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行】“跃进”声中比文采

管季超0712

【张天行】“跃进”声中比文采

　　提起“大跃进”，一些论著描述其进程是：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粮食“放卫星”，最后是大饥饿……全国上千万人饿死，令人触目惊心。我有时想，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学术界除了为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大跃进”摇旗呐喊、提供理论依据外，有没有自己的“跃进”呢？

　　有的。看韦君宜《思痛录》、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等书和那一时期的新闻报道，验证了我的一点悬想。

　　“大跃进”中，韦君宜下放到张家口地区怀来县。同全国各地一样，这里的公社化、大炼钢铁等等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诗人田间在这里创办“诗传单”，不但他写，而且把所有村干部、社员，都拉来写诗。韦君宜等下放干部，负责给人们改诗，还得自己作诗，坐在那里，一会儿一首，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日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

　　“诗传单后来铅印了，还编成集子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来，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到在火车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公社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当然，我们谁也没见过他的诗。只听说他的创作经验是，抬头见什么就来一首诗。譬如出门过铁路见田野、见电线杆……都立即成诗。写成就投进诗仓库——一间空屋。后来听说这位诗人写诗太累，住医院了。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韦君宜《思痛录》第60页）

　　基层县、乡的情况是这样，大城市的高等研究机构该理性些吧？也不乐观。

　　北京，“各单位都开大会，规定自己的指标，各单位之间互相竞赛，看谁的指标定得高。高指标叫放卫星……真是你追我赶，可惜所追赶的并不是实际上的产品，而是纸面上的数字。”

　　“有一个研究所报告说，他们的翻译人员，产量最高，每人每天能翻译八万字。大家心里怀疑，要求当面表演。话已经说出来了，只得定期表演。结果证实，无论怎么样也翻译不出八万字，就是抄写八万字也是不可能的。”（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66-167页）

　　冯友兰没有说自己当时的情况。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晚年回忆，那时已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规定每天要写多少多少字，有些紧张。

　　多么生动的记述！人们的头脑好像都发昏了，什么创作规律，都可以漠视，什么高峰都可以跨越，就是超越李白杜甫李贺又有何难？一个地方就提出“至少要在每个县涌现出30个鲁迅”呢。

　　人人写诗，看见什么写什么，这样创作的诗还能叫诗吗？但那时大多数人不会提出此等疑问，即使有人提出，也会被迅即驳倒。那位诗歌标兵一上来摆的架子就已超过了李贺，据我所知，李贺只有一个布袋收藏诗稿，而他却备了一间空屋！诗人写诗太累而住进医院，实在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生活中的幽默很多时候比小说戏剧中的生动多了。

　　凡事都有规律，就以种地来说，要一锨一锄辛勤劳作，一亩地有多少收获，农民的估量八九不离十，再大胆想象，也不会想出亩产上万乃至十几万斤。文化产品，一般来说比物质产品的生产更复杂，精品更是难能多产，是不能以人海、金钱刺激等方式来推动的。

　　漠视规律，土法炼钢，得到的是一堆堆废渣；亩产过万斤，用不多久等人们饿肚子时，才猛醒那是虚幻的想象和造假；文化产品呢？看什么写什么，“年产万首”，先不说目标是否可以达到，得到的也多是类乎于废渣的东西，留在人们口中心中的有几句呢？不用说一个县，几十年下来，全国又涌现出几个鲁迅呢？

　　发动“大跃进”，原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的跃进式发展，结果事与愿违，付出了震惊人寰的代价，延宕了中国现代化的进展，留下了血的深刻教训。

　　这些往事过去几十年了，但仍然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结合起来看，就更耐人寻味。研究“大跃进”的史学家，实可于这方面有更系统的描述和深入研究。重温一下，会起到清凉剂的作用。

　　我们当然要推动经济、文化学术的大发展，跃上新的台阶，但一定不要忘记，尊重常识，努力认识并遵行各行业的发展规律，才会有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

                                 （原载《杂文月刊》201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