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的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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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的一地鸡毛 文/黄耀 红


大学毕业那年，我正好21岁。那年暑假，我依然和父亲兄长们一道在田间搞双抢。割禾、插秧的间隙，在清水里洗净双腿上的烂泥之后，垫着草帽坐在树荫里，看着远处的青山、近处的田畴，心空里便有了放飞的诗情。我的童年在农村，如今即将要做教师了，我想像自己站在几十个机灵的城里孩子面前，我甚至在心里设计了一段怎样一段文彩飞扬的开场白。那时，我的心里充满着美好的向往：一种由艰辛劳累到自在轻松的向往，由单调封闭到丰富开放的向往，由乡间野性到城市文明的向往。
终于上班了。初为人师的日子里塞满了莫名奇妙的兴奋与手忙脚乱的紧张。
我被安排做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教一个班语文并担任班主任。报到第一天，六十多个孩子背着漂亮的新书包齐刷刷地坐在教室里。我知道，对于新的学校、新的老师，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美好的期待与崭新的设想。确实，在孩子们的同龄人中，他们有幸能进入一中学习，是一种巨大的自豪与荣光。
收学费、发新书、发本子、讲校训、说纪律，明确升旗仪上的着装要求……整整一个上午，我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城里学校与农村太不一样了，这哪像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啊？那么多家长陪着孩子来，孩子已静静地坐在教室，他们还不想离开，好些家长在教室走廊外徘徊，有的甚至隔着窗子偷偷地向教室张望。张望什么呢？或许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认真，或许想看看我这个毛头小伙子是不是压得住台面。我稍稍有些紧张，原来在乡下田圳边构想的那些文气的抒情吓得不知躲到了哪个角落，好像月光下的浪漫不宜在阳光里展开一样。
不用说，我的言行随时都泄露了处事的稚嫩。繁杂的报到手续刚一办完，一个市民气息很重、似乎在单位作了点小官的女家长立马笑着迎上来，跟我握手。说：“小黄，今天你很忙，下次我们找机会谈谈。” 我礼貌地点头，连说几个好。
家长没有称我黄老师，而像在她的单位一样小黄小黄地叫，语气里隐隐有一种社会地位的优越感。我在走廊尽头的镜子里看了一眼自己：皮肤黑不溜秋、戴个大眼镜，头发偏长，越发显出消瘦。我猜想，或许是我的貌相让家长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吧。现在回想起来，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甫入城市，勤奋、谦虚、质朴的同时多少会有点自卑感。农村的成长背景与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对城市文化的接受与融入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
很快，我熟悉了中学的管理方式、工作常规与工作流程，日子在宿舍、食堂、教室连成的线段上来回重复，如钟摇一般没有丝许变化。不知是我融入了程式化的工作还是程式化的工作让我就了范，我深深体验到一个中学班主任的劳心之累。新鲜与激动归于平静。尖利的现实一个个所有诗意的构想刺破，激情烟销云散之后，剩下一地鸡毛。
中学的管理模式都属于垂直型，从上至下，步调一致，各就各位，表演着永不变更的“规定动作”。这种整齐划一的线性管理，与机关、工厂、军营如出一辙，无法彰显教师与教育的特质。在诸如“处处到场”之类的要求之下，班主任的全部活动和全部工作时间，几乎被各种横向的、纵向的僵硬的管理规章，被各种各样的评比细则死死箝制。
那时候，管理班主任的力量主要来自所谓的年级组。一个年级组往往有七八个平行班，年级组长管理着七八个班主任。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栋老式教学楼的走廊中间，大大小小悬持着好几块小黑板，从出勤到课间操，从眼健操到中午休息，从每堂课的课堂纪律到放学后的清洁卫生、大扫除，每一项全被量化成分数，在黑板上一一标示。这些项目全由年级派出的学生干部检查登计，每周累计一次，哪个夺得前两名，班上就可获得流动红旗。这些评比，看起来是针对学生的，但对班主任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并行的几个班主任，你不可能超然物外，不可能不在乎班里的评分。这该死的分项评分，让每个班主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学生管得死死的。现在想起来，这些常规评分真像把一把把利剪，班级与班主任被修剪得整整齐齐。什么个性张扬、特色经营、自由绽放全都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望。很长一段时间，走过那道走廊时，每看到班里的一次失分，我的头脑就像缺氧一般晕眩。
生活是这样的千篇一律。每天，从简陋的单身宿舍醒来，整个我就像一台轰隆隆开始运转的机器。不管天冷天热，不管刮风下雨，七点三十分，总是一个雷打不动的时间。衣冠楚楚也好，睡眼惺忪也好，你必须准时出现在学生面前。这是每天晨读开始的时间，班主任要对哪些人早到校、哪些人迟到了如指掌。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年级组派出的年龄学生干部拿看一个登计夹，在各班教室门口晃来晃去。发现一个迟到的，班级常规就扣去一分。
那时，我是生活毫无规律的单身汉，往往是空着肚子去赶去组织学生晨读。学生呜哩哇啦读过半小时之后，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起。我便急匆匆跑到校门外的小店里要一碗面，混着咸咸的剁辣椒与酸豆角，一阵风卷残云。如果正好自己第一节有课，那就活该饿着肚子跟学生阐述文章里的微言大义。
吃完早餐再回到办公室，等着我的必然是几堆高高的作业。昨天的作文还没改完，今天又来了两大叠周记，还有什么生字操写啦、词语听写啦、单元测试啦，它们歪歪斜斜，你推我挤地码得桌子上满满的。
我们办公室里坐着好几位“主任”，每个主任的坐前时不时会出现几个学生“常客”。他们要么在那里挨训，要么在那里写检讨。班主任训话的语调或高或低地跟学生讲道理，可日复一日，“理”还是那些“理”，“人”还是那些“人”。很多时候，这些批评教育的谈话成了我批改学生作业的嘈杂伴奏。
下课铃一响，很可能就有班上的学生干部或课代表来找，告诉我今天的地理课的课堂纪律又是打良，或者是哪些同学没交作业，或者是谁谁谁在教室里扯皮打架，诸如此类。学生不喜欢地理老师，她一气之下就给课堂纪律打个良，只是苦我这个班主任。每每听到这些坏消息，本想满怀激情写下的作文或周记上批语常常被这虱子式的烦忧而打断。我只能伏在办公桌上先闭目养神，再仰天长叹。这样的琐屑与烦忧，怎一声长叹了得？
第二节课后是课间操，我必须条件反射般从坐位上弹起，跑进自己的班级，叫学生快点收拾课本作业，去做课间操。年级严格规定：学生做课间操，班主任必须亲临督阵。班主任站在学生队伍后，俨然一个小小的连排长。课间操时间不长，但你每天都得到，像农村孩子一到黄昏就要去放牛，活虽不累，但天长日久，由不得你没有怨气。这种条件反射的时间至少还有两个：第四节课上课，学生做眼保健操；下午最后一节期，安排学生放学。这两个时间，所有的班主任都得像黑猫警长一样出现在教室门口。一般情况下，做卫生的学生都走了，我还得留下犯了事的学生谈话。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远不像那些有了孩子的中年老师那样体谅学生的心态与表现。我观察这些老师，一旦学生犯了事，他们会亲切地摸摸那些调皮孩子的头，像父亲母亲那样跟他们说话，我不能。我气盛，急躁，缺乏这样的亲和力。我好像担心学生不怕我，碰到问题就板着脸，很凶的样子。特别是刚开学那阵，一些被叫到办公室的孩子，几句话就被我说得眼泪双流。现在我早已是一个小学生的父亲，回想那些日子，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走到教育的境界里，没有走进孩子的稚嫩的心。但教育与成长一样，是不可重复的，我甚至连向孩子们道歉的机会都永远失去了。
每天都这样忙忙碌碌，这样那样的“规定动作”把一天的时间切割成七零八落的碎片。如果想在白天找到宁静的读书时间，几乎是一种奢望。僵硬的评比表制造出种种不快，繁杂与琐细磨掉了全部的激情，换来的只是一身疲倦。踏着校园的沉沉暮色，一个人回到冷清的单身宿舍
当然，完成规定动作之后，一些稍有个性的办法也还是这种管理的夹缝里艰难地生长着。
记得我曾在班里实行过值日班长制。与别人不一样的是，我特意准备了一个漂亮的本子挂在教室前面，名之曰“班级成长日记”。值日班长每天详细登计同学出勤、纪律、卫生诸方面的表现，然后回去写一篇《班长手记》。每天看完这份成长手记，我都会在上面写一段寄语。这个制度坚持了三年。临近初三毕业会考的一天，我在班级日记上写道：你们的物理书上有这样的公式—W=F.S，W代表物体所做的功，F代表外力， S代表距离。如果我们把中考比成W，现在S（距离中考的时间越来越小，要让W达到最大值，必须加大外力F。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每个人的F达到最大值。这个公式解说，不怎么准确，但多年之后，学生还清晰地记得。

                    深夜里的教参“搬运工”

备课只能在晚上，最好是深夜。一个人坐在桔色的台灯下，经常是很长时间都无法从白日里的鸡毛蒜皮中缓过神来。
在大学，我保持着写诗、写散文的爱好，现在，我必须把诸如《一件珍贵的衬衫》之类的文章一读再读，然后对着教学参考书，看看究竟讲些什么。每篇教案都是要检查的，从教学目的、课时安排到教学环节，从提问设计、作业设计到板书设计，我一笔一划地写着。这样的文字里没有任何灵性，引发不了丝毫灵感，更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每次备课，绞尽脑汁的就是如何按照每课课前规定的“训练重点”与“课后练习”设计一个个所谓的启发式问题，如何把问题串成一个整体，如何阐述得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如何做到环节与环节的启承转合。整个过程就像构思一种规范的公文。最后思考的是，如何把一些四六句子用线条串起来，凝炼地板书到黑板上。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语文备课，其实就是将教材与教参改造成教案。我的全部价值，说到底只是深夜里不辞劳累的一个可怜的“搬运工”，不能说完全没有自己的话语，但自己的话语还是在解说教材与教参。
“搬运工”深夜写下的教案，每篇都是规规矩矩好几页，常常要写到呵欠连天才歪到床上一觉睡到大天光。第二天挟着沾了粉笔灰的蓝色塑料备课夹走进课堂。
什么问题都预设好了，言语和思维都跟着写好的教案亦步亦趋，我的目标就是以循循善诱的口吻与深深浅浅的问题，把学生的思维统一到写好的教案上来。倘若学生对一个个提问有着正中下怀的精彩回答，讲课便激情四射，眉飞色舞；倘若学生启而不发，或对课堂提问一片木然，讲课就如老牛拉车，汗流浃背。一般来说，初一的孩子还有举手发言的积极性，到了初二初三，他们大都对语文课里的问题失去兴趣。也难怪，每次启发来启发去，最终还是几句老生常谈的结论。现在回头看我当年的那些语文课，在本质上就是大小相连的“问题套子”。自己先变成套中人，然后以一种请君入瓮的姿态把生动的孩子们纳入相同的思维轨道。如果说当时的课居然也能骗取学生的此许好感，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的表达抑扬顿挫，普通话还比较顺耳，还比较善于虚张声势地给答对问题的学生以表扬和鼓励，如此而已。
当时的备课思路基本上是很少考虑学生实际的纯文本研究。一篇课文琢磨来琢磨去，无非是看它的结构有何特色、语言有何赏析价值。为顺应这种分析模式，我个人的阅读基本上局限于一种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当时语文组为每位老师订了一本专业刊物，或《中学语文教学》，或《语文教学通讯》，或《语文学习》。这些杂志上的文章，大多是语文老师写的，在我的印象里，那些文章没有几篇不是论文八股，与读诗歌与小说迥异其趣。那种专业话语方式没有给我半点冲击。每次浏览刊物时，主要是寻找一些课文解读之类的文章，我期待从这些文章里获得教参里没有说到的带露的草莓。
回想在中文系做学生的时候，还经常有闲心读读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诗歌与小说的情境里获得审美陶醉。那时曾天真地以为，能够做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沫浴着文学的春晖将是一种幸运。现在知道了，在班主任与语文教师两种角色之间，根本摆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在一地鸡毛的琐屑中，文学以及艺术女神已悄然隐退。当代文坛里优秀的作家与作品，文学理论界对作家作品有何新的解读角度与识见，哲学与历史学研究中有怎样杰出的研究成果，我全然不知。人虽年轻，却如入桃源的垂髫，“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失去了深刻的理性思维的去撑，失去了多方信息的交汇，我的内心有了一种深重的自卑感。我感觉自己离一个有思想、有识见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远，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在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中，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单调、肤浅、狭隘，意识到日子的刻板程式与时间的飞逝无痕。

贫瘠读写下的自省

在中学，语文教师不读书的现象可能不是一种绝对存在，但至少是一种普遍存在。有时候，偷得浮生半日闲，我跑到学校图书室想看看疏远已久的经典。我一向在外国文学方面的阅读积淀相当浅薄，我想去图书馆里找找《百年孤独》《追忆逝水流年》之类的名著读读。可是，从那些借阅卡片上，我无意中发现，借阅这些经典作品的教师，没有几个是语文教师。倒是几个音乐教师、体育教师借阅过。中学的音乐、体育课程没有以分数量化的升学压力，相对来说，这些科任老师具备了悠闲阅读的优越条件。他们更像中学校园里的精神贵族。就在那一刻，就在那间散发着霉味、弥漫着灰尘的图书室，我体验到一种透彻心肺的冰凉。
扪心自问，我至少还是个有读写需求的人，是那种把读写当成另一种生命存在的人，一天没有读写，便觉得心理空落，光阴虚度。正是这种自发的读写需求，让我在益阳师专的三年求学没有变得空洞苍白，或多或少也是我能够以比较优秀的姿态进入一中的内因之一。
然而，同样要扪心自问的是，自从走上了中学讲台，自从身为语文之师以后，我究竟读过几本像样的书？每年年初，我总是对自己说：要多读书，多读书。可转眼又是岁末，读书太少的自责依然萦绕于心。那时，除专业刊物外，我还订阅了《读书》《随笔》《读者》《小说选刊》《散文》等，但这些杂志并未像每天送来的牛奶，一年到头，好多期杂志连翻都没有翻过一页。至于书本，除偶尔看到几本当时的畅销书，现在还能想得起的只有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与《管锥篇》。显然，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时间问题。很多时候，还是没有读书的动力，没有读书的氛围和没有读书的心境。好多日子都是这样：经过白日里的烦燥与辛劳，屁股一沾沙发就不想动了。我发现，要在周围的语文老师里找到一个读书的同道远非易事，为数不少的青年教师都成群结组地守着电视或麻将，而语文组发给我们的书大多是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位号称“三老”的语文教育论集。
阅读的荒芜使得表达的自信渐渐丧失。做教师的几年里，除了写过几篇参赛论文或学生的习作评语，文字表达的内容就在于书写教案。偶尔心血来潮，想跟学生写一两篇下水作文。读起来亦是匠气十足，了无生趣。好多次，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真的老了？
说到读写，倒是记起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当时，几个青年单身汉忽发奇想，我们以校团委的名义办了一本内部杂志，叫《一中风采》。教师中，几个文章写得好的，并不是我这样的语文教师。他们背地里说，语文老师在基本上是一些不能下厨的“专业食客”。有人还当面调笑我：你给学生分析课文头头是道，点评文章振振有词，就是自己不写，是不是眼高手低？其实说眼高手低倒是抬举了我，一个中文系学生知道一点文学史知识，知道一点文艺理论知识，哪里叫什么眼高呢？
没有思想就没有表达，而没有阅读差不多没有思想。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失去了表达的欲望与表达的能力。随便动笔写什么，似乎总有一种教材分析的思维模式左右着自己的笔触。与在师专相比，非但没有丝毫长进，反而实实在在地患上了语文教师失语症。日子一久，终于认同了自己的平庸，一切都心安理得了。
尽管我的语文课上得中规中矩，尽管多次在公开课上出了风头，尽管在别人眼里我是何其优秀。但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我并不是真正优秀的语文教师，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缺乏一个优秀语文教师的知识视野与人文根基。这是不能写进个人年度述职报告里的真话。我相信，能够拥有这种自知之明，至少还表明自己不麻木、不迂腐、不甘平庸，至少没有停留于思想、知识的“小农时代”。
应该说，一个人读写的贫瘠与丰瞻，思想的浅近与深远，在本质上是自我修养的结果，与他从事的职业没有天然的联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夏丐尊等现代文化名人不都是中学教师吗？他们满怀激情地跟中学生谈经典、说写作，风神何其潇洒！而他们一边教书，一边不断有可以传世的作品问世。那个时代，就业的机制与风习迥异于今日，中学语文教师与大学教授、人文学者之间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无可逾越。当年朱自清先生从清华毕业即去了浙江春晖中学做语文教师。而后来，他以中学教师的身份再入清华当教授。今日之中学语文教师若不通过考研考博谁能实现此等变化？从今天的社会定位看，你处在怎样的层面你就固守在哪个层面，中学教师的变化就在于由一级教师熬成高级或特级。
回看现实，我隐隐觉得，这些作为中学语文教师的痛与怨也不能完全归于自身的愚钝与慵懒。只要看看，当代中学语文教师群体中，虽有不少特级不少名师，虽然他们中不乏拥有数百万字同步训练、考点解析、应试秘笈之类的著述，虽然他们被当作专家、名星到处搞讲座、作报告，但与有识见的人文知识分子相比，中学语文教师整体上呈现出精神矮化的现象。这就恐怕不是个体天资的问题，更多的或许可归于体制与环境的压抑与束缚。我曾在电话里对清华附中的韩军与深圳育才中学的严凌君说：你们八十年代初从大学毕业后，没有进中学，而是进了师范。师范没有升学压力，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可以读书。这就是你们现在有点影响的一个奠基。
确实，在中国，制约中学语文教师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自由的读书时间，他们成天戴着镣铐跳舞，越跳越累，不到头发花白，思想即已僵化，终于沦为了失去激情、失去创造力的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