱的毛泽东和鲁迅。但“颂”鲁迅，却“颂”错了方向，也是对鲁迅先生的一种误读，准确说，是严重的扭曲、歪曲。
　　至于第七章，基本是谈作品的，但也只是罗列了别人的观点，亦没有注明出处，常识之外，别无新意。而且“谈论”作品很是不够，基本都是一句带过，蜻蜓点水。作为伟大的文学家，鲁迅的“伟大”在哪里？为什么说“谁也够不到”？他并没有给读者答案。作为一部现代文学史，竟然没有“文学”！倒是“闲言碎语”很多，他在电视上满嘴跑火车惯了，到了“学术”领域，依然满嘴跑火车，还是让我有点吃惊。
　　不过，孔大传人说了：“文学史从来都是政治史和权力史”，他不谈“文学”，我们也无话可说。但为什么“文学史从来都是政治史和权力史”，看完了他的煌煌328页的大著，也没有一个答案，有的只有满纸的胡说乱说。这里骂一下《南方周末》，那里骂几句“汉奸”，他这里的“汉奸”指的是南方报系。作为北京大学的课堂，如此侮辱、诽谤其他文化人，或作为文化载体的报纸，虽然说北大历来主张“兼容”，还是让人无法接受。
　　更让我难以理解的是，孔庆东自称孔子嫡系73代孙，那就应该懂得礼数。可读来读去，发现他不懂礼数。这就让我很是不解。随便举一例，他在文章中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鲁迅全集》“跟马恩列摆在一起没人看”，偶尔有一个学期，忽然被借光了，大家很吃惊，一打听，“因为孔老师开课了”。以前的北大谁专门开过鲁迅专题课，余生也晚，不知道。但2000年前后，钱理群先生是一直开鲁迅研究课，而且名气很大的，这有他的几部著作为证，都是课堂演讲录，而且我本人也曾在课堂听过一年。对钱老师，我还是敬佩的。前一向为鲁迅的一个问题，还专门请教过他，他从电子信箱做了一个比较长的答复。而且，据我所知，钱理群开鲁迅专题课时，课堂火爆，图书馆的鲁迅著作应该早就借过吧？孔大传人是在钱理群老师退休后才接上的，他有什么证据说以前鲁迅著作没有人借过？我记得他还是钱理群的研究生吧？
　　最早知道孔庆东，认为还是一位不错的杂文家。钱理群先生门下出了两个杂文家：余杰、孔庆东，也是很有意味的事情，让人想起荀子门下的二弟子。后来看他的通俗文学史，也就那么回事，至于他在“百家讲坛”侃大山，也只扫过一眼。我想在北大讲坛不至于那样吧？及至读了他的《金庸传》，跌了眼镜，学术水平且不论，最看不惯那种奴颜。就金庸传记来说，仅我个人的视野，我还是比较喜欢傅国涌的《金庸传》。虽然此著仓促了一点，但是它具备了一个传记最基本的素质：真实。据说传主颇有微词，我倒觉得这是成功的标志。
　　温儒敏先生在给孔庆东此著的序言里说，“他不满足于只讲文学史，同时要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或者说，他要通过文学来讲‘国史’。”我纳闷的是，一个搞现代文学史的学者，连“文学史”都讲成这样了，还能讲授“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吗?他的“资本”在哪里？在北京大学站了那么多年讲坛，对“现代文学”没有多少自己的见解，只有娱乐、搞笑，岂不可悲？
　　我觉得当前的大学中文系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文学的感觉。有学者批评夏志清的文学史，确实，夏志清的文学史有很多问题，但有一点，他的文学直觉不错，用我们老家话说，他识货。不像我们目下的学者，只有乱七八糟的理论，根本不知道“文学”为何物，“文字”为何物。我们看孔先生虽然也在大著里谈“语言”，似乎谈得不错，毕竟也是一位曾经风光的杂文家。可是，一谈到具体的“文学”，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看来，孔庆东呆在中文系，屈才了，尤其还是现代文学界。请看他大著的第三讲：“中国文人的上辈子———两千年文学回顾”，洋洋洒洒，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但一路看下来，唯一的感想，就是：胆大。北大毕竟曾经是鲁迅、周作人、黄侃、刘师培的北大，再次一点，还是王瑶、林庚，及陈贻焮、洪子诚的北大。即便再扩招，也不至于如此不堪？我总觉得大学不是“百家讲坛”，大学也不应该是市民文化、消费文化的主阵地。
　　作为大学教授可以研究，而且应该研究通俗文学、消费文化，但是不能将自己泯灭于“消费”；作为大学教授，也可以去“百家讲坛”，但不要把大学讲坛堕落为“百家讲坛”。读完了孔庆东的《国文国史三十年》，我最想说的，其实就这两句话。因为，学术毕竟不是搞笑，也不是娱乐至死。
2011-12-29

教师之友网

“新批评”的胆略、学识与胸怀
梁建华
来源：文学报  

　　近日，我再次读了《文学报·新批评》上的两篇文章：石磊的《与周汝昌先生商榷》、赵化鲁的《韩石山的批评艺术》。读罢，对“新批评”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对“新批评”的胆略、学识与胸怀肃然起敬。
　　周汝昌在《曹雪芹传》中写到：“当他（指和珅）判明这书（指《红楼梦》）只曾传出过前八十回时，便心生毒计，要用抽梁换柱的手段，使《石头记》不但不失其‘全’，而且还要得到主子的称赏让它换步移形、脱胎换骨于不知不觉之间。办法就是：物色适当人选，编造四十回假书，凑成‘全本’，而且也遵照编辑《四库全书》的精神，将前八十回偷偷加以润色。”周汝昌的观点简单说就是：《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是高鹗按照和珅的授意写作的。周汝昌先生是当今红学界的泰斗，所论一字千金。对于周汝昌的观点，石磊先生没有苟同。他通过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比较，得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观点：《红楼梦》后四十回是有曹雪芹残稿的，高鹗只是在程伟元收拾到的残稿基础上做了整理补缺的工作。后四十回自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在总体上是与前八十回合拍的。一边是红学泰斗周汝昌的观点，一边是无名之辈石磊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报·新批评》还是毅然发表了石磊先生的《与周汝昌先生商榷》。没有非凡的胆略，“新批评”敢发表这样的文章吗?没有渊博的学识，“新批评”能辨别谁对谁错吗？
　　“新批评”不仅有非凡的胆略，渊博的学识，而且还有宽广的胸怀。赵化鲁的《韩石山的批评艺术》，实际上就暗含对《文学报·新批评》特约编审韩石山先生的批评。“当年韩先生在《山西文学》上挑起战火，自称是让杂志热闹起来。刊物销量是否见涨不得而知，但激起了黄老先生的怒火却是货真价实的。”“《文学报》刊发‘文人相争’之文，博人眼球，借以增加发行量，不足为怪。”“想来韩先生也是花甲老人了，如此气盛地激扬文字，殊为难得。不过，选一个93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作为论敌，睚眦必报地相持不下，作为旁观者，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韩石山的批评艺术确实高超，可他得理不饶人的刻薄恕我不敢恭维。《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如果这样‘坚持真理’而缺乏人文情怀地办下去，新批评固然是‘新’了，但离批评的本真恐怕要越来越远了。”赵化鲁的文章含有对韩石山先生的责怪、批评之意，没想到这样的文章竟然在《新批评》上发表了。在自家的刊物上发表对自己特约编审进行批评的文章，“新批评”胸怀之宽广由此可见一斑！
　　与其说“新批评”有非凡的胆略、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倒不如说“新批评”的主办人有非凡的胆略、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
2011-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