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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以前的阅读史(1989-1998)
一
我1981年生人,不智亦不愚,与同龄人应该有着大致相同的成长经历,1987年上学,1998年高中毕业,中间没有留级和跳级;于读书一途,也无殊异之处。将自己童年和少年的读书经历记出,一是纯个人的回想和记录,二是或许可以折射出部分同代人的思想经历。
最早的有意义的阅读始于一些儿童读本和刊物,给我印象深的有以下几种。
《故事大王》。如今的图书市场已非常发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却远非如此,可供儿童读的故事刊物是有限的,《故事大王》是其中的佼佼者。它的故事简洁、明亮而富有童趣。除了大人“讲故事”,此种杂志可能更直观地告诉孩子们:“故事”是什么。现在我还记得,暑假和秋假(县城和农村孩子独有的假期)的午后,在树下拿起一本《故事大王》,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惬意”这样的形容词——那时候是小学的二三年级。
《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较之《故事大王》,这两种刊物的趣味显得更雅正些,由“故事”上升到了“文学”、“文艺”。现在回想起来,这两种杂志应该是主旨大致相同,面对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这两种杂志会是那些不满足于“故事”,而有一点点文学想象的儿童和少年的好读物。我现在还记得《少年文艺》上的几篇作品。其中一则写到家中的水管轰隆作响,却留不出来水。“我”通过这轰隆作响的水管,回到了爸爸的童年时期,看到了爸爸幼年的生活,见证了爸爸懵懂的初恋。那种明净的忧伤的气氛深深的感染了我。
《童话大王》。此种杂志对于我,甚至对于一代人的印象是很难短短几句说清楚的。80年代生人很难从自己的成长史上抹去“郑渊洁”这三个字。对于我,老郑教给了一种独立、反思、质疑的精神,使我很早就能对教育制度有所怀疑,并不是“被设计”而是“自我设计”自己的道路。但我坚定认为《童话大王》是儿童或少年读物,而不是老郑宣扬的“适合6-90岁人阅读”。老郑教给我们的那些理念,对孩子来说是振聋发聩的,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结论还是轻率了些,简单了些。成年人应该有更深刻,更负责任的思考。而且老郑1996年之后写作的下滑,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由一个一流的、超一流的童话作家自动降格为了一个三流的、未入流的小说家。——当然这无损他对于我少年时期的意义。
《我们爱科学》。我固执地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刊物,但不知为何很少人提及。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是我见过唯一的一本面向少年儿童的科普读物,而且质量非常之高。它用一种很浅显、很生动、很有趣的方式向孩子们解释“科学”。它讲述外太空的星云,讲述地心的秘密,提供给少年儿童另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让他们开始对世界产生了一些终极的疑问,对他们一生产生影响。我国的文学教育十分落后,科普教育也是如此。《我们爱科学》是一个榜样。
除了刊物,一些儿童图书,如在上世纪8、90年代影响非常大的《365夜故事》也值得提及。我小时候还看过一套《十三少年历险记》,讲的是黎巴嫩十三个少年惩恶扬善的事情,——实际就是十三个小特工,我在那套书里知道了贝鲁特——写得非常好看,跌宕起伏,后来却再也没见过了。其中一本的一章叫“冗长的会议”,我以为冗长跟酋长是一个意思,但通篇没找到谁是冗长,这困惑了我很多年。
安徒生和格林童话自然也读过。但我现在总觉得安徒生童话不是儿童文学。那种感伤、唯美的情感,那种散文化的叙述,总在孩子们的理解范围之外。我很多年没有搞清楚丑小鸭是经过了生活的磨砺变成了天鹅还是它本来就是只天鹅。我小时候倾向于前者,因为这样才有教育意义么。格林童话就容易接受些,拇指姑娘大概是我第一个梦中情人,我还总想养一只穿靴子的猫。不过格林童话有点血腥,好像里面死人不少。
现在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教材,——就像我们的《语文》课本——本应该是这个民族的少年儿童最重要的启蒙书,在我们这里却恰恰相反。少年们思想的开蒙,对文学的想象和感受,几乎完全不来自这个系统。这是语文教育的大问题,已不是我在这里所能讨论。我记得小学要毕业的时候,在一本作文杂志《金色少年》上读到一个小学生写的这样一篇作文,《我最爱读的书——<语文>》。作文中把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篇名全串到一块儿了,诸如“你带我游览《桂林山水》,让我知道《王二小的故事》”之类。当时我很嫉妒这个小学生能把这么多篇名串在一块儿,很佩服他的“才华”,同时又很不屑,觉得他特傻,《语文》书有什么好的啊!后来回过头想想小学语文所选的那些篇目,真的有不少好文章。我记得就有巴金的《海上看日出》,老舍的《草原》,萧红的《火烧云》等。可是老师们机械、生硬地肢解,却妨害了我对这些作品的接受,进而使我讨厌《语文》课本。对这些作品的重新感受,就是多年后我自己的事了。不仅仅小学语文教育,中学语文教育不也如此么?我是费了很大劲儿才在高中毕业后喜欢上了鲁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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