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光独照

管季超0712

幽光独照

■凸凹

一 　　京西有山，名百花山者；北翼有刘恒，南翼是我。凭依旧俗，可谓乡党。然名号不同：刘恒显达，小说获奖，影视辉煌，声振华夏，慕者云涌；而我之凸凹者，虽小说、散文、批评样样戮力而为，勤勉至呕心沥血，文章篇篇都能发表，却像篇篇都没发表，似有似无，不温不火，乃至心 绪不平，时感凄凉。 　　问计于他，且企望帮忙鼓吹，他却笑而答曰：作为乡党，说句实话，这一切，你是不需要的———你的文章，有自我品位，静观价值是在的，时间深处，自有你的位置，耐心地写就是了。他又说，作为一个纯粹的写作者，没必要借助外力以增其雄，也没必要攀星摘月以增其辉，你自身就是一个光源，如灯盏，如红烛，只要燃烧，就有光亮，足可以照亮自己的内心和一己天地。他还说，其实你写作之初，亦非身外的声名，亦非对他人的影响，而是服从于内心的冲动，是自我的需要；如果不是这样，你也不会写。 　　他之所言，类似乡间的大地物语，朴质中有深刻的含义，属于把天启的信息作忠实的传递。遂信然。 　　萤火虫夜行，始终带着一盏小灯笼，它没有照亮别人的主观设计，只为了自己不迷失方向，却成了别人眼中的一方风景。 　　大河横流，并不是为了载舟，而是奔腾的习性使它不得不汤汤致远。 　　玉米拔节时有响脆的玉音，遂成天籁，但它的本意却只是为了到达一个高度，好结下籽穗。 　　我等本是土地之子，大地道德与伦理是懂的，但名利乱眼迷心，把这一切都忘了。就活得不满足，身心苍凉而疲惫。累之所在，不是生存（写作）本身，而是攀比、争雄，乃至入史、不朽等多余的欲望。 二 　　内省之后，不免要审视一下时世。时世真的是变了，变得只给写作者留下了一个堪称尴尬的生存罅隙。 　　母亲自然是望子成龙。但她所想望的龙是龙辇，是人上人的位置，并不是精神的高处。所以，当她看到她的儿子写得昏天黑地、白发丛生，便怜惜地问道：写文章是不是与高就有关？得到无关的答复之后，她说，那还吹灯拔蜡、劳神费力地写它做甚？再写出个好歹，就亏了。她之所说，既关涉身体健康，也关涉社会处境。“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她虽然与龚自珍的胸廓遥之千里，但她那代人的有关意识还是有的。文既不能“列侯”,又有裕如小康的“稻粱”，为什么还写？ 　　婆娘自然是望夫得道。因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道理她是懂的。起初，正是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时候，文章刚一发表，就有倾慕者至，她是喜乐的。但是很快，文章之道就越走越窄，且日渐式微，与荣华富贵乃至与应有的体面都愈加无关，她终于失去了耐性，说，你能不能也炒炒股，倒腾倒腾房产？其实她并不是惧怕贫，而是不能忍受世人对文人的轻蔑。 　　犬子自然是望父为“王”。先不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所辐射在他身上的意义，乃父为“王”，他可以借势发展，减小人生成本。所以，当他看到，他的父亲原来是个老派文人，自足之外，衍生不出足以雄踞的效能，便嗒然失色。“文格渐卑庸福近”，这个道理，我等明白而不屑，到了他那里，却成了济世救人的千金药方。 　　母亲，家婆，犬子，都是小人物，以生存与生活为本，所以，他们的意愿虽与写作者的操守相距甚远，也殊可悯。关键的是，他们的观念，是社会情态和价值取向的折射，便殊可悲。 　　我心苍凉，愤然曰：文章虽不是大道，但也是人走的，一如瘠薄的土地，也是能长庄稼的，勖勉所得，足可以给你等养老、温饱与依靠。 三 　　既见内心，也省时世，写作者就应该进入一种从容与豁达的清明之境。 　　首先，要勇于面对。 　　文章之道，就是小径，“自古圣贤皆寂寞”，历来如此。 　　但是，大道入街衢，淹没在红尘之中；小径则通幽，通到“虽艰深孤寂却同时更为博大的精神内部”，看到“人性深处之光”，因而能够享受到“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上的巨大快感”和“在写作中思维上天入地的自由，用语言缔造另一个神奇世界的隐秘乐趣。”所以，幽者，乃接近真理的路径，一如基督教所言的“窄门”。窄门过后，才是真正的生命乐土，在那里，褪去凡胎，灵魂登场，神游八极，向死而生。 　　其二，索性就把文章之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乐在其中。 　　鲁迅研究家张梦阳先生说，文章之道是幸福的，因为它是：“精神避风港”、“心理平衡器”、“价值体现处”、“生命归宿地”。换言之，文章之道可以简化生活，淡化物欲，净化心灵，纯化人事，清化环境，强化身体，优化目标。张梦阳先生的“六化”之说，承袭于鲁迅精神，字简义繁，可为圭臬。 　　其三，一心向义，潜心为文，盗得天光，自照照人。 　　眼下的时世，最本质的特征，是两个字：物化；与物化相对的还是两个字：消费。人一被物化，一被消费，人就异化，人性就趋恶，世情就浇薄，人心无安妥。这一点，马克思《资本论》第六章的初稿里有深刻的阐释，卡夫卡的《变形记》有形象地再现，都是触目惊心的。 　　李国文先生特别欣赏《国语·鲁语下》中的一句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他所击赏，是可作为文人不能太安逸的依据，或者说，文人被时世挤压，反而是大幸。我之所说，民之不材，正是物化的结果———红尘滚滚，物欲横流，比竞消费，何堪向义？何堪精神？人性被湮灭，灵魂被放逐，乃自然之象也。 　　所以，写作者的幽光独照，不仅照亮了自己，一如云隙中必有天光乍泄一样，也是可以照亮世道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