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与中国现代“龙学”的创建

管季超0712

黄侃与中国现代“龙学”的创建

朱文民

　　摘要：清代末年，章太炎在日本为中国留学生讲授《文心雕龙》，为中国现代“龙学”的诞生，撒下了“种子”。弟子黄侃、朱蓬仙和刘师培等人，相继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心雕龙学”，即“龙学”。围绕现代“龙学”的诞生，及其前前后后发生的故事告诉我们，现代“龙学”的创建，也经历了前赴后继。其标志性的成果，主要是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这三部专著，既有理论阐述，也有校勘和注释，既包括了“龙学”的内涵，也涉及到了“龙学”的外延，走出了古典“龙学”的窠臼。根据新出现的资料，对前辈和时贤往昔的提法进行了梳理和订补。同时，在对标志性成果的赞扬声中，添加了几句异样的评语。

　　关键词：章太炎　黄侃　文心雕龙学　刘咸炘　范文澜

　　山东莒县刘勰文心雕龙研究所（27659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17ZDA253）阶段性成果之一。

　　我在拙著《刘勰志》中，谈及民国时期的“龙学”时，曾经提到黄侃受其师章太炎的影响，与刘师培等人，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并在讲义的基础上，形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标志着现代“龙学”的诞生。但是囿于当时资料的限制，语焉不详。近年来，随着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时，学生的笔记被发现并影印出版，以及相关人物当年的日记也陆续出版发行，“龙学”界朋友们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够精确的地方也显示出来了，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有必要对往昔的提法和结论，以及前前后后的故事，重新梳理和订补，以就教于同道大雅。
一、现代“龙学”的撒种期　　我曾经把中国的“龙学”即“文心雕龙学”分为古典“龙学”和现代“龙学”，主张黄叔琳先生的《文心雕龙辑注》为古典“龙学”的集大成，黄叔琳也就成了古典“龙学”的终结者。那么怎样看待现代“龙学”的产生和发展呢？这是“龙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同仁中也有不少论及者，但是，我感觉还不够，尤其是忽略了章太炎先生对现代“龙学”的作用。我认为，现代“龙学”的播种者是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成果，没有写成专门的著作流传下来，多亏他的学生把他的讲课记录留存世间一部分，使得我们能够看到章先生的部分观点，他的这部分“龙学”成果，虽然不显眼，却是火种，可以燎原；具有酵母的能量，可以发酵，成为现代“龙学”的种子。
　　（一）章太炎其人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仰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是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家。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评价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而流亡日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再次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组建光复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狱后，赴日本避难，并参加同盟会，受孙中山委托，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了共和，不惧牺牲，登门与袁世凯抗争。被袁世凯禁锢北京，袁世凯死后被释放，一生为反清，数次被捕入狱。晚年愤恨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从1917年开始，革命热情逐渐淡漠，在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关于章太炎对民主革命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关于其学术成就，也有其宏富的论著为证，而容二者于一身成为“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汤炳正语），确是近代史上第一人。为了保种而主张国学传薪，病重至晚期，仍然坚持讲课。据王基乾《忆余杭先生》记载：“先生病发逾月，卒前数日，虽喘甚不食，犹执卷临坛，勉为讲论。夫人止之，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1）
　　（二）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时间问题
　　黄霖先生编的《文心雕龙汇评》一书的后面有一附录，内中刊载了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的记录稿两种：第一种题目是《文心雕龙札记》，署名章太炎讲授。可惜这个记录稿只记录了《文心雕龙》第一至第八篇，这个听课记录是毛笔记录稿，首页有如下文字：“钱东涔记；璅录（即杂货店也）；文心雕龙札记；稿本。首页背面题“蓝本五人：钱东潜、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张卓身”。钱东潜、钱东涔为钱玄同别名。内页记录《文心雕龙》第一至第八篇听课记录，字迹潦草，时有涂抹。第二种为钢笔记录稿，字迹工整，颇有简帛味道，不著记录人。题目是《文学定谊诠国学讲习会略说》，署名章太炎讲授；这个听课记录稿，只是从《原道》第一至《论说》第十八止，后面有一页内容和时间进度表：计划分五次讲完全书：第一次开讲是三月十一日，内容是一至八篇，第二次是三月十八日，内容是九至十八篇，第三次是三月二十五日，内容是十九至二十九篇，第四次是四月初一，内容是三十至三十八篇，第五次是四月初八日，内容是三十九至五十（完）。听讲人共六人，分别是：潜（钱东潜）、未（龚未生）逖（朱逖先）、蓬（朱蓬仙）、兼（沈兼士）卓（张卓身）。据周兴陆的《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一文介绍，这两份记录稿，原有的封面题“朱逷先撰《文心雕龙札记》”（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引用书名简称中，就称“朱逷先等笔记”）。朱逷先就是朱希祖（1879——1944），浙江海盐长木桥（今富亭乡）上水村人，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章太炎得意弟子，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等校教授。为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然而，记录稿的内页第一页封面题目是：钱东涔记《文心雕龙札记》藁本。
　　这个资料现藏上海图书馆，多亏黄霖和周兴陆先生发现，并公之于世，为现代“龙学”的产生和创立，找到了来龙去脉，也可以订正一些学者在谈到黄侃“龙学”渊源时，在时间上的一些推测之误。这个记录稿是章太炎先生哪一年的讲课记录呢？
　　根据记载，章太炎的讲学活动有十几次，但是“兴师动众”的主要有四次：第一次在日本讲学，时间是1908年至1911年，地点是在东京一所叫大成中学的一间教室里，同时又为鲁迅、周作人等开一小班，地点是在《民报》内章太炎住所里；第二次是从日本回国后，1913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期间，“以讲学自娱”，地点在北京化石桥共和党本部；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系列演讲。第四次，1933至1936年，章太炎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盛况空前，学生达五百余人。在国内的讲课活动，当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份《文心雕龙》授课记录稿无关。因为据周兴陆研究，这份记录稿用的稿纸上有制造厂家标记，即“松屋制”，周兴陆请教日本学者得知，这“松屋”是日本一家专门制造稿纸的店（厂）家名字。另一个证据就是听讲者朱蓬仙于1919年在北京逝世，龚未生也于1922年去世了。龚未生，名宝铨，字士衡，号未生，亦作“味生”，系章太炎的长女婿。这就是说，1922年后开设的讲习班，与这份《文心雕龙》记录稿无关。
　　关于在章太炎寓所开设的小班，据许寿裳在《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一文记载：

　　民元前四年（即1908年），我始偕朱蓬先（宗莱）、龚未生（宝铨）、朱逖先（希祖），钱中季（夏，今更名玄同，名号一致），周豫才（树人），启明（作人）昆仲，钱均夫（家治），前往受业。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 。（2）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也是这么著录的，并交代：“前四人是从大成（中学）来听讲的。”这件事周作人在《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记载。章太炎在寓所开设的小班，主要是浙江籍的学生多，黄侃是湖北籍（先世是浙江籍）。
　　那么，章太炎在日本讲《文心雕龙》的时间是哪一年呢？周勋初先生在《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一文说：

　　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季刚先生考入湖北崇文普通学堂学习。……季刚先生乃与同学及朋辈密谋覆清。两湖总督张之洞觉察，而张氏与季刚先生之父云鹄先生乃旧交，至是遂资送季刚先生赴日留学。其时章太炎因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而在日本避难，主持《民报》笔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季刚先生向《民报》投稿，开始追随章氏。宣统二年（1910），章氏在东京聚徒讲学，季刚先生正式投入其门下 。（3）

　　周勋初先生把章太炎在东京讲学的年份，与亲自听讲者的著录后延了两年，可以说不靠谱，更谈不上具体讲授《文心雕龙》的时间了。而童岭在《上海图书馆藏〈章太炎先生文心雕龙讲录两种〉简述》一文说：

　　综合我现有材料，似可断定此稿当为太炎先生1908年以后在日本的讲演笔录。但仍有不可解处，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朱希祖日记》“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所载，太炎先生的讲演有《说文》、《新方言》、《庄子》、《楚辞》、《尔雅》等，其中似乎并无《文心雕龙》一书。对此我只有存疑以俟时贤指教了 。（4）

　　董婧宸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史料新考》一文，也谈到这两份《文心雕龙》听课记录稿。董婧宸说：

　　据《钱玄同日记》，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每周四上午，章氏在寓所讲授《文心雕龙》。与此同时，2月20日至3月27日，每周三、六下午，章太炎在寓所讲授《汉书》。这两门课程也是交叉进行 。（5）

　　董婧宸的这个说法是笼统的概述了《钱玄同日记》对这段时间的记事，而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的《黄侃年谱》1909年条3月18日下说：

　　……《钱玄同日记》载：“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八。在炎师处午飡，傍晚时归。与季刚同行，……季刚有阮胡子《燕子笺》一部，借来于枕上看，一夜看完。”并注明引自《钱玄同日记》，第678页 （6）。

　　这3月“18日……《钱玄同日记》载：‘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八。”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文心雕龙》讲课记录稿著录的时间和内容进度表完全一致，可见，章太炎是严格按照计划讲学。并从日记得知黄侃也在听讲之列。
　　至此，钱玄同日记资料证明，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寓所讲授《文心雕龙》的时间是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虽然记录稿不全，仅有十八篇，从内容和进度表看，其内容目标是《文心雕龙》五十篇。但是董婧宸这个研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1、这个记录稿只是记录到第十八篇，其后的三十二篇没有记录稿和整理稿，全书是否授课完毕？2、这两份记录稿是随堂记录还是日后整理稿？3、第一份毛笔记录稿首页背面的“蓝本五人：钱东潜、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张卓身”是什么意思？4、第二份记录稿即钢笔记录稿是单线竖排稿纸（第一份记录稿是双线竖排稿纸），最后一页是毛笔写的，而且是方框竖排稿纸（如同现在的学生作文稿纸），分为上中下三栏，上栏是内容进度，中栏是讲授的时间进度表，这个时间表是指的阳历还是阴历？5、最后一栏是与内页符号对应的“潜未逖蓬兼卓”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大都在《钱玄同日记》里。我们将《钱玄同日记》里，关于他们在日本东京章太炎寓所内听课的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的日记有关听讲《文心雕龙》的著录部分录出如下：

　　1、3月11日（二月二十日）晴，今日讲《文心雕龙》八篇，讲毕即归。
　　2、3月18日（二月二十七日）晴，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八）。在炎处午餐。傍晚时归。与季刚同行，彼走得甚快，余追不上，不知其去向。晚间叔美未来。季刚有阮胡子《燕子笺》一部，借来于枕上看，一夜看完。
　　3、3月22日（闰二月朔日），晴，天气温和。下午借取逖先、未生、卓身、兼士及余自己五本《文心雕龙》札记，草录一通。
　　4、3月25日（又二月四日），晴。《文心雕龙》今日讲至二十九篇。
　　5、4月7日（闰二月十七日）晴，大风。天甚热……午后札《文心雕龙》稿二纸。
　　6、4月8日（闰二月十八日），晴。上午去上《文心雕龙》课，今日恰好讲完了。

　　根据从《钱玄同日记》录出的这些资料可知，上海图书馆藏第一份《文心雕龙》听课笔记当就是这第三条资料即3月22日说的：“下午借取逖先、未生、卓身、兼士、及余自己五本《文心雕龙》札记，草录一通”的“稿本”。这首页背面的“蓝本五人”正是1909年3月22日，借取五人笔记整理成“稿本”的人名，这就是钱玄同“草录一通”的成果。可以断定，这个笔记是钱玄同汇合了以上五人笔记的整理稿。这3月22日之前，太炎先生也正是把《文心雕龙》讲至第十八篇。这第二份记录稿，也应该是根据六人笔记的整理稿。这是一份尚未整理完成的稿本，其题目“文心雕龙”四个字字体为隶书，内容笔势为简帛味很浓的行楷字体，系钢笔书写。我查阅了《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书前收录的钱玄同多种笔记书影和网上公布的钱玄同书法作品，与之相比较，虽然仍然不敢说一定是钱玄同笔迹，却倾向于钱玄同。但是，最后一页的毛笔草稿，应该断定是钱玄同的笔迹无疑。这一页的下栏对应的六人，是指整理稿中录用了他们的记录，其中右侧“共六人”下有符号说明：◎，为“上者”；△为“未上者”。我们可以说，在这六人的笔记中龚未生是五次讲课全到场，且均有笔记，但是，符号中表明，前两次记录稿清楚，后三次潦草。朱逷先五次听课均有记录，朱蓬仙前三次讲课，没有去听，或者说，听课了，没有做笔记；沈兼士后三次没有到场听课，或者到场，没有笔记；张卓身只是有3月18日的笔记，其他四次，没有去听课，或者听课了，没有笔记，而钱玄同自己在四月初一这天画的符号是△，为“未上者”。这就是说，章太炎对《文心雕龙》讲了五次课，钱玄同只缺四月初一这一天，查《钱玄同日记》，四月初一没有出现去听课的记录，只记录了这一天传说闹地震，其他四次《文心雕龙》授课，钱玄同在日记中，均有记录。第二份记录稿，我们之所以说他是整理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据许寿裳说：报馆章氏寓所讲堂是“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这种条件，没法把笔记做得太正规，坐久了需要动一动，这就是鲁迅为什么给钱玄同起了个绰号“爬来爬去”的原因。许寿裳说：听课“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这句话在这个第二份最后一页的下栏符号中朱逖先一天也不缺席，也是证明。再说，根据《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可以证明，这些听课者，并非只有一套笔记。从《钱玄同日记》中，可以看出钱玄同有搜集他人笔记，做综合整理的习惯。仅《文心雕龙》，《钱玄同日记》就记录他两次综合整理。因此上海图书馆藏两份《文心雕龙札记》，第一份首页冠名“文心雕龙札记 钱玄同记”，与末尾一页毛笔草稿，应该看成是首尾一致的。由此也可以看成是钱玄同整理章太炎讲《文心雕龙札记》两种，或者说两套。关于讲课时间是阴历还是阳历问题，我在翻阅《钱玄同日记》之前，按照我们老家习惯把阴历的上旬，称之为“初几”，称呼阳历不说“初几”直接称“1号、2号……10号”，《钱玄同日记》证明，这个时间表用的是阳历，其“初几”之谓，用的是民间习惯。
　　至此，可以初步结论，上海图书馆藏章太炎《文心雕龙札记》，是1909年章太炎在东京《明报》馆内的寓所讲授《文心雕龙》时，钱玄同搜集了其他听课记录综合整理稿。具体时间用的是公历。我们学术界普遍认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产生，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记，我们又从《钱玄同日记》看到黄侃是1909年3月1日从中国返回达日本，3月3日来到章太炎处，并参加了章太炎在报馆寓所的听课（7）。这就是说，章太炎在日本向中国留学生播下的有关《文心雕龙》的种子，首先在北京大学黄侃那里生根、发芽、结果。
　　（三）章太炎讲义稿《文心雕龙札记》中表现出来的主要观点
　　1、文学观
　　讲《文心雕龙》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和“文学”。我们看到章太炎《文心雕龙札记》整理稿的第一种，有一个开场白，讲了什么是文，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周兴陆先生在《章太炎讲〈文心雕龙〉辨释》一文，已经做了阐述。周先生的“辨释”文章，认为章太炎的文学观念是“泛文学观”，或者说是“杂文学观”。主张“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之文，犹一字曰书，全部之书亦曰书。”这不仅表现在章太炎讲《文心雕龙》的开场白，也表现在他在以前讲的《文学总略》中。在《文学总略》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章太炎不仅文学观，即是文体论也深受《文心雕龙》的影响。不仅批评桐城派，也批评了萧统《文选》的言行不一。
　　章太炎的这段开场白是怎么引起的呢？据许寿裳说，是鲁迅回答章太炎什么是文学的课堂提问时阐述的，许寿裳说：

　　鲁迅听讲很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有分别的，《江赋》和《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犹爱真理”的态度。 （8）

　　针对鲁迅的课堂答题，也结合桐城派和萧统《文选》关于“文”的观点，章太炎认为：

　　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之文，犹一字曰书，全部之书亦曰书。

　　《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谐、隐，皆称谓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 。（9）

　　 “夫玄黄色杂”至“此盖道之文也”，据此数语，则并无文字者，亦得称“文”矣 （10）。彦和以史传列诸文，是也。昭明以为非文，误矣 。（11）

　　章太炎的观点，说明不仅文字属于“文”，自然界的景色，也属于文。章氏的话，既讲解了《文心雕龙》的观点，也批评了桐城派和萧统《文选》的狭义性，更是对纪晓岚《文心雕龙·书记》篇眉批的回击。可见学问贵在自得，不可跟在名人屁股后面做应声虫，这一点比起后来的一些“龙学”家高明的多。
　　2、校勘：
　　章太炎讲《文心雕龙札记》中，做的校勘不多，只有了了数处。我们仅举一处太炎用理校法做出的成果。校勘之法，向有理校法，在没有版本作根据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功力。章太炎对于《文心雕龙·原道》篇说：“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两句，就利用理校法做了校勘。章太炎说：“‘文’‘章’二字当互调，当云：‘形立则文成矣，声发则章生矣’。乐竟为一章。”这一“文”“章”互调的主张，是没有版本作根据的。章太炎的根据就是“乐竟为一章。”《说文解字》卷三，音部“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章太炎是《说文》大家，他根据《说文》“乐竟为一章”，做出前无古人的校勘，不仅高出于他的前辈，而且后来者也没有很好的利用他这一成果，包括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和鲁迅《汉文学史纲》都曾涉及这两句，也没有提到他老师的校勘。理校法是校勘学四法中最难的一法。陈垣说：“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12）现代“龙学”诞生后，《文心雕龙》校注本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但是诸公对此多未校出，只有郭晋稀在《文心雕龙译著十八篇》和《文心雕龙注译》作了校勘，但郭晋稀用的是本校法。
二、现代“龙学”的萌芽期　　“龙学”界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看成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记，但是对于这个《札记》产生前前后后的故事，探索者不多，我们在研究百年“龙学”的时候，不能只著录成功者的花环，也应该著录失败者的眼泪。我们细究现代“龙学”产生、发展的路径，发现它也像其他事物发展一样，一路走来，经历了前赴后继的历史。知道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是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的讲义稿，但是对于这份讲义最初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学界没有形成共识，只笼统的说是“黄侃1914至1919年任教北大时的讲义。”我也只能把资料摆在这里，让大家自己判断。
　　（一）黄侃讲《文心雕龙》的时间问题
　　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中说：

　　我和孟真是民国六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认识的。他经过三年标准很高的北大预科的训练以后，升入文科本科，所以他的中国学问的基础很好，而且浏览英文的能力很强。这是一件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条件。我是从上海直接考进文科本科的学生，当时读的是外国文学，和他的中国文学虽然隔系，可是我们两人在学问方面都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选科，弄到同班的功课很多，就在哲学系方面，也同过三样功课的班。……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注意不是朱逷先先生），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处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学生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的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发，学生们也一声不发，一鞠躬鱼贯退出。到了适当的时侯，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这件事可以表示一点当时的学风。我那年不曾选这样功课，可是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退出来以后个个大笑，我也帮了大笑（1） 。

　　同一件事，傅斯年也曾经亲口对王利器说：

　　当年我在北大念书时，听朱蓬仙讲《文心雕龙》（尔时，我不知道朱蓬仙是何许人，又不好意思问，后来，我买到了他用王漠所刻《汉魏丛书》本《论衡》，校以硖石蒋氏所藏元至元本，从他的跋语，才知道朱蓬仙即朱宗莱）。大家不满意，有些地方讲错了，有些地方讲不到。我和罗家伦、顾颉刚等同学商量，准备向蔡孑民校长上书，请求撤换朱蓬仙。于是我们就上书了。大家又商量蔡校长必然要清问此事，我们得准备准备。果然，没两天，蔡校长把我们找去了，听取大家意见。我们就分别把准备好的问题，一一申说。蔡校长听了之后，向我们说：“你们回去，此事学校会妥善安排的。”不久，这个课就由黄季刚先生来担任。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2） 。

　　以上两段文字说明给傅斯年等人讲《文心雕龙》的最初是朱蓬仙先生，但是因讲义和言论有低级错误，被学生赶下讲台，继之者为黄侃。
　　其中提到了几个当事人物：蔡元培、朱蓬仙、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黄侃。通过这几个人物，我们可以考订出黄侃给傅斯年等人讲授《文心雕龙》的时间上限是1917年的下学期。因为蔡元培是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任职令公布的当天，蔡元培就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具体开始工作是1917年1月份；罗家伦考入本科的时间是1917年夏天。顾颉刚和傅斯年都是1916年夏天由预科升入本科，又考虑到罗家伦是外国文学门，顾颉刚是哲学门，傅斯年是中国文学门，因为跨学科听课混得如此熟悉，当不会是罗家伦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之初。因为罗家伦是从外地考入的，熟悉北大学风需有一段时间，因此最上限应该是1917年底发生了把朱蓬仙赶下“龙学”讲台事件。
　　《黄侃年谱》1917年度说：

　　徐复《黄补文心雕龙隐秀篇笺注》云：“民国六年，黄先生主讲北大文科，始补撰《隐秀篇》全文，闻之同门海宁孙鹰若先生云：八年三月（1919年3月）载北京大学《国故》第一期。” （3）

　　这条资料的价值应该有折扣，因为徐复不是黄侃在北大的学生，而是在金陵大学的学生，“民国六年”之谓是听来的。但是考虑到这篇补文首次刊于《国故》1919年第一期，（1925年又刊于《华国月刊》第三期），可知这篇文章当是黄侃讲授《文心雕龙》课的产物。但是“民国六年”黄侃再次公开研究《文心雕龙》，并写出部分讲义稿，在《钱玄同日记》里，还真能找到证据：《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3日记：“……季刚所编《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余从沈尹默处借观，觉其无甚精采，且立说过于陈旧……”，这说明蔡元培主政北大的第一个月初，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就早在教师之间已经传播开来。这又使我们产生一个想法：在给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开讲《文心雕龙》之前，是否已经在其他年级开讲《文心雕龙》？1917年的下学期，傅斯年、顾颉刚已经是二年级了。罗家伦1917年夏季升入北大文科外国文学门，他又是亲历者，这个时间问题是钉钉卯卯的事，不好更改。而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部分篇章又出现在《钱玄同日记》的1917年1月3日里，这也是钉钉卯卯的事。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黄侃、刘师培二人1917年在北京大学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在当时的中国文学门中，一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六小时，黄侃、刘师培各授三小时；二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七小时，黄侃四小时，刘师培三小时（4）。这记录的是1917年下半年的事，因为刘师培是1917年夏天进入北大。
　　《钱玄同日记》1917年2月1日记：

　　午后二时许皆蓬仙同访尹默，知蔡（元培）、陈（独秀）欲以分科一年级文学（旧称“词章学”）请蓬仙担任，以减少其预科时间。文学教授之法，拟与文学史相联络，如文学史讲姬旦孔丘时代之文学则文学既讲经典。文学史拟分时代，各请专家讲授，不专属之一人。现在欲请逷先担任三代秦汉文学史，即请蓬仙担任三代秦汉之文学。吾谓此法甚通。前此因“词章学”之名费解，故担任者皆各以意授学生，实无从受益也。四时倾，皆蓬仙同至大学，访孑民、独秀。

　　这1917年2月1日，正是春节后的正月初十，安排的是春节后的课程。而此时的一年级正是傅斯年、顾颉刚的年级，1917年下半年进入二年级的上学期，这“文学”课，旧称“词章学”。但是朱蓬仙上学期担任的“三代秦汉之文学”涉及不到《文心雕龙》，如果顺延，下学期必定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但是由于1917年下半年一、二年级的文学课，由于刘师培的加入，1917年11月2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明文记载，一、二年级的文学课是黄侃和刘师培交叉讲授，不见朱蓬仙了。这当是11月29日之前，朱蓬仙就被赶下台了。如果我们这样考证算是接近史实，再考虑到罗家伦是亲历者，朱蓬仙被赶下讲台的时间，就应该是1917年下半年的后期了。
　　但是上面摘录傅斯年与王利器的谈话内容中，还有一条信息，这就是“不久，这个课就由黄季刚先生来担任。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这条资料又似乎促使我们考虑，事件似乎应该发生在1918年的下半年。1918年下半年黄侃担任的是新入校的新生一年级课程：“文，三时；诗，二时”。这个课程表刊登在1918年9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213号）上。这里黄侃给新入校的一年级讲的“文”内容是否是《文心雕龙》？“诗”是否是《诗品》不好确定了。但知黄侃在北大不仅有《文心雕龙札记》讲义，也有《诗品讲疏》讲义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还有比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更早的学生，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听黄侃讲《文心雕龙》的事情。这就是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自序》：

　　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

　　这说明范文澜也亲自听黄侃讲授《文心雕龙》，而且是顶着“词章学”的帽子。范文澜的同学金毓黼《静晤室日记》1943年3月10日日记中说：

　　向李君长之假得《文心雕龙》范注一册。《文心雕龙》注本有四，一为黄叔琳注，二为李详补注，三为先师黄季刚先生札记，四为同门范文澜注。四者余有其三。黄先生《札记》只缺末四篇，然往曾取《神思》篇以下付刊，以上则弃不取，以非精心结撰也；厥后中大《文艺丛刊》乃取弃稿付印，然以先生谢世，缺已过半（5） 。

　　张之强在《读〈文心雕龙札记·章句〉》说：

　　《文心雕龙札记》一书的成书时间是在1913——1918年之间。此外还有一个有力的佐证：钟歆在1921年印行了一本《词言通释》（6），他在后记中说：“仆昔游京师，从黄先生季刚学，略通音训，命纂《词言通释》，于丙辰冬草创初毕。”他这本书是完全依据黄先生《章句篇》札记第九节“词言通释”而作的。他只是为黄先生的结论添补例证，其书《叙》、《附言》都是一字不易的抄录黄先生的。他的书已经明言“丙辰（即1916年）冬草创初毕”，那么黄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一书，起码是《章句篇》的札记的写作时间一定是在1916年前（7）。

　　根据上面这段资料，再结合1917年1月3日《钱玄同日记》从沈尹默处借观季刚所编《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看，结合钟歆《词言通释》的《叙》《附言》言及的《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可知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散篇在1917年前已经在师生之间传开，是钉钉卯卯的史实了。前面录用资料中范文澜、金毓黼都谈到听黄侃讲《文心雕龙》是不容怀疑的。范文澜是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升入本科国文门。金毓黼是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金毓黼《静晤室日记》：“先师黄季刚先生曾于戊辰岁首写《金缕曲》一首贻余……余授业于先生之门凡二年，时为民国三年秋至五年夏，肄业北京大学文科之倾。及十六年秋先生来沈，膺东北大学之聘。翌年春去沈，转就南京中央大学之聘。所谓戊辰元日，即十七年旧历正月初一日也。当先生在沈，余自长春来谒，旋即别去。”（8）金毓黼《静晤室日记》1927年11月7日载：“不见季刚师已十一年矣，今日往谒东北大学，相见之下欢若平生……先生言尚有一札，昨日发出当已邮到，又留余至其寓舍午餐，谈至二时许始辞去。”（9）20日金毓黼再次拜谒黄季刚，并赋诗记之。我似乎感到金毓黼了解黄侃1927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的内情。金毓黼与黄侃数次见面，必定谈到出版不久的《文心雕龙札记》。说自己“黄先生《札记》只缺末四篇”，似乎《札记》之谓不是指1927年7月已经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而是讲义稿的末四篇，给人以《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讲义稿他手头只缺最后四篇之感。我们还可以根据金毓黼1927年《静晤室日记》得知，黄侃逝世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印行的《原道》以下十一篇，是组织出版《神思》以下二十篇舍弃的稿子。这似乎又与潘重规台湾文史哲1973年6月本《文心雕龙札记》跋语“先师平生不轻著书，门人坚请刊布，惟取《神思》以下二十篇畀之”相印证。二十篇《札记》，“以非精心结撰也”，是“门人坚请刊布”的产物。这样推理，又似乎与范文澜：“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相矛盾。史料相互抵触，令我们难以正确判断。但是，范文澜是1917年夏季毕业生，黄侃继续在北大讲文学概论，并以《文心雕龙》为教材，这是1917年升入中文本科的赵亮功亲自经历的。加之学生听课，打破学科界墙，没有年级限制，随便选科。章太炎在日本《民报》馆内讲授《文心雕龙》虽然时间短，仅用五次就把《文心雕龙》五十篇讲完了，黄侃在北大法定开设的课程中必定将全书讲授完毕，我们可以从他以单篇刊布的“龙学”文章和1927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连题目都效法章太炎称之为“札记”可以断定，他也一定效法其章师讲完全书，只是他的讲义按篇发散，又加本人不善保存，一致散失，至今难以觅全罢了（当然，这也只是揣测而已）。
　　通过以上资料辨析，我们可以断定，黄侃在北京大学既给1916年毕业的金毓黼班讲《文心雕龙》，也给1917年毕业的范文澜班讲《文心雕龙》，也给1919年毕业的傅斯年班讲《文心雕龙》，也给1920年毕业的赵亮功班讲《文心雕龙》（忽略跨年级、跨学科听课）。如果我的这个考订接近史实的话，那么李平教授说：“在黄侃到来之前，北大已开设《文心雕龙》课，黄侃是代替别人讲授《文心雕龙》的。（文民按：以下引用了前面我提到的傅斯年与王利器讲的撤换朱蓬仙的事）”（10）。李教授的这个说法有两点可以提出来商讨：第一，黄侃是1914年入北大，朱蓬仙是1915年入北大，黄在前，朱在后。第二，前面提供的资料证明，撤换朱蓬仙的事，发生在蔡元培主政时期，即1917年1月以后，而在1917年1月3日，钱玄同就从沈尹默处拿到了《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的讲义。这似乎可以说，黄侃在接替朱蓬仙之前已经开设了《文心雕龙》课。
　　（二）《文心雕龙札记》是什么课程名称下的讲义
　　范文澜说：

　　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

　　赵亮功在《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一书对1917年暑假以后的教师教学分工有一个记述：

　　当时中文系教授有刘申叔（师培）先生讲授中古文学史，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黄晦闻（节）先生教诗，吴瞿安（梅）先生教词曲，皆是一时之选。其次如钱玄同先生教文字学亦颇负盛名，在教学上较差的是朱逷先和周作人两先生了。兹将这几位教授教学的情形及其逸事分数如下：……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著有《文心雕龙札记》。他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他骂钱尤其刻毒。……但是黄先生除了骂人外，讲起课来深具吸引力（11）。

　　安徽师大李平教授在《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一文说：

　　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的课程名称是‘文章作法’，并非中国文学史，所以黄侃主要讲授《文心雕龙》创作论的20篇。（12）

　　栗永清先生在《学科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说起》一文下，第二个小标题《〈文心雕龙札记〉是哪门课程的讲义？》，栗永清说：

　　1917年之后，黄侃并未开设“词章学”课程，而这个黄侃进入北京大学就开设的、范文澜也提到的“词章学”并非一个泛称，而实实在在的是“国家规定课程”。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文学门下国文学类所设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解字及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史……”，“词章学”赫然在列。……由以上考证可以发见，《文心雕龙》在进入大学课堂时是顶着“词章学”的“帽子”的，虽然黄侃对《文心雕龙》、古代文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词章学”的定位却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将黄侃讲授《文心雕龙》作为‘古代文论’学科开始的判断。”（13）

　　栗永清在他大作的第三个标题《从“中国文学概论”到“文学品评”》下说：

　　如果说黄侃以《文心雕龙札记》讲授“中国文学概论”尚属推论的话，那么南开大学“文论”课的出现，则无疑是“古代文论”学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14）

　　范文澜先生说的“词章之学”，我们从1917年2月1日《钱玄同日记》可以知道，1917年以后的“文学”课，就是“旧称词章学”。“前此因‘词章学’之名费解，故担任者皆各以意教授学生，实无从受益者。”1913年教育部规定的大学课程中，“文学门”下，所含范围很广，“词章学”是其子目之一。我们还从1917年2月1日《钱玄同日记》看到，蔡元培到北大之后，与陈独秀及部分教师酝酿对北大的学制、课程、教师授课用的语言等进行改革。特别是除了外语课，其他文科一律用汉语授课。其中就有“文学概论”。到1917年12月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15号）刊登的《改定文科课程会议记事（第二次、第三次会议决案）》，以及12月9日、10日（第21、22号）刊登的《文科改定课程会议决议案修正》，规定“文学概论”为必修课，并且把“文学概论”排在中国文学门国文学类课程的第一位。因此1917年夏季升入中文本科的赵亮功说：“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的说法是对的，范文澜从黄季刚“治词章之学”也是对的，二者并不矛盾。这些看似矛盾的事，使得诸多朋友不解的原因是忽视了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的课程改革。李平教授所言“文章作法”之谓，我曾在《黄叔琳与中国古典“龙学”的终结》一文中袭用，但又总觉得不像一门课程名称。在自己没有研究明白之前，只得采用了李先生的提法。
　　栗永清先生的文章由于一直囿于“词章学”的限制，进入了糊涂盆，只得强调“词章学”，甚至把黄侃所讲的“词章学”与“古代文论”推入了矛盾中。虽然把蔡元培和陈独秀入主北大进行的课程改革纳入研究范围，因为没有参考1917年2月1日《钱玄同日记》，也没有参考当时听课者赵亮功提供的资料，如果看到的话，这个矛盾就会迎刃而解。而要说“文学概论”的课程，在1913—1917年还以“词章学”的帽子处在模糊期的话，“文学概论”这门课，在1917年末就已经明确下来了。栗永清先生说“南开大学‘文论’课的出现，则无疑是‘古代文论’学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我感到是不妥的，以后的范围不局限于《文心雕龙》，只能说是发展和完善。1917年12月份几期《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的课程会议决议案和决议修正，已经明确将“文学概论”列在国文门文学类的首位，这就应该看成是一个自觉的重要标志，因为已经走出模糊期进入了明朗化。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词章学”之谓，是在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之前，包括清代，学术界对“文学类”内容的笼统称谓。因为我们见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也是用“词章”。张之洞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张之洞说的这个“词章”显然是指文学类内容。张岱年先生在2002年12月，为中华书局“国学入门丛书”写的序言中说：“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考据之学即史学，词章之学即文学。这是举其大略，详言之，词章之学包括文艺学、文字学、修辞学等。”张岱年先生的这个说法是延续了桐城派的分法。这个“清代学者”之谓，显然是指桐城派学者。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15）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属于桐城派的三大鼻祖之一。曾国藩又进一步分之为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者也，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16）曾国藩的划分对应孔门学科划分并与今人之划分相联系，使得词章之学明确为“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说，民国初年到清代的“词章学”，就是涵盖现在的文学学科内容。（严格说，曾国藩也属于桐城派）
　　（三）成功者的花环和失败者的眼泪
　　黄侃在北京大学授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当时的学生评论和日后学界的评判，都可以证明。
　　1915年夏季升入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有一段话，可以证明黄侃的成功和北大学风。冯友兰说：

　　现在要说的是，北大当时的学生，在学习上是自由极了。本系功课表上的课，学生不爱上就不上；学生要上哪一课，只须在上课时到课堂上坐下就行了。就是与北大毫无关系的人，也可以进去听讲。在上课之前，有一个人站在课堂门口，手里拿一堆油印的讲稿，当时称为讲义，进来一个人，就发给他一份，从来不问他是谁。往往有不应该上这个课的人先到，把讲义都拿完了；应该上这个课的人来了倒得不到讲义。可是从来也没有因此发生过争执，后来的人只怨自家来得太晚。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都不知道。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17）。

　　这说明黄侃虽然在“五四”以后，离开了北大，但是在北大期间他的授课是很受欢迎的。冯友兰的话，可以看成是学生给他的花环。他离开北大是因为他反对新文化运动，自感与北大学风不适应，这就是傅斯年说的“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这个“大多”说的很有分寸。章门弟子钱玄同就留下来了，因为他提倡白话文，支持新文化运动。
　　从史料来看，罗家伦考入北大的1917年之前，黄侃就在此讲《文心雕龙》，而且名声大噪，而又何故使得朱蓬仙也开讲《文心雕龙》课呢？却偏偏给“学术黑老大”傅斯年班讲呢？（18）由于资料问题，这个谜不好破。但是朱蓬仙在1917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0号）公布的《专任教员题名》中，列为“文科预科教授”，已经不在中文本科授课了。
　　朱蓬仙与钱玄同来往比较密切，时常出现在《钱玄同日记》里。我估计朱蓬仙在1917年底被学生赶下大学讲堂之后，就专任文科预科教授，教授文字学。这在《钱玄同日记》里也可以看得出来的。《钱玄同日记》1918年1月28日记载：“与蓬仙谈语言得音之源。……”，3月4日《日记》记载：“蓬仙示我以小学讲义，对于章君之说而小变之，谓建类言形、一首言音、同意相受为义……”，这说明此时的朱蓬仙已到预科改教文字学了（19）。而这位被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赶下台的朱蓬仙是怎样的教授呢？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本文前面章太炎讲《文心雕龙札记》的记录者中。
　　朱蓬仙（1981—1919）名宗莱，字蓬仙，浙江海宁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赴日本留学，一年后，因父病回国，父亲病逝后，曾在安澜学堂教文史课。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祝学豫等人组建“海宁州教育会”，筹建“海宁州中学堂”、“正蒙女子学堂”，创办了海宁州图书馆。同年（1904年）复往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习文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在日本创办国学讲习班，朱蓬仙前往听讲（20），并在此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任浙江省立二中国文教师；1915年受张宗祥（时任教育部视学）之邀，执教于北京大学。1919年秋天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时年39岁。死后萧条，没钱安葬。据1919年9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的蔡元培撰写的《为朱宗莱教授募赙金启示》（21），得知蔡元培、刘复、刘文典、朱希祖、钱玄同、马寅初、沈兼士、马叙伦、沈尹默等20位北大著名教授联名启示发起募捐，以安葬朱蓬仙。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含泪而去。
　　朱蓬仙先生的著述计有：《蛰庐读书记》《逸史徂》《说文叙补注》《文字学形义篇》《转注释例》等。其遗稿《文学述谊正名篇》由友人朱宇苍组织刊印问世。另校有《盐铁论》《论衡》《意林》未行刊印（22）。而他的这些著作，是否传世，现在的人知之者已经不多了。
三、中国现代“龙学”的诞生期　　我们从现在已经出版的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论著索引来看，民国之前，在报刊上发表研究《文心雕龙》之文章的是李详，而李详的文章都是对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的补正，从研究套路来看，没有跳出黄叔琳的思路，从学术理路上说，仍然属于古典“龙学”，而真正开创新思路的是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时，撰写的讲义稿《文心雕龙札记》。
　　（一）黄侃及其《文心雕龙札记》
　　1、黄侃其人
　　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青石岭大樟树人。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35年10月8日病逝于南京，年仅49岁。黄侃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并拜章太炎为师。1910年回国从事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因宋教仁命案的刺激，逐渐远离了政治。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高等院校，讲授经学、史学、文学等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主要开设中国文学概论（初称词章学）、中国文学史、文字学等。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多有创见，自成一家。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黄侃著作甚丰，其重要著述有《黄季刚诗文抄》《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现中华书局有《黄侃文集》出版面世。黄侃先生算得上一位有很高学术成就的革命家。
　　2、《文心雕龙札记》的散篇
　　讲义稿《文心雕龙札记》的散篇，从1919年开始发表，其每一篇的名字大都是冠名《文心雕龙札记》ⅩⅩ篇。今将发表的论文题目及刊物名称移录如下：
　　（1）李平教授的统计（1）：

　　《补文心雕龙隐秀篇》，1919年，北京大学《国故》第一期；
　　《文心雕龙夸饰篇简评》，1919年，北京《新中国》（2）一卷二号；
　　《文心雕龙附会篇简评》，1919年，北京《新中国》一卷三至四号；
　　《题词及略例》、《原道》，1925年，《华国》月刊第二期第五册；
　　《征圣》、《宗经》、《正纬》，1925年，《华国》月刊第二期第六册；
　　《辨骚》、《明诗》，1925年，《华国》月刊第二期第十册；
　　《乐府》，1926年，《华国》月刊第三期第一册；
　　《诠赋》、《颂赞》，1926年，《华国》月刊第二期第三册。

　　（2）笔者本人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期刊资料汇编——文心雕龙学》收录黄侃发表的“龙学”文章题目移录如下：

　　《文心雕龙札记夸饰篇评》，1919年《大公报》夏历己未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五）、六月初一日（星期六）、六月初二日（星期日）、六月初三日（星期一）四天连载。
　　《文心雕龙附会篇评》，1919年《大公报》夏历己未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二十八日（星期五）两天连载。
　　《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序》，《华国月刊》（3），1925年第一卷第三期；
　　《文心雕龙札记·〈题词及略例〉、〈原道第一〉》，《华国月刊》1925年第二卷第五期；
　　《文心雕龙札记·〈征圣第二〉、〈宗经第三〉〈正纬第四〉》，《华国月刊》，1925年第二卷第六期）；
　　《文心雕龙札记·〈辨骚第五〉、〈明诗第六〉》，《华国月刊》，1925年第二卷第十期；
　　《文心雕龙札记·〈乐府第七〉》，《华国月刊》，1926年第三卷第一期；
　　《文心雕龙札记·〈诠赋第八〉、〈颂赞第九〉》，《华国月刊》，1926年，第三卷第三期。

　　从我与李平教授的统计来看，同一文章有重复刊载现象，这个不足为奇。但是我与李平教授统计的重复部分，特别是在《华国月刊》的文章，李平教授统计的题目不全。据我亲自检索《华国月刊》发表的黄侃“龙学”文章，除了《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外，其它都是在冠名《文心雕龙札记》下的ⅩⅩ篇，文章名称是同一的。而李平教授：“零星发表的文章名称各异，并非都以‘札记’一名冠之”（4）的说法，我估计不是自己亲自从《华国月刊》上录下来的，可见二手资料下的结论是有风险的。
　　《文心雕龙札记》的《题辞及略例》发表于1925年，我们从中看到，黄侃针对的是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本，主要参考的是李详的《黄注补正》和孙怡让的《札迻》。黄侃批评了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故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辗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此是大病。”对此我曾针对范文澜袭录黄侃此话给予辩驳：

　　“今观注本，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这个问题，责任不在黄叔琳及其参与者，而在后世文献流失所致。至于引书不注出处，这是古人通病，既是民国时期一些旧儒遗老仍然犯此毛病，包括杨明照等人，甚至删句连排，不加删节号。“今观注本，纰缪弘多”，当是可以商榷，因为没有瑕疵的著作几乎难找。但是因此，认为“显系浅人所为”，此话过于盲目，据笔者考证参与者没有一个是浅人，甚至个个是鸿儒，至少是进士或者举人，可说是饱学之士（5）。

　　从现代人的著述来看，引书皆注明出处，这是时代的问题。黄侃既然指出黄叔琳的不足，在他的“龙学”著作中，应该自然明确标出引书出处，这些也是我把黄侃的“龙学”著作列为现代“龙学”的条件之一。但是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在当时的钱玄同看来水平不高，也或许是俗语所说的“行见行没处藏”罢。1917年1月3日《钱玄同日记》：

　　季刚所编《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余从沈尹默处借观，觉其无甚精采，且立说过于陈旧，不但《马氏文通》分句、读、顿为三之说，彼不谓然，即自来句读之说亦所不取，谓句读一义二名，皆原于“ヽ”字，故不可析而为二。此说已不免胶柱鼓瑟。又谓句读有系于文义与系于音节之异，故如《关睢》首章，论文义止二句，而毛公以为四句，据此以为句读不分之证。吾谓句读之学本非中国古人所知，伪毛亨以《关睢》首章为四句，本不足讥，今仍引此等陈腐之论，以图打消句读有分之说，不亦异乎！（黄君此说，与胡适之之《论文字句读及符号》（6）直不可同年而语。）（7）

　　黄侃与钱玄同皆为章门弟子，且早在日本就已经订交。回国后，同任教于北京大学。但是，在学术上，黄侃日趋保守，钱玄同日趋激进，特别是对待白话文的问题上，时常看到他们在课堂上，或在报刊上，隔空对骂，黄侃的言辞更为刻薄。钱玄同认为黄侃《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立说过于陈旧”，是“陈腐之论”，有“胶柱鼓瑟”之嫌，也不无道理。不过，黄侃说的“句读有系于文义与系于音节之异”应该是事实。但是，黄、钱二人都是我国大师级文字学家，一个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汉语语法问题，一个囿于传统训诂，我们不妨暂且看做学派之争，其他不敢臧否一词。钱玄同的评论，是我们迄今看到的最早对黄侃《札记》单篇作出评论的文字，显得弥足珍贵，不可忽略，因而记录如上。
　　3、结集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散篇讲义稿成书的时候已经是1927年了，而且仅是结集了《神思》以下的二十篇。1935年10月8日黄侃去世，一年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出版纪念专号，印行了《原道》以下的十一篇。据金毓黼说：这十一篇《札记》稿，是组织印行二十篇《札记》时，舍弃了的稿子（8）。1947年四川大学学生集资印行了三十一篇线装本。其后，各种版本不断出现，各家多有差别。但是，可归纳为台湾文史哲出版社系统和大陆中华书局系统（9）。对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结集出版以来，引起轰动，并看成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志，对此我是同意的、赞成的。但是，今天我却在承认黄先生功绩的同时，冒昧提一点不同看法：我同意金毓黼先生说的“非精心结撰”的看法。第一，体例不统一。总体来看，黄侃是：解题、注释（注，包括考据）、校勘、例文、品评五合一。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应该每篇大都遵循以上原则，当然，校勘，根据自己的认识，有则校勘，无则不必强求。但是解题，应该是每篇都有的，然而，三十一篇中，《议对》《书记》《序志》三篇没有题解；注释也应该是每篇都有的，没有注释，学生不是每篇都能看得懂的。然而，三十一篇中，《情采》《熔裁》《章句》《丽辞》《事类》《附会》六篇没有注释。第二，无论作为讲义，还是专著，每篇文字，应该大体整齐。然而，三十一篇中，篇幅有长有短，最短者如《情采》《熔裁》仅六七百字；最长者如《章句》篇，两万二千多字（连同引文在内）。当然《章句》篇内容，在清代以前属于小学，细分可划入训诂学范畴。这训诂学正是黄侃的长项，也许是原因之一，或许可以看成是与新文化派的论战。不管怎样解释，也掩盖不了黄侃的任性、放荡。但是，瑕不掩瑜，我们应该看到：

　　黄侃在《札记》各篇的解题式的大论，是古典“龙学”所没有的，在二百余条的注释中虽然与黄叔琳相同，只标出词条，没有像弟子范《注》那样加上序号，但是其注释文字却一改古典式的繁琐而变为简洁明了，并时有评论。其方式虽旧，但内涵却不与清儒相同，在每篇之中附有例文，以为弟子助读，这也应该是创新，说明他不再遵循清儒训诂考据的老路子，而是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子——解题、校勘、注释、品评、例文五合一的新体例。在理论阐释方面，看出刘勰“自然之道”乃老庄之道，而非儒家之道，不可与传统儒家的“文以载道”说相混淆；他还看出刘勰在方法论上用的是“折中”法，这就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把握住了大节，大大地高出了他的前辈，就是纪昀这样的大儒也被黄侃抛在身后。就这来说，谁也不好否认黄侃《札记》是走出传统，迈向新时代的代表性“龙学”成果（10）。

　　（二）刘咸炘及其《文心雕龙阐说》
　　1、刘咸炘其人
　　刘咸炘，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从其曾祖父起，设馆聚徒讲学，数代办教育，誉满蜀中。其祖父刘沅，融汇儒释道三家，创立槐轩学派。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1月29日，鉴泉先生出生于成都“儒林第”祖宅。五岁能属文，九岁能自学，日览书数十册；稍长就学于家塾，习古文，读四史，得章学诚《文史通义》而细研之，晓然于治学方法与著述体例，遂终身私淑章学诚。从此，每读书必考辨源流，初作札记零条，积久乃综合为单篇论文，然后逐步归类而集成专书。20岁前所读的书，都有札记。自15岁，开始研读《文心雕龙》，凡有心得，随书笔录，或作零星札记（11）。《文心雕龙阐说》就是这样在此基础上形成于1917年的。1918年，从兄刘咸俊创办尚友书塾，鉴泉先生被任为塾师；执教十余年，后又与友人唐迪风、彭云生、蒙文通等创办敬业书院，曾任哲学系主任；继又被成都大学、四川大学聘为教授，乐群善诱，深受学生爱戴，1932年不幸病逝，享年36岁，闻者莫不痛惋。先生著述甚丰，200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推十书增补全本》，共计20册。
　　2、《文心雕龙阐说》
　　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成书于1917年，这是刘咸炘自己的交代。他说：“丁巳撰此书时，于文章体宜系别，尚未了了。彼时方知放胆作札记也。庚申七月，因撰《文式》，复读《雕龙》，取旧稿阅之，亦颇有可喜者。”（12）这“丁巳”年是1917年，时年刘咸炘21岁。据刘伯谷 朱炳先《文化巨著〈推十书〉的作者刘咸炘》一文介绍，刘咸炘“15岁时读《文心雕龙》”，“初作札记零条”，“丁巳”年将读《文心雕龙》的“札记零条”整理成《文心雕龙阐说》。“庚申七月”，是1920年7月。此时撰写《文式》，“复读《雕龙》，取旧稿阅之，亦颇有可喜者。”《文心雕龙阐说》写成后，一直未有刊布，直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推十书》（增补全本）时，才将其收在戊辑中。山东大学戚良德教授发现后，将其与黄淑琳《文心雕龙辑注》、纪评、李详补注一起整理出版，成为黄注、纪评、李详补注、刘咸炘阐说，形成一个新的读本，推向社会，使得“龙学”界为之一震。
　　《文心雕龙阐说》规模不大，一万五千字左右，但是，这是对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做出全面阐述和评论的第一部专著（仅有《奏启》篇未有专门评论，但是在相邻的《章表》篇有涉猎）。每篇文字多寡不一，最多者（《神思》《论说》篇）也不足千字，最少者，不足三十字。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同小可。戚良德教授在他辑校的黄注、纪评、李详补注、刘咸炘阐说《文心雕龙》读本末，附有一篇评论，名曰：《一部尘封百年的 “龙学”开山之作——评近世国学大师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该文后来又发表在《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上。戚教授的评论文章，对刘咸炘的《阐说》做了很好的解读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戚教授认为，与黄侃《札记》相比，首先，刘咸炘更重视文体论。“对《文心雕龙》文体论进行了空前深入系统的阐释，即在今天，这些阐释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刘咸炘认为，《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端绪秩然’，乃是中国文学文体论的系统之作，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刘咸炘特打抱不平说：“姚（鼐）、曾（国藩）诸人稍稍就所见唐、宋文字分立目录，遂已为士林宝重，矜为特出，亦可慨矣哉！”（13）第二，戚教授认为，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对《文心雕龙》创作论体系的把握和理解，不仅精深而独特，发人所未发，而且极为准确地揭示了《文心雕龙》创作论理论体系的内在脉络和意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14）第三，《文心雕龙阐说》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戚教授认为，“这一认识可谓深得彦和之心！应该说，在近百年来的《文心雕龙》研究中，类似的认识并非绝无仅有，但并没有引起大多数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而刘咸炘如此明确地指出后世把《文心雕龙》列为‘诗文评’一类，实际上并非刘勰之本意，可谓石破天惊之论。”（15）第四，刘咸炘对于“势”的解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刘咸炘在《定势》篇说：“情与气乃势之原，气变成姿，各具无溷，彦和勘合刚柔，不必壮言慷慨，洵为卓论。”戚教授评论说：“短短数语，既抓住了本篇的要害，更是新见迭出。其一，‘情与气乃势之原’，既属探本之论，亦为新见之一。……其二，所谓‘气变成姿’，此乃新见之二，谈‘势’而引出‘姿’，这更是一个顺理成章而容易理解的说法，却不啻是刘氏的发明，道人所未道。……其三，所谓‘勘合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云云，乃是《定势》的观点，他赞之‘洵为卓论’，可以说抓住了刘勰讨论定势问题的核心。”（16）第五，刘勰文体论部分，首列《明诗》，刘咸炘在《明诗》篇评论说“论诸文体，而先诗，诗教为宗。”戚教授评论说：刘咸炘认为“刘勰首先论诗的原因，不是出于什么纯文学的感念，而是‘诗教为宗’。我们不能不说，这显然更符合刘勰的基本思想和儒学观念。……刘咸炘论《文心雕龙》没有先入为主之见，特别是没有现代文艺学的观念羁绊，可能从刘勰思想实际出发而抓住根本和要害。”（17）
　　戚教授对刘咸炘《阐说》的解读和评论我完全赞成。以我个人的认识，觉得再加上三点：第一，刘咸炘对《原道》篇的阐释，也应该引起重视。他说：“以‘丽天’、‘理地’，明道之文，是以天地为道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即天地也。斯说也，超乎后世之以空虚为道者矣。”刘咸炘对道的解读，较之前人更明朗化，显示了道的可知性。道家对道的描述太玄虚了，甚至陷入了不可知论。刘咸炘还指出《原道》篇的时代烙印。他说：“彼时玄学正盛。老子云：‘道法自然。’彦和之‘原道’，盖标自然为宗也。”“标自然为宗”，虽然纪昀早于刘咸炘指出这一点，但是纪昀较之刘咸炘笼统的多。第二，刘咸炘《阐说》的独立性，没有先入为主之见，这表现在他没有成为纪评的应声虫。如《征圣》篇，纪评：“此篇却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对此，刘咸炘反驳纪评说：“‘征圣’者，以圣言为准也。纪氏以为装点门面，未识《征圣》、《宗经》二篇之异。”又如《史传》篇，纪评曰：“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刘咸炘反驳说：“纪氏谓此篇无甚高论，非也。此书论文，专主词章，史、子特其旁及，只可略言大概。其述编年、纪传得失，亦略备矣。其诠《国策》名体，本纪名义，后世多不知之矣。”再如《诏策》篇，纪评曰：“彦和之意，似以魏、晋为盛规，盖习于当时之所尚。观‘自斯以后’二语，其皆可知也。”刘咸炘反驳曰：“以文而论，魏、晋固极润典之美。纪氏谓彦和囿于习尚，非也。”等等。
　　再一点就是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形成的时间，这是一个及其重要的关节点。所谓“关节”点，我是说，刘咸炘的《阐说》与黄侃的《札记》几乎是同时形成，甚至还早于《札记》。刘咸炘15岁时，是1911年，此时黄侃尚未到北大教书，其意义更不寻常。他的不寻常，还显示在，黄侃《札记》形成于人文荟萃的北京大学，而《阐说》诞生在相对封闭的成都。刘咸炘的《阐说》是主动阐释，黄侃是应课程需要，被动解读。黄侃曾留学东洋，刘咸炘一生未有走出四川。这一点戚教授也曾指出，以引起读者注意。黄侃反对新文化运动，而刘咸炘赞成白话文。不同地域，不同人物，对于同一问题，展开研读，彼此认识，大致不凡。这使我想起了东方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5年——前475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分居世界两地，彼此互无来往，但是对事物的运动性，却有着相同的认识，这就是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之著名论断。这说明世界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人们的认识往往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戚良德教授谈到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的历史地位时把黄侃《札记》与刘咸炘《阐说》，看成是“近现代“龙学”开山之作的双壁。”（18）
　　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虽然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堪称“近现代“龙学”开山之作的双壁”。是双壁，并不等于“无瑕”，黄侃《札记》尚且“非精心结撰”，而刘咸炘《阐说》，在其生前并未刊布，虽然在《程器》篇自称《阐说》“颇有可喜者。但微义少，常谈多；大义少，细论多耳。”这说明刘咸炘颇有自知之明。他的《阐说》毕竟是初次“放胆作札记”，就全书来说，没有体例，没有系统，没有给予统筹全局关照，而是随着读书有感而发，给人以过于零碎之感。
　　（二）范文澜及其《文心雕龙讲疏》
　　1、范文澜其人
　　范文澜小名麒麟，字云台、芸台、仲沄。笔名武波、武陂。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市）城内府山北、锦麟桥南侧的黄花弄。绍兴范家为书香门第。范文澜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越年夏季升入北京大学中文门（后改称国文门），1917年夏季毕业，为了生计，经叔父范寿铭介绍，给蔡元培作私人秘书。1918年初，到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书。暑假后，到河南汲县省立中学任教。1922年夏季，受张伯苓之邀请，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同时，又在大学部兼课，讲授预科及二年级国文（19）。从1924年起任大学部教授，讲授文科二年级国文（必修课）（20）。1927年5月，范文澜因参加革命活动而受到天津警备司令部追捕，遂逃到北京，从下半年开始，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兼课。1933年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6年到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1940年1月，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主义研究院，8月，马列研究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范文澜任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1946年离开延安，到晋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8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任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划归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范文澜任所长。
　　范文澜于1926年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天津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与党失去联系。1939年9月在河南工作期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范文澜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政协全国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
　　范文澜的主要著述有：《文心雕龙讲疏》《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群经概论》《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推出十卷本《范文澜全集》。
　　2、《文心雕龙讲疏》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出版于1925年10月，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发行。该书16开平装本，繁体字，竖排版，印刷得比较精致。全书大约25万字。但是，作为一部专著，页码排列很特别。全书总体结构分为上篇和下篇两部分。正文前有《文心雕龙上篇提要》和《文心雕龙下篇提要》，具体仍然按照五篇一卷，其页码的排列，按照每一卷为一个单位，分卷则另行编码。其内容多寡不一，例如第二卷页码是102页，而第八卷仅30页。
　　书前卷首有梁启超先生1924年11月写的序，次为作者1923年自己写的序，又次为黄叔琳辑注本原序、《南史》刘勰本传。再次为本书目录。本书为范文澜先生任教于南开大学时，为学生讲《文心雕龙》时的讲义稿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专著。本书是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影响下的第一部“龙学”专著。范文澜较之前辈学者，在形式上，最大的创新：第一，将《文心》原文每篇分段注释，对原文需要注释的词句，加上序号，在分段相应序号下注释。第二，按照刘勰原意，分为上篇和下篇，并各列出一个知识结构图表，这两点是“龙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创新，且影响深远，后来的“龙学”家，多有效仿者。范文澜自己在《自序》中说：“读《文心》当知崇自然、贵通变二要义，虽谓全书精神也可。《讲疏》中屡言之者，即以此故。”梁启超在序言里评价范注说：“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中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崇自然”“贵通变”这两点，说明范文澜抓住了《文心雕龙》的根本。范文澜在自序中说：“今观注本，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而不注其出处。”按理说，在指责往昔他人不足之后，自己应该避免。但是，范注却重复前人已经犯过的毛病。
　　关于《文心雕龙讲疏》为什么在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的问题，蔡美彪在《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与北大》一文中著录：范文澜曾对蔡美彪说：“那时有位姓李的同志，在天津搞印刷厂，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没有东西印，就把我的《文心雕龙讲疏》稿子印了。”此书印数不多，但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时《南开周刊》第一卷第四期（1925年10月17日）刊登了寿昀《介绍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一文，该文指出：

　　只要是打算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谁不知道看《文心雕龙》，还用着我来介绍——说废话！不过这部书虽然是有价值，然而没有好注本。现在通行的黄注本，我实在不敢恭维：不但疏略，还有错误。我曾上过它好几次的当；想读过它的朋友也许有同感吧！以这样有价值的名著，而得不到好的注本，是多么讨厌的事！本校教授范仲沄先生也许是看到这步，所以费了一年多的功夫‘旁征博引’，仔仔细细地著成一部“讲疏”，他这部书，我曾经读过一遍，虽然不敢过于恭维，认为是‘尽美矣，又尽善矣！’但是敢负责人地说，这部书实在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我们读他这部书，旁的好处都不算，至少也可以减少好些翻书的麻烦，经济了好些时间。所以朋友们，要是你们的意见同纪老先生一样，以为“读文心雕龙者不患不知此……”那我这话又算白说了；如若不然，那就虔诚的请你赶快买读这——《文心雕龙讲疏》（21）。

　　寿昀的这篇介绍文章，表面看来，好像一篇广告词，但是，细心读来，却也是一篇大实话。从另一角度看，范著《讲疏》也有它自身的不足。
　　当范文澜把自己大著寄给好友李笠指正的时候，李笠于1926年6月在《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2期发表了评论，李笠指出尚有两大类工作需要完善：一、当增补者：1、应该增加历代公私书目及史志著录情况；2、应该补加刘勰年谱；3、应该交代刘勰其它著述；4、增加旁证；5、注重引书出处（范文澜虽然指责往昔注本没有指出引文出处，而他自己仍然重复这一毛病）；6、范注即需要增加，也需要削繁；也就是说，当注的尚有不少没有注出，而已经注出的需要再简明一些；7、校勘不精；8、尚有许多内容需要补充。二、第二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排版问题，此类责任主要是出版社的问题，当然，与范文澜手稿要求不明也有关：1、正文与注疏文字没有明显区别；2、注疏自身之区别不明。认为：“注疏之性质，至少可分三类：（1）正注：数典及诠文之属是也；（2）旁注：上述旁证及所引近人论文（如二卷六十页录章炳麟诗……）之属是也；（3）附注：与刘书有关系之文学作品是也。”（22）李笠的评论，未有涉及范注对《文心雕龙》理论理解和阐释，而只是从本书的体例方面直言品评，可谓知音。
　　两年后，范文澜在此基础上，推出新版《文心雕龙注》，补充、增订扩大了阵容，成为一部40多万字的巨著，比起《讲疏》来，注释（包括附录）字数增加了一倍多，主要是注释条数和内容的增加。如《史传》《诸子》两篇，《讲疏》各有40多条，而《注》又增至50多条。《神思》篇，《讲疏》注释24条，《注》增至32条。范注除了注释详赡外，另一特点是各篇注释下，附录了不少参考性文字，有的属于彦和原文中提到的作品，与原文对照参看，甚是方便。此一特色，在《讲疏》中已经出现，《文心雕龙注》更加增益。例如《正纬》篇，《讲疏》仅录刘师培《谶纬论》一篇，《注》则增加了徐养原《纬候不起于哀平辨》、刘师培《国学发微》（一节）等6篇。又如《序志》篇，《讲疏》原录应玚等4篇，《注》又增加了曹丕《典论·论文》等5篇。这就是说，在《讲疏》出版后的两年时间里，范文澜一直处在不断的修改、补充中。在体例上《注》不再像《讲疏》那样，分段注释，而是把彦和原文集中在一起，在每篇需要注释的地方加上序号，于1929年9月作为上册，由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发行，而注释部分则分为中册和下册分别出版。中册注释内容是《原道》至《书记》25篇的注释，于1929年12月由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发行，下册注释内容是《神思》至《序志》25篇的注释，于1931年2月由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发行。
　　杨明照先生于1937年在《文学年报》第3期，发表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的批评文章，对范注诠说不当者举正了37条；对黄淑琳评而误为纪昀评者，指出了14条。杨明照先生说：“上所列者，凡十有四条，皆黄氏叔琳评语，而范注乃以属诸纪氏。又按：养素堂本，仅有黄评。庐涿州刊于粤者，则朱墨区分，（黄评黑字，纪评朱字。）各于其党。坊间通行本，亦各冠其姓氏以示异（文民按：此坊间本，当指1916年10月中原书局出版的李详《文心雕龙补注》），不知范氏何以致误？”
　　1936年7月，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线装七卷本。至此，我们说，范文澜的注本，已经代表了现代“龙学”的最高范本。这个范本除了在校勘、考据、注释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之外，最大特点特点还有三：第一，在上篇和下篇中，各列出了一个知识结构图表，尽管这两个图表在每一次出版时，都有修改的痕迹，这些痕迹代表了范文澜对《文心雕龙》全书知识结构认识的不断深化，可以说，范文澜是研究《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第一人。第二，尽管范氏好友李笠先生指出《讲疏》没有列出刘勰年谱是一个遗憾，但在《文心雕龙注·序志》篇的注释中，范文澜引用了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在确定了《文心雕龙》成书年代的基础上，对刘勰家世、生平做了考证，这个考证，实际上就是给刘勰做了一个“传”，此时继《梁书》和《南史》之后，范文澜已经是为刘勰作传的第四人了（23），但是，就其家世、生平的全面性来说，刘节、梁绳祎的《评传》没有超过范文澜。刘节对刘勰作的“传”太略，没有突破《梁书》和《南史》。应该称道的是，梁绳祎为刘勰家族画出了一个世系表。第三，范注为了加强读者对原书的理解，或节录、或全录了大量与《文心雕龙》相关的文章，这是前无古人的，在《讲疏》的基础上，其数量上已经增至数百种了。按照我对“文心雕龙学”可分为内涵和外延两大块的理解，而范文澜从《讲疏》到《注》皆关注到了，如此全面者，范君也是现代“龙学”的第一人。同时，我们看到李笠的品评、杨明照的两次评论，在1936年出版的开明书店本《文心雕龙注》中，基本吸纳了他们的批评意见，这从另一个方面说，学术批评是学术进步的重要一环。
　　牟世金先生把1914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前这一段时期，看成是“文心雕龙学”的诞生期 。这个跨度虽然大一点，但是，大体不差。这一时期除了上述所列成果外，尚有朱恕之的《文心雕龙研究》、叶长青的《文心雕龙杂记》、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等等其他专著及单篇论文问世，恕不一一。
　　综上所述，通过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诞生，及其前前后后相关故事的资料的搜集与辨析，可以明确同仁们的一些推理和模糊认识。首先，章太炎在日本给黄侃、朱蓬仙、鲁迅、朱希祖、钱玄同等人讲授《文心雕龙》的具体时间是，公元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每周一次，周四上午授课，每次讲授内容是10篇，共分五次授完。
　　中国现代“龙学”的创建，章太炎是播种者，北京大学是温床，又有成都“儒林第”和南开大学两厢辅佐。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咸炘家族，皆背负着传扬国学的使命，在诸位国学大师的努力下，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心雕龙学”诞生在民国初期。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同为现代“龙学”的开山之作。
　　经过辨析，可以断定朱蓬仙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出现低级错误，被傅斯年等人赶下讲坛的时间，大致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下半年之间。资料证明，黄侃在接替朱蓬仙给傅斯年等人讲授《文心雕龙》之前，就已经在其他年级开设《文心雕龙》课。黄侃在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前，讲授《文心雕龙》，所属学科为词章学，在蔡元培改革北大课程之后，所讲《文心雕龙》，所属学科为文学概论。
本文原刊《中国文论》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