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伤害了真正的阅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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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伤害了真正的阅读文化

姜广平

关于《读者》的有关资料：
●《读者》办刊25年，从《读者文摘》易名为《读者》后，已长成四副相似而又不同的面孔，分别是：《读者》半月刊、《读者》（原创版）、《读者欣赏》（月刊）和《读者》（乡村版）。其中，半月刊一月两期，直言之，《读者》现在已经是五份刊物。另外还有一些《读者》杂志的系列产品，包括《读者》精华本、《读者》合订本、读者各种丛书、读者光盘，还有与邮局共同开发的读者名信片，主要用于营销的征订，从2001年后已成为全国绩优人士的系列品牌礼品。
●《读者》杂志到2004年5月月发行量858万册，跃居中国期刊排名第一，亚洲期刊排名第一，世界综合性期刊排名第四。该刊称：从创办至今，《读者》始终以高雅文化、人文关怀为主调，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追求高质量、高品位、高水准，形成了高雅、清新、隽永的风格，赢得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赞誉。据有关数据显示，《读者》的读者群，有为数众多的中小学生。某些学校订阅量之大，实在是无法想象的。每到期刊发行的日子，传达室里堆满了《读者》。
●2005年，《读者》借25周年之际，进行具有极度诱惑性的广告：25周年殷殷答谢，1800部手机给你惊喜！
●《读者》2005年第20期（半月刊、十月B）连同封面在内共28个彩页，有23页花花绿绿的广告，依仗着高额发行量，《读者》每一期大肆地从读者的眼球里赚取着高额的广告费。


写下题目，我便顺手写下一行字：《读者》——营造了一个浮泛的阅读时代。
无数次，我努力想读完一本《读者》杂志，然而，每一次努力，我都以失败告终。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痛下决心，打开了《读者》第2005年第20期（半月刊、十月B）。
卷首语《幸福的秘密》，一篇典型的“读者体”文章，在说一个不知所指也可以说是可以泛指很多人或某一类人的商人.为什么无法具体到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呢？这种故事的真实性有几何呢？令人生疑。而阅读到最后，我还是未能明白要给我们的幸福秘密何在，有点不知所云，同时，对《读者》的选编者的眼光与见识已大大钝化不禁感慨丛生。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好文章其实并不会有很多，哪里经得住《读者》以五本齐出的海量像注水一样的让一本刊物假性隆起？当然，这篇卷首语的最后，点出了选摘自《外国文学》，但没有标注具体的期号，让人对《读者》是否具有严谨性生疑，而纵令这样的文章出自于《外国文学》，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文章在《外国文学》杂志上，也一定是叼居末位的作品。真正的作品恰恰是《读者》所拒绝也是它的篇幅所无法承载的。这样看来，《读者》缺失的正是它标榜的那种最起码的文学精神。
当然，最让人不知所云的是那篇《采访》，如果要评出本期最烂文章，我想这一篇是最低俗也最滥的。
在目录之旁，每一期都会有一篇《心声》，读之让人肉麻。至如文章末尾，言“《读者》一册在手，畅游文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养吾浩然之气，不亦快哉！”这样的话，不消我言，稍具一点理智的人都能看得出是怎样的虚假甚至虚伪。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文苑》所选的《礼物》，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其实说到美国的“礼物”，我们最喜欢的一定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不过，我还是耐着性子读完了这篇《礼物》，原来，作者抖了半天包袱，将成功、快乐、珍惜等人生的重要内涵再一次浅薄表现了一次，一如《读者》历来《文苑》中貌似让人感动的文章一样。同样，它再一次让一个不明姓名的老人与孩子进行道德的说教。这样的作品实在无法与欧·亨利《麦琪的礼物》同日而语。2002年高考作文《心灵的选择》便是因为普泛化的道德内涵而遭人们的指责与批评的。这类文章如果能用“高雅、清新、隽永”来评判，那么，朱自清、梁实秋、梁宗岱、巴金等人的散文我就不知道该如何从审美风格的高度进行欣赏了。
更糟糕的是，与《幸福的秘密》一样，这里的人物不知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他们只是在那里空泛地交流着。这正是作文之大忌。当今中学生作文，犯这种无脸无形的错误的实在比比皆是。而《读者》对此不但没有任何矫治，反而有推波助澜之嫌。无怪乎现在的中小学生作文，仍然处于停滞不前的水平状态。
我觉得，我们可以不要《读者》，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只要把语文教科书及其相关的文章认真地解读好，便非常有用了。这是《红房子》引发起的感慨。这同样也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的想法，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黑塞说：“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
我像与作家们对话一样，总喜欢在文本中寻找到可与之对话的着力点，寻求到可以让人怦然心动的审美情怀与打动人的细节的力量。瑞士籍著名作家的《红房子》可以说是这期中最好的文章，然而，它那朴素的力量终未能形成杂志本身的力量，我再一次失望地发现，仅这样一篇在诸多名家散文选本如《中学生阅读文选》、《青年必知名家散文精选（外国卷）》、《中外散文诗鉴赏大观》里都能寻见踪影的名篇，实在不能认为是《读者》的高度。可巧，在我所使用的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里，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一篇《获得教养的途径》是那样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而我则深深明白，并没有多少语文教师与学生对这篇文章投注更多的关注。而《读者》在这里还犯了一个错误，对黑塞，可能还是得在作者栏里写全他的姓名：赫尔曼·黑塞。而且，得标注成瑞士国籍，虽然他生于德国。
在《难民火车》、《萍水相逢》和《父亲的自行车》这里，我遭逢琼瑶、孙绍振和余杰。这是三位准大师级的人物。当然，这期里还选用了同样是准大师级的著名作家叶兆言的《动物和老人》。关于叶兆言的小说，我其实与很多人都有同感，那就是需要往大处写时他无法大气，需要他往小处写时，他却又无法把握小的尺度与力量。当然，这是所有小说家的难题。《动物和老人》可惜一样地只有“我的朋友”与“老领导”这些面目模糊的人物。所好的是，叶兆言将此引向到智慧用于创造、行善、破坏、伤害时，其能量一样地无与伦比，这是这一篇文章的力量与深度。琼瑶与孙绍振，一个失之于琐碎，一个失之于寒伧。孙绍振先生实在没有必要挤到散文家或小说家的行列里来，搞自己的理论研究与语文教学研究则可，操弄其他行当，则肯定会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余杰笔下的叙事散文，与中学生作文并无多大区别，同样说明一个问题，余杰是那种基于批判原则与立场的杂文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他的长篇小说《香草山》的贫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大概是一定要非常具有人文精神与修养的编者才具备的判断能力，而津津乐道于这份名刊是两名学理工科的人办起来便打理得这么好，问题便出来了，理工科出身的人，要承载厚重的人文内涵，可能有力所不逮的时候，因为具体到某一文本上，便开始考量一个编辑或一个杂志人的人文精神与人文高度了。这与发行量是没有关系的。千万别总是拿发行量说事，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黑塞如是说。
《读者》中关于经济观察与思考类的文章据说曾是一大亮点。然而，我越来越怀疑这些文章的价值。在这一期上，《西方人比中国人富多少》再一次让我考虑起这一问题来。我在内心问自己：这样的文章价值何在？它引导我们起了正确的金钱观或价值观了吗？再有，当我看到《读者》曾选用了梭罗的《瓦尔登湖》的节选时，我是非常欣慰的，这本在人文世界被广泛阅读的巨著应该进入到《读者》的视野。可是，如果将梭罗建立起来的价值观移置到这里，是《西方人比中国人富多少》这类文章打倒了梭罗，还是梭罗打倒了金钱？在现世，这个物质大潮汹涌澎湃的现世，也许，人们更需要的是贫穷、淡泊的力量与尊严。我们不能再对金一津津乐道了，否则，下一代人的价值观会被我们彻底毁灭，当我们都意识到金钱并不能带来一切时，我多么希望这样的文章不要再出现在《读者》的版面上。
与此相关的是，那篇《静的境界》，我觉得同样丑陋不已。
那篇《失忆13年》，终于让我决定将这本发行量居全国第一的杂志丢在一旁。我内心再一次明白：即使今后再也不将《读者》拿起来，也绝不是任何一种损失。对我，对更多的读者而言，并不是失去了心底的同情与爱，但我们坚信，这样的文章并不能必然构筑起我们内心的同情与爱的殿堂。如果说这样粗鄙的文字也有这样的力量，我倒觉得曾经流行过的一首歌子《我们这里还有鱼》要比这样的文字温馨而美丽，更不用说我们还有《悲惨世界》这样的煌煌巨著，一直蹲踞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在我，可能在大多数读者，对《读者》，选择读与不读，似乎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缺憾。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是不会对《读者》有任何青睐的。至少在我，我差不多已经有二十年未将《读者》这样的刊物置于自己的案头与手边。
我为《读者》发行量如此之高而感叹不已。25年苦心生聚，《读者》打下了属于自己的空间，然而，当一本本充满浮泛气息的《读者》杂志充塞在中国读者身边有限的空间时，我不禁想问，我们还有多少空间留给那些珍贵的经典？
也许，正如你所认为的，《读者》使休闲的空间富有情趣，《读者》充分利用了时间的碎片。可是我又想问，当身外的物质大潮汹涌澎湃，人们的工作节奏日益加快之时，现在的人们，还有多少休闲的空间和时间？《读者》全部挤占了这样的时空，还有多少空间留给心灵的叩问与精神的成长？
再谈一谈关于广告的问题吧！
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广告，中间的插页，封面后面封底之前的蝴蝶页，吸引着读者的眼球，不禁让人生疑，这本刊物的办刊宗旨何在？
刚刚离开我们的巴金老人，他所主编的《收获》，这么多年来，无论文学潮流处于高涨阶段还是处于低迷状态，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价值立场，在其他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都少不了广告的前提下，《收获》拒绝一切广告。这样的纯粹，无法不让人肃然起敬。
《读者》不存在养不活自己的问题，如此大量的广告彩页，只能让人怀疑它是在谋财。那些花花绿绿的商业文化泡沫，除了能说明这个问题还能说明什么呢？而以1800部手机招徕读者，赚取订数，则有点近乎无耻。《读者》标榜自己的定位是不唯利，可是却在利诱读者。
也许，《读者》既然决心庸俗下去，就势必要将广告这种亚文化甚至可谓垃圾文化的东西充塞在自己的刊物里，这样看来，也就不值得我辈大惊小怪了。
《读者》杂志社主编彭长城曾在一次主题为《文化期刊·东方神韵》的论坛中谈到华人期刊如何走向世界，在世界的文化潮流中占领一席之地的问题。他觉得《读者》是五千年中华文化濡溉之下，创造了走向世界、占领世界市场、影响世界文化的大期刊、大品牌以及弘扬中华文化的刊物。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在经济大潮中未能坚守自己的价值立场，一味地迎合读者，迎合潮流的一本平庸的刊物。以这样的传媒而想担负起弘扬中国文化、影响世界文化的重任，我们认为，《读者》是不堪其重任的，彭长城此言可谓大言不惭，同时也近乎痴人说梦。
一本真正的刊物，是要能够引导读者而不能一味地迎合读者的。在这里，我又想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管什么读者！我引导读者！这句话，代表了那些坚定的具有价值引导意识的作家、报刊的文化定位。在我的眼里，《读者》缺失的恰恰是这种具有负责精神的价值文化定位。成为《读者》的读者，将是一种不幸，不幸而被一种流俗的文化品位所引导，从而始终无法使自己的文化意识、审美精神得到真正的养成。
《读者》未尝没有让感动，但是，我与很多《读者》的读者作过交流，读着那种非常浮泛的砺志性的平庸文章——我称之为“读者体”，也许会有刹那间的感动，但是，那阵小小的感动瞬息间随风而逝。真正的阅读可以改变一个人。这样看来，《读者》真的也只是一本可有可无打发无聊与空虚的刊物。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青年作家师永刚的《读者时代——一本杂志和她所影响的生活》是如何评说这本只需要一把剪刀和一瓶浆糊的杂志的。
他认为《读者》的成功是把杂志当人：“我们从来没有把《读者》当作48页（现在是64页）的印刷纸去对待，而是把她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培养。我们把《读者》人格化，努力使她有思想、有追求、有风骨、有情致、有志趣、有格调、有性格、有风韵，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幸福家园，她简直就是一位中国公民。”他进而认为，《读者》是人性的，是前进的，是平民化的。现在，我们是不是还能从这本杂志里读到这些高尚与情操呢？它又是如何在引导中国的读者甚至广大的中小学生呢？而《读者》的读者定位恰恰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
《读者》永远不能取代教育，也永远不会具教育精神。更可悲的是，在一天一天培植起商业性的时候，它的人性、平民性已经被挤压到了可怕的边缘地带。
还有，让人悲哀的是：在物质大潮的涌动之下，很多价值标准都倾斜了。我实在搞不懂，凭什么这样一本大杂烩的杂志，会连续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第二届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甚至在2000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001年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高”（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它真的具有高学术水平吗？
最近获悉《读者》杂志在推出《读者人文读本》中学生版后，将继续利用杂志的品牌效应，推出《读者人文读本》大学版，《读者》这是准备真正向学术水平抵达，还是利用其品牌的商业效应，继续从没有价值选择的平民那里赚取可观的人民币呢？
2004年，《读者》与新东方教育在线推出短信交流平台，进入互联网领域；该刊称，这是与联通、移动运营商合作，为跨媒体经营作的有益的尝试。然而，我们知道，这样的做法，是有效地套牢了手机用户，然后无止尽地偿付通讯费用。《读者》在商业化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在商业文化的泥潭里也已经无法自拔了。清醒的人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所以，当很多真正的刊物印数在可怜地挣扎的时候，不要为《读者》庆幸，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其实颇像王安石评价孟尝君之能得士，鸡鸣狗盗入其门，此士所以不至也。这种变换手法大肆敛财的刊物大行其道，无怪乎文学寂寞，文化凋零！