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之友网]创站者管季超很想见见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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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 祖籍浙江慈溪，1942年生于天津。著名当代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著名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2009年1月16日被国务院聘为国务院参事。



　　


冯骥才介绍　　冯骥才 男，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初为画家，专事文学。文革间饱受磨难，做过工人、业务推销员、教师等，心中有感而发，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为倔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八五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五十余种。其中《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等均获全国文学奖。《感谢生活》获法国“女巫奖”和“青年读物奖”，并获瑞士“蓝眼镜蛇奖”。由《炮打双灯》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夏威夷电影节”和“西班牙电影节”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三十种，其中英译本五种。冯骥才兼为画家，出版过多种大型画集，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奥地利、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举办个人画展，均获很大反响。他以其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与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在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一些作品被收藏家与美术馆收藏。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生态书画院顾问《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冯骥才从小就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及球类活动。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书画社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了浓厚兴趣。曾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1995年亲自出任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之艺术顾问。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是一篇历史小说）、《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神鞭》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俗世奇人》，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中篇小说《啊!》，《神鞭》，《花的勇气》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在国外出版。作品《挑山工》《花脸》等已经被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冯骥才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2009中华文化人物，注意选取新颖的视角，用多变的艺术手法，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的底蕴，咀嚼人生的回味!

　　  

冯骥才的卓越贡献　　近年来，冯骥才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上，完成从文艺家向这样的“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转换。对冯骥才触动最大的是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他发现很多城市都破坏掉了自己以往的文化特色而都变成了一个样子。冯骥才认为，工业文明正在逐渐代替农耕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原有农耕文明建构下的非常庞大的民间文化就即将散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先进的发达国家都开始对自己的民间文化进行抢救，但目前，我们整个知识界的自觉还不够，加之我国民间文化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没有人关心，不抢救就真的会消失。冯骥才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要对包括汉族在内56个民族所遗存的所有的民间文化，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包括民俗和民间文学，做一个地毯式的考察，而且一次性地做10年。冯骥才在天津大学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存录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田野普查中所获得的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几十万张图片资料、几千小时的录音资料和上千小时的影像资料。他一再强调，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存某种形式，而是为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留下她的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对于世界文化来说，东方成果也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矿藏，所以也是未来需要我们重点去探寻的。靠着冯骥才执著地呼吁和奔走，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古老文化的价值。冯骥才说，知识界要做的，就是去唤醒大众认识这些文化的价值，但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不是单靠某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完成的不会结果并了解了其独具的价值，特别是精神上的价值，并能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冯骥才 - 民间文化基金会

　　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根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半”，是人类重要的文明遗产。五千年来，积淀深厚，博大而精深.

　　灿烂，不仅凝结着炎黄百姓的生活情感和人间理想，而且昭示着华夏民族的个性与精神。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化身处濒危，如不紧急抢救和保护，先人创造的这一宝贵的文化财富必将急速的瓦解以至消亡。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是由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冯骥才发起并创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是国务院颁布实施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之后成立的第一家以当代文化名人命名的公益性民间机构。基金会旨在通过“民间自救”的方式，唤起公众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责任，汇聚民间的仁人志士，调动社会各界各种力量，抢救和保护岌岌可危的民间文化遗存和民间文化传人，弘扬与发展中华文化。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于2004年12月31日在天津市社团管理局正式登记成立(津基证字第004号)，注册资金人民币200万元，由发起人冯骥才和台湾著名演员赵文瑄先生捐赠。基金会的决策机构为理事会，冯骥才任理事长，赵文瑄先生任副理事长，理事12人，由国内知名的文化学者、民俗专家以及文艺界、新闻界和企业界人士共同组成。基金会的工作机构设秘书长办公室，项目部，联络部和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等部门。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将通过严密的管理、规范的运做和合法的基金保值和增值措施，积极开展下述各项公益活动，推动和促进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事业的发展。

　　遵循基金会的设立宗旨，接受国内外的捐赠；

　　支持和资助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项目；

　　支持和资助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间文化研究项目；

　　策划和组织旨在弘扬和发展中华民间文化的文化交流项目；

　　奖励和表彰对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团体和个人。

　　冯骥才是我的一大伟人，我们学习了他的好多文章，《珍珠鸟》就是一篇很好的教材，而且被编入了5年级教材，还有花的勇气，编入了4年级教材。

　　《花脸》《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被选入6年级课文。

主要作品　　《画外话丛书 冯骥才卷》 《逆光的风景》 《摸书》

　　《冯骥才散文自选集》 《冯骥才卷》 《感谢生活》

　　《一百个人的十年》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炮打双灯》

　　《神鞭》 《三寸金莲》 《关于艺术家》

　　《珍珠鸟》 《雕花烟斗》 《海外趣谈》

　　《冯骥才小说选》 《乡土小说》

　　《我是冯骥才》 《秋日的絮语》《挑山工》《俗世奇人》《献你一束花》

　　《快手刘》 《花脸》《灵魂的巢》

　　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是一篇历史小说）、《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神鞭》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俗世奇人》，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中篇小说《啊!》，《神鞭》，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奖。 选自《快手刘》

　　人人在童年，都是时间的富翁。胡乱挥霍也使不尽。有时呆在家里闷得慌，或者父亲嫌我太闹，打发我出去玩玩，我就不免要到离家很近的那个街口，去看快手刘变戏法。

　　快手刘是个撂地摆摊卖糖的胖大汉子。他有个随身背着的漆成绿色的小木箱，在哪儿摆摊就把木箱放在哪儿。箱上架一条满是洞眼的横木板，洞眼插着一排排廉价而赤黄的棒糖。他变戏法是为吸引孩子们来买糖。戏法十分简单，俗称"小碗扣球"。一块绢子似的黄布铺在地上，两个白瓷小茶碗，四个滴溜溜的大红玻璃球儿，就这再普通不过的三样道具，却叫他变得神出鬼没。他两只手各拿一个茶碗，你明明看见每个碗下边扣着两个红球儿，你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嘿!四个球儿竟然全都跑到一个茶碗下边去了，难道这球儿是从地下钻过去的?他就这样把两只碗翻来翻去，一边叫天喊地，东指一下手，西吹一口气，好像真有什么看不见的神灵做他的助手，四个小球儿忽来忽去，根本猜不到它们在哪里。这种戏法比舞台上的魔术难变，舞台只一边对着观众，街头上的土戏法，前后左右围着一圈人，人们的视线从四面八方射来，容易看出破绽。有一次，我亲眼瞧见他手指飞快地一动，把一个球儿塞在碗下边扣住，便禁不住大叫：

　　"在右边那个碗底下哪，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快手刘明亮的大眼珠子朝我惊奇地一闪，跟着换了一种正经的神气对我说："不会吧!你可得说准了。猜错就得买我的糖。"

　　"行!我说准了!"我亲眼所见，所以一口咬定。自信使我的声音非常响亮。

　　谁知快手刘哈哈一笑，突然把右边的茶碗翻过来。

　　"瞧吧，在哪儿呢?"

　　咦，碗下边怎么什么也没有呢?只有碗口压在黄布上一道圆圆的印子。难道球儿穿过黄布钻进左边那个碗下边去了?快手刘好像知道我怎么猜想，伸手又把左边的茶碗掀开，同样什么也没有!球儿都飞了?只见他将两只空碗对口合在一起，举在头顶上，口呼一声："来!"双手一摇茶碗，里面竟然哗哗响，打开碗一看，四个球儿居然又都出现在碗里边。怪，怪，怪!

　　四边围看的人发出一阵惊讶不已的唏嘘之声。

　　"怎么样?你输了吧!不过在我这儿输了决不罚钱，买块糖吃就行了。这糖是纯糖稀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我臊得脸皮发烫，在众人的笑声里买了块棒糖，站在人圈后边去。从此我只站在后边看了，再不敢挤到前边去多嘴多舌。他的戏法，在我眼里真是无比神奇了。这也是我童年真正钦佩的一个人。

　　他那时不过四十多岁吧，正当年壮，精饱神足，肉重肌沉，皓齿红唇，乌黑的眉毛像用毛笔画上去的。他蹲在那里活像一只站着的大白象。一边变戏法，一边卖糖，发亮而外突的眸子四处流盼，照应八方；满口不住说着逗人的笑话。一双胖胖的手，指肚滚圆，却转动灵活，那四个小球就在这双手里忽隐忽现。我当时有种奇想，他的手好像是双层的，小球时时藏在夹层里。唉唉，孩提时代的念头，现在不会再有了。

　　这双异常敏捷的手，大概就是他绰号"快手刘"的来历。他也这样称呼自己，以致在我们居住那一带无人不知他的大名。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在这最最简单又百看不厌的土戏法里，在这一直也不曾解开的迷阵中，在他这双神奇莫测、令人痴想不已的快手之间消磨的。他给了我多少好奇的快乐呢?

　　那些伴随着童年的种种人和事，总要随着童年的消逝而远去。我上中学以后就不常见到快手刘了。只是路过那路口时，偶尔碰见他。他依旧那样兴冲冲的变"小碗扣球"，身旁摆着插满棒糖的小绿木箱。此时我已经是懂事的大孩子了，不再会把他的手想象成双层的，却依然看不出半点破绽，身不由己地站在那里，饶有兴致地看了一阵子。我敢说，世界上再好的剧目，哪怕是易卜生和莎士比亚，也不能像我这样成百上千次看个不够。

　　我上高中是在外地。人一走，留在家乡的童年和少年就像合上的书。往昔美好的故事，亲切的人物，甜醉的情景，就像鲜活的花瓣夹在书页里，再翻开都变成了干枯了的回忆。谁能使过去的一切复活?那去世的外婆、不知去向的挚友，妈妈乌黑的鬈发，久已遗失的那些美丽的书，那跑丢了的绿眼睛的小白猫……还有快手刘。

　　高中二年级的暑期，我回家度假。一天在离家不远的街口看见十多个孩子围着什么又喊又叫。走近一看，心中怦然一动，竟是快手刘!他依旧卖糖和变戏法，但人已经大变样子。十年不见，他好像度过了二十年。模样接近了老汉。单是身旁摆着的那只木箱，就带些凄然的样子。它破损不堪，黑糊糊，黏腻腻，看不出一点先前那悦目的绿色。横板上插糖的洞孔，多年来给棒糖的竹棍捅大了，插在上边的棒糖东倒西歪。再看他，那肩上、背上、肚子上、臂上的肉都到哪儿去了呢，饱满的曲线没了，衣服下处处凸出尖尖的骨形来；脸盘仿佛小了一圈，眸子无光，更没有当初左顾右盼、流光四射的精神。这双手尤其使我动心--他分明换了一双手!手背上青筋缕缕，污黑的指头上绕着一圈圈皱纹，好像吐尽了丝而皱缩下去的老蚕……于是，当年一切神秘的气氛和绝世的本领都从这双手上消失了。他抓着两只碗口已经碰得破破烂烂的茶碗，笨拙地翻来翻去，那四个小球儿，一会儿没头没脑地撞在碗边上，一会儿从手里掉下来。他的手不灵了!孩子们叫起来："球在那儿呢!""在手里哪!""指头中间夹着哪!"在这喊声里，他慌张，手就愈不灵，抖抖索索搞得他自己也不知道球儿都在哪里了。无怪乎四周的看客只是寥寥一些孩子。

　　"在他手心里，没错!决没在碗底下!"有个光脑袋的胖小子叫道。

　　我也清楚地看到，在快手刘扣过茶碗的时候，把地上的球儿取在手中。这动作缓慢迟纯，失误就十分明显。孩子们吵着闹着叫快手刘张开手，快手刘的手却攥得紧紧的，朝孩子们尴尬地掬出笑容。这一笑，满脸皱纹都挤在一起，好像一个皱纸团。他几乎用请求的口气说：

　　"是在碗里呢!我手里边什么也没有……"

　　当年神气十足的快手刘哪会用这种口气说话?这些稚气又认真的孩子们偏偏不依不饶，非叫快手刘张开手不可。他哪能张手，手一张开，一切都完了。我真不愿意看见快手刘这一副狼狈的、惶惑的、无措的窘态。多么希望他像当年那次--由于我自做聪明，揭他老底，迫使他亮出一个捉摸不透的绝招。小球突然不翼而飞，呼之即来。如果他再使一下那个绝招，叫这些不知轻重的孩子们领略一下名副其实的快手刘而瞠目结舌多好!但他老了，不再会有那花好月圆的岁月年华了。

　　我走进孩子们中间，手一指快手刘身旁的木箱说：

　　"你们都说错了，球儿在这箱子上呢!"

　　孩子们给我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莫名其妙，都瞅那木箱，就在这时，我眼角瞥见快手刘用一种尽可能的快速度把手里的小球塞到碗下边。

　　"球在哪儿呢?"孩子们问我。

　　快手刘笑呵呵翻开地上的茶碗说：

　　"瞧，就在这儿哪!怎么样?你们说错了吧，买块糖吧，这糖是纯糖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孩子们给骗住了，再不喊闹。一两个孩子掏钱买糖，其余的一哄而散。随后只剩下我和从窘境中脱出身来的快手刘，我一扭头，他正瞧我。他肯定不认识我。他皱着花白的眉毛，饱经风霜的脸和灰蒙蒙的眸子里充满疑问，显然他不明白，我这个陌生的青年何以要帮他一下。

　　选自《俗世奇人》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我把它们养在一个竹条编的笼子里。笼子里有一团干草，那是小鸟又舒适又温暖的巢。

　　有人说，这是一种害怕人的鸟。

　　我把笼子挂在窗前。那儿有一盆茂盛的法国吊兰。我让吊兰的长满绿叶的藤蔓覆盖在鸟笼上，珍珠鸟就像躲进幽深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

　　阳光射进窗来，把吊兰的一串串小叶照得如同碧玉。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

　　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

　　三个月后，那一团愈发繁茂的藤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叫声。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决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睛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正是它们的雏儿！

　　这个小家伙能轻易地由笼子里钻出身。瞧，多么像它的母亲：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

　　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跟着又跳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子里叫一声，它立即飞回笼里去。

　　我不管它。就是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决不飞出去。

　　渐渐地，它胆子大了，有时落在我的书桌上。

　　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低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嚓嚓的响声。

　　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这样，它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嗒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摸一摸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

　　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暗下来，它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唤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

　　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吓跑它。过了一会儿，扭头看看，这小家伙竟扒在我的肩头上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皮盖住眼睛，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

　　我笔尖一动，流泻出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珍珠鸟》
我认识的冯骥才　　在天津，不知道冯骥才的人可能很少，他那1米9多的大个子在街上一晃荡，便有人喊：大冯，忙嘛呢？来套煎饼馃子吧！大冯的确是忙，特别是近几年，很少老老实实地在家呆着，要么到处开会，为保护民间文化奔走呼号，要么跑到乡村田野，亲自踏勘民间遗存。有一回，我碰到他的夫人顾同钊，便说，劝劝大冯，别那么拼命，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顾大姐无奈地笑了笑，说，你让他闲着，他不是这痒就是那疼，出去疯跑，倒啥病也没了，唉，老黄牛，吃苦受累的命！

　　冯骥才是以小说名世的，至今，各种版本和各种文字的作品，已经出了150多种，摞起来比他还高，真正的著作等身，海内外的读者熟悉他，多是通过这些作品，因此，他的主业，应该是个作家。而他偏偏又有着绘画的才能与灵性，他的每一幅画作，都同他的小说一样，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其中的文化内涵，非一般的画家所能超越。两条腿走路，使大冯面前的路越走越宽。这几年，大冯又成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到处游说并付诸行动，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民间文化的保护上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可以说与他的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的不少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对民族文化的独到见解以及注脚，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暂时放下写作，去做这费力讨好的事情了。

　　冯骥才的第一次“走偏”，大概是在1994年，当时，天津正在搞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而破败不堪的老城，将在这股洪流中消失，这势必会造成对一些文化遗存的毁灭性破坏。冯骥才忧心如焚了。冯骥才茶饭不思了。可一个没有决策权的文人，除了仰天长啸，又能奈何呢？他所能做的，就是拉起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包括规划师、建筑师、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当然更多的是摄影家，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地毯式的拉网考察，拍了3万多张照片以及影像资料，从中选了2000多张出了4本大画册。他把这些画册送给政府官员，每送一套，都要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行字：这是你亲爱的土地。大冯弄得动静挺大，支持他的人却很少，很多人说，你放着小说不写，净搞些没用的。这让大冯很伤感。而且，这个活动，从始至终，所有的费用都是大冯自掏腰包，几十万元的稿费全填了这个大窟窿不说，连画作也所存无几了，全都换了钱用在了考察上。但今天看，大冯所做的工作是有益的也是及时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天津的许多文化遗存，如今只能到这几本大画册中去找了。

　　2001年，冯骥才又戴上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这顶“乌纱帽”。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从2003年开始，大冯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工作，他说，我们不能笑呵呵地看着民间文化从我们眼皮底下消失。全国数以万计的专家学者也离开书斋，纵身于田野，缀拾那些行将消泯于大地的“母亲的文化”。这两年多，冯骥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里跑。跑的原因，一是他要了解真正的田野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现状？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如今的民间文化，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保护的力量十分薄弱；二是他们的经费非常短缺，对保护的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民间文化多是在县里、乡里、村里的掌控之下，下去发现了问题，就可以跟县长、乡长、村长们谈，告诉他们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这些文化。我曾跟随冯骥才到过几个地方，有一次去河北武强县周窝乡旧城村，路上突遇大暴雨，我们的车子滑进了沟里，大家只好在泥泞中徒步前行。大冯的脚上套着两个塑料袋，深一脚浅一脚的，摔了几个大跟头，淋得像只落汤鸡，浑身上下都是泥汤，样子非常滑稽，假如没人说，谁会想到他是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呢！回津后顾大姐看了我们的照片，我们哈哈地笑着，顾大姐却难过得掉了泪。大冯说，这没什么，我们的志愿者中，比我苦的多了去了，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没有一分钱的补助，还要往里面贴钱，时常是饿着肚子工作。为了改善这些人的工作条件，大冯先是想卖房子，后来还是重操旧业，夜以继日地画画，硬把手背上画出一个大包来。这30余幅画在天津拍卖了一次，又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拍卖了一次，所得百万元，设立了一个民间文化基金会，为的是让那些志愿者们能有口茶喝。台湾演员赵文瑄被大冯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也捐出了100万人民币，以表对大冯的支持。大冯是多么愿意为他所深爱的祖国文化来奉献、奋斗、付出呀！

　　好在大冯和他的志愿者们的努力已有了成果，一大批抢救出来的图文资料已经出版，还有更多的音像资料也正在整理，无论对国家对民族，这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百个人的十年》《 末日夏娃》《铺花的岐路》

　　《斗寒图》《啊！》　(内容概要　赏析）《爱之上》

　　《雾中人》《走进暴风雨》《石头说话》

　　《崇拜的代价》《到底有没有罪》《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阴阳八卦》《市井人物》

花的勇气　　四月的维也纳真令我失望。大片大片的草地上，只是绿色连着绿色，见不道能让人眼前亮起来的明媚的小花。没有花的绿地是寂寞的。我对架车同行的小吕说：“四月的维也纳可真乏味！绿色到处泛滥，见不到花儿，下次再来非躲开四月不可！”

　　小吕听了，将车子停住，把我领到路边一片非常开阔的草地上，让我蹲下来扒开草好好看看。我用手拨开草一看，原来青草下边藏着满满一层小花，白的、黄的、紫的；纯洁、娇小、鲜亮；这么多、这么密、这么辽阔！它们比青草只矮几厘米，躲在草下边，好像只要一使劲儿，就会齐刷刷地冒出来……

　　“什么时候才能冒出来？”我问。“也许过几天，也许就在明天。”小吕笑道，“四月的维也纳可说不准，一天一个样儿。”

　　当天夜里，冷雨伴着凉风下了起来。后来的几天，雨时下时停，太阳一直没露面儿。

　　我很快要离开维也纳去意大利了，小吕为我送行。路上我对小吕说：“这次看不到草地上的那些花儿，真有点儿遗憾，我想它们刚冒出来时肯定很壮观。”小吕驾着车没说话，大概也有些为我失望吧。

　　外边毛毛雨把车窗遮得像拉了一道纱帘。车子开出去十几分钟，小吕忽然对我说：“你看窗外——”隔着雨窗，看不清外边，但窗外的颜色明显地变了，白色、黄色、紫色，在车窗上流动。小吕停了车，伸手拉开我这边的车门，未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说：“去看吧——你的花！”

　　迎着吹在脸上的细密的、凉凉的雨点，我看到的竟是一片花的原野。这正是前几天那片千万朵小花藏身的草地，此刻那些花儿一下子全冒了出来，顿时改天换地，整个世界铺满了全新的色彩。虽然远处大片大片的花与蒙蒙细雨融在一起，低头却嫩清晰地看到，在冷雨中，每一朵花都傲然挺立，明亮夺目，神气十足。

　　我惊奇地想：它们为什么不是在温暖的阳光下冒出来，偏偏在冷风冷雨中拔地而起呢？小小的花儿居然有如此的气魄！我的心头怦然一震，这一震，使我明白了生命的意味是什么，是——勇气！

珍珠鸟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

　　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

　　我把它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

　　阳光从窗外射入，透过这里，吊兰那些无数指甲状的小叶，一半成了黑影，一半被照透，如同碧玉，斑斑驳驳，生意葱茏。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

　　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

　　三个月后，那一团愈发繁茂的绿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决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哟，雏儿！正是这小家伙！

　　它小，就能轻易地由疏格的笼子钻出身。瞧，多么像它的母亲，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

　　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跟着跳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它立即飞回笼里去。

　　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走一会儿，决不飞出去。

　　渐渐它胆子大了，就站立在我书桌上。

　　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接近，然后飞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踏在纸上发出“嚓嚓”的响声。

　　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这样，它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嗒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

　　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

　　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爪子刚好被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

　　我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此文章已被选入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教科书）

关于《市井人物》　　 [1]那是发生在清朝末年的事情。其中有好多篇，我就记得《酒婆》《神鞭》和《三寸金莲》了。

　　这是五年前看过的，一直都是当个消遣。直到前一段，我脑子里灵光一闪，没来由地想起了《酒婆》，刹那间明白了其中的内涵——

　　变！

　　刚才又去找《市井人物》翻了翻，没错，这么多小故事都围绕了一个主题——新势力与旧势力的交锋！在更迭交替的过程中，会有些无辜的人无辜地受伤，比如酒婆，羼水的酒喝了几十年都安然无恙，可掌柜的一旦醒悟，凭良心买酒之后，她却遭遇了不幸。还有《苏七块》，爱认死理、死守规矩的苏七块，在冯骥材笔下显得可敬可爱。

　　《三寸金莲》，这是一个小万花筒，会看的能看出整个宇宙。戈香莲早期是缠足文化的受害者，可怜。后来在佟府数度赛莲，勾心斗角——当时国家内战不休的局面的一个小折射——又显得可憎。最后同亲生女儿对簿公堂，早期为受害者时埋下的种子发芽结果，瞬间崩溃，又是那么可悲。无论时势“变”还是“不变”，她都是被无辜牺牲的悲剧人物。

　　《神鞭》，冯骥材在这里特意花功夫强调了武术国技的情节，不用说大大增强了可读性。若是这类情节占到六七成，那么可以说是作者功力不够，写得跑题。但是在《神鞭》和梁晓声《山里的花儿》衬托主题的情节足足占到九成以上！这是同一手法——欲擒故纵！先按下主题不表，用大量笔墨描述云雨、龙角、龙鳞、龙爪，篇末才一笔点明龙睛。当读者回过头来咂摸到个中真味时，当会一拍脑袋——原来如此！那时茅塞顿开，心眼舒畅，神智清明，浑身出汗，舒服！

　　但是从长远来看，变化更替，新事物取代旧事物，还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这大多数人，并不显眼，并不足以立传，但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每况愈下之时，国家须变！情势须变！

　　尽管会有无辜的牺牲，尽管会有锋利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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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矛头对准建筑师

冯骥才

　　今天来批评城市文化，我的矛头要指向一个新角色——建筑师。建筑师是决定城市文化及其命运的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之一。

　　须承认，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一方面是拆的很惨；一方面是建的很糟。光怪陆离、平庸粗鄙的建筑充塞着我们的城市。我们不能光说政府官员，不能光说开发商，因为——我们的建筑师也无能。

　　关于文化的粗鄙化，实际上从300年前满人入关后就开始了。一直有种说法，认为中原强大的汉文化把满文化同化了。可是我们仔细看一下明代的家具那种简约、飘逸、大气，到了清初就已经不复存在了。那种源自汉唐的高贵又厚重的汉文化逐步被马背上的满文化稀释了；

　　及至清末，中国第一次面临西方文化的涌入。那一次我们的文化古老又顽强，所以能够比较从容地选择外来文化的经典；
　　　　　　　　　　　　　　在10月22日“新江南”论坛上：“今天的矛头对准建筑师！”

　　但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我们开始喜欢上了颠覆，喜欢黑马，喜欢文化的自残；

　　然后就是战乱。虽然有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家，却很难沉下心来研究自己的文化；

　　解放了，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从文化开始的；

　　进入文革，我们的文化被彻底扫除，批红楼，批水浒，批克己复礼，中国文化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空架子；

　　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再次涌入。这次的外来文化和五四时期不同，这次唱主角的是商业文化，是NBA、时尚、汉堡包、明星、超市、名牌等等等等。外来的一过性的粗鄙化的商业文化如同沙尘暴一般弥漫着中国人的精神，经历了文革洗礼的中国社会扛不住这么强烈的文化冲击。只能顺从和模仿。何况我们需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依靠消费拉动。要扩大消费，就必须刺激人们物质的拥有欲，煽动人们的欲望。

　　这是一个物质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很容易和我们长期漠视精神文化的社会融为一体。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城市改造”的。

　　“改造”这词儿真糟，很野蛮。过去害了许多人，现在害了许多城市。近二十年，中国城市的改造实际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再造”。记得，不久前一群开发商在一座滨海城市开“高峰论坛”——现在动不动就是“高峰论坛”。他们提出的广告是“有多少城市可以重来”。重来？口气多大。而我们的城市真的全都“重来”了。城市的历史遗存几乎被扫荡一空，然后在这一无所有的土地上随心所欲地盖起新房子。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只有那些经历过毁灭性灾难的城市，比如华沙、杜塞尔多夫才有过这种情况。当然，这也是一些人发财的大好机会。发财欲又推动改造狂。经过20年改造的中国城市全是没有历史也没有个性的新城，这是不可思议的！任何城市的发展都是线形的，一步步不断积累的过程。就像生命的过程。有它的诞生，有婴儿期和成长期，有命运的坎坷、苦难、屈辱与光荣。城市是一种生命。一代代人创造着、充实着城市生命；他们离开之后，便把这一切全都默默地记忆在这个城市博大的肌体里。城市中无处没有历史的手纹。但现在已然无迹可寻。城市，除了使用的价值、享受的价值，还有历史见证的价值、记忆的价值、研究的价值、审美和欣赏的价值，当然也有旅游的价值。它是一种综合的价值。像生命的价值。生命是尊贵的，城市也是有尊严的，不能任人宰割。但是，我们说这些话时已经晚了，因为城市已然个性尽失。从“改造”中残剩下来的可怜巴巴、支离破碎的一点历史街区，无法再感受到城市的个性与厚重。更糟糕的是新建的城区千人一面，没有精神，粗浅平庸，都是城市间相互抄袭的结果。抄袭，无论对於开发商，还是建筑师都是生财的捷径。我们的城市就是被那些平庸无能的建筑师、那些被开发商收买的建筑师、对那些没有文化责任感的官员趋时附势的建筑师变成现在这样的平庸和彼此雷同。

　　我们把城市无比丰富和珍贵的记忆抹去了，同时把新建的粗陋的东西留给了后代，至少两代和三代人要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说到这儿——还是白说，因为已成为现实，抱怨过去也是一种无能。现在说到正题了，就是我们现在如何拦截住城市化过程中如此惨痛的教训，不让这种癌变继续扩散。我们现在在全国各地跑，主要目的是说服县一级、乡镇一级的地方官员去珍爱他们地域的个性与遗存，千万不要在开发中毁掉。这两年，我们与山西省合作，每年一次召开全国县长论坛，还要开个乡长论坛，目的是与县长和乡镇长讨论，古村落怎么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保护与传承。中国有2800多个县，中国文化的2800分之一在他们手中，如果懂得文化，我们2800分之一的文化就有救了。

　　应该说，中国够大，文化多元，隐藏在山水之间风情各异的古村落还有一些。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少一些，偏远穷困地区多一些。我们的文化遗存向来是自然保留下来，而不是保护下来的。但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古村落早晚要开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村寨。如果这些古村落都成为威尼斯花园和西班牙小镇。我们失去的可绝不只是一个个古老而美丽的建筑群！

　　每个村落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库。储藏着极其丰富的非物质的精神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商贸民俗、节日民俗、婚丧嫁娶、信仰民俗，以及我们民间的戏剧、音乐、舞蹈、民歌、民间文学、传说故事、歌谣、歇后语、笑话、寓言，以及各种手工技艺等等大量的文化，还有这些文化的传承人。它们才是一个个乡镇的灵魂。把一个城镇破坏了，这些独特的、个性的灵魂就会像烟一样的流散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口传心授的。它通过父授子传，婆领媳做的形式一代代传了下来。如果下一代人到城市中打工去了，文化就要断绝。这是非物质文化的特征。因此这也是当前中国传统文化日见稀薄的原因，我们保护古村落，更是要保护这些无形的个性的多样的精神。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文化传统是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灵魂；传统文化是物化的，是一种载体，我们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为了保住我们民族的DNA。

　　所以说，保护古村落是当前文化抢救的重中之重。

　　我们现在的古村落保护有几种形式，一种是景区形式，比如乌鎮；一种是民居博物馆的形式，即把各个地方零散的经典性的古建筑集中起来保护，比如晋中的一些大院；一种是生态区的方式，维持当地原住民生活的原生态，比如西塘；一种是纯粹博物馆的方式，在西方比较多，我国和挪威在贵州黔东南地区的梭戛地区也建了一两个；还有一种是分区保护方式，比如丽江的束河镇，在老区边上建一个新区。现在上海青浦也想这么做。在朱家角旁边建立新区。这些都各有各的成败和问题，应该比较、思考、研究，但相互不一定学习，我同意马清运的观点，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样式，每一个城镇应该有自己的样式。那么“新江南”的理念就不应该是一种统一的模式化的现代江南，而应是各种各样、因地制宜、保持个性又发展着的江南水乡。这样，首先要做的是——当初在城市改造时没有做的工作，即对城市的个性和特色进行认定，弄清楚到底城市的个性特色是什么，靠哪几个板块支持着，哪几个板块是绝对不能动的，哪些单体建筑不能动，哪些街区不能动，在规划上要确定，还要立法保护。我们的城市以前根本没有做这件事，就开始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直到现在还是全凭现管的官员的个人意志，随心所欲地干。这届官员没干的而幸免地保留下来的，换届后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拍板就毁了。城市的个性特色就这么完蛋的。现在小城镇和古村落当务急需的是先要确定自己的个性特色，定规划，立法。在这个基础上便要认真请专家论证新建的建筑如何在文脉上保持与历史有所联系，从而不断发展和强化自己的特点，不要在全球化中迷失自己。这可是建筑上的一个大题目，比东搬西挪难得多。这就要拜托在座的诸位建筑师了。希望建筑师为城市给一些真正的创造，多一些文化责任，守住自己的知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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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出版家应为保护民族文化做贡献

打造民间文化“四库全书”

　　（《今晚报》记者高丽）合肥11月2日电：冯骥才正在做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昨天，他在安徽对出版界发表演讲时说，这项工作通过三年时间努力正在逐步展开，收集来的民间性“四库全书”得到了很多出版社的支持，目前正在做“中华民族杰出传承人的普查和认定”，要把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文化的传人挖掘出来，经过专家的认定进行保护。这一行动得到了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与帮助，目前初步预计将以百人百卷的形式重点推出。

　　冯骥才在演讲当中讲到，我们民族的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的大众文化。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里边包含着民间文化的情感、精神、特征。精英文化代表不了一个民族，它不能是一个民族的符号，即便是某一杰出的文化人物也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符号。只有大众认同的来自民间的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符号。也因此那些儿歌、老祖奶奶给我们讲的各式各样的故事，人间的情怀和人间的情谊养育了我们，成为我们民族血液中的DNA。

　　冯骥才说，我们目前正在面临着工业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在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我们面临着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在市场经济大势下是非常艰难的，精神正在迅速贬值。我们在用一个文化的空架子应对开放的世界。问题的关键是，商业文化已经给我们布下了陷阱。因为商业文化一定是喜新厌旧的，一定是快餐式的，一定是虚张声势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我们必须让我们民族文化的DNA更纯，或者说，在我们的血液中要流淌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符号。

　　冯骥才进而谈到有良心的中国文化人，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的出版商更应该是出版家。出版家要有视野。他们的经典，他们的最高追求是一定要能够传世的，这样的出版社能够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高峰做贡献。一起整理民间文化的“四库全书”，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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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冯骥才：福娃创意很聪明鲜明性不如中国印

　　2005年11月11日22:44 新浪体育讯　冯骥才，男，1942年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代表作《三寸金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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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文化：吉祥物做为历届奥运会的核心识别元素，请问您对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有怎样的理解？

　　冯骥才：从识别来讲，中国的特点特色是有了。各方面都满意，而且它是一个相互磨合的结果，跟艺术品的制作和选择不同，前者是个人创作，这个是集体智慧，可以解释很多意义，包括赋予思想和内涵的东西，文化的，地域的，民族的，都不少。美中不足的是过程太复杂，过程太多，承担的东西也多，不够简单明确。鲜明性不如中国印。

　　新浪文化：我们都知道，吉祥物不但可以表达奥林匹克的精神，而且还能代表东道主的历史文化特色，那么北京奥运会的这些吉祥物，具有怎样的内涵和意义？

　　冯骥才：我觉得吉祥物应该有非常鲜明的东道主特点，中国的特点。福娃系列的创意，是一个很聪明的创意，比如五个娃娃头上的帽子，有点类似于民间的虎头帽。京剧里用花脸来表现个性和形象，民间就是帽子和面具。这个创意很好。可以体现更多的中国特点。另外，它主要的圣火娃娃，因为是最主要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它的中国特色更强点。

　　新浪文化：人们习惯把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五彩狗“瓦尔第”为历史上第一只奥运会吉祥物，您觉得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会带给世界人民一个什么样的美妙印象？

　　冯骥才：我一直认为用“虎头帽”的方式来塑造形象，这个办法非常好。而且福娃还有点类似于“阿福”，阿福是民间文化里一个很有特点的形象，南方有阿福，北方也有，比如年画。通过这样的形象，它既可以体现娃娃的活泼，又能象征生命的活力，象征美好的愿望。可以给全世界的人们带来很多的愉悦。

　　新浪文化：您怎么看人们通过收藏吉祥物，来做为纪念奥运会的一种方式？

　　冯骥才：这五个娃娃将会成为奥运会的一个旗帜，一个载体。而且将来的现场还会有好多视角，用来把它们辐射到更广阔的地方。而且相信很多人都会收藏，它们也会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本身是一群可爱的孩子，同时又是各式各样的动物，把人和动物连在一起，将动物拟人化，让人们更爱这些动物，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王小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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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用音乐和心灵写作

孙颖

　　艺术家就像上帝那样，把个人的苦难变成世界的光明。
　　　　　　　　　　　　　　　　　　　　——冯骥才

　　音乐飞扬  窗外顿时一片明媚

　　音乐忧伤  窗外立刻一片萧索

　　大作家冯骥才先生站起来与我握手时，我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巨人，一问之下才知道，他身高一点九二米；当话匣子打开后，他开始滔滔不绝，中间有好几次，他故事中的坎坷经历让我眼眶发热、鼻子发酸，但是面对“巨人”巨大的胸怀，坦然的笑容和一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从容，我马上收起了我的眼泪和脆弱。

　　（以下谈话孙代表孙颖，冯代表冯骥才）

　　孙：冯老师，您真的好高啊！

　　冯：（笑）以前是打篮球的。对了，昨晚我还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  中看到你，话题可不是谈音乐，是在谈单身女性呢！挺有意思。

　　音乐充满灵性感觉

　　孙：（笑）那我们还挺有缘的。今天可不能再谈单身女性了，我要好好跟您聊聊音乐。我曾看过您写的一篇文章，内容就是您到俄罗斯特意去探访伟大的音乐家柴科夫斯基故居的感受，看完之后，我感到您是一位与音乐有着很深渊源的作家。

　　冯：这点你说对了。我与音乐的关系极之亲密，在所有的艺术里，音乐是最有感觉的，而感觉又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它最容易以最快的速度，闪电般地进入你心灵最中间的那个地方。音乐是充满着灵性和感觉的，和其它艺术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而且它和任何艺术之间都有着“通感”。

　　孙：有一击即中的感觉？

　　冯：对。

　　孙：您说的这种感觉应该是指古典音乐吧？

　　冯：当然。流行音乐虽然也是一种音乐，但并不需要特别用心去听，它可以在某种时候、某种心情时让人放松一下，愉快一下，不能给你更多东西了，所以不需要对它太认真，我听着流行音乐的时候，手上也可以干着任何事情，它永远不会让我倾倒、痴迷，它没有任何神圣感。

　　孙：您听您喜欢的古典音乐时，可能会坐在黑暗中聆听吧？情绪甚至会随着弦律的变化一会儿喜，一会儿悲。

　　冯：有点儿那意思。你有没有觉得，当我们的思想和音乐的声音融为一体时，我们的情感可以改变音乐，当然，是我们改变了音乐还是音乐改变了我们，具体我也说不清。就像在汽车里看见风景，若车厢里放着喜欢的音乐，窗外的风景就会发生变化。看冬天的树，由于我听着威尔第的《春天》，就好象也来到了春天； 看窗外明媚的阳光，由于我听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心中就立刻感到了阴霾。这是非常神奇的感觉，不是么？
孙：太好了！其实我喜欢上开车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可以在流动的风景中与音乐相伴，不同的心情选择不同的音乐，再加上开篷跑车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冯：（笑）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选择坐车，这样可以更放心的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若我自己开车，可能听到有描写河的音乐，我就往河离开了。（大笑起来）
音乐与写作有关系

　　孙：（也笑）那音乐和您的写作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冯：太有关系了！其实音乐根本是我们生活的载体，一手音乐能让十几年前的一段日子一下子被推到眼前。譬如海明威，他写作有个习惯，就是总停顿在写得最顺、情绪最高昂时，这样的话回来接着再写就很容易接上。我却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音乐。由于我平常也是繁杂工作太多，经常有人上门来找，写作肯定会被打断，我就在写之前找好与今天写作题材相配合的音乐，一边听一边写，越写越感到音乐和写作融为一体，这样我丝毫不担心被切断，因为回来我只要一听那段音乐，文思就立刻回来了。

　　孙：（笑）那您要确保没人会动你播放音乐的器材。

　　冯：（笑）绝不会有人动，家人都知道我这个习惯。你觉得文字中有旋律吗？

　　孙：当然有，有时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朗读起来的感觉就像旋律中多了一个音符和少了一个音符一样。

　　冯：我记得在法国的一本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有这样一段话，傅雷把它翻译得很好。（冯开始动情地背诵）“对于小克里斯朵夫来说，这一切都是音乐。譬如大太阳的夏天，刮风的夜晚；风雨、雷鸣、流动的光、夜里咿呀呀的门……然后是莱茵河的水、乌云……”你听听这些句子的长短，就是一段段旋律啊！因为傅雷（大翻译家）自己太懂音乐了，所以他才亲自在家里教导儿子傅聪（著名钢琴家）。还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艺术家有些坎坷经历，对其艺术创作特别好，太顺利反而会少了激情和渴望。我曾说过一句话：“艺术家就像上帝那样，把个人的苦难变成世界的光明”

　　音乐触及人的灵魂

　　孙：这句话是您在参观大音乐家柴科夫斯基（以下简称老柴）故居时想到的。

　　冯：完全正确。你听老柴最后一部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它的标题叫《悲怆》，那些又甜又苦的旋律，带着泪水的微笑，无边的绝境和无声的轰鸣，让听者自然而然想到他破碎的人生，情感的挫折和生活的困窘。这样的音乐是能触及人的灵魂的。

　　孙：您自己也是一个历尽苦难的人，这点我从您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得到。

　　冯：世上悲惨的事情太多了，我悲惨，还有人比我更悲惨。你知道我是怎么踏上写作之路的吗？我原来一直是搞画画的。就是因为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有个人来家里找我，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我们家被大抄家，什么东西都没留下，很是凄惨。我当时就在社会最底层讨生活，什么辛苦活儿都做过，只为了有口饭吃。这个人告诉我，他有睡觉讲梦话的习惯，而且不是讲一句两句，有时会讲一整段。於是，红卫兵就每天晚上坐在他床旁，等他讲梦话，然后用笔记下来，第二天就以他某句梦话说得不妥当为理由而严刑拷打他。一段日子下来，他成了重度神经衰弱患者，整晚睡不着觉。临走时，他老泪纵横地对我说：“将来有谁会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这段生活是什么样子呢？”那晚大雪纷飞，我看着他的背影慢慢消失，就决心要把身边的人和事用笔记录下来。

　　孙：您光是写您自己的经历就已经很丰富了。

　　冯：自己的和周围人的都很丰富。我最记得有一天我回来，找不到妈妈了，就出门去找她。后来看见她被一群人押着，头发被剪成男人头，脸上涂满了紫药水，当她回头看我时，我清楚地看见平时慈爱的妈妈居然变成了这副模样，於是眼前一片漆黑，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躯体已不在人世上了，大约一分钟时间，我又被什么东西给拉回来了。后来听别人说，我站在那儿狂笑了足足一分钟。

　　音乐没有让我失望

　　孙：（难过地）这应该是在地狱门外徘徊的一分钟，也可能上帝暂时还无意收留您，就又把您送回苦难的人间。

　　冯：那个晚上，红卫兵走了，我睡在地板上，心中响起的是贝多芬的交响曲（“命运”），它响了一整晚，醒来后，地板上全是我的泪水。这首交响曲我敢说我最懂了，我的经历就是那种感觉，这首曲子代表的是人类痛，并不只是个人的痛。还有一次，我和我爱人同在的单位枪毙了二十七人，说他们写过反动语录。我立刻想到我平时写的那些东西万一给人看见，全家人就都完了。於是，我想了各种方法来保存，但都觉得不够安全，因为我都是写在一张张的小纸片上，已积累了很多了。

　　孙：从作品角度来说，那些手稿资料太珍贵了； 可从现实角度看，那时留着它们可能性命都保不住。

　　冯：是的，所以我还是烧掉了大部分，有一些最重要的，我把它们卷成纸卷儿，藏在自行车的杠杆内，但后来还是害怕，万一自行车被人偷了怎么办？我又用铁丝把它们勾了出来，最后我想了一个安全的办法，就是把它们背下来，全印在我的脑子里，那是最最安全的。

　　孙：哦！您还是全部烧掉了，真是太可惜了。

　　冯：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天津是7.3级地震，我家烟囱都掉了下来，我把孩子紧紧贴在肚皮下面逃了出来。地震后我才发现，屋子里遗留的小纸片起码还有一箱。有一次，香港来了一位朋友叫潘耀明（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他问我可不可以拿一张小纸片回去做纪念，我答应了。

　　孙：您那时写作就是纯粹的写作，只是为了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

　　冯：我坚持着在痛苦中创作，反而感到了文学的本质。文学必须是自由的，关上门后没有任何人打挠你，没有任何功利的思想。那被保留下来的一箱纸片上所记载的东西，直到今天也未出版。

　　孙：看纸片应该只是支离破碎的片段，真正的记忆全印在您脑子里了。经过这么多苦难，现在苦尽甘来，会不会额外珍惜？

　　冯：会。不仅会珍惜，还会把时间分成两半儿来用。最值得庆幸的是，音乐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没有让我失望，它始终温暖着我，慰藉着我的心灵，甚至是灵魂。

　　孙：（由衷地）谢谢您，冯骥才老师。

　　冯：也谢谢你。

　　主持人的话

　　钢琴与琵琶双演奏家、本版特邀主持人孙颖

　　与冯骥才老师的一席谈话，让我心情有些沉重，他们这一代人心上的痛，恐怕也不是仅靠一首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就能说得清的。

　　过了没多长时间，冯老师邀请我去天津参加他的活动，他那天西装革履、神采奕奕地站在台上讲话。午饭时，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说到郎朗弹琴，他说：“那孩子是非常有才华的。但我觉得若他不做秀，将会更好。只要崇拜心中的艺术就足够了，不必太崇拜艺术之外的自己。”说到现在的艺术商业化，他说：“以前的艺术家靠口碑出名，李斯特要想给人们知道他曲子作得好，琴弹得好，全是靠口碑，艺术家甘於寂寞也不影响口碑的传播；可今天的商业社会，靠的全是商业手段，你若是选择寂寞，那就真的永远寂寞了。”

　　“所以现在做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最好是具备两个要素：一是专心搞好自己的艺术。二是会运用商业的方法推销自己。”再说到现今的媒体炒作，他又说：“我不会成为媒体的猛料（指挖隐私类的负面新闻），我只是依靠媒体来传播我的思想。”

　　最后，他郑重地说：“在艺术中我做上帝，在市场中我做凡人；我绝不在市场中装上帝，也绝不在艺术中做凡人！”

　　那天远道而来，为冯骥才捧场的众多好友包括有——韩美林、高占祥、赵文瑄等等，还有众多爱戴他文学作品的读者簇拥着他。看着这一切，我感到很欣慰。谢谢冯骥才为我们这期“音乐天空”带来精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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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两篇

冯骥才

作　画

　　今日早起，神清目朗，心中明亮，绝无一丝冗杂，惟有晨光中小鸟的影子在桌案上轻灵而无声的跳动，于是生出画画的心情。这便将案头的青花笔洗换上清水，取两只宋人白釉小盏，每盏放入姜思序堂特制的轻胶色料十余片，一为花青，一为赭石，使温水浸泡；色沉水底，渐显色泽。跟着，铺展六尺白宣於画案上，以两段实心古竹为镇尺，压住两端。纸是老纸，细润如绸，白晃晃如蒙罩一片月光，只待我来纵情挥洒。

　　此刻，一边开砚磨墨，一边放一支老柴的钢琴曲。不觉之间，墨的幽香便与略带伤感的乐声融为一体。牵我情思，迷我心魂。晃晃忽忽，一座大山横在面前。这山极是雄美，却又令人绝望。它峰高千丈，不见其顶，巅头全都插入云端。而山体皆陡壁，直上直下，石面光滑，寸草不生，这样的大山谁能登临？连苍鹰也无法飞越！可它不正是我执意要攀登的那种高山吗？

　　这时，我忽然看见极高极高的绝壁上，竟有一株松树。因远而小，小却精神。躯干挺直，有如钢枪铁杵，钉在坚石之上；枝叶横伸，宛似张臂开怀，立於烟云之中。这兀自一株孤松，怎么能在如此绝境中安身立命，又这般从容？这绝壁上的孤松不是在傲视我，挑战我，呼唤我吗？

　　不觉间，画兴如风而至，散锋大笔，连墨带水，夹裹着花青赭石，一并奔突纸上。立扫数笔，万山峥嵘；横抹一片，云烟弥漫。行笔用墨之时，将心中对大山的崇仰与敬畏全都倾注其中。没有着意的刻划与经营，也没有片刻的迟疑与停顿，只有抖动笔杆碰撞笔洗与色盏的叮叮当当之声。这是画人独有的音乐。随同这音乐不期而至的是神来之笔和满纸的灵气。待到大山写成，便在危崖绝壁处，以狼毫焦墨去画一株松树——这正是动笔之前的幻境中出现的那棵孤松。於是，将无尽的苍劲的意味运至笔端，以抒写其孤傲不群之态，张扬其大勇和无畏之姿。画完撂笔一看，哪有什么松树，分明一个人站在半山之上，头顶云雾，下临深谷。於是我满心涌动的豪气，俱在画中了。这样的作画不比写一篇文章更加痛快淋漓？

　　有人问我，为什么有时会停了写作的笔，画起画来。是消遣吗？休闲吗？自娱吗？

　　我笑而不答，然我心自知。

夕照透入书房

　　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书房里，享受夕照穿窗而入带来的那一种异样的神奇。

　　此刻，书房已经暗下来。到处堆放的书籍文稿以及艺术品重重叠叠地隐没在阴影里。

　　暮时的阳光，已经失去了白日里的咄咄逼人；它变得很温和，很红，好像一种橘色的灯光，不管什么东西给它一照，全都分外的美丽。首先是窗台上那盆已经衰败的藤草，此刻像镀了金一样，蓬勃发光；跟着是书桌上的玻璃灯罩，亮闪闪的，仿佛打开了灯；然后，这一大片橙色的夕照带着窗棂和外边的树影，斑斑驳驳投射在东墙那边一排大书架上。阴影的地方书皆晦暗，光照的地方连书脊上的文字也看得异常分明。《傅雷文集》的书名是烫金的，金灿灿放着光芒，好像在骄傲地说：“我可以永存。”

　　怎样的事物才能真正的永存？阿房宫和华清池都已片瓦不留，李杜的名句和老庄的格言却一字不误地鎸刻在每个华人的心里。世上延绵最久的还是非物质的——思想与精神。能够准确地记忆思想的只有文字。所以说，文字是我们的生命。

　　当夕阳移到我的桌面上，每件案头物品都变得妙不可言。一尊苏格拉底的小雕像隐在暗中，一束细细的光芒从一丛笔杆的缝隙中穿过，停在他的嘴唇之间，似乎想撬开他的嘴巴，听一听这位古希腊的哲人对如今这个混沌而荒谬的商品世界的醒世之言。但他口含夕阳，紧闭着嘴巴，一声不吭。

　　昨天的哲人只能解昨天，今天的答案还得来自今人。这样说来，一声吭的原来是我们自己。

　　陈放在桌上的一块四方的镇尺最是离奇。这个镇尺是朋友赠送给我的。它是一块纯净的无色玻璃，一条弯着尾巴的小银鱼被铸在玻璃中央。当阳光彻入，玻璃非但没有反光，反而由於纯度过高而消失了，只有那银光闪闪的小鱼悬在空中，无所依傍。它瞪圆眼睛，似乎也感到了一种匪夷所思。

　　一只蚂蚁从阴影里爬出来，它走到桌面一块阳光前，迟疑不前，几次刚把脑袋伸进夕阳里，又赶紧缩回来。它究竟畏惧这奇异的光明，还是习惯了黑暗？黑暗总是给人一半恐惧，一半安全。

　　人在黑暗外边感到恐惧，在黑暗里边反倒觉得安全。

　　夕阳的生命是有限的。它在天边一点点沉落下去，它的光却在我的书房里渐渐升高。短暂的夕照大概知道自己大限在即，它最后抛给人间的光芒最依恋也最夺目。此时，连我的书房的空气也是金红的。定睛细看，空气里浮动的尘埃竟然被它照亮。这些小得肉眼刚刚能看见的颗粒竟被夕阳照得极亮极美，它们在半空中自由、无声和缓缓地游曳着，好像徜徉在宇宙里的星辰。这是惟夕阳才能创造的境象——它能使最平凡的事物变得无比神奇。

　　在日落前的一瞬，夕阳残照已经挪到我书架最上边的一格。满室皆暗，只有书架上边无限明媚。那里摆着一只河北省白沟的泥公鸡。雪白的身子，彩色翅膀，特大的黑眼睛，威武又神气。这个北方著名的泥玩具之乡，至少有千年的历史，但如今这里已经变为日用小商品的集散地，昔日那些浑朴又迷人的泥狗泥鸡泥人全都了无踪影。可是此刻，这个幸存下来的泥公鸡，不知何故，对着行将熄灭的夕阳张嘴大叫。我的心已经听到它凄厉的哀鸣。这叫声似乎也感动了夕阳。一瞬间，高高站在书架上端的泥公鸡竟被这最后的阳光照耀得夺目和通红，好似燃烧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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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画天下之魅
——冯骥才先生访谈

时  间：2005年夏日
地  点：大树画馆俯仰堂
问话人：王爱红（美术评论家，《文艺报》美术专刊主编）
答话人：冯骥才

　　王爱红（以下简称王）：冯先生，大家知道您是一位知名的大作家，但不知道您的绘画艺术也造诣非凡，您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是不是影响到您的绘画艺术，并使您的绘画有了出色的表现？请问冯先生，您是怎样与绘画艺术结下不解之缘的？

　　冯骥才（以下简称冯）：我在社会上被大家熟悉和认可是从文学开始的，不是绘画，后来我一办画展，自然奇怪我为什么画起画来了。实际上，我在绘画上走过相当漫长的职业化道路。高中毕业时我还报考过中央美院，考得不错，档案都调到美院，但正是那个时候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出身是资产阶级，美院不能要我。我的篮球打得好，就进了天津篮球队。可是一年多就把自己的手腕的腕骨、胸骨和左腿半月板都打坏了，不能继续打球，离开球队进了天津美术家协会的国画研究会，开始了专业绘画生涯。以复制古画为生。

　　王：现在，在您的艺术馆里我看到您临摹的一些宋画，是不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感觉非常好。那你后来怎么又从事了文学？

　　冯：当年学画学的就是宋画。范宽、马远、郭熙、刘松年等等。我有两位老师，一位在天津叫严六符，他是刘子久的学生，我跟他学北宗山水，水墨和浅绛，斧劈皴；另一位老师在北京是惠孝同，他是湖社画师，我跟他学南宗披蔴画法，小青绿。学的都是山水。我复制过大量的宋画，包括郭熙的《溪山行旅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苏汉臣的《婴戏图》，一直到文革。文革期间国画属于“四旧”给“砸烂”了。我转业务工。出於爱好，绘画变为纯粹的业余。这时，由於对同时代人命运与心灵的关切，便与文学深刻地纠缠上了。我冒着生命的危险秘密地去写文革中苦难的一代。这使我在粉碎四人帮后，即刻投身在“伤痕文学”的洪流中，成为那个文学批判运动最早的一批作家。

　　王：这真是在不幸中孕育着万幸，在坎坷中造就着成功。

　　冯：苦难和坎坷不是摧垮人，就是成就人。特别是成就文学。然而，步入文学后，我就放下了绘画。

　　王：从您放下绘画到后来又拿起来，这之间，您有多少年不画画了？

　　冯：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

　　直到9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调整自己的写作时，忽然有一种画画的冲动，我才从笔筒里抽出尘封已久的画笔。可这时我发觉自己与以前作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王：这是什么原因呢？

　　冯：与文学有关系。因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表达心灵，或者说一切都从心灵出发。我已经习惯这种方式。

　　王：我认为您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在您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修养和才华，对您的绘画创作也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冯：对於我，文学和艺术是有分工的，但不是专业和业余、工作与消闲的分工。像我们这一代作家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属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这代作家与九十年代的作家不大一样，八十年代的作家背负着太沉重的时代责任的十字架，明确要做人民的代言人，要表现时代最真实的声音，要诘问生活和追究根由。我们这一代的文学直面着社会与生活，塞满良心与思考，没有给“私人”留下多少空间。所以九十年代拿起画笔时，忽然感觉个人的情感与人生感悟全都涌向笔端。所以我说：“艺术，对于社会人生是一种责任方式，对於自身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方式。我为文，更多追求前者；我作画，更多尽其后者。”

　　在绘画上我主要画山水，不是人物画，所以我必须通过自然事物的媒介，运用象征、比喻和拟人这些文学手段，表达自己内心的精神情感。浩阔的内心世界便通过笔墨释放出来。所以，我的第一批绘画作品有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心绪的色彩。这一来，就与古代的文人画自然地碰到一起了。古代文人画之所以能够从古代的院体画里面分离出来，是因为它与院体画在绘画的原点上有着本质的不同。院体画是客观地表现视觉的事物，文人画是主观地抒发心灵。当然它要借助视觉的形态。我早期的绘画是服从视觉与客观的，从视觉出发；这一次变了，听凭心灵了。文学改变我的绘画。

　　王：大家都认为您是典型的文人画的代表画家。

　　冯：应该说，我与现在的文人画有所不同。

　　王：您指的是“新文人画”。

　　冯：对。我认为“新文人画”是属於职业画家的。也就是说当代的画家走到某一阶段，需要开辟一条新的出路，要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他们从中国传统文人画里面，找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形式，一种笔墨情趣，一种滋味，一种形式感，作为他们绘画的追求，“新文人画”就出现了。从形式、笔墨和审美的层面上说，新文人画是成功的。但这种追求是技术性的，或者说是趣味性的；不是文化上和心灵上的。

　　说到心灵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在奥地利看蒙克的画。蒙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画家，表现主义画家的代表。他是挪威人。在挪威的奥斯陆，我专门去看他的纪念馆。转一年我住在维也纳的时候，蒙克的画被搬来展览。一位奥地利友人拉我去看。蒙克最爱画三个题材，一个是喊，一个是病，还有偷吻，他强烈地表现人们在病痛时心灵的绝望，还有人想叫喊的心灵欲望——这是每个人都有的。陪我看画的一位奥地利人忽然问我，中国画有没有这样的题材？他的问题碰到了中国画的“软肋”。

　　王：是什么“软肋”呢？

　　冯：中国画中有没有心灵的画？应该承认，中国画最大的问题是太注重情趣了。这包括内容上的情趣和笔墨情趣。情趣不是一个人内心的东西，最多只与心情有关。太注意情趣就会使绘画对象化、客观化和观赏化。情趣的功能是愉悦心情与审美。不可能进入心灵的深层。比起来，文人画比院体派好多了。因为文人画的本质是抒发心灵的。比如八大山人。“新文人画”的问题是反过来，把文人画又当做一种情趣。所以我说它没有碰到文人画的本质。

　　王：那您认为文人画的本质是什么？

　　冯：这必须回到文人画的传统里去看。从王维、苏轼、米芾、倪瓒、吴镇以来，文人们渐渐进入绘画。他们究竟给中国画带来了什么？有人认为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形式，崭新的笔墨效果，这话不错，但还只是用职业画家的眼光从视觉技术的角度去看。我认为它主要给中国画带来了文化。文人进入了绘画，同时把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人对社会人生丰富的感受带进来，这种感受不是视觉的情趣性的感受而是心灵的感受。这便使绘画的精神内涵和表现力得到了很大的拓展，比如说倪瓒画中近乎无情的冷寞与枯索，八大的痛苦和悲愤，这是宋画里没有的。宋画是很惟美的，因为宋画是纯视觉的。

　　我说文人带来的文化，不是表面的形式上的文化，比如把诗句题写到画面上等等，而是心灵的文化，是内心里对大千事物和人生况味的一种万般感受。文人画最大的特点，是“写胸中之逸气耳”，这是文人画的本质。

　　我喜欢“新文人画”。这个绘画运动中确实涌现出很多才气逼人的画家。创造了许多新面貌。但从“文人画”的意义上说，我认为它偏重於技术性地对待文人画的传统，基本上还是把文人画看作是一种别具情致的笔墨情趣和形式美，并以这种笔墨与形式在当代画坛上“标新立异”。它还没有真正接触到文人画的本质。这可能会局限这一运动本身的发展。

　　王：你好像说过绘画是不重复的。你是这样做的吗？

　　冯：我无法重复。比如说我的《期待》，那扇迎着阳光微微开启的柴扉来自我当时一种莫名的期待，没有具体对象，只是一种偶然萌生的期待感。每个人都会有过这种内心感觉。它是温馨的、美好的、朦胧的，不是欲望。如果没有这样的令人沉迷的诗一样的感觉我还会画这幅画吗？这种生发於心灵的感觉能够说来就来吗？这样的画怎么能重复？还有一幅是《照透生命》，大块的阳光进来的时候，我在伏案写作，阳光穿窗而入照在我的手上和脸颊上，我感到阳光一直照进我的骨头，我快被融化了。一瞬间我感受到阳光的神奇，她注入我们身体，给我们以生命，并用她夺目的因子把我们的一切都照透，照得透明。这幅画我画得非常有激情。绘画是不能重复的，这与文学非常像，文学就是不能重复的。你写过的诗句能再写在另一首诗中吗？一次性的才是创造——当然这只是对我自己而言。

　　王：我看了您的一些绘画作品，当然非常激动，就像您的小说艺术感染力非常强。我考虑一个问题，您的小说的风格是很强烈的，这种风格早已经形成，您有您的思想和境界，有独到的语言表达形式，这使您成为读者所公认的大作家，转过来说您的绘画，这种小说的风格是不是会影响您绘画风格的形成，比如说写小说是靠文字，绘画自然是靠笔墨。不知道先生是不是明白我提出的问题？

　　冯：爱红，你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刚才说，文学改变了我的绘画，如今我的绘画实际上都是文学，是一种可视的诗或散文。在绘画与文学的关系中，绘画与小说无关，因为小说是有故事和人物的。但绘画可以成为一句诗或一段散文。文学和绘画还有一点很相象，这在契诃夫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说得非常清楚。契诃夫在批评高尔基的描写太罗嗦时说：“你写一个人疲惫不堪、垂着满头的发、坐在被行人的脚踏得向一边歪倒的草地上，如果我写，就写‘一个人坐在草地上’。”跟着他说出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本质：“文学要立即生出形象。”作家与画家的想象都是形象的。它们的不同是，画家把想象直接画出来，观众直接可以看到。作画却要通过文字的描写或描述，唤起读者的联想，使读者想象出形象来。这样，作家的文字必须要有形象性、可视性、可感性、甚至是可触性，文学形象才有生命感。作家文字的形象性来自於形象想象的逼真性。福楼拜说过他连包法利夫人脸上的浅斑和疣都看了，但他没有写。作家想象到的不一定都写出来。但他必须“看见”，还要“看”得十分真切。如果作家有画家那样形象想象力就好了。当然他还要有用文字“画”出人物、景物、场面和气氛的能力。

　　王：您讲得太好了。我这样理解文学与绘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冯：是的。文学、绘画、音乐、戏剧、书法……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全是这样。它们的关系就像一排公寓房子一样，A门B门C门D门，它们在第一层各走各的门，在低级阶段是互不相通的，彼此无关；到了二层也没有关系，但到了房顶，到了一定的高度上，绝对是相通的。如果一个音乐家具有诗人那样的才情，他手指触动音键的感觉和声音与没有诗人才情的人是绝对不一样的。如果一个画家有散文家、有苏东坡那样的文思与心境，他的画境一定深邃高远。可是现在美院的学生连画册里的文章都很少看，只看画，陷入了技术主义。技术主义会把一个画家限制在“形而下”的层面上。

　　王：在美术界我常常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些画家，可以说大部分画家，对笔墨的问题看得非常重，而笔墨之于绘画无疑于文字之于文章。在驾驭文字方面，您是举世瞩目的大家，最具有发言权，在掌握笔墨方面，您也有自己深刻的体会，我把它称为笔墨的含金量，“金”就是您的文学性。借此，我想请您谈一谈笔墨和文字之间的关系？

　　冯：画家的笔墨就是作家的文字。都是语言。艺术的语言不仅要有艺术性，它更是艺术的根本，甚至是艺术的生命。

　　文学是文字的艺术，国画是笔墨的艺术。

　　那么笔墨只是指笔和墨——工具的能力和效果吗？当然不是。笔墨有多层内涵。过去由於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层面上说话，才为了那句“笔墨等於零”而争议不休。

　　首先笔墨是技术性的。是基本功，是技术能力，是表现力，是功力。它必须准确表达你的绘画意图。这就依赖我们对笔墨（包括纸张）性能的全面掌握。这是基础，是安身立命之本。在这个层面上笔墨不能等於零。

　　其次笔墨是艺术性的。笔墨在画面上充满着艺术的美感。笔墨的巧与拙、浓与淡、枯与润、疏与密、整与碎、繁与简、虚与实、黑与白——相互对比和衬托，相辅相成，相反相成，构成无比丰富的语境。笔墨还有洗练与概括的升华之美，还有很多偶然与灵感。比起工艺，绘画性就是偶然性；最高境界的偶然是灵感的出现。

　　进而笔墨还有意象性。吴昌硕当年求学拜师时，老师叫他画几笔看看，吴昌硕只画了三笔，尚未表现出什么来，其师便说他将来必成大器。这故事说明笔墨在审美上具有独立的意义。它超出“应物象形”的范畴。其实别的艺术也是一样。比如琴师的音色和木刻家的版味等等。它或是一种天生的资质，或后天的一己的参悟。都具有个性的色彩。这种具有独具审美特征的笔墨，是最具艺术价值的。在这个层面上技术性的笔墨自然就等於零了。

　　关於笔墨的三个层面，完全可以套用在文学的语言上。文学语言也有技术性、艺术性和意象性三个层面。

　　此外，我还想说笔墨不是中国画的全部。在形而下方面，还有构图和形式，在形而上方面则是观念与境界。

　　王：我非常欣赏先生的书法，您的学识，您的才华，您情感的律动，都有很好的反映，其特点和风格是显著的。在文学创作方面，您大概是用钢笔和电脑写作的，对于书法方面的造诣是不是刻意为之？

　　冯：我学画的二位老师书法都好，都写“赵”，因此，赵字对我是有影响的。后来，我也临过一些帖。在书法上我倒是非常喜欢黄胄先生的一句话，那就是“看帖不临帖”。有人认为，这句话是画家说的，作为一位画家你可以看帖不临帖，因为你写的不是书家字而是画家字。我认为，不应分画家字和书家字，应分手上的字和心中的字，手上的字是功夫字，写来写去都是别人的字。有一次我问黄胄先生，您说看帖——怎么看？他说：“用心看。”他讲得非常好！当时，我对他笑道：“您是我书法的老师，虽然您一笔没教过我，但凭您这一句话已经是我老师了。”他送给了我一个重要的观念：用心看，不是用眼看。用眼看只是盯住一招一式，用心看才能得其神髓。在书法上，我认为跟绘画与文学上是一样的，最终看你还是能不能把自己充分解放出来，让自己的心灵没有一点束缚。

　　王：冯先生，您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艺术家，我非常想知道书画艺术在你的内心中到底占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冯：我给你打一个比喻吧。狡兔三窟，我有三个工作场，一个是我的家，一个是这里（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还有一个工作室。每个工作场都是一间画室，一间书房，两个车间，都不大，都很乱。但我必须是两个，我进入哪个车间，或写或画必须听凭我的内心。有时，我写东西写呀写呀写到一定的程度，感觉画面从稿纸中冒出来了，绘画冲动来了，我就会跑到隔壁的画室里去铺纸作画。当我画呀画呀画到某一种的意境很像一段有灵气的文字，我会情不自禁地回到书房。我把我这种行为叫“甜蜜的往返”。我的绘画与写作是互动的，相互不可替代的。我到外地开画展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以前你们只知道一半的冯骥才，因为你们只看过我的书，现在另一半的我来了。

　　王：您认为哪个对像更重要？

　　冯：应该是都重要，一个不能少。有时还会成为一个。比如我的一幅画叫《思绪的层次》。一天，我构思小说。忽然觉得我的思维如入大地上的河网。有时顺流而下，有时分开港叉。有时乱无头绪，有时远远一个冒出来的绝好的线索向我招手。渐渐的，我如入幻境。“看”到一片大树的枝桠出现眼前，粗看乱做一团，细瞧井然有序。我忽然感受到人的思维原来是如此美丽的图象！我便放下文学构思，把它画出来。

　　我喜欢文学是因为它一半属於理性。我喜欢哲学、文化学、美学，它们都充满理性的智慧与理性的美。这种理性的美和艺术的感性的美一样迷人。如果遇到上边那种情况，将一种理性的境界转化为审美境界，那就更充满创作的快感了。

　　当然，我现在所做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是没有多少快乐的。有时在田野间发现到一种未知却灿烂的遗存会是快乐的，但看到它濒危待毙，只会转化为苦恼和焦虑。

　　王：刚才您谈到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我知道您对社会问题是非常关注的，您说现在的中国书画是不是存在过热的现象？另外，请您谈一谈对书画市场的看法，好吗？

　　冯：我认为，热是一件好事，反映了人们对文化的一种喜爱。尤其人们生活好了，有了新居，墙上希望挂幅画，过去人们没有条件买画，屋子也小，如今人们要买画说明有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了。在市场化的社会里，绘画是有商品性的，但是一个画家的追求不能商品化。

　　现在，对于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关系是与市场的关系，很需要讨论一下。在这一点我非常赞成韩美林、宋雨桂、吴冠中几位画家的做法，他们只管追求自己的，要市场来找他们，他们决不找市场。我有一位画家朋友是市场的宠儿，但我对他的画法一成不变提出质疑，这位画家说，如果变了别人就认为是假画了。

　　王：人家就认不出他来了。

　　冯：对！他被市场牵制住了。一个艺术家被市场所塑造是最大的悲哀。所以，我在欧洲演讲的时候说，艺术家的自由是两方面的自由，我们受过文革时期那种专制下的不自由，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我们的创作自由得多了，但另一个无形地东西死死地束缚我们的自由，这就是市场。市场也可以使一个艺术家不自由。市场通过艺术家潜在的功利欲望，迫使艺术家自己束缚自己。这种不自由更厉害，文革的束缚是一种外力，自我束缚是内力。我想起康德一句话，人是目的，人不是手段。这就是说，我们要完整地自由地表达我们的心灵。我们不能为了功利目的把艺术变成了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表达我们的精神理想、生命创造和个性的美。

　　王：你想对年轻的画家们说点什么呢？

　　冯：我想说，你不要去找市场，要让市场找你来。不要跟着市场走，要市场跟着你走。如果你跟着市场走，你就会失去自己，会迷路。如果让市场跟着你走，你就可以真正地标新立异，创作自由，甚至可以引领时代。当然，这需要艺术家耐得住寂寞和清贫，还有自信。在物欲如狂的今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现在画很热，是好事。关键是艺术热还是艺术市场热，艺术商业的热？我觉得艺术市场那个的热也不可怕，关键是艺术家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是去完成一个艺术个性，还是完成一种热销的商品。在艺术热、特别是市场热的时候，艺术家要“冷”。冷静与平静，冷眼看热潮。

　　王：我再问一个问题，不管您作画，还是写文章，您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冯：最高的艺术境界是一种理想境界。我们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精神理想。真正的艺术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哪怕我们奉行写实主义，我们通篇满幅都在赤裸裸地揭示丑恶的同时，恰恰也在表明我们心怀高尚的理想。理想就是现实的缺欠，是生命的渴望，是人类艰辛的目标和未竟的梦。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伟大艺术终极的主题。

　　如果我们放弃理想，实际上已经死亡。你在市场上卖多少钱那只是一种商品现象。与艺术本身无关。在艺术史上谁也不会把艺术品的价格认做价值。当做评价一个画家的标准。可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常常是别人的画价和自己的画价了。

　　王：难道社会的进步最终导致文化的消亡吗？我似乎记得在社会理论界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论断。

　　冯：有人认为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人们都会急於发财赚钱。仿佛必须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才好解决精神问题。我见过一位台湾是艺术家，他兼亦行商，他说我们就是要先赚钱，赚足钱再去搞艺术。好像人穷就会无法从事艺术。其实在西方经济野蛮积累阶段，他们的精神和良心保持在真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里。我们也应该有这样时代性的自觉。

　　王：谢谢冯先生，这样精彩的谈话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也使我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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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可以打造吗？

冯骥才

　　一个气势豪迈的词儿正在流行起来，这个词儿叫做：打造文化。常常从媒体上得知，某某地方要打造某某文化了。这文化并非子虚乌有，多指当地有特色的文化。这自然叫人奇怪了，已经有的文化还需要打造吗？前不久，听说西部某地居然要打造“大唐文化”。听了一惊，口气大得没边儿。人家“大唐文化”早在一千年前就辉煌於世界了，用得着你来打造？你打造得了吗？

　　无庸讳言，这些口号多是一些政府部门喊出来的。这种打造是政府行为。其本意往往还是好的，为了弘扬和振兴当地的文化。应该说，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是可以营造一些文化氛围、取得某些文化效应的。但这种“打造”还是造不出文化来。打造这个词儿的本意是制造。优良的工业产品和商品，通过努力是可以打造出来的。文化却不能，因为文化从来不是人为地打造出来的。温文尔雅的吴越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美国人阳刚十足的牛仔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巴黎和维也纳的城市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苗族女子灿烂的服饰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谁打造的？

　　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你可以奋战一年打造出一座五星级酒店，甚至打造出一个豪华的剧场却无法制造一种文化。正像我们说，使一个人富起来是容易的，使一个人有文化——哪怕是有点文化气质可就难了。换句话说，物质的东西可以打造，精神文化的东西——是不能用打造这个词儿的。难道可以用搞工业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建设？那么为什么还要大喊打造文化，仅仅是对文化的一种误解吗？

　　坦率地说，打造文化叫得这么响，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经济目的——发展旅游。因为，人们已经愈来愈清楚文化才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一切文化都是个性化的。文化的独特性愈强，旅游价值就愈高。文化是老祖宗不经意之间留给后人的一个永远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在各地大打旅游牌的市场竞争中，怎样使自己的文化更响亮、抢眼、冒尖、夺人？一句话，看来就得靠“打造”了。

　　很清楚了，这里所谓的打造文化其本质是对原有文化的一种资源整合，一种商业包装，一种市场化改造。当今有句话不是说得更明白吗——要把某某文化打造成一种品牌。品牌是商业称谓。文化是没有品牌的。中国文化史从来没有把鲁迅或齐白石当做过“品牌”。鲁迅和齐白石也不是打造出来的。当下的打造文化者也并不想再打造出一个鲁迅或齐白石，却想把鲁迅和齐白石当做一种旅游品牌“做大做强”。所以伴随着这种商业化的“文化打造”，总是要大办一场大哄大嗡的文化节来进行市场推广。这种打造和真正的文化建设完全是两码事。

　　进而说，如果用市场的要求来打造历史文化，一定要对历史文化大动商业手术。凡是具有趣味性和刺激性、吸引与诱惑人的、可以大做文章的，便拉到前台，用不上的则搁置一旁。在市场霸权的时代，一切原有的文化都注定地要被市场重新选择。市场拒绝深层的文化，只要外表光怪陆离的一层。文化的浅薄化是市场化的必然。此外，市场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还要对原有文化进行再造。涂脂抹粉，添油加醋，插科打诨，必不可少。这也是各个旅游景点充斥着胡编乱造的“伪民间故事”的真正原故；与此同时，便是无数宝贵的口头文学遗产消失不存。再有，就是假造的景点和重建的“古迹”。这儿添加一个花里胡稍的牌坊，那儿立起来一个钢筋水泥的“老庙”，再造出一条由于老街拆光了而拿来充当古董的仿古“明清街”。街两边的房子像穿上款式一样的戏装那样呆头呆脑地龙套似的站着——文化便被打造成了。

　　这里边有文化吗？真实的历史文化在哪儿呢？打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文化”？伪文化？非文化？谁来鉴别和认定？反正前来“一日游”的游客们只要看出点新鲜再吃点特色小吃就行，没人认真。也许那些对当地文化一无所知的洋人们会举着大姆指连声称好，凑巧被在场的记者拍张照片登在转天报纸的头版上，再写上一句“图片说明”：

　　“东方文化醉倒西方客。”

　　打造文化，一个多么糊涂的说法和粗鄙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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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以重来吗？

冯骥才

　　前不久，某地房地产业召开一个“高峰论坛”，主题词气吞山河，曰：有多少城市可以重来？

　　其实这口号并不新鲜。早在二十世纪中期，我们就这么气壮山河地高吼过——什么改天换地呀，大地换新装呀，山河一新呀等等。好像非此不能体现我们这一代人的丰功伟绩。然而，这些看似壮丽的口号又是可怕的。多少大自然的生态和不能再生的历史文化遗存，就在这口号下被大肆滌荡，破旧立新，推倒重来，所剩无几。

　　今天，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看，这些口号是不文明的，甚至是野蛮的。

　　还得承认，开始对外经济开放和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去审视过去和面对今天。脑袋里热烘烘，依旧是“破旧立新”和“旧貌换新颜”那一套，再加上这一次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所以直接的负面后果是六百多个城市的历史生命被一扫而光，性格形象消失了，年龄感没了，个性记忆被删除得干干净净，我们已经无法感知认识自己城市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历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是不能重来的！城市不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的设施齐备的工作机器与生活机器。城市首先是一个生命。有命运，有历史，有记忆，有性格。它是一方水土的独特创造——是人们集体的个性创造与审美创造。如果从精神与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城市，城市是有尊严的，应当对它心存敬畏；可是如果仅仅把它当做一种使用对象，必然会对它随心所欲的宰割。

　　这些年跑过的地方不少，每到之处都会向当地主人提出看看历史街区。这种在欧洲会被当做很尊重他们的要求，却常常使我的主人陷入尴尬。一次去往德州这座我心仪已久的古城，转了半天只看到一座古墓，此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样的徒有虚名的古城，我能开出一个很大的名单，保准人人会吃惊。古城变成新城——这大概就是“重来”的结果。江浙一些沿海的先发现代化的城镇甚至已经“重来”几次了！

　　世界上有没有重来的城市？有，我看过两座。但我对这两座重来的城市是没有非议的。其中一座是在二战时被战火荡平的德国的杜塞尔多夫；一座是被大地震颠覆的唐山。它们几乎是完全重建的。但这是很痛苦的事。然而唐山人很有眼光，还是刻意保留几座令人触目惊心的地震废墟，作为城市生活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下来。

　　珍惜城市精神文化的人，一定会精心地保存自己城市的历史，因为城市的灵魂在它的历史里。这使我想起曾经邀请我去柏林演讲的一个专事修复前东德城市遗存的组织，这组织的名称很独特，像口号，它叫做：“小心翼翼地修复城市”。一听这名称，我就对他们心生敬意。

　　我们是不是真的不懂得城市的文化意义与精神价值？我想是，但也不是。

　　为什么说“也不是”？实说了吧，有时表面装不懂，实际是为了钱。为了经营城市及其土地。在这些人眼里每一座建筑下边的土地都可以变成大量钱财。只有把这些建筑拆掉，土地就有了再使用的价值，即经济价值。於是，城市的历史文化便成了他们“盘活土地”的障碍。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要拆去这些历史建筑——这大概就是对城市呼喊“重来”的最真实的动机了。

　　城市要发展，要更新设施，增添功能，一定要被更改。为此，历史文化遗存也一定要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要经过审慎思考和严格论证，它与“重来”是两码事。重来者无视城市的历史存在与文化存在。它对於城市的历史生命是一种断送，对文化积累是一种彻底的铲除，对城市个性是一种摒弃。

　　不要把这个城市的“重来”之说仅仅当做一个不恰当口号。它是那种由来已久的无知与野蛮的城市观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恶性发作。尤其是在一些历史街区一息尚存的城市里，这种口号将催化城市历史的终结式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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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花木深

冯骥才

　　一天忽发奇想，用一堆木头在阳台上搭一座木屋，还将剩余的板子钉了几只方形的木桶，盛满泥土，栽上植物，分别放在房间四角。鲜花罕有，绿叶为多。再摆上几把藤椅，竹几，小桌，两只木筋裸露的老柜子；各类艺术品随心所欲地放置其间。一些古钟、傩面、钢剑以及拆除老城时从地上拣起的铁皮门牌高高矮矮挂在壁上……最初是想把它作为一间新辟的书房，期待从中获得新的灵感。谁料坐在里边竟写不出东西来。白日里，阳光进来一晒，没有涂油漆松木的味道浓浓地冒出来，与植物的清香混在一起，一种享受生活的欲望被强烈地诱惑出来。享受对於写作人来说是一种腐蚀。它使心灵松弛，握不住手里沉重的笔了。

　　到了夜间，偏偏我在这书房各个角落装了一些灯。这些灯使所有事物全都半明半暗。明处很美，暗处神秘。如果再打开音响，根本不可能再写作了。

　　写作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想象之旅，是钻到自己的心里的一种生活，是精神孤独者的文字放纵。

　　因此，我没在这房子里写过一行字，仍然在原先那间胡乱堆满图书的书房伏案而作。

　　渐渐的这间搭在阳台上的木屋成了花房。但得不到我的照顾。我只是在想起给那些植物浇水才提着水壶进去，没时间修葺与收拾。房内四处的花草便自由自在、毫无约束地疯长起来。从云南带回来的田七，张着耳朵大的碧绿的圆叶子，沿着墙面向上爬，像是“攀岩”；几棵年轻又旺足的绿萝已经蹿到房顶，一直钻进灯罩里；最具生气的是窗台那些泥槽里生出的野草，已经把窗子下边一半遮住，上边一半又被蒲扇状的葵叶黑糊糊地捂住。由窗外射入的日光便给这些浓密的枝叶撕成一束束，静静地斜在屋子当中。一天，两只小麻雀误以为这里是一片天然的树丛，从敞着的窗子唧唧喳喳地飞了进来。我怕惊吓它们，不走进去，它们居然在里边快乐地鸣唱起来了。

　　一下子，我感受到大自然野性的气质，并感受到大自然的本性乃是绝对的自由自在。我便顺从这个逻辑，只给它们浇水，甚至还浇点营养液，却从不人为地改变它们。於是它们开始创造奇迹——

　　首先是那些长长的枝蔓在屋子上端织成一道绿盈盈的幔帐。长春藤像长长的瀑布直垂地面，然后在地上愈堆愈高。绿萝是最淘皮的，它在上上下下胡乱“行走”——从桌子后边钻下去，从藤椅靠背的缝隙中伸出鲜亮的芽儿来。几乎每次我走进这房间，都会惊奇地发现一个画面：一些凋落的粉红色的花瓣落满一座木佛身上；几片黄叶盖住桌上打开的书；一次，我把水杯忘在竹几上，一枝新生的绿蔓从杯柄中穿过，好似一弯娇嫩的手臂挽起我的水杯。於是，在我写作过於劳顿之时，或在画案上挥霍一通水墨之后，便会推开这房间的门儿，撩开密叶纠结的垂幔，独坐其间，让这种自在又松弛的美，平息一下写作时心灵中涌动的风暴。

　　我开始认识到这间从不用来写作的房间的意义。它实际上是我书房的一部分。

　　我前边说，写作是一种忘我的想象，只有离开写作才回到现实来。这间小屋却告诉我，我的写作往往十分尖刻地切入现实，放下笔坐在这里享受到的反倒是一种理想。

　　我被它折服了。并把这种感受告诉一位朋友。朋友说：“何必把现实与理想分得太清楚。你们不满现实是因为你们太理想主义。你们的问题是总用理想要求现实，因此你们常常被现实击倒在地。这因为你们天生是一群理想主义者。”

　　於是当我坐在这间花木簇拥的木屋中，心里常常会蹦出这么一句话：

　　我们是天生用理想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