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语文教育史--管季超网上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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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国文读本》（1907-1910）
《左孟庄骚精华录》（1913）
《古文辞类纂选本》（1918-1921；10卷）《左传撷华》（1921）
《庄子浅说》（1923）
《林氏选评名家文集》（15册；1924）
《浅深递进国文读本》（1916；6册）
《韩柳文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4） 《春觉斋论文》（北京都门印书局，1916）《文微》（1924；弟子据其生前讲课笔记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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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福州近代的文化巨人

作者：欧阳健

近代是产生巨人的时代，在福州这块福地，名公巨人，更是杰立角出。林则徐（1785－1850）、严复（1854－1921）、林纾（1852－1924），堪称是政治、思想、文化领域，“能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1]的走在时代前列的三巨人。与前两位巨人获得的盛誉相比，林纾受到的赞美虽然多少有点保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将赢得越来越高的评价。    “译坛泰斗”——镌刻在三山陵园的这四个大字，代表着当今许多人对林纾的共识。从康有为的“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2]，到谭正璧的“介绍西洋近世文学最多的一人而且又是第一人”[3]，人们就这个话题说得已经够多了。自然，关于林译小说以及从中引发的学术问题，可做的文章依然很多；但不断重复这一话题，不仅不能给林纾以公允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他的贬低。林纾应该肯定的不止是翻译，“译界之王”、“译坛泰斗”既不足以概括他的历史地位，更不应成为否定他后半生的调剂品。有鉴于此，本文拟略过这方面的内容，通过以往人们讲得较少、或讲得不尽畅舒的方面，来看林纾是如何“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成为一代文化巨人的。 一、晚清白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许多人至今以为，“民国以前国人写文章用的是文言文，民国后开始方推广白话文”[4]。现代文学史家则坚持说，胡适是开风气之先的“白话文始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中坚。在他们笔下，1917年1月1日之前的中国，完全笼罩在文言的黑暗之中，直到胡适的“白话正宗”论出来，方始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提倡白话文并付诸新闻与文学实践，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1897年11月7日，最早以“白话”命名的《演义白话报》（又名《白话演义报》）创刊。报纸声明：“本报当用白话，务使人人易晓。约分时事、新闻两门，时事以感发人心为主，新闻以增广见识为主。”人们也许料想不到，《演义白话报》的主笔之一章仲和，竟是“五四运动”时被斥为“卖国贼”的驻日公使章宗祥（1879－1962）！1898 年5月11 日，《无锡白话报》创刊，主编裘廷梁（1857－1943）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提出“白话之益”有八：一曰省目力，二曰除骄气，三曰免枉读，四曰保圣教，五曰便幼学，六曰炼心力，七曰少弃才，八曰便贫民，实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5]这十年中，清廷倡导了一场“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的改革维新。与之相互呼应的，便是白话文的勃兴。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明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白话便是最好的工具。二十世纪伊始，白话报更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刊，计有：1901年的《杭州白话报》，1902年的《苏州白话报》（上海），1903年的《智群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绍兴白话报》、《湖南时务白话报》、《新白话报》、《潮州白话报》、《江西白话报》、《中国白话报》，1904年的《吴郡白话报》、《福建白话报》、《初学白话报》、《湖州白话报》，1905年的《直隶白话报》、《兵学白话报》、《通俗白话报》、《开智白话报》，1906年的《发明白话报》、《晋阳白话报》、《地方白话报》、《河南白话演说报》，1907年的《丽江白话报》、《通俗白话报》、《新中国白话报》，1908的《国民白话报》、《京都白话日报》、《绍兴白话报》、《奉天醒时白话报》、《安徽白话报》、《锡金白话报》，1909年的《武昌白话报》、《浙江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1910年的《苏州白话报》（苏州）、《浙江白话新报》、《桂林白话报》、《湖北地方自治白话报》、《衡山白话自治报》、《蒙古白话报》、《上海白话报》，1911年的《虞阳白话报》，及《江西新白话报》、《爱国白话报》，《晨钟白话报》，《京津白话报》等[6]。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晚清确实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林纾适逢其会，所持的态度是相当积极的。他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说：“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据包天笑回忆：“其时创办《杭州白话报》者，有陈叔通、林琴南等诸君。”[7]证明林纾所言是可信的。    林万里（1874－1926），原名林獬，后改名白水，字少泉，号白话道人，福建闽县青圃村人。庚子（1900）客杭州的林纾，曾和他同在林伯颖家塾任教。林万里1901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杭州白话报》的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就是林白水起草的。他又以“宣樊”、“宣樊子”的笔名撰文鼓吹新政，抨击小脚、迷信和鸦片。1902年4月，林白水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一起组织 “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及社刊《学生民界》，“鼓动反清革命，言论尤为激烈”；1903年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嗣改名《警钟日报》），所有白话文都由林白水执笔。《俄事警闻》的创刊，为的是“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其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它所“告诉”的对象，有政府、外务部、领兵大臣、各省疆吏、学生、义勇队、新闻记者、革命党、守旧党、保皇党、立宪党、全国妇女、农、工、商、会党、马贼、无业游民、乞丐、吃洋饭者、出家人、阔少、教民等，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故每期都发两篇论说，一篇用文言，一篇用白话（或官话、京话甚至湖南白话、广东白话），题目是《普告国民》、《告诉大众》，一共刊登了73篇“告××”。林白水又独立创办了《中国白话报》，宣称：“如今月报、日报，全是给读书人看的，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是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眼睛向下，向着社会底层，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显著特点。     以古文名世的林纾，亦在《杭州白话报》发表《白话道情》，似乎有点令人诧异。其实，早在戊戌维新前，林纾就作有《闽中新乐府》。魏瀚《闽中新乐府序》谓他尝自笑道：“廿六年村学究，乃欲吟诗为童子启悟之阶，自度吾力未至也。且吾不善为诗，俚词鄙谚，旁收杂罗，谈格调者，将引以为噱，而吾又不乐为诗人也。”“俚词鄙谚，旁收杂罗”，有极浓的口语意味。如《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云：     小脚妇，谁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左靠妈妈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问君此足缠何时，奈何负痛无了期。妇言奴不知，五岁六岁才胜衣。阿娘作履命缠足，指儿尖尖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五更哭。床头呼阿娘，女儿疾病娘痛伤。女儿颠跌娘惊慌，儿今脚痛入骨髓，儿自凄凉娘不忙。阿娘转笑慰娇女，阿娘少时亦如汝。但求脚小出人前，娘破工夫为汝缠。岂知缠得脚儿小，筋骨不舒食量少。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     姚灵犀《采菲录》评论道：“林琴南伤缠足之害，作《小脚》诗三首，述幼女被缠之苦、遇水灾之悔、遭匪劫之惨，字字有泪，句句刺心。”“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阿娘作履命缠足，指儿尖尖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五更哭”，都通俗浅显，平易如话，怪不得林纾会预感“谈格调者，将引以为噱”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观念与创作的基础，当“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情势下，林纾没有丝毫厌恶与抵制，反在《杭州白话报》发表《白话道情》，与改革维新的形势相呼应，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白话道情》今未见，谅与白话口语掺杂的《闽中新乐府》相去不远。可见，林纾不仅不曾反对白话文，而且是晚清白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维新，就是改革。 二、第一代中学国文读本的成功编纂者 　　1932年，为纪念北平师范大学三十周年校庆，黎锦熙参以“四库提要”体例，作《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主张“举凡六百年间，科举未废以前的八股、试帖、经义、策论诸选本，和学校既兴以后的小学中学各科教科书”，都是教育史上切实的资料，都有整理和研究的必要。此书收录1908－1931年间出版的六十馀种课本，逐一作提纲挈领之介绍。《引言》曰：“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说，须知这些书的势力，把二十多年以来青年们对于本国文字与文学的训练，和关于本国文化学术的常识，都给支配了；这是他们必读而又仅读的书，简直是取从前‘四书五经’而代之。”《提要》将光绪三十四年（1908）林纾所编《中学国文读本》作为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以为应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刘师培编、国学保存会出版的《中学文科教科书》；但名曰“国文读本”者，林纾所编确是第一套。    作为新政的组成部分，清廷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文学科目为七：经学，史学，理学，诸子，掌故，词章，外国语言文字。二十九年（1903），又规定大学本科文学科分九门：中国史、万国史、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始设之“中国文学”一科，乃相对于“外国文学”而言，尚未用“国文”之名。三十三年（1907），奏定女子师范科目，中有：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小学科目，亦有：修身、国文、算术、女红、体操等，方出现了“国文”的名称。初一看去，“国文”似是“中国文学”的简称，细思之，又不尽然。《清稗类钞·讥讽类》曾记一故事：“京伶小百岁者，丑角也。一日，演《法门寺》，去小监，科白时，谓扮赵廉之生曰：‘作官亦识字么？吾道你只识洋文，不识国文呢。’又尝于《五花洞》中，自唱‘做官不论大小，懂得洋文就好’。其言若有意，若无意。”则“国文”实与“洋文”相对也。     “国文”这门课程，在漫长的古代是从未有过的。自晚清设立“国文”以后，也无人对它作过界定。精明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抓住晚清复行新政、广设学校的机遇，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林纾所编《中学国文读本》，无形中就成了“国文”课程的范本。     与先于1904年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教科书文》，采取合议制由蒋维乔、庄俞等合作编写，聘请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任顾问不同，更高水平的《中学国文读本》，是由林纾独立完成的。林纾的国文功底，是举世公认的；他于1901年任京师金台书院国文总教席，后又任五城学堂总教习，讲授修身、国文课程，具五年国文教学的实践经验。选编《中学国文读本》，自会得心应手。《中学国文读本》共十册，按时代逆推选文：第一、二册清文，第三册明文，第四册金元文，第五册宋文，第六册唐文，第七册六朝文，第八册汉文，第九册秦文，第十册周文；各册选文又集中于本时期之代表作家，如第二册清文选30篇，曾国藩文入选13篇。第六册唐文选47篇，韩愈文入选20篇，柳宗元文入选7篇。第六册序文解释道：“余嗜唐文，至此二家，无复旁及，故在是集之成，二家之文，据十之七。虽嗜好之偏，然文之正宗，亦不能外此而他求。”又说：“独昌黎之文，理蓄于中，文肃其外，篇同而局不复，则先后处置之适宜也。语激而词不嚣，则吐吞研练之出于自然也，或千旋百绕，而不病其繁细。或东伏西挺，而愈见其奇倔。……至柳州之文，则华山之石，一拔万仞，其上珍松古柏，奇花异卉，皆间出重峦叠巘之间。盖其泽古深，故伏采潜发。”林纾为古文高手，深悉文章三昧，于课文逐篇详加评语，皆极精当。如韩愈《马说》，首评：“笔笔凌虚，不肯一句呆说。将吐复茹，欲伸即缩，吕黎绝调。”中评：“‘马之千里者’五字，破空叫起，奇壮而洪，即插入‘不知’二字，令人扫兴。虽昌黎自写牢骚，然千古才人遭际，亦往往如此。”尾评：“策、食、鸣三语，仍挺接名材，无尽枉屈意，尽此三语中。忽接入‘天下无马’四字，将天下英雄一笔抹倒。此处宜继以不平之词，顾乃以澹宕之笔出之，萧闲中却带无数深悲极恸矣。”林纾还别具匠心地编选了《浅深递进国文读本》，选取70篇古文为范文，各按原题原意重写两篇，其一文字较浅，其二文字较深，以帮助学生掌握古文的写法，可见良苦之用心。     与“洋文”相对的“国文”是中国之文，文字，文章，文学，文化，皆可由此而生发；识字缀文，由文而学，由学而化，涵义无穷。“国文”，“国文”，乃堂堂一国之文，何其响亮，且暗含对母语的体认，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认同。不料后来“改国文为语体文”，“国文”变成了“国语”。这一变，却是非同小可。与英文即是英语、法文即是法语不同，不用拼音的中国，是但有中文，没有“中语”的；不称“中语”而称“国语”，实属不得已之举。在权威的解释中，“国语”就是白话，将所谓“少数文人用的文字”即真正“国文”，驱逐出中小学的课堂了。从“工具”意义上看待“国语”，词类、语法便是教学的重点，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科学素质等，全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百年语文教学的风风雨雨，可以说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应该顺便提到的是，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高级中学文学课本》，其选文文质兼美，多是名家名篇，故在历年课本中最令人称许。但其编辑依时代先后，将《诗经》、《楚辞》置于唐诗、宋词之前，《左传》、《史记》置于唐宋八大家之前；学生是先学了《七月》再学《琵琶行》，先学了《晋公子重耳出亡》再学《小石潭记》的，即此便不及林纾《中学国文读本》按逆推选文之为愈也。至于后来多次编写修订的中学语文教科书，都不能够使人满意。看来，好好吸取林纾《中学国文读本》的成功经验，注重整体国文素养的提高，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三、民国小说史的首席作家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并通告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      但是，小说史家却竭力忘却民国的存在。他们讲“现代小说”，一律以1918年5月发表的《狂人日记》为开端；讲古代小说，最晚只讲到清末“谴责小说”：于是，中国小说史便出现了整整七年的空缺。更不可解的是，几乎所有“现代小说”，都缺少正面反映辛亥革命的兴趣。如《阿Q正传》第七章虽以“革命”标题，却只借从黑魆魆中荡来的大乌篷船，将“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影影绰绰地透了出来，那准确度又是打了很大折扣的。长期以来，“现代小说史”被定为正统教科书，在教学传播中成了“标准答案”，民国开初六、七年中产生的作品，便被逐渐遮蔽，逐渐忘却，销声匿迹了。     但中华民国的创立，终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从民国成立到“现代小说”出现的六七年，是真实的历史阶段；其间问世的众多小说，更是真实的存在。若要填补这六七年的空白，撰写一部《民国小说史》，第一章论述的第一位作家该是谁呢？答案是：林纾！    先来讨论一下入选作家的标准，恐怕至少该包含以下三条：    1、应该是民国最早的小说作品的作者；    2、应该是民国初期最有成就的小说作品的作者；    3、应该是反映或记录了辛亥革命风云变幻的小说作品的作者。     且先从第三条说起。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将林纾、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并称为“清末五小说家”，道是“顾其时亦颇喜浏览今人所为小说，其最赏者，译著则以闽县林琴南（纾），撰著则以李伯元（宝嘉）、吴趼人（沃尧）、刘铁云（鹗）、曾孟朴（朴）所著为笃嗜。”李伯元死于1906年，吴趼人死于1910年，刘鹗死于1909年，其时惟曾朴尚在。民国十六年，曾朴在上海开真美善書店，续写他的《孽海花》，又创作了小说《鲁男子》。晚清另外两位小说家黄小配（1872－1912）与陆士谔（1878－1944），以最快速度写出了反映辛亥革命的小说。黄小配的《新汉建国志》，“将廿年来中国革命之运动，及一切历史，源源本本，据实详叙，俾成信史”。黄小配是辛亥革命当事人，“阅此数十年，所见所闻，固多且确”[8]。可惜他不久就惨遭陈炯明杀害，赍志以没。陆士谔于辛亥年（1911）十一月出版了讴歌武昌起义的“时事小说”《血泪黄花》。开卷《满江红》道：“遍地腥膻，何处是唐宫汉阙？叹底事，自由空气，无端销歇！”由于对立宪的失望，陆士谔迅速地转到革命立场上来，成了从最近距离反映辛亥革命的第一位小说家。《血泪黄花》以湖北新军队官黄一鸣和徐振华的爱情为线索，叙写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前后武昌革命形势的急遽变化，尽情嘲弄了满人官僚的穷途窘态，热情抒写了革命志士的豪情壮志。陆士谔首创的借革命队伍普通一员的经历和爱情来反映重大历史事变的模式，一直为后世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所效仿。小说把革命写得堂堂正正，说“革命党个个都是好人”，是“国民的救主”；“革了命，一则是报雪旧耻，二则是改良政治”；革命党舍生拼死，“无非替同胞求幸福，为国家谋治安”。但进入民国以后，陆士谔对时局产生了严重的失望，开始沉缅于武侠小说的写作。     从晚清走来的林纾，先是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庚辛剑腥录》，1913 年10月北京都门印书局出版。《剑腥录》所反映的戊戌变法与庚子国变，晚清小说家已屡试之矣，且不乏良篇佳作，如旅生的《痴人说梦记》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皆足称道。就林纾本人的动因而言，尤是“意在表彰修伯茀之忠”与林旭的“死以报国亦无所愧”耳。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第二部长篇《金陵秋》，全书三十章，1914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缘起曰：“冷红生者，世之顽固守旧人也。革命时，居天津。乱定复归京师，杜门不出，以卖文卖画自给，不求于人，人亦以是厌薄之。一日，忽有投刺于门者，称曰：‘林述庆请受业门下。’生曰：‘将军非血战得天保城，长驱入石头者耶？’林曰：‘不如先生所言。幸胜耳。’生曰：‘野老不识贵人。将军之来，何取于老朽？’将军曰：‘请受古文。’生曰：‘如老朽之文，名为文耶？若将军不以为劣者，自今日始。但论文不论时事。’”不久，忽言将军以暴疾卒，夫人以其军中日记四卷见授，言：“亡夫生平战迹悉在其中。”作者当即日记中所有者编为小说，命曰《金陵秋》。何海鸣（1886－1945）《求幸福斋随笔》评论道：“林氏之作此书，全关系‘将军礼我’一语，盖所以报知己也。世道日衰，论友者鲜有始终，观于此可以风矣。……二林均可人，此作尤可感叹，较之无行之文人假笔墨阿谀权势，如刘师培之请开方略馆者，相去奚啻霄壤耶？”     与陆士谔仅写武昌起义的一隅不同，《金陵秋》写的是辛亥革命的全局，重点在“鄂变”（武昌起义）后之的上海与江苏，塑造了发动镇江新军起义、“血战得天保城，长驱入石头”的林述庆的英雄形象，讴歌了他的巨大功绩和豪迈人格，并对他的解职沦废，深表悯惜之情。     《金陵秋》对历史的描述，选取“世之顽固守旧人”的独特视角，反映出林纾对于民国的复杂心理。与陆士谔相仿，林纾对立宪曾怀有殷切的期望，但形势的急剧发展，使他又对革命持同情的态度。小说第一章标题“腐责”，开头云： 　　 一夕，苍石翁忽大声吒曰：“阿雄，汝今日果从革命党人起事矣！吾家世忠厚，祖宗积书盈屋。汝弗绍祖烈，从此轻薄子为洞腹断脰之举！方今重兵均握亲藩之手，粮糈军械，一无所出，谓可仓卒以成事。天下有赤手空拳之英雄，排肉山以受精铁耶？吾行哭汝于东市矣！”阿雄受责，颜色不变，就灯取火，上淡巴菇①于翁曰：“阿翁勿怒。翁守经蹈常，一腔忠爱，虽不仕于清，而恒眷眷君国，儿知之稔矣。《叔苴子》②有言：‘当权时而执经，皆可言而不可行；处经时而用权，皆可行而不可言。’今日天下汹汹，名为经时，实则乱萌已长。父老子弟之心，皆知爱新觉罗氏之不腊。凡有血气者，无人不怀革命之思。儿固不能以赤手空拳当此精铁；翁能以资忠履义，扶彼衰清耶？”（注：①淡巴菇，烟草；②《叔苴子》，明人庄元臣撰。）    冒然以苍石翁吒阿雄之对话开头以制造悬念，与吴趼人《九命奇冤》效西方小说近是。苍石翁之名，则于自言中道及：“王子履一生未涉仕途，亦知邪阴之湛溺太阳至矣。”分明有自况的意味；但其所言，实乃老成人之殷忧：“若中华人物多综于省会之中，而山县僻壤，木然不知国会为何事、议员为何物。一闻足柄天下之大权，则土豪恶衿必在当选之列。否则身拥重资，出而购票，即可驱驾一乡一邑之人。尔谓仗此人物，即可坐致承平？老人正患专制未除，特恹恹归于沉瘵，国会一立，必匆匆成为暴亡。汝勿欣畅，且姑待之。”实为深切国情之论。子履读到长子伯凯自镇江贻次子仲英书，中云：“会中薰莸杂收，好恶非一，为国者鲜，为利者多。今虽徒党布满东南，或有奋不顾身者，正恐破坏以后，建设为难，坐无英雄为之镇摄耳。此间林标统述卿，为闽产，僄锐忠挚，临难有断，全军属心，阿兄与之朝夕从事。将来以镇兵进规江南，或易得手。林君之意，颇望弟一临。能否禀诸老亲，一莅镇江相见？”叹曰：“吾衰矣，虽未沾禄糈，而祖、父皆仕清朝。革命一语，吾万不出诸口吻。实则亲藩大臣，人人自种此亡国之孽。儿子各有志向，宁老人所能力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林纾对时局的见解：“果戊戌变政得行，亦不至有今日武昌之事”。他此时的同情，是在年青的革命者一边的。     林纾虽对革命表示认可，但却是有先决条件的。第十四章“图宁”，叙镇江光复后，王子履致书谕二子，道是：“不图武昌夜呼，而海内立时崩析；镇江之役，至兵不血刃，而阖城外向，事乃大奇！令乃知种族之辨，虽九世之仇犹复也。”面对不日将进趣金陵的形势，老人提醒道：“然既称同胞，自不以多杀为威。”第十三章“闻败”，叙旗人以炸弹袭击统制府，王仲英以为“乱党不可留”，建议一一取而歼之，述卿曰：“王仲英君乃不闻前清入关时，驱逐病痘之百姓乎？当时百姓病痘者，摄政王多尔衮令驱之四十里之外，尽室皆行。满兵遂入取其家具，俾之一空。而痘童道死无算，家人流离之状，不堪属目。今日旗人以报仇之故，掷弹府门，其罪可诛，其心可谅。且吾尤不能效多尔衮所为，夜中无分良莠，尽驱出城。彼果缴出凶器，以兵监之，盖可恕也。”林纾的“须知革命者，救世之军，非闯、献比也”，真是掷地作金石声的仁者之言。     随着形势的变化，林纾的思考亦越显深刻。第十六章“誓师”开头即云：“读吾书者，当知革命非易事也。”其下列举种种促使革命暴发的原因，道是：“非骄王弛紊其权纲，非奸相排笮其忠谠，非进退系乎赇请，非赋敛加以峻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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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非颠倒，使朝野暗无天日；非机宜坐失，使利权蚀于列强；非糜四海之财力，用之如泥沙；非出独夫之威棱，行之以残杀；非无故挑边，任邪教兴师于无名；非妄意愤军，使天下同疲于赔款，而国又乌得亡！而革命之军又胡从起！”但革命者并非天生圣人，“新人称谓，实本旧人”，人的素质的劣根性，将导致革命的失败或变质。第四章“鄂变”，在抄录二十四条条例后，曰：“诸君试观革命中英雄，有堂堂正正，心存民国，坐镇武汉，坚如山岳，如黄陂黎公者耶？冷红生与公初无一面，亦不必揄扬其人，为结好之地。但见名为时杰者，多不如此，且以私意征及外兵，戕其同胞，尚觍然以国民自命，其去黎公宁止霄壤！”第十章“收吴”，叙苏抚陈德荃既受事，大张告谕，大要谓：“意见二字，最为可惧。其潮流所及，实足以亡国灭种而有馀。大凡意见之起，综由权利之一念。目今志士组织敢死决死团，为光复共和计，虽牺牲性命，尚所不顾。我同志同事，但期可以达其光复共和之目的，则牺牲其权利，更何足惜。盖个人有意见，则不能成团体；各团体有意见，则不能成一邦；各邦有意见，则不能成一国。相争相轧，党派纷歧，人民或因此而受剥肤之痛，尚何共和幸福之足云哉。”冷红生即评曰：“呜呼！陈公之见，何其远也。当苏州独立之始，南北之见初未融洽。及东南各省分立都督，藩镇之局已成。陈公老谋壮事，已确知有后来之局，故预宣此言。今日一一验矣。”第二十五章“探梅”，叙大总统宣言书有“各省联合，互谋自治”，仲英曰：“吾亦决其难行。自治二字，即独立之别名。唐之藩镇，皆欲自治，而成为独立。调剂二字，流弊必出于姑息。将来各省自为风气，决不受中央号令，在吾意中。此条告弊病百出，何能一一讨论如议员？”第三十章“寓词”，叙孙中山逊位于项城，大祭明太祖于孝陵，仲英评曰：“明祖，专制之君也。今中山主共和之政体，祭之何为？且徐达以克复江南，至前清时尚与曾国藩庙食于钟山。今克复金陵者谁耶！林述卿屏迹乡园矣。天下不平之事，至此已极。想孝陵之鬼知之，亦当齿冷。”秋光曰：“仲英，汝谓让位出之至诚耶 ！”仲英曰：“党人怏怏，后此祸机，正复难定。”无不寄寓着林纾对时局的殷忧。
    《金陵秋》以王仲英、胡秋光的恋爱为全书脉络，似有陆士谔《血泪黄花》意韵而成熟过之。在小说中，他们不仅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而且是辛亥革命的评论者。王仲英与王子履的“代沟”，反映了林纾自身对辛亥革命的矛盾态度。而胡秋光的形象，则表达了林纾平实的女性观。他不赞同那激扬慷慨的“殆同炀灶”的“女界革命”，不主张让“纤弱不胜兵”的女子去作不能胜任的北伐，所以“专以红十字为宗旨”的胡秋光才值得肯定，这种出于对女性特点的考虑，并不是旧道德的偏见。在林纾笔下，胡秋光是位有远见的新女性。第三章“遇艳”，叙其纵论时局，真能得其要领，令仲英佩服得五体投地，道是：“叙江南形胜及攻取之法，若掩其姓名读之，则堂堂一策士书也。”第九章“复沪”，叙其作书语仲英曰：“知君与述公方规划镇江，述公持重，非万全不发。然镇江不得，无以进规金陵。金陵惟天保城最扼要。徒取雨花台，尚不为功。吴帅儒者，不解兵事。且军队半已解体，所恃者但有北军。今武昌已扼长江上流，而沪上又为民军所有。海军中人人亦有光复之志，以说客动之，当立下。北军但有直趋浦口，向徐州而退。此着在我意中，想述公必有部署。”因得王仲英之赞许曰：“天下见地之高，持论之正，料事之精，宁有如我秋光者邪？”第二十四章“审势”，叙预选临时大总统，孙文得十六票当选，仲英归语秋光曰：“大总统选定矣。百战而得金陵者乃如丧家之狗，而海外寓公一旦得志，人固有幸不幸也。”颇有不平之意；秋光曰：“羊胛已熟，且进杯酒。羊胛似较蛤蜊美也。”有弦外之音。第二十六章“和议”，叙仲英忽得述卿书，词至愤郁，秋光夺而读之，曰：“此君血热，于世途阅历殊鲜。彼人以虚名拥大位，宁解用兵。且北军严扼要害，南中洞兵要者，亦知不可隳突。又有唐使居间，和局已在早晚。述公已解兵柄，有言胡足动人。且不择人而言，愈见其戆。如此将才，乃令沦废，深堪悯惜。”皆非庸凡辈所能道。
    林纾还善于通过对话，刻画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第十八章“看护”，叙仲英伤后，得秋光看护，日就痊可，问：“吾梦中作何谰言？”秋光红潮被颊，久不能答。仲英趣问，秋光低头曰：“呼吾名耳。”仲英冁然曰：“心之所念，梦寐中竟不为讳。嗟夫秋光！吾何幸活君之掌中耶！”秋光久不语，但曰：“愿君早痊。”其后，仲英康复出院，临别，秋光强制其悲曰：“王雄，我以仲英付汝，汝为我昼夕调护。”王雄，字仲英，原是一人，今嘱王雄，“以仲英付汝”，其言别致，故即仲英亦觉愕然。既而悟之曰：“如敢食言，有如天日。”第二十五章“探梅”，在议论新总统之条告后，秋光曰：“不审西湖孤山之梅，较此如何？”仲英曰：“汝言孤山梅耶？无论何人，均可攀折，转不如是间有人管领。”本是比较上海张园之梅与西湖孤山之梅的，因了是否有人“管领”，却引发了秋光的笑问：“然则共和不如专制耶？”这一问，乃“共和”与“立宪”的优劣之争，林纾自觉难以回答，故以“仲英不答”四字了之，足见高明。
    林纾早就“以小说得名”，却是以翻译小说得来的；他的《技击余闻》1908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影响不大。如今自己动手创作长篇小说，挟其盛名，自当有极大影响。对他自己来说，是完成了由翻译到创作的转化；对时代来说，是完成了由古到今的转化。前拟入选首席作家标准的第一、二两条，就林纾来说，更是毫无问题。加之他还写了《冤海灵光》，1916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巾帼阳秋》（再版易名《官场新现形记》），1917年8月上海中华小说社出版；《劫外昙花》，1918年1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此外，《践卓翁短篇小说》第一集，1913年11月由都门印书局印行，其后又续出两集；《合浦珠传奇》、《天妃庙传奇》、《蜀鹃啼传奇》，1917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民国二年，林纾作《畏庐漫录》，自序云：“余年六十以外，万事皆视若传舍。幸自少至老，不曾为官。自谓无益于民国，而亦未尝有害。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然不喜论证，故着意为小说……盖小说一道，虽别于史传，然间有纪实之作，转可备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尺》，《唐书》多有取者。余伏匿穷巷，即有闻见，或且出诸传讹，然皆笔而藏之，能否中于史官，则不敢知，然畅所欲言，亦足为敝帚之飨。”民国小说史首席作家的荣誉，林纾是当之无愧的。

四、捍卫传统文化的反潮流英杰

　　林纾1917年2月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既大声疾呼“古文之不宜废”，则必有人提出了“废古文”的主张，此人正是胡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借“吾国言文之背驰”，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论，向为文学史家所推崇。实际上，黄遵宪早在1887年就说过：“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9]晚清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不仅比十五六年后胡适的倡导声势更为浩大，根本目标也绝不相同。胡适1917年1月1日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在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发表的。在此之前的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6月6日死于北京；在此之后的1917年5月，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解散国会，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宣统复辟，段祺瑞组“讨逆军”驱逐张勋，复任国务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由上海至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赴美留学七年、1917年回国的胡适，除了《文学改良刍议》，不闻有任何关于时局的评论。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比胡适年长39岁的林纾，便迅速作出了回应。作为晚清启蒙文学家，林纾一贯认为，现代化并不需要抛弃传统。文章题曰“论古文之不宜废”，清楚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虽赞成提倡白话，但不以废除古文为前提。首句曰：“文无所谓古也”，堪称深谙文学真谛之慧言。文无古今，唯有优劣，故“汉唐之《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中文家林立”，而“马、班、韩、柳独有”。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魅力。胡适所谓“八事”，不构成文言必废的理由；用白话作文章，有谁能保证篇篇“言之有物”、“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呢？
　　尤可注意的是，当胡适写到“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时，忽从中加了一条长注：“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b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喝了洋墨水、好借西人说事的胡适，本意乃在宣扬拉丁是“死文学”、1611年后之俚语方为“活文学”的高论，以欺蒙读者。有过翻译经验、了解西方文化的林纾，则予以轻轻一拨：“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於用？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作为对民族有责任心的老成人，林纾忧心忡忡地说：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向在杭州，日本斋藤少将谓余曰：“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日人则尽括而有之。呜呼，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於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用其浅者以课人，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这里表述的思想，与1904年《〈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欧人之倾我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维新之从”，是一脉相承的。林纾十二年前说的这番话，不会料到竟会适用于此时的胡适！《〈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还举“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士之诗”为例，证明“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仿佛也是针对十二年后胡适的高论而发的！
　　《论古文之不宜废》发表时，将“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与“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二句，用特大号字体排印，尤其突现出林纾的殷忧。斋藤少将，时为日本公使武官。日本的维新比中国早，却不一味图新而废旧，故斋藤有言：“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林纾发问道：“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岂不是太愚蠢了么？当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为什么会为日人则尽括而有之？恐怕与胡适之流鼓吹尽废古书、尽废文言不无关系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后来的事实，皆不幸为林纾所言中。
　　1918年4月15日，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文末带上一笔道：“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算是对林纾的“回敬”。此说实转引于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近人某氏译西文小说，有‘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句。以‘珠’字代‘胞珠’，转作‘孕’字解，以‘下’字作“堕胎’解。吾恐无论何人，必不能不观上下文而能明白其意者。是此种不通之字，较诸‘附骥’、‘续貂’、‘借箸’、‘越俎’等通用之典，尤为费解。”[10]其实，林纾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原文为：“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指出：“这个常被引错而传为笑谈的句子也正是‘古文’里叙事简敛肃括之笔。……司马迁还肯用浅显的‘有身’或‘孕’，林纾却从《说文》所引《尚书·梓材》挑选了一个斑驳陆离的古字‘媰’，班固还肯说‘饮药伤堕’，林纾却仿《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只用了一个‘下’字。”算是为林纾辨了冤。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副题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文章宣扬的惟一宗旨。在回述“八不主义”之后，又正面提出四条建议：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说过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又说：“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都是”，“只有”，轻轻一点，就把文言划到“国语”范围之外去了。根据这个荒唐判断，便得出文言当废的极端结论。
　　至于怎样实行“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提出了三个步骤：（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关于第一步，胡适说：“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做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预备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二是“用白话作各种文学”。
　　关于第二步，在拉拉杂杂说了一通“文学的方法”之后，胡适强调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实际上否定了上面“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的主张。他说：
    第一，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之“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
    第二，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Bacon和法国的Montaiene，至于像Plato的“主客体”，Huxley等的科学文字，Boswell和Morley等的长篇传记，Min、Franklin、Giddon等的“自传”，Taine和Bu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功夫，描写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Shakespcare和Moliere,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寄托戏”（Symbolio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彻，……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
　　关于第三步，胡适则轻描淡写地说：“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原可不必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功夫罢！”便匆匆结束了全文，所以重点仍落在“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上。胡适就这样打着“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旗号，利用道术分裂的手法，通过“否定文言文”→“筹备白话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这样的“三部曲”，借助语文这一似乎纯工具的名目，宣扬民族虚无主义，达到全盘西化的目的。还在美留学之时，胡适的同乡兼朋友梅光迪（1890－1945）1916年7月24日就写信告诫道：“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跟，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11]可谓一语中的。
　　1919年4月，林纾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不能判定林纾是否读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但文中有关白话文的论述，无疑是针对胡适而发的。文章说：“近人创为白话一门，自衔其持见，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行文之本意十分清楚：即便是倡导白话，自己也比胡适更有发言权。在立定有资格足够议论白话文的前提下，林纾以绝对高明的古文家身份，畅论古文的性质和功用：它有时“似无关於政治，然有时国家之险夷系彼一言”；有时又似“无涉於伦纪，然有时足以动人忠孝之思”。他洒脱地分析唐文、宋文、元文、明文的优劣短长，仿佛是信手拈来，挥斥皆成警句。他论明人之学汉，乘势比喻为“《品花宝监》学《红楼梦》者也”：“《红楼梦》多贵族手笔，而曹雪芹又司江南织造，上用之物，靡不周悉。作《品花宝监》者，特一秀才，虽极写华公子之富，观其令厨娘煮粥，亲行命令如某某之粉宜多宜寡，斟酌久之，如在《红楼梦》中则一婢之口吻耳。”特意引白话小说为例比喻古文，不惟十分得体，亦为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红楼梦》的赏鉴，与以建设“国语的文学”自命、三年之后撰《红楼梦考证》、谓“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的胡适相比，林纾说：“《红楼》一书，口吻之犀利，闻之俨然，而近人学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癯惙欲死，何也？须知贾母之言趣而得要，凤姊之言辣而有权，宝钗之言驯而含伪，黛玉之言酸而带刻，探春之言言简而理当，袭人之言贴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无理，赵姨娘之言言贱而多怨，唯宝玉所言，纯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盘针，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随地熨贴。”所论无疑要内行老到得多了。
　　林纾提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论，承认随着时代的变迁，古文已退居次要之地位，“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同时又指出：“其曰废古文用白话者，亦正不知所谓古文也。”为什么呢？他巧妙地借《水浒》艺术而言之：
    白话至《水浒》、《红楼》二书，选者亦不为错。然其绘影绘声之笔，真得一肖字之诀。但以武松之鸳鸯楼言之，先置朴刀於厨次，此第一路安顿法也。其次登楼，所谓揸开五指，向前右手执刀，即防楼上知状将物下掷，楂指，正所以备之也，此第二路之写真。登楼后见两三枝灯烛三数处月光，则窗开月入，人倦酒阑，专候二人之捷音，此三路写法也。既杀三人，洒血书壁，踩扁酒器，然后下楼，於帘影模糊中杀人，刀钝莫入，写向月而视，凛凛有鬼气，及疾趋厨次，取朴刃时，则倏忽骇怪，神态如生，此非《史记》而何？试问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耶？《史记·窦皇后传》敍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故冬烘先生言字须有根柢，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
　　作《水浒》者必有读《史记》之根柢，金圣叹早已言之矣。“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是充分说理的，也是完全符合语言文学规律的。
　　作为捍卫传统文化的反潮流英杰，林纾不甘放弃努力。他忽然想到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1867－1940）。1919年3月18日，他发表《致蔡鹤卿书》，开头叙二人交往道：“与公别十馀年，壬子（1912）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以为歉。属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嘱为题词，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谨撰跋尾归之。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林纾比蔡元培大15岁，二人虽八年未通音问，但因蔡嘱其为遗民刘应秋遗著题词，使他产生蔡虽“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之念，心灵间似有沟通的可能。信中郑重地提出：
    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在所有的论争者当中，惟有林纾由晚清之改革引入当前的分歧，“人心丧敝”、“无可救挽”、“中国之命如属丝”等等，在在表现对国家命运的关切。民国成立后，自谓“仆既不仕于前清，于新政府之民一也”的林纾，曾天真地以为，弊政已除，新制伊始，国人戮力同心，“兴实业，振军旅，广教育”，中华有望矣；然而，冷酷的现实使林纾大失所望。他在《讽谕新乐府》中揭露共和制下的政治丑剧，以为国家已陷于“浑天黑地无是非”之境，与信中表述的观念是一致的。紧接着是申述文言之不当废除的理由：
　　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③，累斥希腊腊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注：③英之迭更，即狄更斯，英国小说家）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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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数语，最为当时和其后之论者所忌，以为是对劳动者的污蔑。其实，林纾说的是由口语提炼为书面语言的问题，是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实为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最后，林纾又以时局之危殆提醒蔡元培：“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纷集矢，甚为我公惜之。”林纾以为，作为“为南士所推”的国民党员，蔡元培当此“藩镇之祸迩在眉睫”的关键时刻，应站出来“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他没有这样做，反“使议者纷纷集矢”，助长了废除文言之风，所言是既尖锐而又中肯的。
　　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蔡元培的《答林君琴南函》。这位前光复会领袖、“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12]的爱国女校总理（校长）的蔡元培，回避了林纾信中对时局严峻性的分析，和对他在政治上所抱的希望，却借着大学“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轻轻地转移了话题，将林纾所指的全国性根本性大计，偷换成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针对林纾所言之“覆孔孟，铲伦常”，蔡元培申辩：北京大学教员，没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北京大学教授，没有于学校以外发表“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北京大学之伦理学，除了反对君臣一伦外，“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针对林纾所言之“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申辩：北京大学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诸多课本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北大教员所编之讲义，虽皆文言，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针对林纾所言之“《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蔡元培回答：“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将“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歪曲为指摘胡适之等“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
　　三天之后，林纾在3月24日《公言报》刊出《再答蔡鹤卿书》，中说：“比年以来，恶声盈耳，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既赐复书，足见我公宗圣明伦之宗旨，始终未背也。此外尚有何说。弟所求者，存孔子之道统也，来书言尊孔子矣；所求者，伦常之关系也，来书言不悖伦常矣；所求者，古文之不宜屏弃也，来书言仍用古文矣。轖心遂欲，畅遂无言。……与公交好二十年，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彼叛圣逆伦者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而后已。”从字面看，林纾所求者，如存孔子之道统、伦常之关系、古文之不宜屏弃，在蔡元培的回信中似乎都得到了肯定的认同，林纾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纵观林纾论文言不可废之文，皆是充分说理辩难，亦是心平气和的。他最为史家诟病的是作《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事实上，这本是钱玄同（1887－1939）、刘半农（1891－1934）演出的“苦迭打”双簧戏激出来的。为了扩大“废古文”论的影响，经过一番策划，钱玄同扮作反对派，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以数千言痛诋新派，却故意漏洞百出；然后由刘半农作万馀言之《奉答王敬轩先生》，针对信中的观点逐条进行批驳，给人的印象是已批驳得体无完肤，得胜而回了。这位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隐约有林纾的若干特征，故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林纾1919年2月17－18日《新申报·蠡叟丛谈（十三—十四）》发表《荆生》以反击之。既然对方不按规矩出牌，以近乎无赖的手段“唐突前辈”，个性倔强、素有剑侠气的林纾，站出来痛骂几声，又有何罪？况借小说以影射，历史上早已有之。唐代李德裕与牛僧孺交恶，命其门人韦瓘以牛僧孺名撰《周秦行记》以诬陷之。与李德裕之从政治上诬陷对手，欲置人于死地的鬼蜮伎俩相比，林纾所做不过是游戏文章，且堂堂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名字，何“卑劣”之有？《荆生》勾画出林纾心目中“新文人”的尊容，言田其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小说叙三人坐而笑语：
    田生中坐，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何由坚言伦纪，且何谓伦纪者，外国且妻其从妹，何以能强？天下有人种，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性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讲《说文》者，愚不识字之人耳，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
　　虽是玩笑之作，却将三人之宗旨，概括得并不走样，颇有唐人小说之意趣。其后，忽有“伟丈夫”荆生破壁指三人曰：“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于是按田生首，以足践狄莫，取金生眼镜掷之，三人只得敛具下山。篇末蠡叟曰：“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林纾骂其为“禽兽自语”，矫为快意而已。小说因势对“孔子圣之时”论作了阐释：“孔子何以为圣之时？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譬叔梁纥病笃于山东，孔子适在江南，闻耗，将以电报问疾，火车视疾耶？或仍以书附邮者，按站而行，抵山东且经月，俾不与死父相见，孔子肯如是耶？”驳斥时人对孔子的曲解，与《致蔡鹤卿书》中“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是一致的，惟有浅薄之徒方得视为“笑柄”耳。
　　载1919年3月18－22日《新申报·蠡叟丛谈（四十四—四十六）》的《妖梦》，荒唐色彩更浓。小说叙郑思康梦为长髯人所邀，往游阴曹，遂并辔至白话学堂。见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入第二门，见匾上大书“毙孔堂”，又一联云：“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闻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皆鬼中之杰出者，入而面之。谈次问名未竟，二世曰：“足下思康，思郑康成耶？孔丘尚是废物，何况郑玄！”田恒曰：“郑玄作死文字，决不及活文字，非我辈出面提倡，则中华将被此腐儒弄坏矣。而五伦五常，尤属可恨，束缚至于无转旋地步。”结末谓罗睺罗阿修罗王至，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笔墨未免刻薄，非怪“新人”要勃然大怒了。话又要说回来，将对方说成妖魔，最早还是新派自己。陈独秀不是说他要“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为“吾友胡适”之前驱吗？
　　撇开小说的诡诞色彩，骨子里是维护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妖梦》结末蠡叟曰：“‘死文字’三字，非田恒独出之言也。英国大师迭更先生，已曾言之，指腊丁罗马希腊古文也。夫以迭更之才力，不能灭腊丁，讵一田恒之力，能灭古文耶？即彼所尊崇之《水浒》《红楼》，非从古书出耶？《水浒》中所用，多岳珂《金陀萃编》中之辞语，而《红楼》一书，尤经无数博雅名公，窜改而成。譬之珠宝肆中，陈设之物，欲得其物，须入其肆检之；若但取其商标，以为即珠宝也，人亦将许之乎？作白话须先读书明理，说得通透，方能动人。若但以白话教白话，不知理之所从出，则骡马市引东洋车之人亦知白话，何用教耶？此辈不能上人，特作反面文字，务以惊众，明理者初不为动。所患者后生小子，小学堂既无名师，而中学堂又寡书籍，一味枵腹，闻以白话提倡，乌能不喜。此风一扇，人人目不知书，又引掖以背叛伦常为自由，何人不逐流而逝，争趋禽兽一路。善乎西哲毕困腓士特之言曰，智者愚者俱无害，唯半智半愚之人最为危险。何者？谓彼为愚，则出洋留学，又稍知中国文字，不名为愚；若指为智，则哲学仅通皮毛，中文又仅知大略，便自以为中外兼通。说到快意，便骂詈孔孟，指斥韩欧，以为伦常文字，均足陷人，且害新学。须知古文无害于科学，科学亦不用乎古文，两不相涉，尽人知之。唯懒惰不学之少年，则适为称心之语可以欺瞒父母，靡不低首下拜其言。矧更有家庭革命之说，则无知者，欢声雷动矣。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瞰月之罗睺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脔也。”讲这番话的时候，林纾心中是在流血。
　　《荆生》、《妖梦》由北大学生张厚载介绍到《新申报》上发表，而号称“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京大学，却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为由，将距毕业仅有数月的张厚载开除了学籍，开了中国学术史上极坏的先例，适足为北大蒙羞。林纾见连累了自己的学生，公开承认骂人的不对。陈独秀回应道：“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像这样勇于改过，到很可佩服。”[13]其实，林纾何尝是“勇于改过”？他从来坚信自己根本没有错。1919年4月5日《公言报》刊出他的《腐解》，袒露了自己“性既迂腐”的性格：
    ……予乞食长安，蛰伏二十年，而忍其饥寒，无孟韩之道力，而甘为其难。名曰卫道，若蚊蚋之负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将争起而吾弹也。然万户皆鼾，而吾独嘐嘐作晨鸡焉；万夫皆屏，吾独悠悠当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为牛则羸，胡角之砺？为马则弩，胡蹄之铁？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尝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尝为之徒耶？ 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黄天后土，是临是监！子之掖我，岂我之惭？
    当废除文言文的潮流滚滚而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当口能挺立潮头，甘为其难，非林纾而谁何？《腐解》传达的卫护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忧患其失坠的心情，是极其可贵的。
    在史家的叙述中，将胡适的“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青年学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洋政府的“国民学校改国文为语体文”，都拉进一个篮子，统统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胡适几篇最经典的文章，从来没有说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根本不曾以胡适的理论为指导。匪夷所思的是，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残酷镇压了青年运动，1920年1月2日，却遵照“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的意愿，颁布了废除文言文的法令：“定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史家为何不曾想到，处在内外交困中的北洋政府，实际上成了胡适的支持者，所以在胡适提出“废除文言文”仅三年之后，就急切地将它付诸实行了。胡适1920年5月17日不无得意地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14]便可窥见个中的秘密。是否废除文言文、推行白话文，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一二百年，都无伤大局；但一旦变成政府决策，情况就不可逆转了。人们一直以为是胡适“战胜”了林纾，其实，这只是北洋政府政策的胜利。胡适1918年4月还在说：“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原可不必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功夫罢！”然而，1920年4月的北洋政府，却越过了那第一、第二两步，将他们“审定”了的语体文教科书，正式推出了。史家为此大唱赞歌道：“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那么，北洋政府究竟拿出什么货色代替“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来做启蒙教材呢？且让我们请出几位世纪老人来作见证。
　　第一位要请的是贾植芳先生。他在《狱里狱外》中写道：“……家里把我送到邻村小学读书，这次是读《共和国语文》，我又跟上同学吆喝：‘人、手、足、刀、尺、山、水、牛、羊’。我跟着没嚎多久，又换了《语文教科书》，第一课课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15]贾植芳生于1916年，他正赶上读1920年4月北洋政府《语文教科书》第一版的荣幸。第二位要请的是舒芜先生，《舒芜口述自传》中写道：“……在府右街北口路西，有一所培根小学。大约在我5周岁时，被母亲送到这所小学读一年级。 如今回忆起来，别的课有些什么内容，都记不大清了，只有语文课还有印象。第一课的课文好像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16]舒芜生于1922年，他入小学一年级应在1928年。“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的“白话文学家”，就用这种最蹩脚的“大狗跳，小狗叫”来“启蒙”天真无邪的孩童！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发生了以“废除文言文”为名，实质上摧毁传统文化的事件，其结果是导致了全民族道德的空前劣化，导致了全民族文化水准的普遍下降。
    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说：“吾辈已老，不能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1924年，林纾逝世前书遗训十条，第六条曰：“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所宝。”弥留之际，又以手指在林琮手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回想1920年教“大狗跳，小狗叫”的老师，尚懂得文言文；而读“大狗跳，小狗叫”的学生变成老师，就不懂文言文了；他的学生再变成老师，又当如何？如今不要说中文系学生读不懂古文，教授古典文学的博导有人也不会句读，不懂平仄，他们“培养”出来的博士，又当如何？百年以后，面对多数国人“释手”于古文的现状，少数“勿怠尔修”的学术明星，方得凭恃对《论语》《史记》的一知半解，遽然走红，不是恰恰证明了“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吗？

注释：
[1]欧阳修《谢氏诗序》
[2]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
[3]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光明书局1925年9月初版
[4]王若谷《驳李敖之否定鲁迅论》，《江南时报》2005年8月9日
[5]《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6]参见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168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
[8]《新汉日报》1911年11月9日创刊号广告
[9]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光绪二十一年(1895)羊城富文斋印
[10]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11]《胡适日记》第54－5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高平叔《蔡孑民先生传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13]《独秀文存》第49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1921年2月《新教育》第三卷第一期
[15]贾植芳《狱里狱外》第119－12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16]舒芜《舒芜口述自传》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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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学校以上教授国文(蒋维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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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    蒋维乔，早期语文教育家和语文教科书著名编辑。曾任上海爱国女校校长、南京东南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参事、江苏少教育厅长等职，编有商务版初小《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简明国文教科书》、《订正最新国语教科书》、《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师范用《中国文学史》等，另著有《佛学概论》等哲学著作多种。本文是早期论述中小学国文教授的又一篇重要论文，文中强调“能文之士”必须同时熟谙教授法，始能成为良师，并对国文教授法的要旨作了精要的阐述，后世均确认蒋氏为倡导国文教授法的前驱。而教授法，其实就是当今之教学法，此名称变化源于上世纪20年代叶圣陶之提倡。     今之谈教育者，辄鳃鳃然虑曰：学堂中之国文日益退步也。又鳃鳃然虑曰：今而后国文教员殆将日少也。吾尝即其言而深思之：夫儿童自六七龄入塾，即毕业高等小学，亦不过十四五龄耳。回忆吾辈束发入塾时，师所教，弟子所学，舍国文外无他学。孜孜焉悉力以求之，至十四五龄，果皆能下笔成文乎？殆千百中一二人而已，其他则仅能通顺，亦已可矣。今之毕业高等小学者，岂尽不能通顺乎？况又有各种科学，同时并进乎？然则于小学生之国文退步乎何尤？至国文教员之日少，是诚有之。盖能文之士，未必知教授法；知教授法者，又未必为能文之士，此所以难也。虽然，小学校之国文，比较往者，固无甚退步。其教授法，自联字而造句而成文，一一皆有蹊径可寻。卒业初级师范，或略知教授法者，即足胜教员之任，余所虑者，小学校以上国文之退步耳。小学校以上之教授国文，无秩然之蹊径可寻而为教员者，又必求能文之士为不可得耳。     今以能文之士，而当教员之任，往往有二弊。回忆吾辈幼时，孜孜焉悉力于文，类皆七八年或十余年。而一旦豁然贯通，即己亦莫知其故。能文之士，其所经历，胥出此途。夫以己亦莫知其故者，一旦欲责以教人，其为扞格，可无俟言。夫教授者，传导学问之技术也。既为技术，则必心知其意，而又加以习练始可。能文之士，苟能虚心研究教授法，则一转移间，即良教员矣。奈何悍然自恃，而不屑加意乎？此一弊也。又其竭力趋时者，则鉴于昔者学塾之背诵呆读，为世诟病，以为学堂中，宜讲解不宜诵读。吾尝见某中学校教员，其讲国文，一星期多至十余篇。学生至有受课后而篇中之字尚多未识者，则亦置之而已矣。夫教授国文，读法、讲法、作法、写法，缺一不可。且学生至成篇而后，再求进步，尤宜置重诵读。今乃忽之，必至毫无成效。此又一弊也。然则欲研究小学校以上之教授国文，亦即其弊之所在，而示之蹊径斯可矣。     夫文章之体制，有知的文章、情的文章、美的文章。知的文章，所以表吾人之理性，以交换思想，故以明晰为主。情的文章，所以表吾人之感情，使读者心中激昂，而不能自已，故以势力为主。美的文章，所以表吾人之嗜好，本乎明晰势力，而加以锻炼修饰，务使辞藻秀美，音响圆转，以取读者之娱乐，故以优丽为主。是以学文之道，其始则求明晰以适日常之应用，小学校学生所有事也。进之则尚势力，中学校学生所有事也。又进之则取优丽，则文学者之事，而非人人所必需也。教者苟知此义，使学者文理明晰之后，进求势力，则庶乎可矣。 势力者何？即自来作者所称行气是也。夫文字所以代语言，吾人之发为议论或演说时，苟其出言奄奄无气，则听者必倦而思卧。若其生气勃发雄辩滔滔，则听者必耸然动容。此人所恒见也。文字亦何独不然？昌黎云：气盛则声之高下言之短长皆宜。可知行气为势力之本，学者既文理明晰，不可不进求乎此。     虽然，日执学生而聒之曰：汝为文宜行气，宜行气，则必茫然无措，莫所适从矣。是必有导之之蹊径。* 蹊径何在？是在讲求声调。曾文正为近世文章大家，其自道得力之处，则曰：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又云：文章雄奇之道，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精处在行气，粗处则在造句选字。此言深可味也。讲求声调，首在诵读。诵读之法有三：一曰机械读法。就文字读之，琅琅上口，可以练熟口齿，使敏而确。二曰论理读法。一字一句，析之至明，使文字意义，跃于心而发诸口，期其思想与文字联络。三曰审美读法。注意音节之抑扬顿挫，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与我喉舌相习，以畅发作者之感情，至是而读法之能事毕。而在中学生徒，尤宜置重审美读法也。     次在作文。夫文章，不外文字、语句、段落、篇章。自联字造句以成节篇而求明晰也易，自成篇以进势力也难。苟诵读合法，作文勤敏，则声调日熟，方法日多，一题到手，构想则如泉涌，字句篇段必安置妥贴而不颇，而文章之势力必日增。彼徒事讲解而忽置诵读者，其亦可以返矣。     吾甚慨今之为国文教育者，多误用其方法，而忽视青年之日月也。又甚惜夫谈教育者，仅虑及国文之退步，教员之日少，而不抉其弊之所在也，故论列之。至如教者命题，好为高远，不问学生之能解与否。学者作文，不审题目之本意，习为滥调，爱国、救国、合群、自立等名词，摇笔即来，几于无一题不用，无一篇不同。此亦今日一般学校之通病,* 不可不急为校正者也。 （原载《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三期（1909）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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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1901）各省书院陆续改成学堂，旧教材已不适用，急需编印新的教材以应时代需要。蒋维乔即投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着手编辑小学教材，这项事业在我国尚属首创。蒋维乔等倾注心血，历时两年，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出版后风行一时。以后又陆续编辑出版了《高等小学教科书》、《简明国文教科书》、《女子初小国文教科书》、《女子高小国文教科书》、《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这套新式教材文字由简到繁，字数由少到多，内容由浅到深，插图形象生动，容易引起儿童学习兴趣，受到师生普遍欢迎，为全国各地学校所普遍采用，这是中国小学有成套统一教材的开始，在教育界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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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与出版之间进出的蒋维乔

蒋维乔字竹庄，号因是子，生于1873年，比张元济小5岁。他早年投身革命，与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当时“教育”一词，在他们眼里实暗含着革命之意）；后投身商务印书馆，从事文化出版与教育事业。         蒋维乔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是和中国最早的教科书的编辑出版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商务教科书最早的开发者和编撰者之一。郑逸梅说他幼年读蒋所编排的教科书，迄今犹留下相当的印象。         蒋维乔编小学国民教科书，始于上世纪初的1902年左右，最早在一起研讨的还有张元济、蔡元培、庄俞等。蒋的一则日记写道：“癸卯年四月二十七日（即1903年5月23日），余受商务印书馆编辑蒙小学教科书事。共一千五百六十课，约六月杪竣事。回里后一意从事编辑。”经过两年，小学国文教科书方编成。不久他又单独编成历史教科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套教科书产生的情形，取名《最新教科书》，共计《初小国文教科书》10册，《高小国文教科书》8册。他后来也曾长期负责商务版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二三十年代商务扩大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到大学范围，他还与人合编了《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的出版，对于商务而言是开辟了新天地。为商务编辑出版教材的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四人，被称为商务的“四大元勋”（而庄俞是由蒋引入商务的）。蒋维乔后来（1935年）写的回忆商务早期编辑教科书的文章，成为我国教育史、出版史的重要史料。 蒋维乔是《辞源》的主要编辑者，也是《东方杂志》的第一任主编。          除了编辑工作外，蒋维乔在商务还做过一件主要的工作，就是教育培训。早在1905年，他就参与办小学师范讲习所，这是商务为自己的教科书培训师资的培训班。1909年，夏瑞芳以“商业补习学堂事相嘱”，补习学堂是职工培训机构，“盖公司中附设此学，以期造就办事之人”，蒋维乔是首任校长。他日记中写道：“余向者专致力于学术，今岁乃日近于办事。所办者除尚公小学外，暑假后则办商业补习学堂，八月后又接办爱国女学校（1909年）。”         蒋维乔一生数度在教育与出版间进出，对这两个方面都有不俗贡献。 　　　　（根据王建辉文摘编。原文载《出版广角》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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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维乔（1873-1958），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江苏武进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从事教材编写。1922年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25年出任东南大学校长。1929年受聘为上海光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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