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记忆（李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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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涛
　　我喜欢阅读，大约从初中时代就开始了。在更小的时候，听老人给我们小孩子讲隋唐故事之类，想听，后来就想自己读。初中以后就读开了。自然，不会选择，管他什么书，只要有趣，就读。一直到高中阶段，都这么读小说，从还珠楼主(那时他和现在的金庸一样有名)写的剑侠小说《蜀山剑侠传》到巴金的《家》，再到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烟》，都读，而且入迷。早上不起床，躺在床上总要读完一本，或读到吃午饭时，才起床。那些书里还包括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这种书，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近代文学的人，大约已经没人读了)，真动感情，读得两眼含泪。记得当时(1950年前后)，俄国小说风行。我读过《穷人》，真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画所震惊。还有，就是读到《白痴》，觉出作家把人的灵魂撕成一条一条的，当众咀嚼，嚼得嘴角滴血，却眼含泪水。所以到新时期，陀氏被推崇，被俄国理论家，那位巴赫金，细加分析，我觉得能够接受。因为他的小说我当年就读了不少。还有一事可记，在中学读英语，课文里有美国作家霍桑长篇小说里的一段。于是就找那本小说来读，那本小说名叫《猩红文》，现在译名为《红字》了。其中说一位女士，因为爱一位神父，被人们在脖子上挂一个大牌子，上写一个红色的“A”字。这个A字，是英文“荡妇”的第一个字母，就如现在“破鞋”一词。书里的描写是惊心动魄的。学生时代，我就这样看小说。这也难怪，那时没有电视看，也没有音乐听，只能读。中年以后，我的视力不好，而且两只眼视力差别挺大，我以为可能和小时候侧身躺着阅读有些关系，何况那时室内照明也不好，夏天，我常趁黄昏时的微光，坐在院子里读小说，直到天黑。后来，我一直喜欢阅读。直到现在，目已昏花，拿着放大镜还读。有人说这算好习惯。但我觉得这已经是一种毛病，而且不好改，不易断根。每天不读几页，就觉得白过了一天。其实，80岁了，还读什么呀。不说懂不懂的事儿，前天读的，昨天就忘了，今天已觉茫然：我读过吗？自己也觉可笑。但还是要读。您说这不是毛病是什么？从功利上来说，没用。但自己又用时髦的话说，这是重在过程，不在结果。当时觉得乐，有趣，开心，就行了。这真是不足为训的读书。
　　我说“不足为训”，不是客气话。我没有做过真正的学问，没有专门下苦功于某种学问。也许曾有两三年，想研究鲁迅，想研究小说文体问题，曾集中一点力量找些书来读，稍系统一点，但不久即停。其他时间都是“读读而已”，消遣性质的读书。我现在忽然想到，“文革”初兴之时，我在省委党校，既不为革命造反派所容，又不属于“牛鬼蛇神”之列。闲闲散散，只被分配一件工作：为大串联的学生发放被褥而已。闲着干什么？得找点书读呀——这是我的思维方式。读什么？当时乱看书是会惹乱子的。我想，多年不读英文了，弄几本来读读吧。党校图书馆里还有点英文书，平时没人读的。读英文不也是有点反动吗？(请记住那个时代的特点)我读英文本的《联共(布)党史》呀。还有英文本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马克思的名著呀。(可是我实在读不懂，读几页，停下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红得很，她有几本书，图书馆里也有。这是不会犯错误的。还有两种外国报纸，其中一种好像是英国的 《工人导报》，管他呢，借来读。读着读着，我就借到厚厚一本英文本的《斯大林的私生活》，一读，反动，揭露性极强。我不明白当时省委党校里何以买进这样的书？大约是英文本，没有人把关吧？读得我大开眼界：世界原来如此。这种阅读大约持续一年之久。其间，我觉得最有收获的是读了莎士比亚的两本原文剧本。一本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一本是从老朋友涂君那里借到的。这一本就是《凯撒传》。我最真切感受到莎翁的伟大，是读了这本书以后。莎翁的气魄，人物的灵魂，我才感受到一些。此外，杂七杂八，我也读了一些。谁说“文革”时不能读书呢？我就读了这些。当然，以后你周围连书都没有了，也就无法读。管他什么中文、英文，古文、白话。
　　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会读书，只是说我常读而已。视力越来越不好，要用放大镜，读得就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少了。就这样，还瞎读。比如，前几次文学诺奖获得者名单一出，新书上市，我总要快买一册来读。我记得，2002年文学诺奖得主，南非的库切，主要作品是长篇《耻》，我就读了，而且写了文章发表。2004年文学诺奖得主是法国的耶利内克，代表作是长篇《钢琴教师》，我也读了，也写了文章。再后来的，我就没读了，太费目力。近年只读过一部，是本省作家成一的《茶道青红》，读得我眼痛。我就说，以后再不读长篇了。是否真的就能不读了呢？且看如何吧。报纸、刊物还是要翻的，书也读，找某一段，看看。我一看书就心静，就像会气功的人说的那种境界来了。所以我说，读书可以养生。把读书和养生联起来，这与真正做学问，相隔十万八千里，所以不足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