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杰出青年学者朱中原网络文汇[季超辑录]

管季超0712

当代书法的低俗化运动 (2008-01-16 01:21:20)

标签：杂谈

按：此文在专业报刊发表后，曾引起巨大反响，讨论不绝如缕，今以博客形式贴出，乃告知于社会大众及艺术品投资者，当心被当今的低俗书画艺术所蒙骗。

当代书法的低俗化运动

低俗化并不是东方艺术的特例，也不是中国书法的特例，当然更不是当代书法的特例，古代书画中，也多有低俗之作。古人评价书法低俗的用语也不少，如“恶俗”、“恶癞”、“媚俗”、“俚俗”、江湖气、市井气等等。就即便连乾隆皇帝这样览阅成千上万卷古代法书经典的帝王，其书作也多有恶俗之处，更何况今人呢？然而，古代书法虽有低俗之作，但低俗并未成为一种影响整个书坛格局的普遍的风气与观念，也没有一种导致低俗之风的制度存在，而当今书坛，低俗之风盛行，甚至成为一种掩盖正统书风和经典书风的邪气。“俗书”的甚嚣尘上，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风气，而这种普遍性的风气的背后，则蕴涵着一种制度化规则。低俗本身并不可怕，只要有高水平的人识破它就行了，可怕的是低俗取代了经典，低俗书风被误当成了经典书风和精英书风。更为可怕的是，导致低俗书风形成的制度性因素和群体性蒙昧。
当低俗成为一种普遍化、制度化的规则的时候，低俗就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而成为了一种群体化的蒙昧运动。
这就是本文为什么要用“低俗化运动”而不用“低俗化现象”或其他术语来描述这种趋势的原因。“低俗化”已经成了整个时代的一种群体性运动，是一个时代的症候，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也就是说，“低俗化”成了当代书法发展的一种“合法性”存在，当“低俗化”具有了“合法性”之后，当代书法的发展方向就被扭曲了，一种原有的书法审美方式被取代了，因为其既然具有“合法性”，那么谁都认可它，谁都买它的账，明明知道它是一幅低俗恶俗之作，却还偏要出高价买它炒它，这本身也误导了书法市场的良性发展。
在低俗化的误导之下，书法审美已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性的审美，而成了一个群体的表决方式，而这种群体的表决又是在权力异化之下的一种扭曲的审美表决。也就是说，通过现代这种海选式的书法评选模式，它让一个书法家获得了群体性的认知。在这种机制下，一个人说你好那不能算好，专家说你好也不能算好，而只有经过评委评审过的作品，说你好才能算好，才能获得群体性的认知。而事实上，这个群体性认知是被阉割了的，只不过是由少数权势人物所代表的群体而已。
有人据此可能会认为我是在否定展览，认为是展览导致了低俗化的存在。事实上我并非是在否定展览本身，而是批评由展览机制所引申出来的现代评选模式，也即刘正成先生所说的“竞技书法”。我认为，“竞技书法”是导致书法平庸化、职业化和低俗化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这里是评选机制的问题，而不是展览的问题，即我们不能笼统地认为是展览这种模式导致了书法的低俗化，也就是说，不是展览化运动直接导致了书法低俗化运动，而是竞技导致了书法的低俗化运动。因为，展览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模式，是个中性词，本身无所谓好坏，它只不过是一种审美表现方式而已，无论是古代的在手上把玩也好，还是明代的厅堂式巨作也好，抑或是现代西方的展览机制也好，都是艺术的审美表现模式，尤其是当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传统的文人文化语境已经消失，书法就必须要从传统的手札把玩式表现模式进入到现代展厅模式，它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具体书法幅式大小和形制的变化，而不是书法格调的变化。而关键在于，主导这种现代展览模式背后的评选机制，也即背后的竞技性。竞技意味着规则，在规则支持下，竞技当然会更公平、合理，然而，这仅仅是从政治学角度而言的。而当代书法的发展远不止是公平层面的问题，而更是艺术拓展的问题。
这种经过竞技而产生的海选模式，从政治学上说，它具备了现代民主法治原则，而从艺术学上说，则丧失了艺术本身的属性。艺术不是选出来的，用海选选出来的艺术和艺术家，这本身就是要大打折扣的，更何况选举和评审本身还有不民主的呢。
因此，可以这样说，是大量的由竞技式书法主导下的海选运动导致了书法的“低俗化运动”。
评选活动只能选出在技艺上相对出色的选手，这就像体育比赛一样，一个合理的评选机制和裁判机制是一场比赛合法性的关键，也决定了是否能够选出真正优秀的运动员，然而书法评选与体育比赛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即使我们假定这种评选活动是完全遵循民主机制的，那么，也只能在一个层面上进行选择，而不能选择艺术家本身。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是评选出来的，他也不屑于参加评选，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即便是通过评选出来的书法家在技法上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也只能说他在技法上胜过其他人，但并不能是否是一个优秀艺术家的主要依据。而且，这种依靠展览和竞技来成名成家的书法体制使得书法成了一种技艺工具，成了一种供选拔的比赛工具，而丧失了其作为一门艺术的艺术性价值。艺术是个性的、个体化的，而不是群体性的，艺术创作也完全是个体化的，而不是一个集体的意志，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理念，这个艺术理念不是通过展览和评选来获得的。如果谁要说通过展览和评选机制，使得某一个艺术家获得了自己创作的艺术理念，那么这种说法是非常可笑的。
实际上，独特的艺术理念的丧失正是艺术走向低俗化运动的开始。正是现代的技术化的海选机制使得艺术理念趋于趋同化，而这种趋同化本身也就代表着艺术理念的消失。如果大家都来遵守同一种艺术理念的话，那么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创作机制。规则可以遵守，唯独理念不能遵守，遵守规则才有合法性，而遵守理念则恰恰丧失了艺术的合法性。在古代，也有因为理念相同而形成一个艺术流派的，但他们只是在大的理念上追求某种一致性，而每个人则又有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且，古代的艺术流派或团体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机制，要强制其成员必须得遵守某一种艺术风格，并没有出现趋同化现象，如明末清初在书画和文学上就形成了许多的艺术流派和学术团体，如以文征明、沈周等为代表的“明四家”，以郑板桥、高凤翰、罗聘等为代表的“扬州八怪”，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文学流派），以李攀龙、王世贞等为代表的“前后七子”（文学流派），以顾宪成等为代表的“东林党”（当然，“东林党”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文学团体组织），以石涛、八大等为代表的“四僧画派”，以戴震、章学诚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等，这些文学、艺术和学术团体，他们也有共同的艺术和学术理念，但是，这种小团体本身并不是通过海选机制选拔出来的，而是通过文人艺术家自身的性格、机趣和艺术理念而自发走到一起的，本身并没有强制性，他们不是具有权力色彩的帮会团体或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与现在的各种书法社团组织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因而尽管他们有相同的理念，但却不会导致其艺术创作或学术旨趣的低俗化和平庸化，而相反，却恰恰传承了其艺术血脉和学术传统。艺术团体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是完全可以的，这其实并不影响其自身的发展与艺术水准的提高，但是，艺术团体却绝对不能有政治权力性质，如果艺术团体权力化、帮会化，那么所面对的将是艺术的异化、扁平化和低俗化。一当政治和权力介入艺术，就必然使得艺术非艺术化，学术非学术化，文化非文化化。
刘正成先生曾经在其2007年题为《中国书坛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长篇演讲中，说过这样几句非常精彩而且意味深长的话，他将“中青展”的历史意义与历史局限大致概括为几点，其中两点是：一是从名人书法转换到竞技书法的展厅审美模式，二是形成了以评委和获奖书家为主的代表性书家群。
严格地说，中青展并不是从名人书法转换到竞技书法，而是从传统的精英书法转换到了现代竞技书法。他将过去的书法审美模式概括为名人书法，有其合理性，但我觉得似乎不是十分妥当，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当代也有名人，只不过是异化了的名人，我觉得过去的书法审美模式应该是自发式的文人书法或精英书法，而现在则是一种竞技书法主导下的展厅书法。那么这个到底是历史性的进步还是历史性的倒退呢？恐怕不能简单地下定论。从社会学角度说，这的确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而从艺术学角度说，我认为这恰恰是书法精英性、文人性和经典性品格的消褪。就前者来说，因为，传统语境下的书法竞争模式基本是处于自发状态的，书法并没有成为专门的行业和学科，尽管传统社会有书法家一职业，但书法家并未在社会行业中得到官方的合法性认可，也就是说，传统语境下的书法发展状态基本是文人范畴，属于文人职业的一种附庸，而书法的这种文人性附庸保证了其文人色彩和文化品格，这说明它是一种雅化的艺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书法的这种文人性附庸决定了书法职业的边缘化，书法在诸种行业和技能中只能算是比较末的一种了，另外就是它决定了只有文人甚至是有钱有势且有闲情的人才能从事书法艺术，而一般老百姓与书法基本无缘。比如苏东坡，他在黄州的时候，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甚至是“空疱煮寒菜”了，也仍然有那么浓的诗性，挥笔写下了《黄州寒食诗帖》这样的千古书法杰作，我们想想，如果苏轼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在这种环境下，他还能有这样的雅兴和条件写书法吗？根本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正是因为苏轼的文人身份，决定了他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也仍然能舞文弄墨，甚至留下千古杰作，这是苏轼之幸。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在严酷的流动体制束缚之下，下层人如果光靠书法，基本上很难向上层流动，下层通往上层的路径基本被阻断了，起码光靠书法是起不了作用的，虽然唐朝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要看你写的字如何，但是这只能是最起码的标准而已，不能将其作为选拔的基本参考。而现代展览机制却打破了传统的流通机制，它打开了一条下层依靠书法通往上层的流动通道，很多人从事书法的人获得了一夜成名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中青展”也好，国展也好，的确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说，在展览机制面前，传统书法的表达方式被现代展览的竞技性所取代，这样，书法家就只能靠竞技走向上层，尽管通往上层的路被打开了，然而却异化了书法艺术，由文人艺术转变为了竞技艺术，这本身就是对艺术的通俗化。
尽管刘正成先生也说“中青展”形成了以评委和获奖书家为主的代表性书家群，但这种负面意义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它从客观上形成了以评委和获奖书家为主的代表性书风，而这种书风往往引领甚至误导了一大批后来的跟风者，它使整个书坛在不断地复制着同样一种书法风气，比如后来的“流行书风”就是如此。书风的雷同，这本身就是一种低俗化。艺术风格绝对不能重复，重复就等于死亡。对于这一点，刘正成先生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可能当时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局势不是他一个人所能控制的，历史潮流也决定了这种展览模式确实是新时期中国书法的最好审美表现模式。
事实上，自1980年代书协成立开始，中国书法的审美表现模式就已经发生正式转变了（1980年代以前也有一些零星的体现，但不是整体性的），以后历次的国展、中青展以及各种各样官方的非官方的展览都在沿袭着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当然也助推了当代书法的发展，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展览化运动，以展览成名、以展览而晋升高位已经成了当代书法家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普遍手段了，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中国书法的低俗化运动。当然，这里的低俗还仅仅只是书法圈子里的低俗，它起码还证明了书法家在专业上的功底和功夫，至少还是在走正道，只不过是其艺术格调和艺术才情被不知不觉地抹杀了。
当竞技成为一种书法家成名成家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阶梯之后，它恰恰削弱的是书法家自身的艺术创造性。我们从历年来的国展、中青展获奖、入展者当中就可知道，很多以前的获奖作者，现在除了还在获奖、入展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可言，甚至还停留在几年以前的老水平老风格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这种风格已经得到了公众和市场的认可了，市场认定他，这个书家就是写这样风格的，如果他写别的，人家就不认帐，所以他当然不愿意改变了。据说当年的刘炳森先生就是这样的。刘炳森先生是聪明人，他不会不知道自己的艺术水准停留在什么地步，而是深深清楚，一旦获得市场认可的风格，不能轻易改变，如果改变了，就会被市场所冷淡。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刘先生百年之后，其市场优势却已风光不再，可见，市场最终还是公平的，也是无情的。只不过，中间有一些小插曲而已。
市场和历史一样，有时也会向大众开开玩笑。它可能会在一个时间段内，让高雅的远离群众、远离市场，而让低俗的接近大众、靠近市场，但经过无数波折之后，它又会显出原形——让高雅的优秀的艺术彰显出其真正的市场价值，而让低俗的失去市场。
而为了解决书法在艺术和市场之间的脱节问题，有些书法家谈到了雅俗共赏的问题，认为书法如果“雅俗共赏”，便能够即保持其艺术性，又不失其公众性和市场价值。“雅俗共赏”当然是一个褒义词。在我看来，雅俗共赏这本身是很好的。如果书法真的像文学、音乐等艺术那样能够做到雅俗共赏，那当然是好事，但问题的关键是，这可能吗？我们有时候看问题往往是一厢情愿，以为书法雅俗共赏了，就能让老百姓看懂了，可殊不知，有些书法家一旦稍微俗一点，向老百姓靠拢一点，就失去其艺术价值了，甚至彻底演变为“俗书”了。书法与文学是不同的，书法是抽象的，文学是形象的，文学为什么可以做到“雅俗共赏”呢？因为文学可以在具体的文学表达语言和表现手法上更通俗一点，比如小说就是以现代白话文的形式体现，但其内涵和所表达的文学主题仍然必须是高雅的、深刻的，否则就会被人认为是一部很差劲的作品。但书法不行。书法当然也有书法的语言，包括形式语言，但书法语言究竟怎么才能通俗一点呢？是将古代的竖式书写变成现代的横式书写就算是通俗化了吗？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但除此之外呢？无论怎样与现代人接近，也还有一个书法线条的问题。书法线条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书法传统的问题。当代文学可以不按照古代的文学样式来写，但当代书法却不能不没有传统，如果你连帖都不临，你能说你的书法作品是书法吗？就即便你去写没有任何传统元素的“现代书法”，老百姓也只能会更看不懂。所以，某些同志谈所谓的书法“雅俗共赏”，这只能是他个人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根本不适合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体现出来。如果体现出来，就很有可能走向真正的低俗化，以至于误导大众。
据此，有人问我对当代的书法发展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我的回答是：基本上是悲观的，起码现阶段是悲观的。因为，有些东西是整体性的、制度性的、风气性的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领导的问题。书法人通过展览和海选机制，在圈内建立了一种规则，然而，这个规则又时常被人破坏，很多人在遵守这个规则，而在遵守的同时，也在破坏这个规则。我们确立了展览规则，确立了海选规则，退一步来说，就即便我们认为这种规则是好的，但是这种好的规则在每一次的执行中，往往又被人为地破坏了。这就是悲剧，也是潜规则。因为破坏规则的往往不是专业的书法人，而是控制着书法人的非书法人。
当然，以上还只是针对书法圈内来说的，而在书法圈外，则存在着大量的根本就没有规则的人。这些人纯粹就是靠忽悠不懂书法的老百姓来成名。当代书法家的市场润格，就连启功这样的一流书法家，每平尺最多也不过两三万吧，而有些忽悠的书法家，一平尺则卖到了10万甚至更多。这种书法家当然得不到圈内人的认可，但他们仍然有着大量的市场，因为他们能够忽悠老百姓。他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规则，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书法作品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粗制滥造的低俗恶劣之作，他们在破坏市场规则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当代大众的书法审美准则。
无论怎样，建立规则总比没有规则要好得多，哪怕这个规则是坏的规则。当有了规则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如何来规避规则的负面效应，如何规避那些破坏规则的行为。比如，当展览机制和海选机制成为当代书法审美表现模式的一种必然的时候，我们当然不是去回避这种模式，而是探索如何规避，比如，海选式的竞技书法如何更能回归其精英性，规避其低俗性。展览和海选不是不可以，关键的是要回归主导这种展览和海选的社团组织的民间性，社团组织的“去行政化”是当代书法发展的唯一途径。

现贴几幅低俗和高雅的书法作品以示区别：


前四幅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书法作品，为高雅之作；后两幅为今人钱清贵作品，此人自称为大师，而其书法作品却为低劣恶俗之作：

管季超0712

关于书法创作 (2008-01-16 00:48:24)

标签：杂谈

书法创作感言

这几幅是今天刚在不到10平米的居室内挥就的，算不上真正的书法创作。

我的书法以二王为宗，得益于米芾、苏轼、黄庭坚、张瑞图及现代张大千诸家，以帖学为基，适当辅以碑学元素，融入现代笔墨元素，追求文人书法的效果。

我用的是小楷毛笔，抓起来就写，不考虑外部环境。

古人写书法讲究随心适性，因之，绝不刻意追求一笔一划之完美与形式之雕琢，故内中有诸多删改之痕迹；而今人写书法乃为创作，为展览和获奖而创作，故追求笔笔不苟，要没有一个错别字。事实上，一幅体现书家自我性情的书法作品，不可能达到笔笔完美、笔笔无错的。书法创作，追求的是整体气韵而非局部完美。只要你细看古人作品，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书法作品都是繁简字并用，而且还有很多错别字。今人很聪明，不把古人的错别字当错别字，理由是古人是大家，但今人就不允许有错别字了。这个结论很正确，但辩驳的理由却十分荒唐。在这个理由支配下，古人写错了字那是高明，而今人写错了字那是愚蠢。也正因如此很多高水平的作品因为错别字而未能入展。

下面贴一些今天刚写的“傅雷论艺及傅雷致画家黄宾虹信函”的一个系列作品：

管季超0712

话说批评家 (2006-12-28 13:43:48)

话说批评家

朱中原

作为一个评论家，虽涉猎书法评论未久，亦未有多大收获，但也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想法。可能更多的是尴尬、无奈和苦楚。我本非书法人，也从不把自己当书法家看待。只因书界部分人士之抬爱，才能得以施展一二。  书法评论家有很多的尴尬和无奈，这些尴尬和无奈，外人是无法真正体会到的。搞得不好，两面都不是人。有些书法家就认为，书法评论家天生下来就应该是为书法家无偿服务的，也就是说，搞书法评论的人本来就应该吹捧书法家。书法家、画家可以天天卖字、卖画，而评论家却不能够卖文，因为评论家一卖文，人家就说你俗了，没有道德良知了云云。而另一些书法家则恰恰相反，他们看不惯现在的一些书法评论家成天吹捧别人，功利心太强了。这两种想法，我都予以理解并一定程度上的认同。作为一个真正的书法评论家，他的职责和任务本来就是要无偿地去发现真正的书法高手，也就是说，在批评的同时，也要赞扬和认同一些人，而所有这些，都应该是非功利的。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我做得不是很够。也就是说，批评得多，但褒扬得少；破的多，立的少。这是我的缺陷。应该予以检讨。此其一。  其二。作为一个书法批评者，在批评的同时，我当然也自然地在“吹捧”一些人。在这里，我不愿意说“褒扬”了，因为说“褒扬”，反而可能被亵渎，与其用“褒扬”，不如用“吹捧”来得更实在。老实说，我吹捧得多一些的书法家，除了学者书法家、文人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以外，职业的书法家我吹捧得不多。而且当今中国，学者和文人并无多少钱财，我去“吹捧”他们，也并没有得到什么润笔费。  书法家卖字，画家卖画，演员卖艺，作家、评论家卖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正如我不反对书法家、画家卖作品维生一样，我同样不反对作家、评论家、文人也要靠卖文维生。但是，就正如我反对书法家、画家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去肆意地抬高、炒作自己一样，我同样反对作家、评论家和文人为了几个铜板而出卖自己的良知。我是搞经济学的，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进入市场。我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恰恰就是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大量的机遇，这是摆脱“官本位”传统和专制集权体制的一个根本之道。古代文人要通过做官和入仕来获得生存的机会，而当代文人不必通过这个途径了，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逻辑点。当然，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是要昧着良心去赚黑心钱。这是最起码的规范。  在我的眼中，当代大部分书法家、画家都已经不能算作文人了，而且他们比商人还商人。相比之下，我倒对商人并无恶感，因为商人有商人之道，商人有商人之德，即使是赚钱，但真正的商人必有商人的规则和逻辑。但是，现在有些书法家、画家甚至比商人都还不如。他们一方面打着弘扬传统人文精神的旗号，另一方面，却又做着蝇营狗苟的勾当，甚至还为了几幅破字、破画到处招摇撞骗，勾心斗角，甚至发生权力争斗。实在是让人大失所望。  因为爱写点评论，所以自然就被人奉为书法评论家。也接到过不少书法家、画家写评论的邀请。但是，我一贯写惯了批评文章，一时写起评论文章（准确地说应该是吹捧文章）来，还真有点不习惯。生怕写得不好，得罪了这些大人。所以有时就干脆不写，懒于应承。自然而然地，因为这种态度，就受到了某些人的诟病，说我无知、轻狂、不知天高地厚，云云。当然，作为好言相劝，我是百般接受的，而且真诚感激。但是有些说法却是居心叵测。  每一个评论家都有自己的原则，我的原则是：一、一般不主动找别人写评论，也不主动问着给别人写评论；二、人品艺品俱佳且对拙文中意的，可以主动写，但不主动索要润笔费；二、人品好但艺品稍差者，可以应承；三、人品好艺品好而且与之相甚洽者，可以主动应承；四、艺品好但人品差者，拒不应承；五、人品书品俱差者，不但概不理会，而且还要撰文批评之。  说到写评论，还要说一点。最近遇到三两个事情，就是要我写评论的。某日某小书家要我为其写评论，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认识此人之前，其人名书名我均不得知，而且最主要的是，其作品只能纳入书法爱好者之流，更为关键的是，此人品性值得怀疑，恕未能应承。孰料此人却故生事端，四处造谣，到处说我坏话。  另外一个事情却恰恰相反。某地有一书家说是仰慕我已久，很想让我为他写一篇文章，但是我却老是推脱，每次提及都是因为太忙，或者没心情，怕写不好，故尔作罢。但是他不但不介意，反而还经常说些为我开脱的话，让我很是过意不去。而且更让我过意不去的是，他经常来京出差，而且每次来都主动请我吃饭，还笑着说，要让我先把感觉找到了再写不迟。深感愧疚。  前后对比，人品立马见分晓。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比较高调。在此我要对我提出意见者深表感谢！我深知道我有很多不足，很多浅薄之处，而且写文章、说话多了，必有过失。当然，在这里，我还是想把我的一些想法说出来与大家分享，以供各位批评。我所理解的高调的意思大概就是，发言、说话过多，导致外人有意见有想法。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意见有想法是对的。说实话，有一个道理我们必须明白：言多必失。这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的。人非圣人，孰能无过？谁又能保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错呢？如果说怕因为说话产生失误而不说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虚伪！我以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作为一个批评家，该说的话而不能说，不该说的话而非要说，让你说话但又不让你说自己的真心话，这于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痛苦。与其怕言多必失，惹火上身，不如怕内心不能表达而痛苦万分。是非就由人去论说吧。如果一个批评家，说话时既要考虑自己的后果，又要考虑别人的看法的话，难免瞻前顾后，如此做人，实在是一种大失败！  对于一个靠文字来寄托的人来说，不让他说话，简直比杀了他都更可悲。  有法学专家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第四代人权”了，就是“和谐权”，我感到很搞笑，人家西方人追求了几百年的人权，还停留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人权上，中国的人权就已经进入第四代了。简直是“超英赶美”。连言论自由权都缺少，又何谈和谐权呢？  书界小人太多，对于小人，唯一一个字就是——躲！小人防不胜防，你要去理会他，你是理会不起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会他。但是对小人只有尽量地防。余秋雨曾说，小人牵着大师走，大师牵着历史走。但是我要说，有时候，小人恰恰是牵着历史走的。

管季超0712

世间乱象——某些中国人的非正常生存（一） (2006-12-25 17:02:10)


世间乱象——某些中国人的非正常生存（一）

有时发生的事太多了，就自然出现了乱象。
我给余世存开了个专栏名叫“世存言世”。不是“言事”，而是“言世”。“世”比“事”大多了。我希望在世存那里，看到更多的关于世间乱象的表述。然而，我还是不满足。事实上，就我所看到听到的世间乱世，也太多太多了。用一句话表述就是：“中国人的非正常生活”。
这一段时间连续发生的事太多了。多得让人无法喘息。尽管有大小之别，但总是心头一块肉。
当然，对于这些事，我是没有多少感觉了，似乎也早都预料到了。然而，事实还是比我预料的要坏得多、或者要好得多。


工作已经换了三茬了，但仍然不是很满意，当然相对于以往，还是一步步在满意。但现在又想回到《中国书画》。那边也有让我回去的意思，但因为高层斗争，目前回去仍有阻力。现在这个单位虽没有高层斗争，但都是一帮文人，感觉文人与文人在一起，反而越来越文气了，这样不好。前面一个单位现在想来就恶心，差不多都快要垮掉了，人一个一个走掉了，差不多还剩我的一个哥们和一个主编，光杆儿司令。现在回头想来，那个杂志简直就是在骗，上面骗下面，下面再骗下面，记者骗钱财，编辑骗稿子。整个单位上上下下成了一个忽悠和骗局。当然，事实或许并没有我所描述的这么惨，但是却不能不让人这么想。


昨天和经济日报社原社长武春河先生聊了一下午。晚上一起去麦当劳吃饭。我是武一手提携的，自来京城之后，恐怕第一个要感谢的便是武。武很赏识我在艺术上的才华，但是我人年轻，不太听他的话，老是想做点其它事。武为此经常批评我。到了晚上，他叫他老婆一个人在家里吃饭，和我一起外出去了麦当劳。昨日恰好是圣诞节前夕——平安夜。走了好几个餐馆，都是人满为患，后来干脆去了麦当劳。武笑咪咪地跟我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进麦当劳。我笑着说对他说，这里面除了你之外，其余都是年轻小屁孩儿。武随后掏出200块钱要去柜台，我赶忙上去顶着，让他找个地方坐着。柜台人太多，我边在那买东西边朝他那儿看，却发现他做在那专心致志地发短信，把我笑死了。人家看我们俩一老一小地，还以为我是他孙子呢。


人的命运有时是控制在自己手里的，有时真的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人与人之间有时并不是那么纯粹的、表面化的。
有时表面慷慨大方的，恰恰就可能是个吝啬鬼；有时表面对你很好的，恰恰就可能是个对你使坏的人；有时表面是个正人君子，其实恰恰就是个小人；有时表面对你冷言冷语的，其实恰恰就是对你很好的。。。。
有人总是会出现的。不仅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的存在。小人牵着大师走，大师牵着历史走。这是余秋雨说的话。但我要说，小人有时恰恰可能牵着历史走。
正人君子在小人面前总是防不胜防，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字——躲。
小人在你发现他是小人之前，他比正人君子还正人君子；小人并不等于坏人。坏人有时是相对的，坏人即使是做坏事那也是有限度、有对象之分的，而且坏人做坏事是光明正大，但小人做坏事却是躲躲藏藏；小人可能比正常人生活得都正常，在他暗算人之前，可能对任何人都很好。小人也会做好事，但小人做好事是有目的的。坏人做坏事也是有目的的，但坏人做的坏事有时是可以让人理解的。
先不说了，忙事之余，乱说了一通，以后接着写。
还有好几个会议要准备发言材料，都没来得及。来不及的就推掉算了。。。。

管季超0712

我一生下来就把自己交给了国家 (2006-12-12 17:41:56)


我一生下来就被交给了国家

     据说，每个人都有好几条命的。当然，我也有好几条命。我常常感觉到，我的这条命死了，那条命还活着。于是，我和其他同样的人一样，就往往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死了，然而又还活着。忽生忽死，忽死忽生。尽管有好几条命，但是，我的命全都被别人控制着。我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本事，于是，就只能被迫交给国家。据说，国家往往能管理一个人的性命。于是，公民就在这样的谎言之下，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命交给了国家、社会和集体。
    我们常常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高度国家主义的温暖的大家庭、大集体中，是国家、是企业、是有钱的老板养活了你，不但养活了你，而且还养活了我，养活了他，养活了几乎所有想吃饭的人。我们常常听一个大老板说，看，我的公司养活了多少人，这些人，都得靠我而活着；甚至也有老板说，看，我的企业养活了整个市、整个省、甚至整个地区的财政：我们为某某市、某某县、某某省、甚至整个中国的财政收入贡献了多少GDP。
在他们的声音里，从来就是他们养活了多少人，救助了多少人，为多少人发了工资，解决了多少人的吃饭问题，然而，却从来不曾想到，有多少人在为他们服务，有多少人在被他们当作奴隶甚至是狗一样的趋势着。
    常常有人拿中国式的管理和制度来教训我们。说，你应当怎么怎么样，不应当怎么怎么样。翻遍中国所有国营、民营企业的所有规章制度，我们从来不会发现一条是对公司老板和管理人员的约束和规定，而几乎都是对公司员工的规定。而这样的所谓规定，其实就是强制措施，而不是管理制度。但是，竟然仍然会有那么多的傻逼仍然乐呵呵地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制度，最棒的管理制度，最强硬的管理制度。而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他唯一要做的其实就只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完成任务，一件事是拿工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其中完成任务的原因是要拿工资。当然，这样简单的生存逻辑，决定了他们的头脑和做法都是极为简单的。
    其实算下来，人从一生下来到死，几乎大部分都在为别人而活着。当然，有好些人可能会辩白说，我就是为自己活着。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他或她把自己的精力都交给了所谓的国家、社会、公司和集体时，他自己是根本不可能感知到的。他唯一能感知到的就是，国家、社会和集体给了他工资了，他能吃饭了，能活命了。
    中国人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也很现实。没有什么超验主义的，中国没有几个人是真正相信康德、相信尼采、相信上帝的。中国人所相信的，其实无非就是三种：钱、权和关系。钱能买到所有的物质和精神享受，权能趋势所有人，能使自己高高在上，关系能让自己获得所有资源，当然最主要的是钱和权。中国人满口伦理道德，其实这所有的伦理和道德都是在围绕着自己转的；中国人满口的正义、坚强和反抗精神，其实，在中国人的行动上，压根儿就是被奴役，在别人脸色下行事。因为这样的话，能够委屈求全地得到钱、权和所有关系、生存资源。中国人本能是不喜欢被人奴役的，但是为能使自己得到一些更大的东西，往往不得不被奴役。中国人有没有精神？当然有，但是，这个精神是享受的精神，体验愉悦的精神，而不是悲苦的精神。我们所谓的精神，其实严格说来是精神享受。如此而已。

管季超0712

一个人的书坛——关于当下书法的记忆与思考 (2006-05-10 13:27:17)


一个人的书坛j{X]E
            ——关于当下书法的记忆与思考n4no\!9
朱中原OWdzKUy%+HJ
曾经，一个在书坛很有盛名的书法家对我说，他几乎从不与书法界的人打交道，这话虽然夸张,但是至少反映了他的一种心态。艺术家都有点狂劲。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书坛，书坛更多的，可能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书坛，而是心目中的书坛。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艺术家，艺术家的独立与个性决定了艺术家不应该服从于书法江湖。Ilu|]I\k
我也不太喜欢和当代的书法家打交道，确切地说，是不太喜欢与书法圈子里的人有太多的来往，圈子里的书法家太多痞子气、江湖气。古代的书法家大都是文人，当代的书法家大多都是伪文人、假文人，甚至根本不是文人。=RLh
独立于江湖而不横行于江湖，这是作为一个书法家与艺术家的重要价值旨归之所在。然而，当代的书法家却恰恰相反，既屈从于江湖，又横行于江湖。屈从于江湖是其委曲求全人格之写照，横行于江湖是其贪赎名利思想之写照。当代书坛，有的人既要位尊而多金，又要委曲求全，既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陈丹青。我喜欢的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陈丹青，而不是作为艺术家的陈丹青。陈丹青尽管难免有失偏激和愤慨，甚至有炒作之嫌，但是，他那种特立独行、拒不服从的叛逆性格却实在让人折服。陈丹青有些关于艺术史及艺术审美、艺术市场的论断都是很荒谬的，但是，他对于当代艺术界及知识界、社会界的洞察却是其他艺术家所不能及的。S[4Fv
很多人以为我只会写理论文章而不会搞创作。我会不会创作不便我去论说，自有公论。我经常笑着说，我本来就不是书法家嘛，随便写写字，玩玩而已。现代学术大家马一浮并不以书法名世，但是他的书法却诸体皆精，甚至比现在那些所谓的一流的书法家都要好得多。书法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余事的余事了，学者书法是典型的以学养书，它并不注重技法的雕琢，但是却能于书法之中贯注文雅之气、学养之气。1yNT+q#CJ,7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书坛中人，因为，在我看来，书坛地盘本来就不大，我一个人去占个地盘，又会妨碍他人。后来我转行从事新闻与学术了，当然并不是说放弃书法了，只不过是离书坛稍微远了一点。有人对我离开《中国书画》而进入新闻界和学术界，觉得很纳闷。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书法界呢？我笑笑。其实我原本就不是书坛中人，我只不过是当代书坛的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已，又何谈进入与离开呢？其实，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边缘的，多重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不确定的。谁又能说他就是什么家什么家呢？很多自以为是书法家的人，其实对书法却是狗屁不通。我们都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每一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对于那些书法家来说，当你拿起毛笔并写出了好书法作品的时候，你才是书法家，当你放下毛笔的时候，你就和普通人一样。这就像那些政治家一样，当你站在政治舞台上并在从事着为你的人民的政治事业的时候，你才是政治家，而当你回到家和老婆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要把书法看得太轻了，也不要把书法看得太重了。看得太轻会以为写书法是那么容易的事，看得太重会以为书法家真的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书法自古是文人的余事，至今也是文人的余事，当然书法也可以成为非文人的余事。文人不文人都可以从事书法。但是如果把书法当成了职业，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就真的可能陷进去而出不来了。R^q!8N*J
职业化是书法现代化发展的进新之路，但是，职业化也恰恰可能成为书法现代化发展的制肘与弊端。书法的职业化是与中国书协的成立密不可分的。没有职业化，书法无法现代化，但是过于强调职业化，则可能使书法越来越脱离大众，脱离底层，甚至脱离其原有的文化生态，而成为了一种纯技能化的行业了。同时，突出书法的职业化，同样也本能地排除了另外一些从事书法的群体。它使得书法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窄，以至于窄得谁稍微打一下喷嚏书坛人就能知晓，这样，整个书坛便没有神秘性可言了。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专业书法圈子越来越窄，但另一方面，非专业书法圈子或准书法圈子却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靠近书法但不懂得书法的人开始利用书法，大肆捞取钱财，他们用那种随意涂抹的笔调，书写着胡乱构想的线条，去蒙骗大众。这些所谓的书法家，本来自己都不懂得书法，也不可能是专业书家，他们也不想进入职业书家行业，但是却自命不凡地把自己定位为书法家甚至书法大师。这里面有一个猫腻：那就是，他们根本不必在书法专业圈里混，而专在书法圈外混，他们向不懂得书法的大众推销自己的书法，其实，他们对书法真的是一窍不通。因为他们深知道，如果他们在专业书法圈里混，肯定会被识破庐山真面目，被职业书法家踢出来，而如果他们在专业书法圈以外的非专业书法圈或准书法圈混，他们就能获得广泛的资源，价格可以随便定，也可以在非书法专业媒体上大肆炒作。前不久，我一个朋友拿了他朋友的一张字画来让我评价，他说这个人是很有名气的书法家，我看了看他的字，是一个斗大的“虎”字，还好，没有用左手写，也没有倒着写，他想用飞白、焦墨来表现那种大行草的凌厉气势与力度，只是遗憾笔法用错了，最后一竖的飞白拉得很长很长，是用颤笔写就的，抖抖索索写下来，整个“虎”字还真有点像那么回事，只是我看了很难受，让我作评价更难受。看完之后他问我怎么样。我反问他怎么样。他说，这个人的水平是全国第一流的。我说是吗？他说听听我的看法。我说这样“一流”水平的“书法家”我见得太多了，难道中国真的有一流书法大师了？我这人爱说实话，不说实话心里憋得难受，然后就跟他说，实话跟你说吧，这字还没有入门。他一惊，怎么会没入门呢？我就跟他一五一十地讲书法常识，他很纳闷，说，可是他的字卖得很火呀，前不久卖给一台湾老板，二十多万元呢。我说，对了，卖不到二十多万元才是不正常。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感到很困惑。我说，不单你感到困惑，很多人都感到困惑。我只跟他简单说了一句：艺术品的市场价格不能与艺术水准完全划等号。这句话像句废话。但是却的确是一句有用的废话。他又说，你说他没有水平，可是他的字大众却喜欢啊。我说，不是这样的，大众喜欢书法，但是大众不一定懂书法。现在买字画的人大多是不懂字画的外行人。大众喜欢的书法不一定是好书法。我这个朋友以前是个搞诗歌的，他又举了文学创作为例来证明说，难道你能说大众喜欢读的文学作品都是没有水平的吗？我说不是这样。我又反问道：难道像《三国演义》、《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样的经典文学作品不是畅销书吗？不受到大众喜欢吗？也就是说，高雅的东西大众同样可以接受，同样可以有很好的市场。他听了连连点头。我又说，书法和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是书法和文学还不太一样。书法的受众毕竟要比文学小得多。他最后又提到了一个艺术审美标准不同的问题，说，同样一幅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我说，你说得对，但也不全对。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艺术审美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审美标准会导致不同的审美判断；二是艺术审美水准也有个高下的问题。用艺术审美标准的不同来替代艺术审美水准的高下，是绝对错误的。这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同。同样，上面这个书法家的书法作品，根本不存在别人对它审美判断标准的差异的问题，而是审美水准的低下。]:YB*R'

管季超0712

我的思想立场——兼及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流派划分状况 (2006-04-03 11:59:36)

我的思想立场

            ——兼及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流派划分状况

朱中原

    在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很多人往往按照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来划分其思想立场和思想流派，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如按这样划分的话，那么我将属于为宪政主义者，但是这仅仅只是我的一个政治理念而非思想立场，事实上，我的政治理念还有很多，当然，宪政主义是我的一个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一个政治理念，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我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

　　在对待和区分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的时候，国内思想界往往显得比较混乱，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者本身思想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混乱，如冼岩、康晓光、萧功秦、何新等人，二是思想者在对别人进行思想立场与政治立场划分的时候，常常陷入混乱状态。这一点如冼岩等人，冼岩等人在给别人划分思想派别的时候经常乱扣帽子，动不动就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给别人扣上。在冼岩的言说里，似乎只有“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分，而且这两派也是水火不容的。而相反，另一思想者王思睿先生的划分则显得相对理性得多，也符合客观事实。在冼岩式的论调里，凡是追求宪政民主、追求自由价值观、追求市场化论调、追求效率至上的都属于“新自由主义”派，而凡是代表底层民众、追求社会公平、维护当下政治现状的人都属于“新左派”。这样，无论是追求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人，还是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何新，以及持自由主义言说的李慎之、王思睿、刘军宁、朱学勤、王怡等人，都通通属于“新自由主义”派别。当然，冼岩这样划分的时候，也将自己归入了“新左派”之列。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学理上讲还是从当下中国的现实上讲，“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冼岩所涵括的那样广泛，“新自由主义”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派别，它是西方欧陆自由主义及奥地利古典政治经济经济学派的一个现代变种，它本身与政治层面没有多大的指涉。当然，西方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本身也包含了政治学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对待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信徒时，不能够将其经济理念与政治理念挂钩。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主张来说，“新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强调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而反对国家主义、政府主义。这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精英阶层的经济诉求，当然也隐含着其政治诉求。但是，这一经济诉求并不能代表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

　　在对我的思想与政治立场进行划分之前，我先将中国的思想状况进行一个总体的概括。前面已经讲到了“新自由主义”。我再针对中国思想界的总体状况，简要论述一下中国的思想派别。从大的方面来划分，主要划分为两大派：左派、中派、右派。这是最简单最笼统的划分，如果再细化一下，那么威权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威权主义、新保守主义等，都应该归入右派范畴，而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都应该归入中派这一范畴，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等属于“左派”或“新左派”一类。当然，我上述的划分只是按思想界的一贯划分，实质上这种划分并不严格。而在上述这左、中、右三大派别划分中，国内思想界又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大阵营。自由主义本身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自由主义包括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学派）等，狭义的自由主义仅指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而我们一般所说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主义，不包括新自由主义，而“新左派”所则往往将纯粹的政治自由主义者混入到新自由主义当中去，这是有其目的性的划分。

　　那么，在上述这种划分思路下，作为纯粹的自由主义（也即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应该包括李慎之、朱学勤、刘军宁、秦晖、徐友渔、许纪霖等，以及非学院派的王思睿、王怡、何家栋等人。而诸如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市场经济学派等则显然不属于自由主义派；“左派”以及“新左派”则主要以汪晖、韩 海、萧功秦、何新、崔之元、冼岩、甘阳、康晓光、王绍光等人为代表，当然，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两派阵营中，里面也有一些人其本身的政治思想立场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何新在1990年代前后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90年代以前的何新是属于新启蒙主义派，而1990年代以后的何新则成为了新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代表，其政治立场显然由右或中右转向了左或中左。

　　在论述了国内思想界的大致状况之后，再谈一谈我的思想政治立场。严格来说，我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若按照王思睿先生的具体划分，我应该属于中派，或是中派偏右。因为，在我的政治思想里，第一我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是第一追求政治自由、政治民主、宪政民主，具体一点就是追求宪政民主条件下的自由的公民权利，此是其一；第二我的社会思想首要一条就是追求社会公平，这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追求市场化反对社会公平的经济学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在我看来，追求自由民主与追求社会公平是完全可以调和的，而并不是如左派和右派所说的那样绝对对立。因为，一个宪政民主和自由理念的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社会公平的裁判者和协调者，而一个追求自由主义的思想者本身也是社会公平、公民权利与社会自由的呼吁者，如果连社会公平这一最起码的社会价值尺度都没有做到的话，又何谈自由主义呢？自由主义者所要建构的就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国家和社会，而如果只有效率，而没有平等，又何谈自由呢？所以，无论是某些右派的坚持自由主义就无法坚持公平也好，还是某些左派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拒绝坚持公平也好，总之一点，我是自由与平等的坚定拥护者与呼吁者。其三、从经济思想角度说，我坚持市场化，坚持经济自由化，特别是坚持土地私有化、市场化，反对国家化、反对公有化，尤其是反对那种打着公有化和国家化的旗号大肆剥夺公民社会权利与财富的做法，中国所谓的国家化、集体化和公有化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化、集体化和公有化了，而是打着国家化、公有化和集体化的旗号的一种私人化分赃（请注意：私人化和私有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指社会财富为少数人所拥有的一种社会制度，而后者是指社会财富为社会全体公民个体所拥有的一种社会制度）。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所坚持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不是无限制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而是宪政民主思想和法治思想指导和规范下的市场化，无论是房市还是股市，乃至于其他市场，都需要宪政民主思想及法治的规范与引导。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既与吴敬琏、厉以宁、汪丁丁等市场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和立场一致，但是又不属于纯粹的市场学派，或许，我与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更为吻合，即倡导宪政主义规范下的市场经济。当然，我的立场除了坚持社会公平这一基本原则与“左派”和“新左派”相同之外，基本上与“左派”和“新左派”背道而驰。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第一、我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第二、我是一个坚定的宪政主义者；第三、我是一个坚定的市场化改革的拥护者；第四、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公平呼吁者。自由、民主是我的最基本的思想诉求，宪政民主是我的最基本的政治诉求，市场化改革是我的最基本的经济诉求，社会公平是我的最基本的社会诉求。在政治立场上，我既不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政治激进主义者，而是倡导在现行的政治伦理及现行的政治语境下，推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行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反对暴力革命，推崇法治主义原则，确立法治主义原则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政治理念上，我坚决反对以康晓光等人为代表的儒家“仁政”指导下的教化式的国家主义政治伦理，坚决反对极权政治和威权政治，但是在文化路向上，我赞成回归传统文化，强调以传统文化为纲来整合现代文化资源，以重新建构新型的文化形态，所以，在文化上，我属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一派。

原载《世纪中国》

管季超0712

博客：“精英”与“草根”的文化对接 (2006-04-03 12:03:17)

博客：“精英”与“草根”的文化对接

朱中原

全球化的时代，互联网的出现缩小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距离，网络的兴盛，使得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各种不同价值观、不同信仰之间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成为可能。网络博客，是一种新兴的写作手段，也是一种新兴的文字交流手段和文化交流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博客的消费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消费。网络博客使得整个社会的私人化与公共化主题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它让私人化的主题变得公共化起来，也让公共化的主题也变得私人化起来。全民共享博客文化，不仅意味着“精英”与“草根”之间的文化对接成为可能，而且意味着现代新兴群体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体验方式有了全新的改变。
“超女”的盛行，使得中国进入了全民娱乐狂欢的时代，也使得草根阶层的娱乐文化进入社会主流，“韩剧”的流行，使得中国进入了全民“哈韩”的时代，“无极”与“馒头”的对决，使得中国的娱乐文化呈现出了一种新型的方式，而国学的复兴，则使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重新成为我们的记忆。所有这些，都被记录在了用以记录中国宏观文化进程与中国个体文化进程的网络博客之中。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两极化、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当少数城市新贵已经在体验“后现代”文化方式的洗礼的时候，中国还有另一部分群体挣扎在贫困的边缘，他们还处于“前现代”的文化状态之中，这种文化生活方式的决裂使得各个阶层与群体的交流与沟通障碍重重。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增加了GDP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由于种种种种的原因，它在使一部分人获得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使另一部分人失去社会财富。于是，两极分化现象出现了，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化现象的存在，也造成了文化地位与文化价值观的两极现象的存在。这种两极文化现象的存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裂痕，在缺少合理沟通媒介的情况下，短时间内是很难得以弥补的。然而，互联网的出现却逐渐改变了这一切，但是，互联网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平台，互联网的价值要得以完整呈现，它必须在其内部自发生长出一种新兴的互联网交流平台，这个平台可以表现为很多种方式：比如电子邮件、QQ、MSN、网络论坛、网络博客等。电子邮件改变了过去那种通过纸质信封交流表达的通讯方式，实现了异地网络交流的现代化通讯方式，但是电子邮件仍然不能最大层面的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因为电子邮件仍然是一种私人性的交流方式，它本身不具有公开性和公共性，而且所交流的话题也仅限于私人话题，很少涉及公共话题。QQ则纳粹是一种私人化的东西，它的娱乐功能往往大于交流、对话功能，而且QQ它本身也不具有太多的文化传递与文化沟通色彩，网络论坛相比于QQ，更加具有一种开放性和公共性，而且它的人文色彩和文化传递色彩也更加突出，一般来说，网络论坛都汇聚了这个行业和领域内的众多高手参与，中国的很多文化名人、思想界名人也经常泡在论坛上，不断灌水，或对于公共事件发表公共言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充当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但是，网络论坛的成员仍然良莠不齐、高低不一，甚至还有一批通过网络论坛捞取名利的庸碌之辈。但是博客却不同，博客的出现改变了上述网络载体所存在的缺陷。博客的出现不仅实现了社会各阶层的最大化沟通，而且实现了各种文化、各种社会价值观、各种社会领域的人群的沟通、对话与交流。网络博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社会，它使得一切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它让那些平等的不平等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和谐的不和谐的交流均成为可能，尤其使得处于两极状态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我们似乎完全可以说，博客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方式，是中国人现代文化交流的一次重大“革命”。
从目前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人正在走向博客化生活的时代。说“全民写博”或许有点夸张，但是，在新兴一代的文化群体当中，却几乎百分之百地实现了博客化的生存。博客的出现，在我看来，至少引起了以下几个重大变化：
一是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实现了“精英群体”与“草根群体”的文化对接。文化生活是一个国家、社会和民族在某个时代所特有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汇集。当前的文化本身是一种多元文化，多元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多维的文化视野同时并存，这种多元和多维一方面抑制了那种一元文化思维的垄断性的出现，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文化的泛化和混杂，多元可能稍微往前走近一步就成了多极和混杂。那么，在这种多元的文化视野中，我们必须融入进一种主流的文化方式和文化形态来引领潮流，这个任务无疑交给了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文化精英，但是文化精英在文化传播手段和媒介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挥多大作用的。而博客却恰好承担了文化精英进行文化启蒙与文化引导的功能。写博已经成为了众多文化精英与思想精英进行文化传播与文化启蒙的必备任务。通过博客，写作者可以最便捷最迅速地了解社会大势与文化走向，通过写博，文化人可以以最便捷最迅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理念，同时以最快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字发表于个人博客，公之于众。而从社会公众角度说，处于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文化视角的社会公众，尤其是“草根”群体，当他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无法释怀、无法解决时，他就可以通过浏览社会精英的博客，并在博客上自由地留言、评论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他想了解谁的思想和文化，他就可以直接搜索那个人的博客。而且，博客文章所讨论的话题也相对比较集中，公众可以针对某一个热点问题和焦点话题，集中讨论和交流。在这里，我们看到，博客真正实现了讨论无禁区、言论无阻塞的理想交流方式。
二是改变了社会各阶层文化群体的文化状态。文化状态是一个社会的社会群体整体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态。当前，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是多元的，也可以说是分散化的、碎片化的，整个社会的各个文化群体之间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封闭、阻塞状态，文化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由地传播与扩散。“草根”群体无法通过合理渠道直接与“精英”群体沟通，即使是了解了一些重大社会事件，但是也仅仅是停留于问题的表面，而无法获得关于社会文化现象与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而“精英”群体也无法通过合理渠道将自己的文化思考与文化观察输送到社会公众，通过传统媒体那种发表文章的方式不但限制极大，而且极为缓慢，而且，即使是能够发表，能够公之于众，但也无法得到充分地反馈与交流。“草根”群体是很难在较短时间内通过纸媒来表达自己的心声的。那么，博客的出现就正好弥补了这种技术化的缺陷。博客文化的到来，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状态，它使得一部分本来属于“草根”群体的人，也通过博客写作与思考，进而跃进“精英”群体之列。这说明，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群体，只要通过一定的媒介与渠道，是完全可能改变自身的文化与地位身份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木子美、流氓燕和芙蓉姐姐了，尽管这三个人是以负面文化现象出现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网络博客的出现，才使得她们能够一夜走红，进而为全社会所关注。
三是博客的出现，为公民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公民社会是一个法制化、民主化、市场化的社会，公民社会的出现，将意味着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可以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自己的合法化、正当化言论，申诉自己的合法化权利。公民权利的申诉是公民社会的最大特征。但是，由于我国还处于转型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而且，各种文化价值观、文化群体可能也会出现相互博弈的状况，那么，如何保证博弈的顺利进行呢？光靠政策平台、法治平台和经济平台是无法解决的，还必须通过文化平台。如果说政策平台、法治平台和经济平台是一种刚性的手段的话，那么，文化平台则是一种柔性的手段，它能最大可能地调和处于两极或多极文化状态中的文化群体。转型中国，“草根”群体相对来说是一个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那么，“草根”群体的权利申诉就变得尤为重要。但问题的关键是，“草根”群体如何通过正当、合理、便捷的方式和渠道，来申诉自己的公民权利呢？而“精英”群体又通过何种渠道和手段，去和“草根”群体进行文化上的交流与对接呢？当国家的重大政治决策、经济决策和文化决策的下达出现障碍时，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一种新型的文化推进方式，有时候，国家的重大决策可能用那种刚性的手段方式无法推进，但是用那种柔性的手段方式却往往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博客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播方式，它的出现，为推进社会交流、社会和谐与文化对接，推进公民社会的成型，提供了文化平台。当博客刚刚开始的时候，或许，它仅仅扮演着一种技术化的铺垫作用，但是，当博客被大多数社会群体所接触、接受和认可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方式。由技术化的方式而文化的方式，由技术化的功能而文化的功能，由技术平台而文化平台，由技术理念而文化理念，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技术的变迁是一种局部的变迁，而文化的变迁则是一种社会的变迁。

博客文化的到来，人为地消除了那种等级、体制、身份与平台的局限，消费博客文化，不仅仅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专利，也不仅仅是属于哪一类人的专利，而是属于处于网络消费中的全体社会公民。现在，年老的人也好，年轻的也好，文化精英也好，“草根”群体也好，政府官员也好，平头百姓也好，甚至娱乐明星、社会名流都热衷于写博。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就经常通过博客直接与社会公众交流，社会公众可以从孙立平先生的博客里获得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

一些时尚杂志的群博客上，众多网友咨询编辑们化妆、服饰搭配等时尚话题；

　　在张靓颖和徐静蕾的明星博客上，粉丝们向偶像表达着各自的祝福和期待；

　　在巴金先生去世当天，巴金纪念专题博客也同时推出，不少网友还有著名作家、文学家纷纷在专题博客上追忆巴金老人生前事迹，哀悼老人辞世；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说：“人们喜欢网上的交流胜过现实生活中的交往。而博客，就好比网上的房子，是个栖息盘桓的个人空间，因此博客不得不建设。”

一些社会名流如余秋雨、李敖、郎咸平、张五常、余华、余世存、朱军、白岩松、吴晓莉等等，都在写博客，他们都把博客当成了自己的一种日常的正常的写作方式，这在博客化的写作经验中感受到新型的文化体验。写博，不但成为了一种时尚，而且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它既是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化的生活方式，既是一种生活体验方式，也是一种文化体验方式，既记录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人生命运，也记录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群体的社会命运。博客的出现，能够将私人文化与公共文化、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消费文化与高雅文化、群体文化与个体文化融通对接起来，从而在文化上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在我看来，和谐社会的构建，最为基础的是利益的平衡与调整，而最为重要的则是文化理念与文化价值观的平衡与调整。只有实现了利益的平衡与调整，才可能谈得上物质生活层面的和谐，而只有实现了文化的融通与对接，才可能谈得上文化理念的和谐。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从文化上说，即是要尽可能地消除那种“精英”群体与“草根”群体在文化上的隔阂、对立与冲突，通过现代文化传播理念和传播手段，培养中间文化群体，塑造新型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群体。

载《中国报道》2006.4

管季超0712

王岳川二三事（一） (2006-04-03 14:05:10)


王岳川二三事（一）

朱中原

王岳川是学者，很知名的学者，但也是个非常好玩的人。
王是我都是四川人，他安岳我资中，邻县，以前都属内江管。我和王交往不长，但他却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24，他50，可以说是神交。我所交往的朋友中，大部分都是高龄朋友。
王岳川虽五十开外，但面皮白净，脸色红润，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的样子，是个小白脸。我曾开玩笑说，你可以去做男性护肤品的形象代言人了。他嘿嘿一笑。
王岳川说话声音很苍老，听起来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特别是刚睡了觉起来更为明显。他曾说，有一次他在早上睡觉时，迷迷糊糊中接到一个老头的电话，老头说我找王教授。王岳川说我就是，老头劈头就说王教授我很崇拜你。王岳川听得一愣一愣的，说，哦，哦，没啥值得崇拜的。老头又说王教授我啥时能拜访你？王岳川说下午吧。果然，没过多久老头就真的来了，见了面，老头见眼前的这个人分明就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嘛，于是就问，你父亲在吗？王岳川又一愣。我父亲？我父亲，他在四川乡下呀？他来这干嘛？老头又干脆说，你干脆叫王教授出来吧。王岳川说我就是啊。老头把眼前这个人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说，小子，你快把你父亲叫出来吧，这年头冒充什么的我都见过，但就是还没见过有冒充教授的。王岳川感到莫名其妙，说，我没冒充啊。老头说，不对，我读过王教授的文字，看年龄，至少也是个五六十岁的人吧，怎么会是你？王岳川说你要不信，那你就先和王岳川的儿子——我谈谈话吧。谈了一阵话之后，老头才猛然发觉，眼前这个人真的是王岳川。
这就是学问与年龄的差异。生活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王岳川是学者，但不是一般的学者，是个好玩的学者。他身上好玩的故事特别多。
有一次王给我发短信说第二天去北大喝酒。我真的第二天就去了，结果去了给他发短信，他却说，我说的是后天啊。我当时气得慌，我大老远从宣武门跑到北大，坐车都要坐两三个小时，来回一趟就要花半天时间，他却这样“耍”我。王给我发短信说：“我现在还在长沙，我说的是后天啊”。我不服气，于是就把那天他给我发的短信又给他发了过去，作为证据。然后补充了一句：“少喝酒，多看美女。呵呵。”王随后回了一信：“酒后写错，明晚补过。”
王岳川酒量大，不是一般的大，十来个人轮番攻击弄不倒他。他喝啤酒就如喝白开水一样。王岳川是个东方主义者，喝酒也不输给外国人。有一次他和两个韩国人喝酒，韩国人也想在中国人面前摆阔，于是两人就联手对付王岳川。不想他们哪里知道王的厉害。三两下就被灌趴下了，一个在地上滚来滚去撒泼，一个倒在车里就起不来了。王经常和日本人喝酒，日本人也是很要面子的，永远不服输的。但是，日本人经常在王面前吃败仗。说起喝酒，王也有一段趣事，但也是惊险事。他曾经和一个搞语言学（可能不是很准确）的老教授喝酒，老教授也是不服输，再说了又遇到了老朋友，一喝就喝上劲了，结果却喝得没气了，当时就人事不醒。把王岳川给吓坏了，以为这一生都要完了。到处找人求救也没办法，最后王灵机一动，干脆自己充当起医生来，给他掐人中，又是掐虎口，最后又用烟屁股烧他的人中，最后终于醒来了。这事王岳川现在看来也仍然记忆犹新。
喝醉了酒王做任何事胆量都大了起来。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夜晚开着车在三环路上飞奔了起来。车虽然在开，人却早已没了控制，开着开着车速就已经超过了180迈，当时坐在他副驾驶座上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正好是交警部门的，这位老兄当时吓得缩着头，双手紧紧抱住王岳川。后来王问那位老兄说，你抱着我干嘛？那位老兄说，我的天哪，你自己看看你的车速，都超过180迈了，车都已经跑得飞起来了。王恍然大悟（未完待续）
注：以上所记纯属私人之言谈，不牵涉任何人际利害。

管季超0712

王岳川二三事（二） (2006-04-12 20:16:31)


王岳川二三事（二）

生命中的相似与相识

王岳川是学者，既然是学者，那立身行事就得要做学问。
做学问的方式有很多种。但王岳川的学问方式很特别。
有些人做学问是在用身体做学问，有些人是在用金钱和钞票做学问，有些人是在用精神和灵魂做学问，有些人是在用生命做学问。
王岳川的学问做得好与不好自有公论，无须我赘述。但是王的确是在用生命做学问。
他老跟我说，说不定哪天就心脏病突发，猝死。我一听，吓了一身冷汗。
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像个女人一样，整天在他面前唠唠叨叨的，叫他不要太累要注意休息，可是，他却给我诉苦，没办法呀。既得做书生，还得做民工。王的本行是做学术，可是近几年却做起书法来，我这里所说的做书法不是说搞书法创作，而是做书法事业。即操劳北大书法研究所。北大对于艺术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烂摊子，多年的断层和隔阂，使得北大离艺术尤其是书法已经很远很远了，就即便是北大那些一流的中文系学者如钱理群、严家炎、温儒敏等都觉得书法是小技、小道，但是王岳川偏不信狠，四川人的脾气都是很倔的，王的脾气尤其倔强，倔强得连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认定了的事，无论如何也要做。为了操办北大书法所，王曾经多次找过中文系领导商谈事宜，希望能把书法所挂靠于中文系，本来书法就与中文最为接近。但是却无果而终。最后他又找到艺术学系的叶朗，叶朗是搞美学的，老资格的教授。现在是艺术学系主任，最后叶朗同意了。
严格来说，王仅仅是个学者，书生。不是书法界中人，书法界很混乱，虽然林子不大，但却什么鸟都有。书法界的一帮人多半不是书生和文人，而是混混，不是混混，就是政客官僚。王当然不屑于与此类人为伍。但是正因为王不是此林中人，却遭到林中人的非议。非议有很多种形式，有人说他字写得不好，有人说他做学问太浮躁，有人说他本来是学界中人，却非要来书法界横插一手，还有人说王是做学问不行了，便想在书法界出名。对于所有这类非议，我要说，你们都错了。完全是胡说八道。王的字写得不是很好这一点我认同。但是正因为王以一个业余书法家的身份来从事书法事业，其用心才更显可贵。王很多时候是费力不讨好。王曾经对我说，他要把这几年的心血都花在书法所上，我说，算了吧，书法所这个烂摊子，杂事多，还是用在学术上吧。王说忙完这一段就出去清静清静。我说你别把身体不当回事。王说没事，我现在身体好得很，我经常锻炼，年轻的时候，游泳、长跑我都是冠军，现在每天睡觉之前都做50个俯卧抻，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出去长跑。
王的睡眠时间极短，只有五六个小时。他一般上午睡觉，下午会客、工作，晚上写作、阅读。所以很多人上午一般找不到他。我经常看到他睡眼惺忪，说话声苍老。他完全是在玩命。
为了能够保证他每晚能够早点回家休息，我故意给他短信骚扰他， 有一次我看他深夜12点了都还未归，就给他短信，我说你早点回去吧。他说一会就回去了。我说好，那我等你。结果等了一会他还没回去，我又给他短信说，我说你怎么还没回去？你快回去吧，我有紧急事跟你说，短信说不方便，回去我打你座机慢慢说。我以为他没当回事，结果，不到15分钟，他果然乖乖地回去了，他一接电话说有什么事？我嘿嘿一笑说，没事，就这事。他说到底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是要你早点回去。他嘿嘿一笑说，你小子骗我呀。放心，我又不会在外面干坏事你那么担忧干啥？我说，你干坏事我不管，你身体坏了我就要管了。
说起身体，王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感冒，一感冒就闹得很严重。王曾经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因为感冒差点丢了命。那一段时期他在集中精力编一本50多万字的《书法文化大观》，结果弄得严重高烧。后来弄到北大医院去抢救，王那时也是北京市跨世纪工程骨干学者了，按理说身份也不低了。但是却被弄在一个普通的病房，亲人朋友都不在，没人来照顾。而护士也不是很负责，哪管病人的死活。王后来说，当时他听护士说，他高烧得整个脸庞都肿得扁平了，脉搏逐渐变慢，甚至连心跳也快停止了，当时他只迷迷糊糊地听护士说，王教授你要挺住，你会好起来的。其实护士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快要完结了，那仅仅是一句安慰的话。王当时感觉自己真的到了生命的边缘。他说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结果不曾想，第二天醒来，竟然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后来他又听说，那天晚上，就在隔壁病房，北大中文系一个老教授停止了呼吸。
这事想来很后怕。
王对生命有一种很独特的感觉，他对于生命本体论之超验体验，可以说是尤为深刻。因之，他做学问，能贯注生命之真髓。
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小的时候，他放牛，爱骑在牛背上玩，结果一不小心从牛背上摔了下来，当场就晕过去了，差一点丢命。后来牛却给他舔伤口，他又慢慢醒过来了。
这种偶然的生命际遇，所带给人的，往往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王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有点相似。我也是一个体验过生命完结的人，或者说曾经死去过，只不过后来阎王爷又把我放回来了。人在快要死去的时候，往往自己是能感知到的。当年我在医院里就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要完结了，那个时候还小，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脑子里又像放电影一样，迅速地把以前的各种生活片断都一一放了出来，我想到了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事，很多很多场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快要死了。然后就心里发荒，我一个劲地喊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连连答应，说我在我在。我又一个劲地喊我母亲的名字，我母亲也说我在我在。后来我又喊别人的名字，几乎每一个我熟悉的人的名字我都喊遍了，后来就没有知觉了，再后来，我是怎样醒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曾经死去过，最后又活过来了。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太脆弱。只不过有的人感知到了，有的人没有感知到而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