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青诗歌集《飞翔的乐章》研讨会召开

教师之友网

赵长青诗歌集《飞翔的乐章》研讨会召开

　　12月5日，中国作协创研部召开 赵长青诗集《飞翔的乐章》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杨承志和三十多位位诗人、诗评家、书法评论家共同研讨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赵长青的诗歌作品。会议由创研部主任胡平主持。
　　陈建功在致辞中说：赵长青是一个时代的歌者、生活的歌者，他永远置身于滚滚的生活洪流中，不竭地寻找歌唱的题材。在欢庆建党80周年的人海中，他的思绪和白鸽一起飞翔，最后汇成了“飞翔的乐章”；在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队伍中，他的心潮也涌动难遏，直抵云天，最终汇成高鸣的进军曲；在香港回归之夜，他把百年的心愿，托付给舞动的长龙，把无尽的情缘，投入盈溢的美酒；在共和国的50华诞，他又把奔腾的三江作为琴弦，叙说“情与火编织的故事，歌与诗合成的乐章”……他的情感是如此的真挚、率真，以致有时甚至忘记借助含蓄、曲折、委婉、隐喻等艺术手段，他表达的是另一种诗意，另一种风格，我称之“和山岳江河一道酣畅地歌唱”。在中华民族朝着复兴之路迅猛奔跑的时刻，这种忘情地投入的歌者和呐喊者，这种把自身的喜怒哀乐和家国情怀相熔铸的精神，显得格外珍贵。
　　与会专家认为，赵长青诗集《飞翔的乐章》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抒情之作，诗集中的作品无论是长诗、短章还是歌词，无不体现着诗人明朗而饱满的情怀。他的作品字里行间都散发着忠诚于时代、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努力追求社会人文价值的品格与精神。
　　与会者谈到，赵长青的作品有一条清晰的传承脉络。他从小喜欢诗歌，几十年初衷不改，是贺敬之的《放歌集》使他和政治抒情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诗歌之路对许多喜欢诗歌的人是一种提醒。一个诗人的成功必然有一条传承的脉络，他的作品也一定是人生经历与前人文化经验的结晶。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认认真真地生活，在履行自己社会责任的同时，潜心于诗歌创作。不以诗人自居，不急功近利，不为虚荣，更不是为了什么“主义”、“流派”和“文学史”，完全是出于对诗歌的热爱，以这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感知、体验和领悟。
　　评论家认为，赵长青既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活生生的人，他生命中有着他所从属的，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经验，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都会体现着来自生命的潜在的经验，不是刻意的制造，而是一种自然的流淌。深入内心的世界，面对现实的生活，这样的作品是值得信赖。
　　与会者还谈到，现在很多诗让人读不懂，而赵长青的诗读起来朗朗上口，晓畅明白，与读者没有阻隔感，既有鲜明的主题，又有形象化的概括，既有对历史的沉思，又有对现实的观照。评论家认为，这与作者也擅写歌词有关，过于隐晦或曲折的表达不适于其内涵和主题，他的诗，更易于朗诵和歌唱。赵长青的诗歌多为直抒胸臆之作，情绪高昂饱满，他的语言也是倾向于明快质朴而少修辞雕饰。正如黄遵宪所倡导的“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无论是表现内容还是形式自由等方面，都有着与他自己的艺术理解相互激发相互提炼的独到之处。
　　出席研讨会的还有：雷抒雁、范咏戈、蒋巍、张同吾、林莽、陈福民、刘家科、商泽军、张瑞田、李晓虹、赵学敏、吴震启、李甲琴、白秋晨、高庆春、 于恩东、张志和、薛铸、韩永生、朱培尔、杨茹等 。

教师之友网

我手写我口 真率也风流——浅议长青的诗歌写作 陈福民

陈福民

　　长青是一位有着多样生活经历的人。
　　他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酷爱文学，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还是一位文化工作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应该说。在上述领域内，长青都有着令他足资骄傲与珍惜的成绩。但最为他所看重的，是他的诗人身份。
　　这是很有意味的事情。诗人究竟是什么？一个模仿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比喻是：如果文学是一顶王冠，那么诗人和诗歌就是王冠上的明珠。据说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随便站在圣彼得堡的街角，摘下他的礼帽摊在手上一言不发，就会有经过身边的人奉上钱财，而诗人那骄傲的头颅始终是高昂着的，施舍的人也必不敢存轻蔑之心。古往今来，欧风美雨，上面那个“明珠”比喻的有效性至少维持在上世纪的80年代。然而在当下的很多时候，“诗人”这个称谓似乎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诗人”几乎是不体面的代名词。就在海子声言要“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后的十年，就有了另一种声音：“让麦子和稻子放声歌唱吧——饿死那些狗日的诗人！”沧海桑田，世事难料，对于诗人，时代的声音显然变得有些嘶哑和残忍了。
　　但是长青对此毅然不顾，他坚定不移地把诗人和诗歌放在他的个人生命价值链的顶端。对于文学，对于自己的诗歌追求，对于自己的诗人生涯，他始终是敬畏有加、珍重非常的。目下这本《飞翔的乐章》和此前出版的其他集子，都证明着这一点。
　　我想说的是，在各类诗人、伪诗人面对时代转型的汹涌大潮而惊慌失措、夺路而逃的时候，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在很多时候，一些特别聪明的人，很容易离开自己的根基而别寻出路。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人的生存与他的文学艺术生涯有着致命的关联。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喜欢反复讲述文森特·梵高、卡夫卡等人面对艺术与生存的穷途末路而坚韧不拔的故事，但是，当《向日葵》和《麦田》被拍卖到天价的那一刻，艺术被出卖之后的惨象是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的，他们关心的只是价格。
　　关于诗歌精神的美学源泉，历来有很多精辟的说法。清人赵翼有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还有更简洁的说法：“愤怒出诗人”。而长青是信奉“国家有幸人有幸”或者“国家有幸诗歌幸”的，因此，他的诗歌写作，比较多地从郭小川、贺敬之开创的“政治抒情诗”这个传统脉络中吸取营养，他的主要题材，是一些深具时代感和时事政治性的人物与事件。在共和国的壮阔风云激荡之下，在郭小川、贺敬之等诗家的高峰面前，长青显然不辞做一名“时代的歌手”。他歌唱每一个令他心潮澎湃的事物与时刻，如党旗、少先队、烈士墓、奥运会……他歌唱每一个令他感动的人物，苏宁、丛飞、牛玉儒、抗SARS白衣天使……，所有这些，无不是一种对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弘扬，他把这些起源于真情实感的作品视作一种对于党和国家的诚挚奉献。在这个意义上，长青的诗歌写作是面向国家的写作。
　　长青诗歌写作的另一个重要题材，是他对于家乡土地的深情厚意。在他的笔下，随处可见自豪与深情的吟诵：“月亮挂在村口的老榆树上/童心伴着枝叶在摇荡/我躺在喧腾腾的/麦垛上看浮云/亮亮的北斗告诉我/我生在祖国的北方”(《乡情》)，“/像一条洁白的绸带/系住了一座/飘着缕缕炊烟的小屯/像一条银色的琴弦/弹响了一支/久远而动听的乐曲”(《冬天的小河》)……这些深情委婉而不失豪迈的句子，记录着一个游子对家乡的拳拳之心，同时，这些埋藏在他心里永远无法忘怀的感情，也恰切地说明着长青诗歌写作最为深层的精神资源。因此，这也是长青对生活充满感恩之心的真切写照。
　　长青的诗歌多为直抒胸臆之作，情绪高昂饱满，他的语言也是倾向于明快质朴而少修辞雕饰。正如黄遵宪所倡导的“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无论是表现内容还是形式自由等方面，都有着与他自己的艺术理解相互激发相互提炼的独到之处。这一点，在现代诗歌那种过度修辞过度夸张变形的美学统治下，完全可以呈现出一种别样风流。而长青，将继续在这条诗歌道路上奋然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