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书系列之69·杨义：读书是一种终生的旅行

管季超0712

枕边书系列之69·杨义：读书是一种终生的旅行

　　您如何看待当下国人的阅读？
　　杨义：我们潜在着相当程度的“读书危机”。我一年读了多少书？ 读的都是什么书？ 每个关心自身素质的人，都应在年终时分做一番反省，写下“精神笔记”。当然，阅读并非都是开卷有益，重要的是“读什么”。
　　能结合您自己的读书经历谈谈吗？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书的？
　　杨义：我出生在广东电白县农村，是整个乡里第一代小学生，在我以前连小学生都没有。同学里面，有许多人因为家境贫困，父母过早让他们回家务农了。我的父亲勒紧裤腰带也让我去读书，能读到哪一步就支持我读到哪一步，所以才读到有考大学的机会。
　　少年时代经常听到父亲吟哦《千家诗》。家里有一部石印本的《千家诗》，上图下文的版式很能吸引阅读兴趣。于是也就跟着诵读，第一首程颢的《春日偶成》，什么“云淡风轻近午天，随花傍柳过前川”；还有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以及苏东坡的《春宵》，“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等等。这样的诗把它背下来，就知道了过去诗歌的音律声情之美。小时候读《千家诗》是音调把我领入门的，音调的兴趣甚至高于字义的兴趣。
　　家中也有一本石印本的《古文观止》。读《古文观止》没有读《千家诗》那么轻松，轻松可以刺激兴趣，沉闷可以磨炼毅力。对于读书而言，毅力和兴趣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有毅力就能深入到文章的妙境当中，也能激发出更深沉耐久的兴趣。比如读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武曌檄》，就可以从它蕴含的历史典故中找到兴趣。古诗文往往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掌故的世界，据说一些老先生学问好，就因为他懂很多与诗文相关的轶闻传说、故实原委。过去文学史不怎么写掌故，我主张写。这可以增加文学史的史料厚度和阅读趣味。当然，有些掌故考证起来可能有问题，但你对它的虚构成分心中有数，反而可以扩展阐释的空间。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有人却要杜撰这件事，这本身可能就是个精神史的问题。
　　我大概是在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三国演义》。书很残破，大概剩下的也就二三十回。但是绣像本，读起来也津津有味。读这部书，就懂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像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把古代言志的文学、载道的文学的起伏交替，说成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脉络：言志是个性的、抒情的，载道是政治的、说教的，两种文学互相起伏，构成文学史。他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就是根据《三国》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么一个历史循环的理论。所以一个人小时候接触的书籍，都可能埋下一些种子，刺激日后作为有心人继续读书思考的兴趣，也就可能发芽生长成一个专门的学问体系。人的内在潜能是多方面的，要根据可能从不同角度开发自己的潜能。
　　您最早的学术著作即是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本书，后来又出版《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鲁迅的？ 鲁迅对您后来的学术有影响吗？
　　杨义：鲁迅研究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始发点。从1972年在北京西南远郊的工厂库房里通读《鲁迅全集》十卷本至今，已经近五十年了。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及王士菁先生，开始系统地研究鲁迅。此后我发表的若干关于鲁迅的文字，是我学术生涯的起步。
　　在与鲁迅进行一番思想文化和审美精神的深度对话之后，再整装前行，对古今叙事、歌诗、民族史志、诸子学术进行长途奔袭，应该说，多少是储备了弥足珍贵的思想批判能力、审美体验能力和文化还原能力的。当我在审美文化和思想文化上历尽艰辛地探源溯流三十余年之后，再反过头来清理鲁迅的经典智慧和文化血脉，陆续推出了《鲁迅文化血脉还原》《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对我的学术生涯第一驿站的存货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清理。清理的结果，使我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存在，油然生出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之情。读懂鲁迅，可以使你眼光犀利。
　　熟悉的朋友都了解您对学术的痴迷和专注，学者陆建德说您对学术有一种“彻底忘我的热情”，出版家李昕则说“杨义对学术的走火入魔，堪称‘学痴’”，有时出门甚至一脚皮鞋一脚旅游鞋——一般人很难想象读书竟专注到这种程度。
　　杨义：我写小说史时硕士刚毕业，是没有人觉得我可以写出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史的。我就是靠着信心和恒心，读了两千多种原始书刊，也是因为有北京的各家图书馆，还有文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它们的藏书为地方图书馆所不及。守着文学所的五十万专业藏书，而不认真读书，实在是“伤天害理”，有点像杜牧所形容的“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了。
　　专业性的读书，须围绕着一些有价值的、有兴趣的领域，对与它相关的各种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阅读，相互比较揣摩，从它们之间微妙的差别、不同层面的变化，甚至相反相成中，发现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体验。读得多了，“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你的思想就自由了，你就有了发言权。因为人家没读的你读了，人家没读那么多而你读了那么多，人家没注意到的你注意了。作为专业化读书方式的竭泽而渔，是耐人寻味的。泽中有水，甚至混有泥泞，不易看清鱼的真面目。要把这水呀泥呀排尽，以便把鱼通通捉到，就要寻找到排水的有效方法和渠道。
　　“竭泽而渔”，是陈垣先生倡导的治学方法，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等文章，堪称竭泽而渔治学方法的典范。他为了搞清《元史》中不时出现的“也里可温”这个词的含义，就把二百一十卷的《元史》全部读了一遍，把所有“也里可温”的条目全都抄录下来，然后把蒙古白话写成的《圣旨碑》和其他元代书籍里有关“也里可温”的材料进行参证，终于发现“也里可温”就是元朝基督教各种派别的总称。前辈学者这种见疑不放，对于有价值的但别人不甚经意的疑难问题穷追不舍，从不一知半解，舍得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如此大量的阅读钻研，您会觉得苦吗？
　　杨义：书之为物，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墨迹和纸张，它有体温，渗透着昔者或彼者的生命体验和智慧表达。读书应投入人的生命，进入书的生命，使二生命碰撞交融。英国诗人弥尔顿说过：“书籍绝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含着生命的结晶，包含着像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活生生的灵魂；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小瓶子，里面储存着那些撰写它们的活着的智者最纯粹的结晶和精华。”体验智者生命的精华，是读书的极大乐趣。
　　愿意分享一下您的读书方法吗？
　　杨义：因为书中不同的生命方式，搜索着和激发着与之对应的人的生命潜能，读书也就成了在字里行间发现自我、丰富自我、调节自我的心理过程。当书触动你的生命感觉时，我建议你注意做好读书笔记，记下人和书的生命对证。你读到哪点最有感觉，你觉得哪点最有价值，你感到哪点最为重要，你感到哪点最为可疑，都不妨记录下来。一字一句地记，可以加强你的印象和记忆。分门别类地记，可以积累你的知识和清理思路。提要钩玄地记，可以在提要中把握要领，在钩玄中深化对意义的理解。韩愈《进学解》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提要钩玄，都是精于做笔记的形容。张之洞说：“读十遍，不如写一遍。”这也可以用在做笔记上。
　　笔记本子有个A、B面，最初的记录最好只写一面，然后在继续读书时发现同类问题，写在另一面，跟它对照，比较其间的同和异。积累多了，你对这问题，就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层次上的材料，然后就可以梳理它的渊源流变，或解释它的多重意义了。
　　从鲁迅研究开始，到著述中国现代小说史，然后是古代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诗学和古典文学的“大文学史”研究，进而到“还原”先秦诸子，最后直抵孔子之学。您的学术路径漫长而多变。李昕有句话说得很准确：一般人做学问，切忌四处刨坑，却浅尝辄止，坑坑不见水。但杨义的难得之处就在于，每刨一个坑，都打成一口深井。这足以令人称奇。
　　杨义：进入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既是乐趣，又是冒险，下的功夫要比人家加倍。所以《中国古代小说史论》，每一章都力求广泛阅读，精心写作，光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五年间就发了六篇文章。《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也各发一篇，英文转载过四篇，《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过十五篇三十万字，这可见自己在读与写上都是下了功夫的。尤其到新领域大家眼睛都在盯着你。古典小说史论的系列文章发表的过程中，韩国、新加坡都有一些学者说，中国有两个杨义，一个搞现代，一个搞古典，这个名字很容易重名。后来开会在一起时大家才知道是同一个人。
　　反思过去，我读书做学问打破了不少规矩。比如古今贯通的做法，在当时也是越出规矩的。按照当时的学科分割体制，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是隔行如隔山啊，不只是时段的问题，不只是知识结构的问题，还有评价体系、工作规范和思维方式的问题，实在贯通之途，关隘重重。而且既然破了当时的一些规矩，人家用五分功夫，你得用十分，做到人家挑不出你的毛病。就是说，在现代小说史研究上建立自己哪怕一点点优势，在转移自己学术注意力的时候不要脱离这个优势，还要依凭这个优势开发新优势。若能这样，就在当时学科分割得隔行如隔山的情形下，为自己准备了从山的这面走到山的那面的一块垫脚石。有这块垫脚石和没有这块垫脚石很不一样，它为读书过程建立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分支的对话系统，从而为古典小说研究投入新眼光、新思路，才能得出一些为现代人感兴趣的话题和见解。
　　如何在阅读中有更多的收获，您能提些建议吗？
　　杨义：首先，读书要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这是我们文学研究所老所长何其芳讲过的一句话，读书要重视第一印象。有感悟力有感觉的人，第一印象是鲜活的，抓住新鲜的思想萌芽，上下求索，推演出一个新的理论。读书要首先不淹没自己，然后才能挺直腰杆与五花八门的思潮进行创造性的对话。
　　第二要读经典。经典是民族的文化标杆，经典可以用权威的知识来使你感受到文化的根在哪儿。我觉得，少年多读名篇，青年读大书经典，中年多读专业书，晚年读点杂书。少年记忆力好，对历代名篇多加记诵，可以终生受益。我在“文革”时候还年轻，没别的书看，就通读《资本论》《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后来搞专业研究，除了随时翻翻，很难找出专门时间把这些书通读一遍。年轻时读一点大书，大书有大书的气象效力，这是那些装模作样、卖乖取巧的小家子气无法比拟的。我后来写书，有时一写就几十万、一百多万字，自己并没有觉得承担不起，实在说不清楚跟我早年读过几本大书有点什么关系，说没有似乎也脱不掉干系。
　　第三，读书要重视书里书外。应该意识到，是人在读书，而不是书在读人。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要是读书走不出来，那跟蛀书虫差不多。读书要在哪一点上下功夫？ 要在不疑处生疑。大家都习以为常，能在习常之处打上问号，发现疑点，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穿透能力。进而言之，读到书外，还有一个学以致用的问题。把经典的大书和社会人生的大书对读，这更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所在，是读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主持：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