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庄”的写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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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村庄”的写作可能
——评萧楼的《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


鄢庆丰



文章来源于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文摘》2012年第1期

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原题《夏村社会——关于“中国村庄”的写作可能》





    在中国村庄的表达史上，一直存在着所谓的利奇困境，其中的最关键之处又在于，一个小小的村庄何以表述一个典型的大型的现代(仅指时间意义上的) 文明——中国。毫无疑问，所有以民族志方式来描述村庄样态的叙述都不仅仅只希望停留在村庄层面，从费老《江村经济》的英文标题——“中国农民的生活”开始，如何描绘“中国”村庄而不是中国的“村庄”，一直就成为“中国村庄”民族志撰写者未必形之于笔但一定介怀于心的问题。

    总结解答此一问题的立场分歧，可以发现有关“中国”村庄叙述的两种路径，一种是类型比较路径，按照费老的总结，即通过中国各类村庄“模式”类型的描述、提炼和比较，最终得到有关“中国”村庄整体的拼图；一种是理论化路径，即将村庄民族志写作意旨固化为解答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内部的某个问题，希望通过社会科学理论内涵的一致性和整体性来化解有关“中国村庄”的“中国”性问题——典型如延伸个案方法——个案村庄反射理论关怀的视域，当理论探讨微观问题时，村庄被视为微观社区，而当理论探讨宏大问题时，村庄则超越小社区限制而具有理论反思意义上的宏观整体性。

    以当下社会科学体系理论内部以及外部世界几乎必然存在的“西方中心论”为前提，以上两种解读路径最终演化出有关“中国村庄”描述方式的“中西”对立。事实上，要在实际研究中获得“中国”村庄的中国属性认定，关于整体“中国性”理论总结和解读是关键。村庄研究中必须融入作为西方他者而存在的整体“中国性”，才能凸显“中国”作为能够与西方对等的大型文明单位的性质，才能避免成为证伪西方某理论的个案、并被西方理论脉络肢解和破坏村庄经验逻辑整体性的命运；而类型比较的村庄研究，也只有在某种整体“中国性”理论的指引下，才能真正超越个案的累积而获得有关中国的整体性认知。

    但以往的研究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村庄研究的“中国性”缺失窘境：具有整体中国性理论指引的经典经验研究基本上都是由海外汉学家完成的，大多缺乏真正的一手资料，虽然被视为“中国研究”理论和经验结合的经典，却总有些差强人意之感——难道经验深描不是理论反思和建构的基石么? ——缺少了前者，后者如何才能避免自说自话? 而具有强大经验包容和解读可能性的“差序格局”理论，甚至都缺少真正的村庄民族志作为支撑，成为一个纯粹的理论经典，失去了与经验结合和进一步阐发的可能。真正的研究景象难道不应该是，海外汉学家深入中国村庄获取一手经验，中国本土研究者以自身深厚经验为基础推进“差序格局”等理论进一步纵深发展，并最终形成经验和理论、中国和西方全面融合的“中国性”阐发，使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获得足够的理论解读，并对社会科学体系形成贡献良多?

    萧楼近著《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上述尴尬。“夏村社会”在费老“差序格局”理论基础上融合“国家与社会理论”视域，努力给我们提供了村庄“中国性”表达的某种最佳途径——即以关于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经典理论及其扩展来统合村庄深描，从而获得既融入中西学术传统而又具有中国一手经验独特性的文本，在经验与理论、中国与西方相互反思的视域中获取有关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知识存量的增长。


粗读此书，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其经验及理论的表述深度与阅读可能性。经验而言，作者对夏村的有意识深入观察和田野时间跨度长达 10 年之久，作为本地人，这意味着对本地文化肌理的深度领悟，甚至有关地下“性”话语也能获得相对通透的意义解读；理论而言，作者又不仅仅只是一个本地人，作为一个具有充分理论储备和精确研究意向的学者，作者具有一种极其开放的理论视野，有意识放弃了以往民族志将地方文化当作与世隔绝单位的立场，将所谓“外部力量”视为地方文化单位本身内在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经验和理论视野的高度综合，作者以自我为容器和画笔，将“夏村”经验和理论融合为“世界体系、被研究者和民族志文本”的复调图景，涵括1976－2006这30 年中国社会市场兴起、个性觉醒、文化冲突和社会变革所代表的外在世界体系被村民理解、阐释、应对、互动的过程，构筑出一个开放和富有阅读乐趣的空间画廊，供读者于其中观看和思考、驻留和赏玩。

    相对于一般对“差序格局”的理解，作者显然更进一步，将费老晚年对“差序格局”的反思融合入“差序场”概念，将中西文化静止对立的格局推进到相互渗透的层面。书中作者如是认定“差序场”的内涵：“差”原本表示社会差等机制，尤其是村庄内部的差等机制，“序”原本意味着传统的文化等级观的概念，构成传统的“伦理”社会秩序。但是，村庄原来由“伦”的文化约定而确立的尊卑等级和权利义务，已经被日益渗透的现代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法律来厘定，村庄渐渐失去了约定权和裁决权，而公共等级的象征资源： 职业、身份、学历、财富、居住、消费、格调等成为“序”的主要指标；这些指标的具体生活化表达场所，即“场”，场的主体是村民与村民不断互动的各类权力主体，同时也可以认为是村民作为权力主体面向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经济力量的运作领域。

    可见，原来相对静止描述传统中国社会格局的“差”和“序”，在“差序场”概念中已经被突破而赋予了西方文化传递进来的内涵，如各种外来力量所界定的职业、身份、学历等，尤其如作者所言，这些外来力量又正是通过“现代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法律来厘定的。虽然作者并没有直接关注“现代国家”如何将这些外来文化标准确立为国家重要的文化内涵并逐步引入村庄的过程，而是深描这些已经成型的国家内涵如何在村庄 1976—2006 年的社会生活场景中濡化、变形并最终形成新的“差序场”格局，但“国家”所代表的“中国性”在村庄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与作用凸显无疑。

    具体而言，夏村“差序场”描绘的就是一个不同于现代西方而又融入了现代西方文化内涵的“中国”，如何将现代国家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逻辑内化于村庄社会生活，而村庄内部力量也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融化、适度调整现代国家的各种影响、并最终不断生长的村庄样貌——如作者所言——“两颗石子投入水面”的反复震荡涟漪。

    当然，作为“深描”民族志的忠实守护者，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上述意图的理论阐述层面进行思考和表达，而是细致的描摹了村庄生活各个层面中上述错综状态的原生态场景，并对应相应层面的学理脉络展开微细理论探讨，最后再提炼出综合性的“差序场”概念，努力给读者

呈现出一幅笔墨繁复、纹理细致而又有迹可循的学术卷轴，将1976－2006年的中国村庄样貌的学术化写作复调化。

     第2章是村落时间坐标的建立。夏村1976年的坐标轴建立，却不仅只是由村庄当地生活的重大场景决定的，在某种意义上，村庄只是提供了记忆的场景，国家权力代言人的种种行为成为结构的主线。第3章、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向外发力的人生起点、以家庭为单位的生计谋略与成型的社会分层，城市化进程中的村庄落寞与权力狂欢。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对村庄的塑造能力，以及村庄在国家转移发展战略的状态下主动出击，重新将国家政治经济力量纳入村庄体系的过程。村庄可以“无土”，只要有国有家，就有中国村庄。第4章、第9章、第10章，展示了不同时期村庄娱乐与性话语体系中的国家控制以及各种与娱乐和欢愉相关的权力控制技巧。总之，无论作者如何行文写作，内涵西方文化各种象征体系的现代中国国家权力在村庄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和渗透，村庄对国家权力的追逐、反向融合，是夏村一直以来村庄社会生活的主线。最后，作者在简略提及经典民族志关注的宗教和仪式、亲属制度的变化之后，以相当的篇幅总结了差序场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分析性框架的意义。

    虽然这里并不完全赞同作者自身的总结和阐述，但还是非常欣赏“把两颗石子扔入水中”的“差序场”解读方式。在费老以“他者的眼光”提炼出相对静止的中西社会结构差异之后，有学者能够再续前缘，以中国式的隐喻思维向我们展示中西文化冲突、渗透和融合过程中的“中国”特色，本就值得我等末学欢欣鼓舞。这两颗“石子”，作者倾向于解读为家庭和职业，个人更愿意解读为西方和中国、国家和村庄、甚至经验和理论等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的可能含义。

    无论如何，作者的努力向我们证明，在一个全球化后现代潮流汹涌，各种极端理论和经验以碎片化方式切割社会科学基本学术共识的时代，秉持严谨的学者姿态，尊重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事实，尊重既有的学术传统、尊重经验自身的逻辑、尊重各种微细学理脉络、尊重我们所知和未知的知识建构规则，来直面与西方逐渐融合的中国、直面受到理论指引而又具有自身逻辑的经验，进行“中国村庄”民族志写作，是可能的。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